山东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迁徙政策、城市贫困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
姓名：石新国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西方经济学
指导教师：叶海云
20080518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文摘要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了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徙打工的现象．
由于认识到劳动力优化配置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中央政府逐渐对农村劳动力
的流动放松控制，然而19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量城市职工下岗后城
市政府开始实施很多歧视性的迁徙政策，目的是为了减少城市的失业和城市贫
困。近年来不断增加的迁徙打工者规模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表明歧视性的迁徙政
策不能挡住农民进城打工，也没有将贫困的农民工排出城市，甚至使一部分人比
农村时更贫困，使得城市的贫困问题更加尖锐。
本文从农村迁徙打工者的迁徙决策出发，证明进城打工和忍受甚至比家乡更
贫困的情况也不离开城市是打工者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的理性选择，从而证明歧视
性迁徙政策在抑制农村人口进城打工和减少城市贫困方面失效是必然的．为此，
本文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农村潜在迁徙者的个人特征与行为方式、他所
追求的目标、他面临的决策选项、他面临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和城市的制度
环境。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本文做出相应的假设并建立模型来分析潜在迁徙者
面临的选择、他的迁徙偏好、他找工作的选择与迁徙决策，并在模型分析的基础
上证明歧视性迁徙政策失效的必然性。我们建立了一个异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
徙的模型来研究这个现象。这个模型假设绝大部分进城的农民只能成为城市的流
动人口，在竞争的劳动市场上搜寻工作；城乡差别很大，农民务农的收入与在城
市打工的收入是异质的。我们证明了迁徙政策对农民的限制越大，他们向城市迁
徙的愿望越强烈；歧视性迁徙政策甚至会使一些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比在农村时
更贫困但不愿离开城市，沦为城市的贫困人口。这表明城市的歧视性迁徙政策不
但因阻碍了劳动力的优化配置而造成巨大的潜在产出损失，也造成了城市贫困的
加剧。政府和社会民众应充分认识到歧视性迁徙政策导致的效率损失和城市贫困
加剧的后果，让消除城乡分割政策、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真正成为共识。
关键词：市场经济制度；迁徙政策；城市贫困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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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middle 1 980s，China has been undergoing large scale rural-urban migration．On
realizing the enormous economic gains accompanying the reallocation of labor,the
central government gradually loosened the restrictions on rural-urban labor mobility．
However'after large number of city workers being laid off i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form started in the middle 1 990s，many discriminating migration
policies were imposed by local governments of cities in order to alleviate urban
unemployment and urban poverty．The ever increasing number of migratory workers
in recent years shows that the discriminating migration policies failed to hamper the
rural labor from migrating into cities for better life，although some of them leading a
life even poorer than their rural life without inclination to go back home，making the
urban poverty men worse．Through modeling the migratory workers’migration
decision process，this article proved that it is the migratory workers’rational choice
under current circumstances to migrate and stay in cities even facing discriminating
migration policies and severe poverty in cities．Hence,the failure of discriminating
migration policies in hampering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alleviating urban poverty is
a natural corollary．In order to do SO，we first piece together relming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migrants，the goals they are after in
migrating,the choices t11ey眦facing,the labor market they enter,and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the cities，on the basis of accumulated Iiteratures．After
collecting information,we make several assumptions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and set up a model to analyze the immigrants’choice,their migration preference，their
job searching processes and their migration decisions．Through analyzing the model，
we prove that the failure of discriminating migration policies in hampering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alleviating urban poverty is unavoidable．More precisely,
we develop a heterogeneous rural-urban migra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phenomenon．
The model assumes t11at most of immigrants from countryside Can only becom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ities，and search jobs in competitive labor force markets；the
Chinese rural-urban gap is very large,farming income is different from that earned in
cities．We show that the more severe migration policies，the stronger peasants’desires
for rural-urban migrations；discriminating migration policies oven make some floating
people from countryside poorer in cities than in countryside but have no desire for
leaving cities and sink to be poor urban people．
Key words：market economic institutions，migration policies，urban poverty
IV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
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
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
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
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丕纫f丑El 期：丝竺芏：!￡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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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拓者盘名：豳导师签名：kfJ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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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1、导论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是实现城市化的主要形式，城市化本身就是将人口从农
村生活环境转移到城市生活环境的过程(Henderson．2004)．随着一国经济的发
展，从事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的人口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就业。在生
产和销售上的聚集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促使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群聚
在城市里1，因此农业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也就意味着城市化．
同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一样，中国在改革开放
后也出现了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的现象，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徙到城市就业安居，
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4．5％左右提高到2004年的40％'--45％(赵忠，2004；
Henderson，2007)．然而中国1990．2004年的年平均城市化速度3．6％远低于其他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一般所经历的年均5-6％的城市化速度，尽管中
国这段时期的GDP年均增长率9．1％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时期的年均
GDP增长率：中国2004年的城市化水平也远低于同期人均实际收入与中国同一
水平国家的55％的平均水平(Henderson，2007)．有的研究者还发现近年来中国
经济虽然保持高速增长但城市化缺口(under-urbanization lag)却出现拉大的趋势
(Chang and Brada，2006)。
中国城市化缺口的存在和近年来的拉大都与中国实行的户籍制度和迁徙政
策有关(Chang and Brada，2006)。户籍制度的存在使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和他
们的家属不能得到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他们的迁移预期只能是暂时性的或
流动的(蔡叻、都阳、王美艳，2001)。城市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就业政策、
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迁徙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村人口
进城工作的成本，他们被迫只能在那些工资低廉、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的次
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labormarket)上寻找工作(郭继强，2005)，他们基本
上得不到社会保障，他们的子女在城市上学也很困难(宋洪远、黄华波、刘光明，
2006)，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和定居，使“移而不迁’’、循环
1参见阿瑟·奥沙利文(2003)对城市发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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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成为常态(杜鹰，2006)。
对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形成原因的主流解释是它是由我国建国初期推行重
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决定的内生制度的一部分(林毅夫、蔡防、李周，1999)．
也有研究者在对户籍制度建立的分析中强调了粮食短缺的因素(Wu，1994)。本
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城市里粮食等日用必需品供应紧张，城市的生产
与生活都很困难的事实出发，认为减少城市贫困也是户籍制度建立的重要原因。
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迁徙政策的变化也反映了城市贫困对迁徙政策松紧的
影响力。下岗失业问题严重、城市贫困现象增加的时候政府就会严格限制农村打
工者的流入，近年来城市失业现象一直较为严重，所以即使在中央政府三令五申
的情况下各劳动力净输入地城市的歧视性迁徙政策一直没有取消。
然而近年来城乡流动人口的规模的不断增长表明城市的歧视性迁徙政策并
没有起到抑制农村人口进城打工的作用。但歧视性迁徙政策加大了农村人口进城
打工的成本，使本来就收入不高的农村打工者更加贫困。但很多现象表明有相当
一部分农村打工者即使在城市遇到很多困难也不会彻底返回家乡(李强，2003)。
如果把这些农村打工者的贫困也纳入城市贫困的统计，则歧视性迁徙政策不但没
有减少城市贫困反而使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我
国城市中已初步形成了城市反贫困的行动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针对下岗失业人
员的“再就业工程一、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预防性反贫困制度、
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中心的社会救助体系、以及为贫困者提供教
育、住房、医疗和其他各种帮助方面的试点等。但我国城市反贫困的行动体系只
覆盖了城市的户籍人口。城市中最容易陷入贫困的农民工群体恰恰是在反贫困行
动体系之外的。
户籍制度和歧视性迁徙政策所带来的巨大效率损失以及收入差距拉大已经
被很多研究者注意到(Au and Henderson,2006；Whalley and Zhang，2007)，但它们
对城市贫困的影响还很少有人研究，尤其是把农村迁徙打工者考虑在内的城市贫
困问题更是如此。本文的研究将证明歧视性迁徙政策不能抑制农村人口进城打工
的愿望、反而将导致城市贫困更加严峻的现象是必然的，为帮助政策制定者和社
会公众进一步认清我国现行的迁徙政策在减少城市贫困和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
迁徙中的作用贡献一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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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文的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
本文从农村迁徙打工者的迁徙决策出发，证明进城打工和忍受甚至比家乡更
贫困的情况也不离开城市是打工者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的理性选择，从而证明歧视
性迁徙政策在抑制农村人口进城打工和减少城市贫困方面失效是必然的．为此，
本文需要弄清农村潜在迁徙者的个人特征与行为方式、他所追求的目标、他面临
的决策选项、他面临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和城市的制度环境。在这些信息的
基础上，本文做出相应的假设并建立模型来分析潜在迁徙者面临的选择、他的迁
徙偏好、他找工作的选择与迁徙决策，并在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证明歧视性迁徙政
策失效的必然性。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先在已有研究的基
础上总结出乡城人口迁徙的趋势、特征，迁徙者的个人特征与行为方式，影响迁
徙决策的因素，城市的迁徙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特点，以及城市贫困的情况等研究乏
的现实背景，再综述研究的理论背景；第三部分是模型分析，在第二部分的基础
上建立模型并分析迁徙者的行为选择；第四部分是结论，总结本文的分析结果并
指出需要做的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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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乡城人口迁徙现状
研究背景和文献综述
改革以来中国发生的大规模乡城人口迁徙引起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研
究和关注。来自社会科学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们都对人口迁徙做了大量研究，其
中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尤为突出。这些对人口迁徙的研究建立
在各种各样规模参差不齐的人口调查的基础之上。自从1989年出现农村入口大
规模向城市流动的“民工潮"以来，各种针对人口迁徙的调查也如雨后春笋般不
断涌现。下面我们将对一些建立在最新的调查基础上的研究进行综述，希望从中
得到一幅关于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的比较清晰完整的图像——迁徙的规模、
地域特征、时间长短，以及迁徙者的个人特征和影响迁徙决策的因素等。
2．1．1迁徙的规模
在讨论人口迁徙规模之前有必要对一些概念进行澄清。国内的很多研究都没
有给出搿人口(或劳动力)迁徙一、搿人口(或劳动力)流动"的清晰定义，一般
来说，“迁徙”(migration)一词意味着人们永久或至少超过一定时限的改变居住
地的行为，而“流动’’(mobility)则泛指一切形式的地域移动，尤其指较频繁的、
停留时间较短的居住地转移。迁徙行为的精确定义或许因不同分析的需要而不
同，但有两个条件是必须满足的：迁徙的时间维度必须足够长到包含完全的定居，
因此旅游和通勤(commuting movements)是排除在外的；迁徙的距离必须足够
长以致跨越了某种行政管理的边界。国际上通常把人们离开原住地到迁入地定居
超过六个月的行为看作迁徙。
在我国，由于有特殊的户籍制度的存在，关于人口迁徙界定的问题就更加复
杂。根据迁徙者是否在迁入地获得户口，人口迁徙被划分为“户口迁徙"和“人
口流动"。关于农村人口向城市“户口迁徙”或“永久移民”的研究并不多见(邓
曲恒、古斯塔夫森，2007)，邓曲恒等(2007)的研究发现农村居民通过接受较
好的教育、提干或参军等职业渠道以及土地征用、购买城市商品房、直接购买户
口等非职业渠道获得城市户口的人数大约为1．1亿。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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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关注农村人口向城市“非户口迁徙一的行为。下文中的迁徙入口除非特别指
明的都是指非户口迁徙人口。事实上，大多数农村人口到城市工作后并不能取得
城市户口，成为城市里的搿流动人口一2．不同职能部门、不同时期对流动人口
有不同的界定。比如，我国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规定户口不在本地而居住时间
H一年以上弦的为流动人口，居住时间达不到一年的为暂住人口，而第五次人口
普查规定的常住时间“半年以上一的为流动人口；公安部门则规定居住在某一地
区搿三日以上一r(公安部门要求流动人口办理暂住户口的时限)即为流动人口(鲍
常勇，2007)．对照国际惯例，第五次人口普查对流动人口的界定符合迁徙人口
的定义，所以我们以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准。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入口普查资料，我国流动人口(也就是迁徙人口)
总数达到14439万，其中乡城人口迁徙在总人口迁徙中的比例高达73％(蔡建明
等，2007)，也就是说乡城人口迁徙总数大约为10540万人。而根据国务院研究
室的最新报告，2004年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有1．2亿(转引自邓曲恒、古斯塔夫
森，2007)．虽然这个最新报告的统计口径未必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口径完
全一致，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的规模逐渐增大的趋势是必然的．根据国家计生
委人口发展目标，到2020年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4．5亿，城市化率达到57％，这
意味着将有8．2亿人口居住在城市。如果以2000年城市人口为基数，以5‰作为
城市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则到2020年城市本身自然增加的人口仅达到5亿左
右，那么还需要从乡村转移约3亿人口到城市中，这意味着2000"-'2020年间每
年需从农村转移1500万人口(蔡建明等，2007)．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的速度不
一定平稳，但总规模逐渐上升是肯定的。1978年以来的农村人口迁徙数量基本
上反映了这种趋势(见表1)。至于2004年春天开始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
等省区局部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有学者认为这是在对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
的条件下出现的相对的结构性短缺，缺工问题最为突出的是那些工资待遇低、劳
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蔡防、王美艳，2005)，也有研究指
出这些地区所短缺的实际是总体素质比较高、技术熟练或有一定经验的技能型劳
动力，而缺乏技能或低素质的普通工人并不缺乏(宋晶，2005)。从上面提到的
2很多文献中将迁徙人口称为流动人口，将迁徙人1：3进城工作称为在城市“流动”，将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工
作的人称为“农民工”．“农民”这个称呼是带有身份歧视色彩的，本文引用时一般将其改为“迁徙人口”，
。迁徙打工者”，但有时为了表达方便本文也使用这种称呼，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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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达1．2亿也可以看出“民工荒”并非是迁徙规模下降
引起的。
表1中国的农村人口、劳动力数量和移民数量(单位：千人)
农村人口占
农村劳动力乡镇企业雇
年份农村人口全国人口百乡村移民
分比(％)
数量用人数
1978 790140 82．08 306380 28270
1980 795650 80．6l 318357 30000
1985 807570 76．29 37065l 69790
1989 8875
1990 841380 73．59 420095 92650
1991 846200 73．06 430925 96090
1992 849960 72．54 438016 106250 13785
1993 853440 72．01 442557 123450
1994 856810 71．49 446541 120170 22961
1995 859470 70．96 450418 128620 2．4488
1996 850850 69．52 452880 135080 25190
1997 841770 68．09 459617 130500 24763
1998 831530 66．65 464323 125370 26666
1999 820380 65．22 468965 127040
2000 808370 63．78 479621 128200
2001 795630 62．34 482289 130860
资料来源：赵忠(2004)，表1．
2．1．2迁徙的地域特征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就地吸收了大量农
． 村剩余劳动力：再加上政府对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病"
的恐惧，“离土不离乡”曾经被奉为独特的中国城市化模式(蔡畴、都阳，2004)。
然而随着市场竞争激烈化和乡镇企业资本密集程度提高，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
能力到1990年代逐渐缩小，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出现
了从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到东部发达地区、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徙。
1990年以来，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
东部地区流动。同时要素市场发育及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越来越
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东部地区不仅对外开放时间早，而且市场发育迅速，较高的
市场化水平不断消除了劳动力等要素在地区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以至成为劳动
力流动的主要吸纳地区。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反过来也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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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改善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蔡防、王德文，2003)。表2显示了人口迁
徙空间分布状况的长期变化。
表2全部迁徙人口的地区分布％
注：(1)从统计口径上看，1987年迁徙数据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镇和县之
间的迁徙人口l 1990年迁徙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1年以上的市、县之间的迁徙人口；1995
年迁徙数量包括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市、区、县之间的迁徙人口l 2000年迁徙数量包括
迁入时间在半年以上的乡、镇、街道之间的迁徙人口．(2)全部迁徙人口包括地区内部和地
区之间的人口迁徙，不同年份在迁徙时问规定和迁徙范围上的差别对地区之间分布会带来一
定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比较不同年份之间迁徙流向的变化．
资料来源：蔡畴、王德文(2003)，表1．
1987""2000年人口迁徙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地区内部迁徙(其中主要是省内
迁徙)比例始终高于地区间的迁徙比例。但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迁徙比例则随
着时间不断发生变化。东部地区内部迁徙比例提高，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的
比例下降。而中西部正好与此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迁徙比例趋于下降，中
部向西部、西部向中部的迁徙比例也在下降，而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入比例不断
上升(蔡畴、王德文，2003)．
第五次入口普查的数据反映了较近时期的人口迁徙空间分布。根据2000年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估计，在1995年11月1日至普查时点的2000年11月1日
期间，我国迁徙人口从3409万增加到14439万，其中跨省人口迁徙从1100万
增加到4241万，数量增加了3．86倍(蔡建明等，2007)。利用对人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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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表l‰抽样数据估算，在全部迁徙人口中，县内迁徙占43．7％，地级市和地区
内迁徙占57．3％，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内迁徙占73．6％，如果按三类地区划分，
地区内迁徙占全部迁徙的80％。在跨省迁徙中，74．9％流入东部省份(蔡叻、都
阳，2004)。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跨省迁徙人口规
模达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跨省迁徙人口增加538万人．当
我们描述跨省迁徙的流向时，其主要以东部地区为迁徙目的地的倾向更加明显。
2000年，东部地区跨省迁徙近65％集中在东部其他各省(市)，中部地区跨省迁
徙超过84％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跨省迁徙超过68％集中在东部地区。由
于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跨省、跨地区的长距离迁徙人口规
模还将持续增加。有研究指出，从2001年到2020年间我国跨省户籍人口迁徙总
量将达到7300万左右，按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比例计算，则跨省常住迁
徙人口的累计量将达到2．2亿左右。年均约为1100万，如果未来国家迁徙政策
更为灵活，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更高，跨省人口迁徙的壁垒逐步取消，则这一
数字还会有所提高(蔡建明等，2007)。
鲍常勇(2007)通过对我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的分布特征进行
分析指出，我国的流动人口迁徙多向大城市集中，而且是多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
市集中。根据{200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给定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市辖区
户籍人口达到200万人以上的为超大城市，100"-'200万人的为特大城市，50"-"
100万人的为大城市，20"'50万人的为中等城市，20万人以下的为小城市。2003
年，在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全部4975．49万流动人口中，超大城市中有2560．21万
人，占51．46％，特大城市中有1746．08万人，占35．09％，大城市中有529．16
万人，占lO．“％，中等和小城市中有140．04万人，占2．8l％。表3给出了2003
年我国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数和比例。
表3 2003年我国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数和比例万人、％
占全部流流动人口
城市规模城市个数总人口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动人口比占总人口
重数的比例
200万及以上32 15730．05 13169．84 2560．2l 51．46 16．28
100万----200万72 11865．14 101 19．06 1746．08 35．09 14．72
50万～100万lll 8550．5 8021．34 529．16 10．64 6．19
50万以下7l 2659．56 2519．52 140．04 2．8l 5．27
合计286 38805．25 33829．76 4975．49 100．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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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鲍常勇(2007)，表7．表中数据来自(200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该年鉴将
流动人口界定为在城市暂住一个月以上的外来人口．
从表3数据可以看出，每两个流动人口中就有一个是流向了超大城市；有近
90％的流动人口的流向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只有不到3％的流动人口流向了
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如果从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不同规模城市
也有明显的差异，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比例为16．28％，特大城市的为14．72％，
大城市的为6．19％，中小城市的为5．27％．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比
例明显高于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鲍常勇j 2007)．
鲍常勇(2007)也指出我国近80％的流动人口选择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
城市，选择中部和西部城市的比例基本相同，都在10％左右。在各地域内部，流
动人口的分布特征与全国情况基本相同，即大部分集中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在广东、福建、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一些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
30％，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最高的东莞市2003年户籍人口数为158．96
万人，而流动人口数达440．45万人，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73．48％，其次是
深圳和温州，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72．92％和50．37％．这说明
在一些城市户口以及相关的福利保障已经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2．1．3迁徙人口在城市的居住时间长短、定居意愿与回流现象
≮
由于全国性数据难以获得，对迁徙人口在城市居留时间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局
部迁徙人口调查的基础之上。迁徙人口的组成人员非常庞杂，不同时间、地点所
作的调查结果不一定具有可比性，但从这些调查研究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共
同的现象：农村迁徙人口在外打工时间都很长，在迁入地停留时间平均在半年以
上，越来越多的迁徙人口倾向于在城市定居，因各种原因被迫回流到家乡的迁徙
者大部分还会再去城市找工作。
翟振武等(2007)的调查研究发现迁徙人口在京停留时间较长，很多迁徙者
已成为事实上的北京人。迁徙人口平均在京居住时间长达4．8年。尽管迁徙人口
以最近2年来京的居多(占44．5％)，但同时也可看到，在京时间超过5年者达
到38．8％。在京居留时间为5"-'9年的迁徙人口占25．3％，居住10年以上者占
13．5％。
Zhao(2002)利用农业部1999年对河北、山西、安徽、湖南、四川和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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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的调查资料研究发现，每位农村外出打王者平均在外工作4l。7个月也就是
曼年半，并且有20％的外出打工者在外工作达五年以上。移民还经常往返于迁出
她与迁入地之闻(Hare，1999)。牡鹰(2006)也指出了移民“移而不迁’’的特
征。他在四川、安徽进行的调查发现，有28．3％的农户有十年以上的外出打工史，
有53．7％的农户有五年以上的乡}出打工史。他们如此春去冬来、年复一年的往返
流动不止j使“移丽不迁’’成了一种常态：牡鹰利用四川、安徽两省2820个样
本户的资料研究发现，四川省外出劳动力平均在外时间，1994年为8．12个月，
1995年为8．51个月；安徽省则分别为6．48个月和7．19个月，均在半年以上。他
还从两省在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有代表性的12个村的外出打工调查资料中
发现外出十个月以上的村民占全部外如村民的53．8％，如果视外出十个月以上者
为常年外出，这意味着常年外出者占全部外出入口的一半以上。杜鹰所调查的四
川、安徽两省外出劳动力中趣省打王者的比例分别达到78。2％和91．3％，较远的
迁徙距离或许是打工者在外停留时间的较长的原因之一．
李强(2003)也发现外如打工者工作的城市与其家乡的远近对他们的去留是
有影响的，两者为负相关关系。李强指出，学界过去关于流动距离的研究，多是
集中于距离对流动的阻碍方面，即认为距离越远阻碍越大。但是，李强利用调查
数据却证明了两个不同的结论：更多的农村迁徙打工者倾向于长距离流动；越是
长距离流动的越不愿意回家乡。中国区域间经济差异很大，距离越远往往经济差
异也越大，因此，巨大的反差造成流动入口的定居决策。此外，李强认为迁徙者
在做出去翳决策时也有一个“边际效益心理’’问题，外出距离越远，付出成本越
高，越希望迁徙带来更大的利益。
李强(2003)还发现在迁入地已停留的时间对迂徙者的去留决策也有影响。
他在北京的调查显示，来北京时间越长的人，门路越宽广，越能适应北京的环境，
扎根越稳，越不倾向予回去。同样，判断自己在工作岚位或在竞争孛能够褥到提
升的人，有较强成功感的人，也更倾向于在迁入地定居。
不同时阀、对不同迁徒人群的定居意愿所做调查的结果是不一致的。劳动部
1995年对农村迁徙劳动力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农村迁徙者不愿意永久居留在
城市(Zhao，1999a)。Zhao(1999a)对1995年醒川省农村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指
出，农村劳动力宁愿选择在家乡能找到的报酬较低的工作，也不愿迁徙到城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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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作。刘精明(2003)在北京市丰台区(迁徙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进行的一
次调查也表明有六成以上的农民工对未来的打算是回到家乡去。李路路(2003)
的调查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她根据1998年底在北京、无锡、珠海进行的
大规模问卷调查指出，大约50％的移民表示他们想长期定居在目前的居住地，只
有不到10％的农村迁徙人口表示想在将来返回农村。李路路(2003)据此断言没
有证据表明农村迁徙人口视自己为城市中的暂时居住者，是为了积累储蓄后返回
农村。李路路1(2003)还指出在北京的农村迁徙人口有超过·半(52％)的人声
称即使他们能够在乡镇企业获得一个工作，他们也不愿意工作生活在农村．
Zhao(2002)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矛盾。一方面，很多农村移民在城市已经工
作生活了几年时间，另一方面，却有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农村迁徙劳动力不愿意永
。久居留在城市。她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农村移民在城市没有合法的永久居留权。在
这种情况下，移民随时准备在迁入地政府驱赶的时候离开城市，但如果环境允许
他们是愿意在城市一直居留下去的。，
有的研究者试图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来检验农村迁徙者的迁徙决策是暂时的
还是永久的．Zhao(1999b)根据持久收入假说构建了一个有外出打工者的家庭
消费模型来检验外出打工者的迁徙决策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打工者的迁徙
决策是永久的，则迁徙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应该较高。迁徙收入定义为移民得到
的收入减去他们在城市的消费，这样迁徙收入可供留在农村的家庭成员消费，也
可供移民回到农村期间消费。在控制家庭特征后的回归结果表明，迁徙收入对移
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很小，迁徙所得的收入是暂时性的，因此迁徙的决策很大程度
上是暂时性的。笔者认为赵耀辉(Zhao，1999b)的结果更可能反映了农村迁徙
者在城市没有合法居留权的情况下工作收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并不能说
明农村迁徙者不想在城市永久定居下去。迁徙决策的暂时性可能是农村迁徙者面
临城市的歧视性迁徙政策时的无奈之举。’
另一个对定居意愿不同调查结果的可能解释是移民间存在“代沟"。有的研
究者在对农村迁徙人口的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年轻的农村迁徙者跟年纪大的迁
徙者不论在观念上还是在行为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并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
人口’’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他们是年龄在25岁以下、
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奠—■■一IIII III II|II il !!m IIIlllq■■■—嘲—簟曩皇一
社会阅历上有很大的不同；另一层含义就是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因为
他们毕竟不是第一代农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出生和长大的(王春光，2003)。
新生代农村流动入口与第一代农村入口相比对乡土的感情和联系较少，更倾向于
在迁入地定居(韩长赋，2006)．周大鸣(2003)也观察到了农村老年人和外堪
的年轻人之间存在着深深的甜代沟一，曾经影响着千千万万农民的乡土情结如今
在年轻人身上已经不复存在，譬在家种地最没出息一成了年轻入的共识。回到家
乡对许多外出务工青年来说只是寻求最后生存保障的不褥已的选择。韩长赋
(2006)指堪，虽然农村迁徙者群体仍会以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为主，但在城市
定居的农村迁徙者将逐渐增多． ，
关于在城市的定居，Roberts(2006)认为唯一的证据来自于连续的城市流
动人口调查，通过这样的调查可以进行停留时间的比较。在1988年和1993年之
闻，上海流动入口的停留时阅相对稳定，69％"--71％的人停留不到一年。但停留
时阆短于一年的农树迁徙劳动力的比例从1993年的73％下降到1997年的5l％，
同时，那些停留l～5年的迁徙人口比例从24％增加到39％，停留5年以上的迁
徙人口比例从4％增加到lO％。居住时间变长表明相当比例的迂徙人改在上海定
居了。笔者认为近年来一些大城市不断增加的常住人韶数量也能反映如迁徙入瑟
在城市定居的现象，据报道，从2001年到200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指实际经常
羼住在某地区半年以上的人弱)增加了一酉六十六万，2005年全市常住人口已
经超过1530万，而2007年这一数字又增加到1633万，。这七年中增加的近270
万人肯定有相当比例已经在北京定屠了。
与一部分移民实现了在城市定居相对应，也有一部分移民从城市回到农村后
长时间不再外出，形成了迁徙入口的拓回流静现象。自南生等人(2003)通过对
安徽和瞪川两省的调查资料磅究发现，回流人数占外出或曾外出入数的28。5％。
Hare(1999)利用1995年的调查资料研究发现在河南省的～个县中，外出人口
回流的很少。Zhao(2002)利用农业部1999年对河北、山西、安徽、湖南、四
川和浙江六省的调查资料研究发现，到1998年底，所有外出打工者或曾有外出
打工经历的入中有38．4％回流到农村。回流人口虽然只占迁徙入口的一小部分，
3 2005年的数据见鞭浪网2006年1月15目的报道《王蛟出：北衮力争2010年常佳人潞控制在1600万≯
news．sina．com．cn／c／2006-01．15／13137989169s，shtml：2007年的数据来自新华阏2008年2月1日的撮道‘中
国太城市歼始以本地“常住入口”统计入均GDP》n唧s．xinhuanet．corn／fortune／2008-02／01／content_7539667．hun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当时j匕京市长的常住人口五年内控制H标在两年后就被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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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但其规模也不容忽视。
造成农村迁徙到城市的人口回流到家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Zhao(2002)研
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年龄、婚姻状况等都是影响回流决策的重要因素。在控制其
他因素的条件下，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已婚且配偶从未迁徙过的外出劳
动力更倾向于回流到家乡。Hare(1999)的研究发现，在迁徙目的地的“失败"
并不是迁徙者返回家乡的决定性原因。因家庭原因被迫回流是回流者中最多的回
流理由。白南生等人(2003)在调查中发现，80％的回流劳动力提到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回流原因，迁徙劳动力在做出回流决策时的考虑往往不是单因素的．
1990年代中期有些研究和报道对农村迁徙人口回流的现象做出了非常乐观
积极的评价，认为“民工潮一之后将出现迁徙者回流“创业潮"(白南生、何宇
鹏，2003)．一些研究表明，回流劳动力并非如想象的那样在城市生活和非农就
业中积累了资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技能和见识，也增加了某些方面的工作经
验，他们返回家乡后具有较强的创业能力。Zhao(2002)发现将近有一半的回流
者又完全从事农业，在控制了个人、家庭以及社区特征后，回流的劳动力从事农
业的可能性并不比未迁徙的劳动力小。白南生等人(2003)的研究发现，以回乡
投资为目的的回流只占2．5％，大多数回流者在回到家乡后仍在传统的从业结构
中就业。
’
由于有过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经历，回流者比从未外出者更倾向于外出就业。
白南生等人(2003)的研究发现回流劳动力中有一半以上(52．8％)近两年可能
再次外出就业，而从未外出者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22．4％)表示近两年可
能选择外出就业。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98年在安徽和四川的调查发现，
因没有在城市的合法居留权而被迫离开某一城市的迁徙打工者往往会去其他城
市谋生，回家只是作为两次迁徙旅程之间的中转站(Zhao，2002)。李强(2003)
认为，对于中国农村迁徙打工者来说，被户籍制度锁定的生活目标是年轻时在城
里挣钱，年纪大时才回到农村。因此，他们在年轻时遇到再大的阻碍因素，也不
会彻底返回到农村。他还指出，一般理论认为农村迁徙人o#l-出是为了经济利益，
但他的调查发现即使在失去工作，没有经济利益的时候，绝大部分农村迁徙者仍
然不回家乡，甚至遇到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的时候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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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农树迁徙者的个人特征与就业情况
许多研究都发现，囱城市迂徙的农村劳动力以青壮年力主，男性多于女性，
这是和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一致的。蔡防、都阳、王美艳(2003)根据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计算了迁徙劳动力的年龄和性别构成，结果显示，
16,-．-35岁的年轻劳动力占全部迂徙入口的嚣分之三，其中尤其】以16--,-,25岁年龄
，
组为多，占到全部迁徙人口的将近一半。迁徙劳动力中男性比例为52％，稍稍高
于女性比例。然而若根据出发地的微观调查资料则可以发现男性外出比例要高出
女性很多。翟振武等(2∞7)根据对北京市迁徙人霹的调查得爨7与此耜似的结
果，他们还通过对最近十年来的调查数据对比指出北京市迁徙人口的男女性别比
例有下降的趋势，这表明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迁徙队伍中来。翟振武等
(2007)还指出北京市迂徙人磷中j毛童的比例明显提高，已婚的迁徙者占全部迁
‘
徙人目的四分之三强，已婚迁徙人口中有四分之三是夫妻同时在京，作者据此声
称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十分明显，夹妻二人同时在京流动或夫妇携子女
在京流动已成为当前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特点。然而唐家龙等人(2∞7)使用
第五次人口普查0．95％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却表踞已婚人墨迂徙率较低，单身者
迁徙率较高。Zhao(1999a)的研究也发现单身者比已婚者更有可能迁徙。
从受教育程度看，正如在许多国家都观察到的那样，与未迂徙的同类入相比，
迁徙者的受教育程度一般较高(蔡畴、都阳、王美镗，2003)。蔡防等人认为这
是迁徙选择性的结果。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有较强的改变现状的愿望，
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比较敏感，从迁徙中能获得的收益也更大，同时也更有可能
克服跨地区、跨部门迂徙中遇到的困难和制度障碍。许多研究者的调查结果与此
一致。简新华等(2007)在武汉、广州、深圳、东莞和湖北省、河南省等部分农
树调查发现农村迁徙人口具有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占80％，而且在对“阻碍你
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的回答中，16，4％的农村迂徙者认为g文化程度太低’’是
最主要的障碍，这在所有选项中是最高的。实际上，接受调查的农村迁徙者的平
均受教育年数为8．7年，高于全国总入口平均受教育水平(7．8年)，更大大高于全
国农村人口的平均水平(6．8年)。翟振武等(2007)对北京索迁徙人墨的调查发
现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为9．1年，也说明了迁徙者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
农村迁徙者在城市就业的行业分布比较集中。根据第五次全国入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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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结果看，农村迁徙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与餐
饮业、建筑业和社会服务业。在这四个行业就业的农村迁徙劳动力占所有在城市
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90％以上(蔡叻、都阳、王美艳，2003)．最新的调查也发
现了与此相似的结果(简新华等，2007：翟振武等，2007)．总之，农村迁徙劳
动力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处于较低端，主要从事一些简单劳动。造成这种现象
的部分原因是农村迁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无
疑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详见，2．2迁徙政策的演变与现状一一节)．
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分割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个方面。非正
规部门(the informal sector)概念首先由国际劳工组织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
出，并被界定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那些低收入、无组织、无结构的生产规模
很小的生产或服务单位"。有的研究者根据中国国情将其界定为投资规模小，生
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以个体或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部门，如保姆、木匠、
小贩、个体出租司机和搬运工人等(刘文，2004)．根据刘文(2004)的估计，
农村迁徙劳动力就业于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比例为40％"-60％．
农村迁徙劳动力在城市找工作的途径也受到了很多研究的关注．在这方面，
研究者一个共同的发现是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在劳动力外出方面所起的作
用。有的研究发现，与国外或城市移民不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决策更多的
是建立在特定信息的基础上的，社会网络在潜在外出者获得特定就业信息方面有
更为重要的作用(张照新、宋洪远，2002)。简新华等(2007)的调查结果与此
一致。他们发现75．6％的农村迁徙者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没有使用过政府组织和职
业介绍机构，85．4％的农村迁徙打工者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
乡等个人关系，82．3％的农村迁徙打工者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依靠亲朋好
友等个人关系，只有4．2％的农村迁徙打工者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职
业介绍机构和政府组织。但是也有研究者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了另外的信息。翟
振武等(2007)对北京市迁徙人口的调查研究结果虽然也显示了社会网络的重要
性，迁徙人口中通过亲戚、朋友、老乡介绍来京的占53．7％，但也有37．1％的迁
徙者是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介绍就来京打工的。吴要武(2002)指出人力资本水平
高的迁徙者因为有更高的预期收入，他们愿意在缺少帮助的情况下迁徙到目的
地；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劳动者，预期收入低于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劳动者，愿意等
15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待社会关系的帮助。
简新华等人(2007)的研究还发现，虽然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亲戚、熟人
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比不使用个人关系能够更快地找到工作，但是通过政府组织、
职业介绍机构、报纸电视等媒体以及人才市场等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
作的农村迁徙打工者的平均工资要高于通过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和街上张贴的
招工广告等非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村迁徙打工者的平均工资。
有研究发现与通过官方组织的介绍获得就业机会相比，通过家庭成员或亲戚介绍
工作外出成本提高2．5％；而通过朋友、同乡、或者从中介获取信息外出，外出
成本要增加4％(张照新、宋洪远，2002)。这表明官方组织能够在农村迁徙者寻
找工作的过程中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政府在这方面的服务严重短缺。
蔡畴(1997)通过调查对农村迁徙者找工作的过程做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
迁徙者的头脑里事先对迁徙出去已经有了一个靠保留工资"标准，即愿意接受的
工资水平。而且，这个保留工资是有所依据和可行的。蔡防在济南市对1504名
农村迁徙打工者的抽样调查表明，迁徙者在迁出之前都有一个对迁徙的预期收
．入，而且事后的结果表明，这个预期水平都未超过实际可能获得的工资水平。
蔡防(1997)特别指出迁徙者寻找工作的过程并不等于流动过程。在迁徙出
去之前．迁徙者身在家乡同样可以开始他的寻职过程。按照自己心中的保留工资
’ 标准，迁徙者对他通过各种渠道得知的工作机会信息进行比较权衡。通过一系列
努力，当这个潜在迁徙者发现了能够获得超过他头脑里的保留工资水平的工作
时，一般来说他就会接受这个机会。至此，第一次寻找工作的过程就结束了。蔡
．叻在调查中发现，来自本省的迁徙者中74％是在迁徙前已经找到了工作，来自外
省的迁徙者在迁徙前找到工作的比例也达30％以上。而把迁徙前已经找好工作的
与迁徙后1个月之内找到工作的加起来，占全部迁徙者的95％以上。
然而迁徙到城市、找到第一份工作也不意味着迁徙者就此安定下来。有研究
发现农村迁徙者在城市换工作的比例比城市职工高很多，50％以上的农村迁徙者
换过工作(张照新、宋洪远，2002)。蔡防(1997)指出迁徙者接受的第一份工
作通常是收入较低的，因为一般来说，当一个迁徙者遇到第一个与心目中的保留
工资相吻合的就业机会时，他会接受这个机会。大部分迁移者是依靠亲戚、朋友
的帮助，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找到工作的，这样他们就放弃了许多高于他们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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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的工作的可能性。一旦迁移者在第一个工作岗位上停留下来，他就会结交一
些打工的朋友，认识一些城里人，他的社会关系网络就随之扩大了，于是，对于
原先的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相应降低。同时，第一份工作的收入增强了他承受转
移成本的能力，在城市的工作生活也提高了他在信息获取方面的能力．这些都有
助于他找到更好的工作。针对农村劳动力在外地的非农产业交换(包括经常变换)
务工地域或者企业(职业)的现象，有的研究者提出了搿二次流动一或“交换工
作流动一的概念(梁雄军、林云、’邵丹萍，．2007)．‘总之，．对大部分迁徙者而言，
无论他进城时有没有找到第一份工作，城市生活对他都是不稳定的．
2．1．5影响迁徙决策的因素
从农村到城镇迁移的原动力，经常被归结为两类：“推力"因素和“拉力一
因素(push and pull factors)．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常被看作是主要的推力因素，
Todaro(1969)以及Harris和Todaro(1970)提出农村和城镇之间期望工资的差
距是主要的拉力因素(赵忠，2004)．
赵忠(2004)对关于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迁徙决策的因素的研究做了很好的
综述。他指出，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城乡迁移背后的推动力量
这一点是经济学家的共识。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是迁移决策中的重要变量。关
于过剩劳动力和城乡收入差距对迁徙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都得出了与预期一致
的结果。在关于过剩劳动力对城乡迁移的影响的研究中经常把人均(或者户均)
耕地看作过剩劳动力的代理变量，很多研究表明人均耕地面积对迁徙决策有显著
的影响。关于收入差距对迁徙决策影响的研究的结果与Harris．Todaro两部门模
型一致，Zhu(2002)的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是影响迁徙决策的最重要的正向因素。
李强(2003)调查发现除了城乡收入差距之外城市更多的发展机会也是影响
迁徙者进城决策的重要因素。调查中选“外出见世面’’、“农村缺乏更好的发展机
会’’作为外出理由的迁徙者甚至多于选“城市收入高"的迁徙者。王春光(2003)
对新生代农村外出打工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初次外出打工的原因很多人选择“一
直念书，不懂农活"；在外务工经商的时间越长，他们外出的动因越倾向于“习
惯外出生活”和“羡慕城市现代生活"。
赵忠(2004)所综述的关于迁徙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微观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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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分析，很少有基于家庭的分析。近年来也有基于Stark等人创立的“新迁
徙经济学”的以家庭为分析对象的迁徙决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Stark和Taylor
(1991)用家庭相对经济地位变化来解释迁徙问题，以弥补Todaro“期望收入差
距理论挣的不足，在农村入口向城市迁徙的语境下来说，即人们迁徙不仅是因为
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动，而且还受到农村户与户之间收入相对差距的影响，也
就是说那些感到自家在村里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的农户愿意加入迁徙打工的行
列去挣得更高的收入，以改善自家在参照系(这里是村庄)里的相对经济地位。
蔡畴、都阳(2003)使用2000年在中国西部地区4个贫困县所做的农户调查资
料对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在迁徙决策中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相对经济
地位下降对农户做出迁徙决策的影响是显著的．洪小良(2007)的实证研究也发
现，在经典人口迁徙理论(即Todaro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家庭相对经济地位变
化的因素后明显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也就是说，以新迁徙理论为依据的家庭因
素变量对农村家庭的迁徙行为有独立的解释能力。然而，新迁徙经济学的理论只
是对Todaro收入差距理论的补充，感到相对经济地位下降的农户外出打工提高
收入的前提还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而且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对迁徙决策的影响
程度也是难以衡量的，所以本文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家所公认的经典迁徙理论之
上，不考虑家庭相对经济地位变化的因素。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见
表4)，城市对农村迁徙者的吸引力是持久的。
然而无论是经典迁徙理论还是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其理论成立的基本假定都
是理性行为人可以在自由劳动力市场中自由决定其行动。中国的情况却远非如
此。尽管目前中国的城乡壁垒正在松动，但农村迁徙人口目前所面对的还是与城
市劳动力相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及附着在其上的“偏向于城里人"
的各种福利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壁垒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各种基于自由理性行
为人的理论模型的解释能力(洪小良，2007)40下面我们就来看导致城乡分割
的制度壁垒和迁徙政策的演变过程与现状。
4洪小良(2007)指出他的一些研究结果(如女性比男性，文化程度较低者比文化程度较高者，迁入时间较短者
比迁入时间较长者，往原籍汇款较少者比较多者，带动家庭人口迁移的可能性更大)，是很难用经典人口迁徙
理论和新迁徙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表4城镇收入与农村收入的比率
年份当年价1978年不变价
1978 2．57 2．57
1979 2．42 2．43
1980 2．50 2．35
1981 2．24 2．04
1982 1．98 1．19
1983 1．85 1．65
1984 1．86 1．63
1985 1．86 1．53
1986 2．12 1．69
1987 2．17 1．65
1988 2．17 1．5l
1989 2．29 1．54
1990 2．20 I．64
1991 2．40。1．72
1992 2．58 1．78
1993 2．80 1．89
1994 2．86 1．95
1995 2．7l 1．94
1996 2．5l 1．85
1997 2．47 1．83
1998 2．5l 1．86
1999 2．65 1．96
2000 2．79 2．04
2001 2．90
2002 3．1l
2003 3．23
2004 3．2l
2005 3．22
2006 3．28
资料来源：现价比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7》和赵忠(2004)表4，1978年不
变价比率来自蔡叻、都阳(2003)表4。
2．2迁徙政策的演变与现状
在所有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中，尚未根本改革的户籍制度是最为基本的制
度约束，是妨碍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制度根源和义理性所在。首先，户籍制度
的存在使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属不能得到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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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II—置皇量■皇曹置量|■舅|薯●■—皇■—■—■■—|葛鼍—|量量量鲁量量量量■—毫量皇曼量■■●—■——■—■量量●■—量置量——●■■■——■_
他们的迁移预期只能是暂时性的或流动的。其次，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
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户籍制度，并通过是否具有
本地户口而实施。第三，虽然城市偏向政策的许多方面都已经或正在进行改革，
但只要户籍制度存在，就存在着政策反复的可能性(蔡防等，2001)．．
中国户籍制度建立的初衷并非为了控制人口迁徙?。户籍制度最初于1951年
在城市建立，然后在1955年扩展到农村。建立户籍制度之初，它主要作为一个
人口迁徙的监察机制，而非控制机制(陈金永，2006)。事实上，在20世纪50
年代初，人口流动和迁徙是不受行政限制的，农村人口可以自由迁入城市。1950
年到1957年城市入口的增长总量中由农村向城市迁徙的人口数量占到60．8％，
与当时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大体相当(杜鹰，2006)。然而，随着农业集体化，
迁徙进城的农民不断增加，开始给城市造成严重的负担，中央政府采取了特殊的
措施试图阻止农村劳动力的“盲目流动"，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时间，国家
连续颁发了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1958年1月，中国政府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
与“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的户籍，并对农村农业户口居民迁入城市采取严格限
制措旅，最终形成了几乎延续至今、阻碍人口迁徙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框架。
对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形成原因的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解释是它是由我国建
国初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决定的内生制度的一部分(林毅夫、蔡叻、李
周，1999)。在农业经济为主和缺乏资本的情况下，为了资助工业部门扩张，政
府采取了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搿不等价交换一；同时，政府承担着给所有
城市居民在城市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提供工作和福利的责任，而重工业的资本密
集程度高，劳动吸纳能力较弱。因而，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意味着牺牲掉大
量的就业机会。因此，国家要针对就业问题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为了进一步控
制劳动力从农村流出，同时保障城市居民充分就业以及其他福利的不外溢，户籍
制度应运而生。
本文认为还有一种解释也应该受到重视。Wu(1994)在对户籍制度建立的
分析中强调了粮食短缺的因素。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城市里粮食等日用必
需品供应紧张，城市的生产与生活都很困难，政府承担着为城市居民提供工作和
5陈金永(2006)对户籍制度的建立、内容，改革及演变过程做了详细阐述．
20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供应粮食等必需品的责任，这种情况下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只会加剧城市的贫
困，而把他们限制在农村却有望增加粮食的生产，因此就产生了对人口迁徙的限
制政策和户籍制度。
在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一起全方位控制了
城乡迁徙．通过户口制度，政府在城镇分配工作和住房、配给食品和其他生活必
需品。这样的政策下，一个没有当地户口的人几乎不可能在城镇地区生活下去．
迁徙控制非常有效(赵忠，2004)．宋洪远等人(2006)将1979年之后的迁徙政
策演变划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79年至1983年，在这一时期，政府依
然禁止迁徙行为，主要原因是国内食品供给仍然不足，尤其是农副产品供应量远
不能满足劳动力流动的需要；而且由于知青大批返城加大了城镇原本就存在的就
业压力。第二个时期是1984年至1988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在自理口粮的基础
上进入城镇，实行了30年的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就业管理制度开始松动．国家
这一时期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一是农村改革促
进了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长，基本上满足了农民进城就业所需的食品供应；二
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新增了大量需要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三是
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改革，部分消除了农民自主流动的体制
性障碍．第三个时期是1989年至1991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移民并
不是一个很突出的社会现象，因此也没有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但在1989年春
节期间，出现了大批农村移民——“民工潮"一词也由此而来。当年的“民工潮’’
之后，政府感觉到有必要对迁移进行干预和限制．第四个时期是1992年至2000
年，在这一时期，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城乡迁移。但在1995年之后，很多城
市出现了大量下岗工人，严重的就业问题使得城市地方政府加强了对迁徙的控
制。宋洪远等人把2000年以后单独划为第五个时期，他们认为从2000年下半年
开始，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政策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这些变化表
明，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在改革城乡分割体制，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方面
已开始迈出实质性步伐，也必将要求地方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发生相应的变化和调
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然而宋洪远等人(2006)也指出中央的改革城乡分割的政策并没有得到贯彻
执行。一些地方仍在收取一定数量的城镇增容费，不但没有逐步放宽户籍管理，
2l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II I—————————— I——量■■■■—■——●—■皇罾———■■——■—■—●
仍在从严控制外来农村人口的农转非和外地来城镇务工人口的迁入。降低进入小
城镇的门槛，绝大多数地区也都只是针对当地的农民的，而大量的跨省流动的打
工者仍然不能得到城镇户口。
发布时间颁发单位文件名称政策要点
2001年全国人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
3月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改革城镇户籍制度，
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取消对农村
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农
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有序流
动。⋯⋯坚持城乡统筹的改革方向，推动城
乡劳动力市场逐步一体化。
2001年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国民经济和要形成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间有序流动
5月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的机制，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共同进步。打破
计划城镇化发展重点垄断和地区保护，除个别特大城市外，要改
专项规划的通知革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取消各地区针对农
民和外地入口制定的限制性就业政策。积极
开展面向城镇迁入人口的各类社会服务。要
高度重视为迁入人口提供创业、就业、生活
等方面的条件。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
方面，对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普遍服务。加
强实施城镇化战略意义的舆论宣传，在城市
中形成接纳新市民的社会氛围，促进进城农
民与城市社会的融合。
2006年全国人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临时进城务工人员，继续实行亦工亦农、
3月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城乡双向流动的政策，在劳动报酬、劳动时
要间、法定假日和安全保护等方面依法保障其
合法权益：对在城市已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
进城务工人员，要创造条件使之逐步转为城
市居民。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
担应尽的义务⋯⋯鼓励农村人口进入中小
城市和小城镇定居，特大城市要从调整产业
结构的源头入手，形成用经济办法等控制人
口过快增长的机制⋯⋯加快破除城乡分割
的体制障碍，建立健全与城镇化健康发展相
适应的财税、征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等
制度。完善行政区划设置和管理模式。改革
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
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口登记制度。
资料来源：关于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部分来自宋洪远等(2006)。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的内容来自新华社网站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6-03／1 6／content 43095 1 7．htm
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性就业制度也在很多城市继续实行，包括劳动者在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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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就业、管理等方面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如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总量控
制，职业、工种限制，先城后乡控制，强制性收取管理费、用工调节费等。这些
歧视性就业政策大大增加了农村人口进城打工的成本，而且把他们限制在“次级
劳动市场’’(secondaryJabor market)上，做一些工资低廉、工作条件差、就业不
稳定的工作，这些工作往往是城市居民不愿做的．搿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
方面，对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普遍服务一的政策更是没有落实．从表5搿十五一
．秘“十一五一规划中城镇化政策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十一五一规划中的城
镇化政策并没有比“十五"计划有实质性进展，有些说法反而有些向城市偏向倒
退(比如“继续实行亦工亦农、城乡双向流动的政策"、“特大城市要从调整产业
结构的源头入手，形成用经济办法等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机制")．
我国实行的是统一决策、分级管理体制，因此在就业、社会保障以及社会管
理等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关的问题上，地方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和中央政府有所区
别，由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和压力，因此对外来农村劳
动力的进入便采取了一些限制性的政策和措施，即使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相违背也
不愿更改(宋洪远等，2006)。蔡防等人(2001)研究表明市场经济改革后城乡
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得以维持是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影响，城市居民在城市政策
制定过程中有较强的谈判地位。我们从1979年以来城市迁徙政策的变化过程也
可以看出，城市对农村劳动力流入控制的松紧跟城市的就业压力大小紧密相关。
由于失业的增加是导致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我们也可以说城市的迁徙政策是为
了保护城市居民免受农村劳动力竞争、减少城市贫困。本文的模型分析将证明城
市的歧视性迁徙政策既不能有效地抑制农民进城打工，也不能将贫困的农民排出
城市，甚至可能使一部分人比农村时更贫困，从而使城市贫困问题更加严重。在
进入模型分析部分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城市贫困的状况。
2．3城市贫困的起因与现状
贫困的减少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贫困
是指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以每日消费不超过2美元(年收入不超过
730美元)为贫困线、不超过1美元(年收入不超过365美元)为绝对贫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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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7)中给贫困下的定义是：贫困是指
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
到满足，而限制了人的选择，即人文贫困(转引自樊坚，2007)。
在国外的很多文献中，城市贫困被看作一个多维的概念，涵盖低收入、低消
费和其他与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甚至个人社会地位相关的贫困状况。现有的
研究城市贫困的国外文献大多集中于研究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城市贫困现
象(Chert et al，2006)，发展中国家无疑也存在着城市贫困，但比起农村贫困来
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困的人道主义意义和经济学意义无疑是次要的。这也是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困研究本身不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胡景北，2004)1。造
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城市贫困主
要来自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高失业、低工资就业和社会服务
项目的大幅削减(Chert et al，2006)，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困是乡村和城市人
口互动、尤其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一种现象(胡景北，2004)．在许
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的过程中都出现了城市贫困。大量农村移民
不能在城市的正式部门找到工作，只能在非正式部门谋生。例如，在70年代，
墨西哥与马尼拉的城镇失业率分别高达25％与17％。贫困的移民往往集中住在城
市中居住条件比较差的社区或者自己在产权不明的地面上搭建住房，形成了所谓
的“贫民窟"．根据联合国在2007年的预计，在2007年年底以前，世界城市人
口将超过乡村人口．全世界的城市贫民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每周
有超过一百万人涌入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里。2007年全世界估计有超过10亿人
(每3名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贫民窟，到2030年，预计到时全部8l
亿人口中有50亿居住在城市，而其中将有20亿人口生活在贫民窟8。联合国的
预计与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的城市化"(urbanization ofpoverty)的分
析结果基本一致(Ravallion，2002)．城市贫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
家都是不容忽视的经济和社会问题。Beneivenga和Smith(1997)指出城市贫困
6当前世界银行确定日消费金额l美元以下和2美元以下分别为绝对贫困线和贫困线时，考虑的是用购买力
平价方法折算的1993年美元价格。参见World Bank，2001，第319页．转引自胡景北(2004)．
7 Annis曾经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困受到忽视的原因归纳为5个：1．最贫困的人没有生活在城市：2．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总是偏向城市；3．减少城市贫困的努力只会吸引更多农民进入城市，从而加剧城市贫困
(即托达罗悖论)：4．减少城市贫困的努力给城市财政带来黑洞；5．找不出任何一般可行的减少贫困的措施．
参见胡景北(2004)。
8参见福布斯网站对联合国state ofthe world'spopulation报告的报道：。
hnr’"J／www．forbes．com／200710611 1／third-world-slums-biz-cx_21cities_ee 061Islums．h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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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的城市贫困现象既呈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贫困相似的特点又与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有共同之处，因为我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转轨中的发展中国
家，城市贫困出现的背景有其他国家未曾经历过的独特之处。事实上，在计划经
济时期，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中国的贫困基本上是一种农村现象．
例如，利用1988年全国的住户调查数据得出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村有12．7％的
贫困人口，而城市的贫困人口比例只是2．7％；甚至到1995年，用可比的调查方
法和定义，估计出的农村和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也只是分别达到12．4％和4．1％(李
实和John Knight，2002)．那时的城市贫困人口比例低是很好解释的，当时实
行的是以保障城市劳动力全面就业为目标的排他性劳动就业制度，一个人拥有城
市户口就相当于有了国家开给他的包办他“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中教育、就业、
住房、医疗、托幼、养老等重要事项的支票，而不仅城市户口的获得是受到严格
限制的，排他性的就业制度和粮油凭票配给制度使得农村人口根本不可能进城谋
生，这样就在城市的衣食无忧和农村的贫困之间筑起了一道搿无形的城墙一2．
国家开给城市居民的这张“支票"的兑付者主要是当时占据国民经济绝大部分份
额的国有企业，城市居民在国有企业工作就拥有了“铁饭碗"，国有企业承担起
城市的社会福利机构的职能。然而市场化改革后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大量兴起，社会福利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到了1990年
代原有的城市就业和国有企业承担社会福利的制度终于难以为继，大量国有企业
员工下岗，虽然政府实行了再就业工程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贫困的增
加已是显见的事实。这种“结构调整"产生的城市贫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贫
困成因有相似之处。另外，随着城市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的不断增加，城市
对农村人口进城谋生的限制也逐渐放松，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农村贫困的
城市化"在我国也不可避免。有研究指出，在199卜1999年问，虽然城市实际
的人均收入增加了25％，贫困的发生率却上升了9％，用加权贫困距测量的贫
困深度则上升了89％(李实和John I陆ight，2002)。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尽管1995年之后大量失业出现，但是中国城镇的绝对贫
9这道无形的城墙对于想进城的农村人口是壁垒森严的，对于城市的决策者来说它是不存在的。当城市的
就业压力和与之相应的城市贫困压力大时，甚至出现了政府号召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现象，文革中上
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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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却持续减少，而且不管把贫困线定位在哪里情况都是如此。因而有关改革期间
城镇绝对贫困增加的担心是多余的(夏庆杰等，2007)。但是把绝对贫困线与收
入相联系时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假设：即收入等于贫困线的个人的支出不低于贫困
线。实际上，经常看到现象是有些人的收入高于贫困线，而其消费则低于贫困线。
因此，以收入标准衡量，他们被划定为非贫困入口．而以消费标准衡量，他们却
是贫困人口(李实和J0hn rzlight，2002)．现有的城市贫困衡量指标虽然存在
争议，但最大的问题是在统计城市贫困人口时没有把进城务工农民及其他流动人
口考虑在内，因此得出的贫困比例只适用于具有城镇户口的城镇居民。然而进城
谋生的农村人口是最容易陷入贫困的人群，一项调查显示，北京的乡城流动人口
中，25％的家庭处于贫困中，其收入大约要低于贫困线30％；无锡的乡城流动人
口中，13％的家庭处于贫困中；珠海的乡城流动人口中，15％的家庭处于贫困中。
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居住、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比较差(张建华，2006)。薛进军、．
魏众发现，在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人口统计，则1999年城市贫困率达到7．4％，
要高于只有城市户口的住户的贫困率。因此他们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城市贫困是
一种结构性贫困，包括城市住户的一般贫困和有失业人口住户以及移民住户的特
别贫困，流动人口贫困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问题(转引自李实、郑飞虎，2007)．
最近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教授关于城市贫民窟的演讲受到了广泛关注¨。秦晖
教授问了一个经常被人回避的问题：很多入说中国一亿四千万农民工进城却没有
出现“贫民窟"，创造了举世唯一的“奇迹"。可是农民工若没有住在贫民窟，
那住在哪呢?秦晖指出中国其实也有“贫民窟"，但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
是住在工棚里。其实遍布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中村刀以及北京市外来人口
聚居的“浙江村"、“新疆村"等现象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张翼，2003)，
但一般没人使用“贫民窟"这个词。‘
2．4现实背景小结
总结以上基于已有研究文献的叙述，我们发现中国的乡城人口迁徙、城市迁
徙政策以及城市贫困的现状有以下特点：
乡城人口迁徙方面：迁徙人口规模持续增加；迁徙者的目的地以省内城镇为
10参见秦晖‘城市化与贫民权利)，南方都市报2008年0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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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但跨省迁徙人口近年来呈增加趋势，现已占全部迁徙人口的30％左右：迁徙
人口大多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集中；迁徙打工者在城市停留的时间普遍较长，虽
然很多人处于乡城之间循环流动、“移而不迁一的状态，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
城市定居：因各种原因回流到家乡的打工者一半以上还会再到城市找工作，有的
调查发现因没有在城市的合法居留权而被迫离开某一城市的迁徙者往往会去其
他城市谋生，年轻的打工者在城市遇到再大的阻碍因素，也不会彻底返回到农村；
离家乡越远、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迁徙者越不愿返回家乡；‘向城市迁徙的农村劳动
力以青壮年为主，男性多于女性，16----25岁年龄组将近占到全部迁徙人口的一
半；与未迁徙的同类人相比，迁徙者的受教育程度一般较高；农村迁徙劳动力在
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处于较低端，主要从事一些简单劳动，就业主要集中于制造
业、批发零售与餐饮业、建筑业和社会服务业；社会网络在迁徙者获取工作信息
和找工作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在没有社会网络帮助的
情况下进城打工；人力资本水平更高者较少依赖社会网络，倾向于自主进城寻找
工作；有调查表明大部分省内迁徙者在进城之前已经找到工作，而大部分跨省打
工者是进城后才找工作；迁徙打工者的工作不稳定，一半以上的打工者换过工作：
农村和城镇之间期望工资的差距是主要的拉力因素，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是迁
移决策中的重要变量；城市的发展机会和现代生活也是吸引迁徙者的重要因素。
迁徙政策方面：在所有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中，尚未根本改革的户籍制度
是最为基本的制度约束；户籍制度的存在使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属不
能得到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他们的迁移预期只能是暂时性的或流动的；减
少城市居民失业和城市贫困是歧视性迁徙政策的主要目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大大
增加了农村人口进城打工的成本，而且把他们限制在材次级劳动市场"(secondary
labor market)上，做一些工资低廉、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的工作。
城市贫困方面：城市贫困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大量国企工
人下岗后才显现出来；尽管1995年之后大量失业出现，但是中国城镇的绝对贫
困却持续减少；现有的城市贫困衡量指标最大的问题是在统计城市贫困人口时没
有把迸城务工农民及其他流动人口考虑在内，而他们是最容易陷入贫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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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理论背景综述
上面我们看到，在城市失业增加、政府采取歧视性迁徙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
动力仍源源不断的流入城市打工，很多迁徙打工者即使在城市忍受贫困和失业也
不会返回家乡。这种现象并非只发生在中国。在许多国家的城市化的过程中，都
出现了一些城市新移民比在农村时生活更艰难但仍坚守在城市的现象(Lucas，
2004)。这种现象是城市贫困问题难以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早解释这种现象的经济学家Todaro(1969)、Harris和Todaro(1970)认
为农民进城相当于摸奖，赢家在城里找到高收入的工作，输家失业。均衡时，农
民进城的期望收入等于其在农村的收入．Lugas(2004)认为城市的高工资岗位
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新迸城的农民技术水平较低，难以获得高工资岗位。然而
城市是积累人力资本的中心，进城农民的总报酬等于工资收入加上人力资本的积
累，随着其技术水平提高，他们可以找到工资较高的岗位，并最终成为城市居民。
这些文章都假设农民具有迁徙自由和相同的迁徙偏好。但是，在我国这些假
设条件是不成立的．在上面的回顾中我们看到，自1950年代末以来，我国农民
一直没有向城市迁徙的自由．我国幅员辽阔，不但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而且
各地风俗习惯也很不同，不同地区的农民对城市生活的评价往往是不同的。‘
为了建模分析，我们特别强调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的以下特点：一、我
国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不能够自主选择成为城市居民，只能是城市的暂住人口，这
决定了农村外出打工者在做出迁徙决策时考虑的时间维度。二、农民工都是自主
择业，从大部分跨省迁徙打工者都是先进城再找工作和即使找到工作的迁徙者也
往往更换职业的事实出发，我们认为农民迸城后都要在城市搜寻工作。三、我国
是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的社会，城乡差别很大，农民在城乡的收入是异质的。
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迁徙者进城打工的原因之一是城市的发展机会和现代生活
的吸引。本文的基准模型是：一、搜寻模型(McCall，1970)。这个模型是描述
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的经典模型。二、Becker(1965)的女性在家务
劳动与市场劳动之间配置时间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Becker描述了人们在不同
环境中获得的收入的异质性。本文在这两个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异质的农村人
口向城市迁徙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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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基本模型
3、模型与分析
(1)劳动力市场与务农收入
我们已经看到，农村迁徙打工者都是自主择业，而且大部分农村打工者只能
跻身于那些工资低廉、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的次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labormarket)(郭继强，2005)．次级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是竞争激烈，流动性大。
我们考虑离散时间模型。假设在经济中有许多正做进城规划的农民。他们知
道，在城市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有许多他们可以胜任的工作岗位，而且在给定的
时期，一个具体的工作岗位上的工资是已知的，用W表示。由于在不同的岗位上
工资可能是不同的，故工资W是一个随机变量。用F(．)表示W的分布函数，即
，(形)=prob{w<W】·
假设工资小于等于0的概率为0，即F(0)=0。这个假设是合理的，一般来
说，农民工不能无偿地劳动。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例如，从我国全国来看，
虽然在不同岗位上的工资的差别可能很大，但最高工资不可能无穷大，用A<∞
表示最高工资，即假设，(彳)=l。
假设农民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的分布F(．)不随时间变化。当然，实际的劳
动力市场上的工资的分布F(·)会随时间变化。忽视市场行情变化的行为是一种短
视行为，这个假设反映了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善，农民很难掌握劳动力市场
行情变化的实际情况。
假设工资相同的工作岗位对每个农民来说是无差异的，即农民只关心其所在
工作岗位的工资的高低。每个农民在每个时期提供一个单位的劳动，而且至多只
能占有一个工作岗位。
用z表示一个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纯收入。我国的农业基本上是传统农
业，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因此假设一个农民的实际纯收入z是一个常数。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区的农民的收入差距较大，因此，从全国来看，z
出东大学磺士学位论文
IIIIIIII ．．．． II lllillll ill llll lli,ll ila II III I'‘
是一个随机变量。用G(·)表示z的分布函数，即G(Z)=prob{z<zj。假设
删=q联西茹l，其中o<丢《∞。
(2)迂徙偏好
假设一个做迁徙决策的农民有两个选项：一、留在农村务农；二、进城谋生，
到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搜寻工作。如果进城谋生的效用大予留在农树务农的效
用，则他进城谋生，即向城市迁徙。
在一个农民具有迁徙自由的国家，农民在城里安居乐业后一般都不会再回到
农村。实际上，除非战争与灾荒、经济极度萧条，很少发生城市人口向乡村回流
的现象。一个农民向城市迁徙，实际上是他本人及其后代向城市迁徙。Todaro
(1969)、Harris和Todaro(1970)、Bencivenga和Smith(1997)、Lucas(2004)
在研究入口城乡流动时，都假定人口城乡流动的主体是寿命无限长的家族或者说
王朝。他们假设家族是效用最大的，其效用函数为EΣ∥只，即～个家族的收入
t=O
的期望值。其中O<声<l是折现因子，万表示数学期望，只表示表示家族在t时
期的收入．
然而，我国绝大部分农民由于受迁徙政策的限制，只能是城市的暂住人口，
很少有举家搬迁不准备再回农村的。现在我国农村的留守儿童、老人与妇女问题
’ -
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_个焦点。用时间跨度无限长的效用函数EΣ∥苁来表示我
t=O
国农民向城市迁徙的偏好是不恰当的。
假设一个农民在做进城的规划时，预期在城里工作一定的时期，例如Z个时
r
期，比较这些时期内留在农树务农和进城谋生的效用。其效用函数是嚣Σ∥只，
t-4
其中O《夕<重是折现因子，西表示数学期望，只表示f时期的收入。
我国的城乡差别很大，城市与乡村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一些学者注意到了
人们在不同环境中获得的收入的异质性。Mincer(1962)、Becker(1965)、Heckman
(1974)、Grossbard．Shechtman和Neuman(1988)在研究妇女闻题时，将妇女
从事家务劳动与抚育小孩的家庭收入与其在外工作的收入区别开来，视为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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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家庭收入乘上一个倍数。Grossbard．Shcchtman和Neuman(1988)将这个倍数
称为妇女同其丈夫的谈判能力。
本文假设一个农民将其务农的收入与在城里工作的收入视为异质的，在比较
务农的收入与务工收入时将城里工作的收入乘以一个倍数。例如，用只表示一个
农民在t时期的收入．如果一个农民t时期在城里有一个在工资为W的工作岗位
上工作机会，则如果他拒绝这份工作而回乡务农，只=z，其中z是务农收入；
如果他接受这份工作，弗-kw。我们称k为衡量城市对农民的魅力的指标．七越
大表示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越大．
假设每个农民都知道其城市魅力指标。对于不同的农民来说，他们的城市魅
力指标可能是不同的，因此，从全国来看，k是一个随机变量。用日(·)表示七的
分布函数，即H(K)=prob{k sK)．一个进城农民将其在城里工作的收入与务
农收入进行比较时，一般不会将城里的收入视为负数，即视为负债，故假设对于
任何农民来说，k≥o，即日(o)=o。
(3)搜寻工作
假设一个农民知道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的分布函数是F(．)，当他遇到一个工资
为W的工作岗位时，要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工作。他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即其搜寻
工作的规划问题是
r
‘施衄Σ∥q辨(1)
』一， ，I
t=l
其中Max是在当农民工有一个工资为w的工作岗位时在下列两个选项中进行选
择得到的：(1)接受工作并一直工作到离开城市；(2)拒绝这份工作而在当期回
乡务农，到下个时期再进城继续找工作。如果他回乡务农，则他在当期的收入为
z—c，其中c是他往返于城乡之间的成本。
因为决定一个农民的打工工资、务农收入与城市魅力指标的因素是很不相同
的，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假设随机变量w,z，k是相互独立的。
出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皇■●■■一ill il il,i ilil III iill il ii i—■
3．2农民向城市迁徙的决策
由于假设农民只知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可能找到的工作的工资的分布蘧
数是，(●，不知道进城后实际找到的王作的工资，他们进城打工的效用是不确定
的，是一个随机变量．我们需要计算农民迸城打工的期望效用。
(1)解搜寻工作的规划阀题
为了解搜寻工作的规划阃题(1)，令巧(螂拳燃Σ声飞，f毒l’⋯，r，其
中Max是在当农民工有一个工资为Ⅵ，的工作岗位时在下列两个选项中进行选择
得到的：(1)接受工作并一直工作到离开城市；(2)拒绝这份工作丽在当期回多
务农，到下个时期再进城继续找工作。如果他回乡务农，则他在当期的收入为
Z--C，其中c是他往返予城乡之闻的成本。Bellman方程为：
对任意f=l，⋯，T-1， ．
．荆譬燃M等),Z--V+咻(川嘏奶}’ (2)
当t器r时，如果low>Z--C，叶(”=枷；如果kw<z-c，吩(呐=Z--C．如
果厢霹表示第t时期的保窝工资水平，
t---T一重时，
则第r时耀的傺窝工资霹拳笔墨。当鬈
砖q(叻嚣触{(1+夕)素％z—c+夕j吩(∥)积(w’Ⅺ
一抛{e，+∥)饥z—c+夕[卑彻c奶+Q一妒单]> (3)
由(3>，保留王资水平吼满足．
∽夕)帆!"Z--C+多窿彻(奶+㈣)F单．1 ㈤
吼絮南{一[阜脚c价+(z-c)F(Z型kCZ--C+∥ ，]) ‰絮而丽t L号泐叫， ，j，
2面靠{2一c+夕[胛t聊+。一。，(竿)F‘Z--一C一乓Fc奶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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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r—l时期，当w≥吼时，农民接受这份工作，％(w)=(1+夕)w；当w<回d
时，农民拒绝这份工作，
‰(w)=z-c+flIBF(功+Q—c，(爿F【__Z--C，．一阜，c忉卅
由(5)，吼和吩d(w)都是z—c的单调增加的函数。
如果已知r，对任意t=l’⋯。T-I，我们可以利用动态规划的后推法(backward
induction)，按前面的方法求出U(w)的具体表达式。
对任意t=l,---,T-I，第t时期的保留工资水平羁满足
由(6)，
与筝慨=二一c+∥n(∽妒(们(6)
弼=焉％[一+夕h(∥j卵(价] ㈣
在f时期，当w≥觋时，农民接受这份工作；当w<弼时，农民拒绝这份工作。
(2)进城的充分必要条件
如果对任意W，求出了H(们，即农民工搜寻工作的规划问题(1)的最大值，
则由W的分布函数F(·)，我们有农民进城打T的期望效用是
E【H(叻】-n(w)积(w)．
由农民的效用函数是EΣ∥只，每个时期的务农收入是z，则在家务农的
效用是妒tffil z=茜z· ‘ ，，
当农民进城打工的期望效用大于等于务农效用时，农民进城。故农民进城的
充分必要条件是
E[M(w)]≥可1-fir z (8)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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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 ．．．,,m,!,,ii III I II鼍鼍_
3。3为什么歧视性迁徙政策挡不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
前面我们看到虽然在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一直存在羞对农村迂徙打王
者的歧视性迁徙政策，比如户籍、子女就学、就业等方面的藩篱仍没有拆除；城
市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覆盖他们；健康权、生命保障权、平等工作权⋯⋯种种合
法权益还离他们根遥远，但是近年来农村迁徙打工者的规模仍连年增加。
为什么歧视性政策挡不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下面我们来考虑这个问题。
(董)进城的期望皴用是决定迁徙瓣模的重要变量，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期望效用越大迁徙规模越大
每个农民都有一个预期在城里工作的时闻。我们来计算预期迸城工作r个时
期的农民决定进城的比例。
根据本文的假设，工资w、务农收入z和城市魅力指标七是独立的随机变量，
故在量己知的条件下，鹕z的分布函数仍然分别是F(·)，G(·)。由农民进城的充分
必要条件(8)，当一个农民的务农收入z满足
z≤嚣露[啊(w)]
时，他进城打工。故，在城市魅力指标为露的农民中，进城打工的比例为
G移嚣[咖)])
用搿表示决定进城打工的农民的比例，则
弘．慨等占[M(w)])掇(七) (9)
从(9)，我们可以看如，农民进城的期望效用荔[强(w)]是决定进城的农民
数量的重要变量，在?给定的条件下，雳■(弦)]越大决定进城打互的入的比例
越大，即迁徙规模越大。农民进城打工的期望效用表示了农民进城打工的欲望的
大小。～个农民进城打工的期望效用越大，越愿意进城打工。下面，我们来研究
这个变量的性质。
(2)农民进城的期望效用E【vl(w)】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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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1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进城打工的期望效用研H(w)】是其
城市魅力指标k的单调增加的函数． ，
证明：我们用归纳法证明这个命题。由农民工搜寻工作的规划问题(1)的
解，我们知道，当t=丁时，如果枷≥Z--C，吁(w)=kw；如果kw<Z--C，
vr(叻=z—c·故，vr(w)是七的单调增加的函数。由研_(w)】-Jk(w)护(w)，
故E【吩(w)】是J|}的单调增加的函数。对任意f兰l，⋯，T-1，假设研M+．(叻】是七的单
调增加的函数。由(2) ‘
州=妇M等卜+∥nc妒c叫
故，
Mcw)=妇M等卜州州w，]} ㈤)
由归纳假设，E【H“(w)】是七的单调增加的函数，故，由(3)，K(川是七的
单调增加的函数·由研M(w)】_n(w)水(叻，故，研M(w)】是．|}的单调增加的函
数。
由数学归纳法，我们有，对任意f=l，⋯，z，研u(w)】是后的单调增加的函数。
从而，农民进城打工的期望效用E【M(川】是其城市魅力指标七的单调增加的函
数。证毕。
不同的人对待城市生活的态度是不同的。有些农民喜欢乡村的田园生活；有
些农民，特别是一些青年农民可能更向往现代都市生活。我国农村幅员辽阔，各
个地方的乡风民俗有很大的差别，准确地描述农民的城市魅力指标的决定因素是
很困难的。然而，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城乡流动的情况看，下列几个因素
有很重要的作用： ，
①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越大，城市对农民越具有吸引力，在
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魅力指标越大，即一个农民的城市魅力指标是城乡
居民收入的差距的增函数。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倍数
计算，1985年为1．86倍，1989年扩大到2．29倍。虽然从1985年至1989年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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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进城的政策没有大的调整，但1985年前后农村欣欣向荣，农民安居乐业，
到1989年前后却出现民工潮，农民向城市大规模流动。这说明城乡居民收入的
差距越大，城市对农民越具有吸引力。
②农民在城市学习现代技术、积累人力资本的便利程度。到城市积累人力资
本是促使农民进城的一个重要原因．城市是人们积累人力资本的中心(Glaeser，
1999)；新进城农民的报酬应等于其积累的入力资本的价值加其工资收入(Lucas，
2004)．现在我国农民进城后难以获得高工资的工作岗位，不但与现行的一些对
农民工的歧视性的就业政策有关，而且与新进城的农民技术水平低有关。城市的
高工资的工作岗位需要高的技术水平。农民进城后随着其技术水平提高，可以找
到工资较高的工作。城市越便于农民学习现代技术、积累人力资本，对农民的吸
引力越大，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的城市魅力指标越大。
@农民工受歧视的程度。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是制约农民进成的重要因
素。歧视越严重，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越小。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农
民的城市魅力指标是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程度的减函数。
如果我们用d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即城乡收入
差距，用h表示农民在城市学习现代技术积累人力资本的便利程度，用g表示农
民工受歧视的程度，则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农民的城市魅力指标k是d，h，g的函数，
即k(d，h，g)，而且
等>。，姜>。，善<9 c，·)
注意，不同的农民的城市魅力指标函数k(d，h，g)可能是不同的，而且还有许多其
它影响农民的城市魅力指标的因素，例如，农民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与家庭
出身等都会对一个农民的城市魅力指标有影响。
命题2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进城打工的期望效用E【vl(w)1是d和
h的单调增加的函数，g的单调减少的函数。其中d表示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农民入均纯收入，即城乡收入差距，h表示农民在城市学习现代技术积累
人力资本的便利程度， g表示农民工受歧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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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由假设(11)，等>。，姜>。，善<。，即，城市魅力指标后是d和厅的
单调增加的函数，g的单调减少的函数。由命题l，农民进城打工的期望效用
z[v,fw)】是其城市魅力指标后的单调增加的函数。从而，E【M(w)】k是d和JII的单
调增加的函数，g的单调减少的函数。证毕．
(3)对农民工的歧视性迁徙政策不能有效地抑制农民迸城打工
各地制定歧视性政策的目的是抑制农民进城。然而歧视性政策虽然会导致城
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蔡防．2005)和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叶海云、尹恒、龚
六堂，2006)，但不能有效地抑制农民进城打工．
命题3歧视性政策不能有效地抑制农民进城。
证明：由命题2，我们知道，如果其它条件，例如，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在
城市学习现代技术积累人力资本的便利程度不变，歧视程度增加能够降低农民进
城的期望效用，抑制农民进城打工．
然而，自80年代中期以来，歧视性政策导致了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
大(蔡畴，2005)．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民在城市从事技术含量较高
的工作的机会不断增加，他们积累人力资本的便利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由命题2，
我们知道，在歧视性政策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民在城市学
习现代技术积累人力资本的便利程度提高，会增加农民进城打工的效用，刺激农
民进城打工．
因此，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既有抑制农民进城打工的一面，也有通过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刺激农民进城打工的一面，不能有效地抑制农民进城。
从农民不顾阻力涌入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而对户口开放的小城镇并不
积极的情况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我国歧视性政策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对农民进城的刺激作用，大于歧视性政策对农民进城的抑制作用。因此，对农民
工的歧视性政策挡不住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步伐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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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嗍奠量置置—一ill i, II Illlllllllll! "lI IIIII Illllllllll Ill鼍—■■■量—奠一
3．4为什么歧视性迁徙政策不能减少城市贫困
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大批的城市职工
失业下岗，使城市贫困问题凸显出来，成为了各级政府必须应对的难题。
农民工是城市中最容易陷入贫困的群体。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减少贫困，制定
了一些对农民工的歧视政策，希望将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排出城市。然而，歧视
牲政策没宥明显的成效，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
为什么生活艰难的农民工不离开城市呢?下面我们来考虑这个问题。
命题4在其他条件相同盼情琵下，农民工的保留工资分别是其务农收入的
单调增加的函数，城乡往返成本的单调减少的函数· ’
证明；我们用数学归纳法证明这个命题。根据农民搜寻工作的规划问题(1)
的解，我们知道，当t=T时，如果船≥z—c，吩(叻=加；如果kw<z-c，
吩(14)=Z--C。故吩(w)是g--c的单调增加的函数。
对任意t=l，2，⋯，T-1，假设‰；(w)是Z--C的单调增加的飚数。由定义，
喇=施{知(等)，Z--C't-,8^∽品c奶卜删肛e觯调增加
的涵数。出数学归纳法，我们有，对任意t=1,29·e g，T，誓(∞是z—C的单调增加
的函数。．
由(7)，对任意t茹董，乏⋯，?，保留王资水平霹满足+
霹=砖每卜+芦n(奶翘(奶]
故诚是Z--C的单调增加的函数。证毕。’
命题5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工的保留工资是其预期在城里工作
的时间的单调增加的函数。
证明：由定义，对任意／=1，2，⋯，T，坼(叻嚣删Σ∥H只。显然，对任意
t訾l，2，⋯，T，匕(川是r的单调增加的函数。由(7)，对任意，烹1,2，⋯，r，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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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水平羁满足
霸2百弓南[c+∥n“(∥)卵‘?]·显然，霸是‰(w)的单调增加的函数。
v『+l(w)是r的单调增加的函数，故田是r的单调增加的函数。证毕．
命题6歧视性政策不但不能将低收入的农民工捧出城市，而且可能使一部
分农民工比务农时更贫困．
●
证明： ①歧视性政策不能将贫困的农民工排出城市．
由农民搜寻工作的规划问题(1)的解，我们知道，当农民有二_个工资为w的
工作机会时，如果M，≥羁，则他接受这个工作；如果w<厩，则他拒绝这个工
作。这里厩是农民接受工作的保留工资。显然，一个农民的保留工资越低，他
越可能接受工资水平低的工作。一般来说，工资收入是一个农民工的主要收入。
因此，工资收入越低的农民工在城里的生活越贫困。‘：
由命题4，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工的保留工资是其务农收入的单
调增加的函数。因此，务农收入低的农民会接受城里工资较低的工作岗位。现在
我国的城乡差距很大，农民的务农收入很低。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民
人均纯收入的倍数计算，1985年为1．86倍，1991年为2．40倍，2006年扩大到
3．28倍。现在这个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因此，农村的贫困是农民工能够在城市
忍受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由命题4，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工的保留工资是其城
乡往返成本的单调减少的函数。我国农民工跨省流动人口在不断增加。根据2005
年全国l％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
人口普查相比，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8万人。根据1．5亿流动人口中，从乡村到
城里来的有1．2亿，我们可以推断，在跨省流动人口中，大部分是农民。一般来
说，跨省流动的距离都较远，获得工作信息等的成本较高，因此，跨省流动的城
乡往返成本较高。因此，跨省流动人口中，有一部分人可能因为回家困难而接受
城里工资较低的工作岗位¨。
1’李强(2003)还发现距离家乡越远的打工者越不愿回家乡，他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距离越远一般来说经
济差距也越大，而且迁徙者在做出去留决策时也有一个“边际效益心理”问题。外出距离越远，付出成本
越高。越希望迁徙带来更大的利益．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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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llI Illlllll Illll lllllllllllll !lllllllllllllllll I_一
因此，如果农村很贫困，城乡往返成本较高，歧视性政策不能将贫困的农民
王排出城市。
@歧视政策可能使一部分农民王比农树时更贫困。
对农民工的歧视程度越高，农民在城里越没有归属感，他们预期在城里呆的
时间会越短。由命题5，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农民工预期在城里
呆的时间越短，他会更容易接受工资低的工作。事实上，有一部分人可能接受比
务农收入更低的工作，即比在农村更贫困，但仍坚持在城市流动挖．
例如，如果一个农民工预期自己在城里只能工作一个时期，即T=1，则其保
留互资羁嚣·Z---C．，其中_z是一个时期的务农收入，c是城乡往返成本，露是城市
席
魅力指标。当在城里找到的工作凑位熊工资大于或等于三兰时，他接受这份工
鬈
作，否则回乡务农。如果一个农民工的七>l，则z>互≥，他都会接受所有工资
露
在z与三≥之间的工作岗位。由工资的分布函数F(．)，--"卜k>l的农民工接受
城里的比务农收入低的工作岗位的概率为
，(z)一F(警r) (12)
事实上，我国的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大。许多招聘农民工的用人单位与职工～
年签一次用人合同。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农民工每年都要找一次工作，即每年都
要做～次找工作的规划。，
如果假设每个农民工都预期在城市里只呆一个时期，由工资w、城市魅力指
标k和务农收入的分布函数分别是，(．)，H(．)’G0，则城乡往返成本为c、比务农
时更贫困的农民工酌比例是
f[f(心)一，怦)牌(詹)卜(z) (13)
壶(12)、(重3)，在其它条件不变靛情况下，城市魅力指标大的农民越多，
则比务农时更贫困的农民工的比例越大。一个农民的城市魅力指标是城乡收入差
距的增函数。歧视梭政策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因此，对农民工越歧视，越有
可能使更多的农民工比务农时更贫困。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很大，比务农时更贫
困的农民工是最容易陷入贫困的人群。证毕。
‘2李碾(2003)认为。对子巾国农村迁徙者来说，被户籍制度锁定的生活目标是年轻时在城里挣钱，年纪
大射才圆烈农树．医既，饿嚣≥在年轻霹逶婺l再大熬隧祷因素，也不会裙底返嚣农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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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命题6较好地反映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方面，现在我国许多城市对农
民工的歧视很严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另一方面，我国流动
人口以低收入为主，但他们还是靠这些微薄的收入坚守在城市不愿回乡。流动人
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90％以上，其中有接近45％的流动人口月收入在
500元以下．．他们中的很多人很贫困。因此，歧视性政策不但没有将贫困的农民
工排出城市，而且可能使一部分人比务农时更贫困，使城市的贫困问题更加尖锐。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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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本文的基本结论
4、结论
乡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是一种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相伴随的潮流。这种潮流是不
应该阻挡的。阻挡这种潮流会延缓实现现代化的步伐。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
迁徙政策虽然成功地控制了乡村人口向城市迁徙，但是，也使我国的乡村几十年
没有多大变化。城市变成了生产基地与居民的聚集区，不像是现代的城市(赵新
平、周一星，2002)，使我国在迈向现代化的征途走了许多弯路。
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后，一些城市与经济发达地区，一方面利用农村
廉价劳动力发展地方经济，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希望减
少当地的人口对环境资源的压力，减少城市贫困。这些歧视性政策导致了城乡收
入差距不断扩大(蔡畴，2005)和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叶海云、尹恒、龚六堂，
2006)。现在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城市贫困的形势也在日益严峻。
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发生对农民工的歧视性迁徙政策既不能有效地抑制农
民进城打工，也不能将贫困的农民排出城市，甚至可能使一部分人比农村时更贫
困的现象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我国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
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向往城市的优越生活，必然涌向城市寻找改善
生活的机会。人为的障碍不但不能阻止他们进城的步伐，反而会使他们进城的愿
望更强烈。
因此城市的歧视性迁徙政策不但因阻碍了劳动力的优化配置而造成巨大的
潜在产出损失，也造成了城市贫困的加剧。农村迁徙劳动力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在城市工作生活了很多年，已经成为事
实上的城市居民，但仍然被户籍制度和歧视性迁徙政策挡在基本的福利保障和社
会公共服务之外。他们已经“用脚投票”选择了城市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加现代
的生活，他们为城市的繁荣贡献了力量，他们的贫困却在城市贫困的统计范围之
外。无论是为了公平还是为了社会稳定，他们的贫困都不应该被貉视。
我国实行的是统一决策、分级管理体制，因此在就业、社会保障以及社会管
理等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关的问题上，地方政府所承担的责任和中央政府有所区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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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由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和压力，因此出现了中央推
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城市政府歧视性迁徙政策屡令不改的局面(宋洪远
等，2006)。蔡防等人(2001)研究表明市场经济改革后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现
象得以维持是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影响，城市居民在城市政策制定过程中有较强
的谈判地位．农民工缺乏组织性，虽人多但不势众，形不成集中的谈判力量，是
利益博弈中的弱势群体．没有人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去改变这种格局。
现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望得到大幅提高。然
而城市对待农村迁徙人口的歧视性政策的转变尚有待时日。只有少数地方政府真
正开始努力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将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到农民工．政府和社会
民众应充分认识到歧视性迁徙政策导致的效率损失和城市贫困加剧的后果，让消
除城乡分割政策、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真正成为共识．
4．2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先说一下本文的不足之处。本文的模型分析都是定性的，缺乏定量的研究。
比如对影响农民工进城的期望效用起很大作用的城市魅力指标k的处理，我们只
知道它是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民在城市学习现代技术、积累人力资本的便利程度的
增函数，是农民工受歧视的程度的减函数，由于k的大小还受到农民个人的健康
状况、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出身的影响，我们无法确定各因素的影响大小和趋势。
然而在分析中我们又需要比较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民工受歧视程度变化对k不同
方向影响的大小，这时我们只能靠观察和猜测。而且在城市工作能够对农民工人
力资本的提高起多大作用，以及在现存的歧视性就业政策下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
高能给他带来多少发展的机会和报酬的提高都是有待实证检验的。
除了上述本文的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之外，本文认为中央政府和城
市地方政府的行为需要迸一步研究。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和城市地方政府在对待农
村迁徙人口方面有不同的立场，中央政府试图消除城乡壁垒，建立城乡统一的劳
动力市场以达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城市地方政府却为保护本地居民免受
农村打工者的竞争而采取歧视性的迁徙政策，我们需要弄清各级政府行为背后的
激励与约束条件，以便分析在什么情况下歧视性迁徙政策才会取消、城乡之间由
分割变为融合。
43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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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致谢
本论文的写作是一系列机缘巧合促成的。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叶海云，这篇
论文从选题到模型设定与分析都凝聚着他的智慧与心血，没有他的指导和帮助这
篇文章是不可能完成的。叶老师对我的指导和帮助是我读研期间最大的收获，在
高级微观经济学的课堂上，在每隔一周的研讨中，他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和严谨而
又充满热情的治学态度深深的感染了我们。在他的“强迫"下我才敢去研读国际
一流期刊上的论文，接触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是他带领我们学习博弈论、动态优
化、动态规划，让我们努力掌握经济学研究所用的工具。学生驽钝，需要加倍努
力才能不负叶老师的期许。
感谢黄少安教授给予我提前一年考博的机会，没有黄老师的鼓励和督促这篇
论文也不会现在就写出来。本论文的进一步的研究方向部分也包含着黄老师的敏
锐洞察力所提供的思路。感谢经济研究中心的所有老师们，他们的教导使我得窥
经济学研究的门径；感谢我的同学们，与他们的相处使我这两年的生活丰富多彩。
这里尤其要提到蔡宇、滕飞和韩鹏，与他们经常的探讨使我受益良多；孙黎明、
景鲁勇和刘强带给我其乐融融的宿舍生活；刘晓妍在我论文的最后写作阶段让我
分享了她安静的学习环境；更多的同学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在与他(她)们的交
往中我学到了很多。幸运的是我的提前毕业并不意味着告别，我有幸能够在经济
研究中心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继续在各位老师的教导下探索经济学和经济现象的
奥妙，继续与各位同学分享多彩的生活。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姐姐、姐夫，他们一直支持着我的学业和生活，大
爱无言，我愿尽我所能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恩情。
48
石新国
2008年5月18日于山大经济研究中心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