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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代码： !!盟!
学号： 20032075
西北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题目： 鱼呈适曼垩当：逝蜜经渣星塑出筮婴塞
作者：量查接
指导教师圭堇专业技术职务塾拯
学科(专业) 墅进墨攫史
答辩日期学位授予日期
二oo六年五月
摘要
本文旨在比较司马迁与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相似之处，并试图找出二者相
似的原因。
司马迁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史记》之《货殖列传》、《平准书》两个篇章中，
阐述了其在宏观治国和工商业微观经营等方面的思想主张，形成了一种较有系统
的、极富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学说。这是对西汉前期统治阶级治国的经济方针、
政策及其指导思想的理论升华，也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及现状水平的
第一次系统总结。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总结了近代初期
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在批判吸收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
个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作了较系统、较明白的描述。它所阐明的经济自由的思想，
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政策作了尖锐的批判，成为年轻的资产阶级用以扫除资本
主义发展道路障碍的思想武器。
两位巨人，两部巨著，时隔近两千年，但巧合的是两人都提出了一套以自由
主义为灵魂的经济学说，在经济思想的诸多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如都肯定了人
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并认为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在宏观经济
政策方面都主张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都认为分工是自然发生
的，分工的深化与拓展有助于增进社会财富；都认识到了价值规律的客观存在，
并认为其对社会经济的运行起着自发调节作用；都认识到了资本积累对财富增长
的作用，并认为节俭对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在财政思想方面都主张节俭财政
开支，都是“轻税论”者；在货币思想方面都提出了货币产生于商品流通需要的
观点，都认为金属最适宜充当流通媒介。可见，二者经济思想的很多观点都相似
或接近，某些地方甚至如出一辙。
笔者认为，二者能够达成诸多共识的主要原因在于二者的经济思想基于相似
的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学基础。它们共同构成二者全部经济观点的指导思想及方
法论基础，成为支撑各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两个基石，从而在根本上影响着二者
经济理论的最终趋向。司马迁与斯密经济思想的诸多方面不仅对我们今天的经济
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而且对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
践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司马迁亚当·斯密经济思想比较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
Abstract
Lemma of the paper is to find similar causes of Smith’S and Sima Oian’S
economic thoughts by the hope of comparing similar characters of theirs．
Sima Qian’S economic thoughts were mainly embodied in two articles named
Biography ofProduction Increase ofMerchandise(Huo Zhi Lie Zhuan)and BDD七D，
Justice Rules(Ping Zhun Sh训of H括torical Records，which expressed ideal opinions
in the aspect of macroscopically managing state affairs and microcosmic management
and accordingly came into being a systematical and full of liberalist economic
doctrine．It was academic sublimation to economic course，policy and steering idea of
governing class in the prophase time of Xi-ban Dynasty and was the first systematical
summarization of Chinese archaic society’S economically developing history and its
actuality and level．
Adam Smith’S economic thoughts were mainly embodied in the Nation Wealth，
in which author has summarized developed experience of each capital countries in the
early latter-day times and pictured the whole functioning course of national economy
systematically and manifestly based on animadverted absorbability to relatively
important economic theory．His idea has become thinking weapon that cleaned off
obstacles to the road of capitalism．
Although these two giants and their masterpieces spanned over space·time of
about two thousand years，both of them have not only put forward an economic
doctrine that has taken liberalism as its soul，but also have much resemblance in their
economic ideas．For example．an of two affirmed rationality that pursued material
benefits；on the side of macro—policy they protested liberalism and opposed that
government intervened economy overmuch；both of them cognized objective
existence of the value role and acknowledged spontaneously adjusting function of the
value rule to economic course；both of them considered that could boost wealth
growth and that thrift showed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ur the capital increase；they
were protesters of light—tax theory and claimed to economize financial payout on the
aspect of financial theory；they considered that money had given birth to demand of
goods circulation and deemed that metal acted as circulating medium aptly on the
aspect of monetary theory,and SO on．We can consider that many attitudes of them are
alike and then some of theirs are exactly the same．
Author considers that they have come to a good many agreements because their
2
economic ideas were based on the similar economic philosophy and economic ethnics．
The above·presented bases constituted their steering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and
turned into two footstones that supported their economic theory so as to influence the
final tend of their economic theory radically．
Agood many ideas of the Sima Qian and Smith’s not only exert edified function
in the present economics study but also possess important use for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socialist development．
Key words：Sima Qian；Adam Smith；economic thought；compare；economic
philosophy；economic ethnics．
3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书
Y 89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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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望!盔二i薹孓一指导教师签名L—主}二孚二一
洲吾年，月，一日d“年寸月俗日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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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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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虢毖峭
签字日期：守卯辟j-月俗日
1．导论
1．1选题背景及研究现状
美国学者欧·泰勒在《东方经济思想及其应用和方法》一文中写道：包括中
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古老文化中”没有“足以同中世纪西方的经院学者们在经
济方面所做出的良好开端相媲美的东西”。‘如果他不是有意歪曲事实，那我们只
能原谅他的无知了。孙中山先生早在1912年就提出了“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2
一说，其实这并非子虚乌有之言论。事实上，近现代许多西方经济学原理早在我
国古代就有人论述过，只是未成体系，传播乏力而已。例如号称“经济学之父”
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经济自由主义，在早于他近两千年时，我国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就曾以其“善因论”学说做出过类似的论述。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前86年)，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他的鸿篇巨著
《史记》展现了一幅博及天地、囊括古今的完整历史画卷，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尊为“太史公”。不仅如此，司马迁在这部巨著中还创立
了经济专篇《货殖列传》和《平准书》，阐述了其在宏观治国和工商业微观经营
等方面的思想主张，形成了一种较有系统的、极富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学说，其
思想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在今天看来仍熠熠生辉。就经济思想而论，司马迁
无论是在史料的整理上，还是新思想的阐发上，都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与
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他那与当时社会经济观念相悖，以关注人性、期
盼民殷国富、文明昌盛为主体的经济理论和价值观念，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司马迁的经济价值观仍然值得我们学习、探讨与借鉴，尤其对于几千年传统文化
背景下搞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今日之中国。
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英国经济学家，其经济学代表作《国民财
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又译《国富论》)创立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成为市
场经济学的奠基之作、经济自由主义的宣言，被奉为“经济学之父”。他关于经
济人、分工与专业化、劳动价值论、资本积累与社会进步、收入分配、国际贸易、
政府作用及财政政策等方面的观点至今仍有生命力，仍对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生
活产生着重大影响。
两位巨人，两部巨著，时隔近两千年。然捭卷比读，阖卷深思，却能清晰地
发现两位先者在经济思想的诸多方面惊人相似，这些相似与巧合不禁令我们今天
的后学之辈肃然起敬并努力去探寻。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
门# ='二隅％ 2 版第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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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荚孙周中经山济伞评檗论， ，第9． 拍卷年， p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学界、史学界对两位巨人经济思想的研究不断增多，
有不少文章、资料及见诸报刊和书籍。笔者依据CNKI学术期刊库的检索，对二
者经济思想的研究情况作了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至今，单纯研究司马迁经济
思想的相关文章有146篇，单纯研究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相关文章有150篇，
而涉及两者比较研究的文章则只有3篇。不仅如此，在这为数不多的比较研究中，
大多数学者也只是仅从经济自由主义这一宏观经济政策上来阐述两者经济思想
的相似之处，且多是粗略比较，其研究的深度、广度均明显不足。其实，超越时
间和空间的局限，作为富国裕民的学说，《国富论》与《史记》之《货殖列传》
和《平准书》在经济思想的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可比之处。因此，全面、系统地对
二者的经济思想进行挖掘分析、梳理对比就显得十分有必要，这对深化《史记》
的学术价值研究、推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进一步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不仅如此，对二者经济思想进行重新挖掘和比较研究，还有着积极的现实意
义。目前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推进之时，而市场主体的不健全、
市场体系的发育不成熟、市场秩序的不和谐以及人们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道德观念
的淡泊与缺失，严重地制约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也进一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
相信通过对两位伟人经济思想的整理与比较，我们一定能从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市
场经济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则，从中获得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发和有益借
鉴。
1．2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基本思路
1．2．1对历史比较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论的认识
历史的比较研究，是指对历史上的事物或概念，包括事件、人物、思潮和学
派等，通过多种方法进行比较对照，判明其异同，分析其缘由，从而寻求共同规
律或特殊规律的一种方法。科学的历史比较研究是正确发现和深刻阐明历史发展
客观规律的一种重要方法。
对于历史比较研究的意义，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都有精辟的论述。1928
年，被誉为“比较史学之父”的马克·布洛克发表了《论欧洲社会的比较》，不
仅“为后来的比较史学提供了楷模”，。而且对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
令人信服的阐述。对于比较方法论，英国史学家杰弗罩·巴勒克拉夫指出：“所
有的比较方法都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规则，就是只有在可比较事情之间爿+有可能
进行有意义的比较。”1
怎样进行比较?马克·布洛克曾经讲到：“比较就是在⋯个或数个不同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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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
出这些现象发展曲线，揭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
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再“进行严格的分类和论证，就有可能希望得到对事
实做出假设少得多，而精确程度却高得多的结论。”具体说来，比较程序分为四
个环节，即按照研究目的，确定比较对象，选择比较类型；搜集必要的事实总量，
5分别考察各个对象的背景、本质、特点以及发展的不同形态等，确定比较的基
础和方面；深入比较，寻同求异；综合分析，概括结论。6
1．2．2本文女oNI：I：较
关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我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胡寄窗教授历来认
为，要使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科学性、现实性和世界性，必须走中西经济思想或
经济学说结合、比较研究的路子。鉴于此，并根据以上对历史比较研究的意义及
方法论的认识和理解，本文拟从以下角度展开比较：
运用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研究法等方法将中国与西方相关经济理
论，古代和近代经济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
着眼于司马迁和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全貌，对二者经济思想的相似点和相
似的原因进行了全方位的对比；
在对比中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把观测点放N--者经济思想的横截面上
去，从历史存在的观点横向地探讨二者经济思想在内容、特点方面的相似点。为
了避免流于空泛，将二者各自的经济思想进行切割、细分，选取肯定人的物质利
益、分工思想、价格思想、宏观经济政策、对资本积累的认识、财政货币思想等
六个方面作为具体比较的角度。二是把二者的经济思想放到各自国家历史发展的
长河中去，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纵向地比较二者经济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理论渊
源，从而得出二者相似的原因。
此外，在比较之前，首先对司马迁和亚当·斯密各自经济思想形成的历史背
景、理论渊源及理论体系做了概述和介绍，作为下一步比较研究的基础和铺垫。
总之，本文试图对司马迁和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
和对比，总结二者经济思想的相通之处并剖析其相似的原因，同时揭示二者经济
思想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启示和对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没的现实
启示。
【法]马克·布洛克《比较历史之方法》．转，』I自项观奇编《J』j史比较研究法》，山东教育fII敝利1986年
舨，旃104 11)1砸。
李清凌：《史学理论’J方法》，1l肃民族⋯版朴1993年版，173—175虹．。
3
1．3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
对司马迁与斯密的经济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比较。试图走出仅从经
济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对二者经济思想进行对比的单一视角，力求更加
全面地展现二者经济思想的重合与交汇。除比较二者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外，本文
还从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分工思想、价格思想、对资本积累的认识及财政货币思
想等侧面对二者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了他们的相似之处：
对司马迁与斯密的经济思想相似的原因作了深层次分析。认为其根源在于二
者经济理论有着相似的经济哲学基础和经济伦理学基础，同时否定了斯密“剽窃”
司马迁经济学说的说法；
为更加清晰地阐述观点，将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从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理
论启示和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现实启示两个层次上来说明。前者可作
为本文选题的理论意义，而后者则可作为现实意义。
1．4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由于比较对象的可比性及硕士论文篇幅的限制，本文主要着眼于司马迁与斯
密经济思想相同之处的比较，相异之处未纳入比较范畴，这为今后的深入研究留
下了探索的空间；
虽然笔者力求对二者经济思想相似之处及其原因作一全面分析，但由于水平
所限，某些地方仍显粗糙和肤浅。连同上述不足，只能期待在未来的学习、研究
中不断完善、改进。
2．司马迁及亚当·斯密各自经济思想概述
2．1司马迂经济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理论渊源
任何经济理论的产生，均有其赖以形成的社会现实基础及思想渊源。司马迁
独特的人生经历、卓越的哲学思想和史学思想、是其经济思想形成的主观原因，
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及其思想的长期发展和深厚积累、秦汉之际特定的时代背景和
社会环境，是其经济思想形成的客观原因。
2．1．1司马迁生平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一前86年)，字予长，陕西韩城县人。根据张大可先
生的研究成果，7司马迁的主要生平事迹综述如下：
青少年期：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司马迁生于龙门。六岁时，
其父司马谈出仕为太史公。十九岁时，举家徒居茂陵，在京师问学于大儒董仲舒。
二十岁时游历天下，二十二岁时向孔安国求学。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司
马迁三十岁，出仕为郎中。三十四岁时随汉武帝扈驾巡行，西至崆峒。三十五岁
时奉命出使西南。
中年时期：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病逝于周南(洛
阳)。司马迁接受遗命，秉志修史。三十八岁时担任太史令，摘引国家档案馆所
藏典籍资料，正式编纂《史记》。四十岁时，扈从武帝，南至九江。太初元年(公
元前104年)，司马迁四十二岁，于壶遂、邓平、落下闳等制订历法，开始定稿
《史记》，志在继《春秋》，以太初元年为下限，修正了其父以迄于麟止的计划。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降匈奴。第二年，司马迁因替李陵辩解而获
罪受刑，时年四十八岁。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五十岁时出狱，为中
书令。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马迁向任安写信，历叙自己悲惨遭遇以及发
愤著书的情由：
迁既被刑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
之义，迁报之日：“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破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
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破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
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好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因
陋。⋯⋯李陵既生降，聩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
也，⋯-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民旗版鲫年皈笫"
5
裟裟文献究马辽阵，品
晚年时期：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司马迁五十六岁时，终于完成了《史
记》。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司马迁六十岁卒，归葬夏阳，其墓(陕西
韩城市十二里芝川镇南岭上)至今尚在。
可见，司马迁的一生，是以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的“李陵之祸”为界，
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他出身于良史世家，曾问学于董仲舒、孔
安国两位儒学大师，接受了当时最好的高等教育；青年时期便得以游历天下，开
阔了视野、增长了见闻；步入仕途后，曾担任郎中奉命到巴蜀、昆明等西南少数
民族地区视察，并多次随汉武帝巡幸全国的名山大川，封禅后土。在后一阶段，
由于替投降匈奴的将领李陵说情而获罪下狱，翌年又被处以“腐刑(宫刑)”，三
年后获释，而任中书令，因此他的后半生充满了悲剧色彩。
司马迁对各地风俗民情、经济特点和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对当时的政
治、经济、民俗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对先秦和汉初的近代史有了真切的感性认
识，这些都为《史记》的创作以及其经济思想的形成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和情
感体验。司马迁的一生，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他的人生际遇中幸运的经历
为其经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丽不幸的遭遇又成为其经济思想升华的契
机——“李陵之祸”是他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强烈变化的转折点，从此
他开始以更加客观、理性甚至挑剔的眼光去审视汉武帝时代经济政策。如果说出
身子史学世家、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游历天下而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闻是
他经济思想形成的主要因素，那么，中年因祸而发愤著书，则是他的经济思想超
越时代、光照千秋的决定因素。
2．1．2司马迂所处的时代背景
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强盛时期。西汉王朝通过
对前代历史经验的深刻反省和当世的社会实践，不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政治、经
济成就，而且在经济思想领域也产生了极为丰富的精神成果，司马迁经济思想就
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产物。
2．1．2．1西汉初期的政治经济形势与“汉惩秦失”——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体制的重
大转轨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在秦末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和战争废墟上建立了
西汉王朝。当时的国家经济凋敝、财政空虚，内忧分裂割据，外患匈奴侵略，处
于内外交困的艰难境地。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力民力，刘邦君臣们从总结历
史经验入手，做出了“汉承秦制”和“汉惩秦失”的英明决策。所谓“汉承秦制”，
即在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继承秦代遗制，以巩固和发展封建地主制的
‘卜产关系，建立和强化中央集权制为最高宗旨；所谓“汉惩秦失”，即摈弃秦自
“商鞅变法”以来推行的以“重农抑末”为手段的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农战政策，
吸取“居马上得天下”而不能“居马上治天下”的历史教训，把恢复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巩固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作为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国策。
西汉统治者通过“汉惩秦失”，对秦王朝的颠覆作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完成了对
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体制和指导方针的重大转轨。
2．1．2．2“与民休息”政策及其经济内容
西汉初期重大的政策转轨，总精神是把国民经济从军事化的轨道转到和平建
设的轨道上来，以“与民休息”的政策代替“农战政策”。具体的政治经济政策
是简政省刑、休战和亲、轻徭薄赋、崇俭抑奢、重农抑商等。尤其是后三项，构
成了“与民休息”政策的主要经济内容，并且在实践中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到文
景时代国力和民力均已基本恢复，社会经济繁荣，国家财政充裕，是谓“文景之
治”；武帝初年还享受着文景之治的余福——《平准书》记载“至今上即位数岁，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
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
外，至腐败不可食⋯⋯”。西汉王朝已度过了创业之初百业凋敝的艰难岁月，站
稳了脚跟。
2．1．2．3汉初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体制的指导思想——“黄老之学”
“与民休息”政策在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上形成了与秦王朝国家干涉主义的体
制截然对立的新型体制，即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而这种管理体制的指
导思想和理论依据是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黄老之学”即黄帝老子的学说，
其思想渊源是先秦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认为君主及百姓皆应“清静无
为”以达到“至治之极”的最高境界。但这种“上下俱无为”的主张反对经济进
步，凡革新技、改进产品、便利交通、发展贸易等，都被看作“有为”而受到否
定。汉初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接过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口号，结合西汉建国
之初的形势，对战国末年兴起的黄老学派进行了改造。他们剔除了其反对发展经
济、反对富国富民的消极因素，加入了对上要求“无为”(简政省刑、轻徭薄赋、
崇俭抑奢)以养民力、对下提倡“有为”以营造宽松气氛，昕任百姓发展生产、
重建家园的内容。这样，原来要求上下皆无为、希望社会停滞或倒退的“II=t瓶”
就被装上了上无为而下有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酒”，成为新型宏观管理体制
的指导思想和官方提倡的思想潮流。
2．1．2．4汉初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
汉初统治者在接秦之弊、承秦之制、惩秦之失的社会实践中，推行“与民休
息”的政策，创造性地运用黄老之学为指导思想，成功地运行了国民经济管理体
制由军事化的高度集权型向自Lb放任型的转轨，致使汉初社会经济取得了较大的
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新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地区间的商品流通和贩运贸易迅速发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
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同，得其所欲”。其次，中
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开始出现，这是汉代商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
标志。自西汉始，中国与世界一k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商务贸易活动以“丝绸之路”
陆路贸易为主线也开始发展起来。第三，商业都市的兴起，城市市场繁盛。在汉
代各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内部都有几个热闹的商业中心城市。有的商业都会是春秋
战国时期初具规模，进入西汉后有所扩展；有的则是新发展起来的商业中心城市。
长安是全国性的商业中心、政治中心、消费中心，长安所在地区——关中当时经
济发达，农业居全国之首，交通方便，“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
益巧百事末也。”第四，民间自由商业广泛发展。惠帝、文帝时用黄老之术，“无
为而治”，在经济上采取自由放任态度，对商业政策有所放松。随着农业、手工
业的发展，民间从事商业的人比战国时增多了，贩运商人适应地区间商品流通扩
大的要求而更为活跃，外出经商的人增多了。在贩运商业发展的同时，城市私人
自由商人经营的商业行业越来越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商业行业分工，而且居间
业、服务业也发展起来。
只要有商品经济流通，就有价值规律客观存在。战国至汉几百年来商品经济
异常活跃，对于促进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显著作用，也为司马迁经
济思想的催生提供了广袤的社会现实土壤；同时，汉初统治者推行的以“无为而
治”为依托的一套宏观管理思想的政策雏形和“黄老之学”的宏观管理体制的指
导思想，又为几十年后司马迁系统总结这套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打下了坚实的
社会实践基础和丰富的思想素材。总之，西汉初期的时代背景，成为司马迁经济
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和现实来源。
2．1．2司马迁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春秋战国时期璨若星辰的诸子百家，以其相抵相砺、相抑相长、交相辉映的
思想精华，给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注入了道德生命之泉，造就了它的博大精深
和丰富多彩。而在诸家思想的影响中，道家与儒家的影响尤为巨大与深刻。
2．1．2．1司马迁与道家及黄老之学
发端于战国末年、兴盛于汉初的“黄老之学”是形成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根本
基础。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中曾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
黄老而后六经”，己表明司马迁与道家及黄老思想的密切关系。
道家在以“道”、“德”为核心、以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体系基础
之上，形成了反对重税和压迫的均寓思想，反对：[艺技巧、批判统治阶级道德规
范的“绝仁弃智”思想，宣扬重农和无欲的“小国寡民”等一系列经济思想。这
些思想被汉初的思想家及政治家们所改造，形成了当时盛极一时的“黄老之学”，
同时也被司马迁有所取舍地吸收，成为其经济思想的理论来源。
道家“我无事而民自富”9的经济思想，在西汉初期恢复社会生产、建设封
建中央政权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建的西汉王朝正是根据其“无为而治”的
思想来实行宽简之政的。对此，司马迁十分推崇：他在《孝文本纪第十》中引用
景帝之诏、群臣之议，给推行无为政治的汉皇以“功莫大于孝文皇帝”的高度评
价，且在赞语中无限深情地称赞“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呜呼，
岂不仁哉!”。在司马迁笔下，文景之世的社会，被描绘成典型的理想社会。如《律
书》云：“太史公日：文帝时，会天下新法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
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十七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
有德君子者邪。”
司马迁对道家及“黄老之学”的崇尚，除了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极大地推动
了汉初社会繁荣的原因之外，还与他的家学渊源有关。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本是
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思想品格和渊博学识对司马迁的影响极大。司马谈作
《论六家要旨》十分推祟道家，表现了成长于文景时代的司马谈所受的黄老思想
影响之深刻。司马谈认为，道家包容其它血家之长，能通天地万物之变，作为一
种治国治世的思想，简约易行，可操作性强，用力少而功效多。司马迁作为对其
父思想的继承，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论六家要旨》，并对其作了润色、
补充与阐发。与其父司马谈相比，司马迁对道家的评价更高：“道家无为，又日
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
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
有度无度与合。故日，‘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长也’⋯⋯”把道家顺
应自然规律、推崇辩证发展的特点阐述得更突出。正是基于吸收了道家朴素唯物
论与辩证法的思想，司马迁方能在他的经济思想体系中推出“善者因之”的善因
论，从而使黄老思想升华为一套完整的宏观治国理论体系。
汉初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发展的社会现实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促使司马迁从
内心深处对道家治国思想予以肯定和推崇。但司马迁绝不是澹迷的道家信徒。在
对先秦道家尤其是黄老之学思想精华积极肯定与吸收的同时，司马迁对先秦道家
消极出世、小国寡民的主张是持鲜明的批判态度的。他在《货殖列传》中，就直
言“老子日：‘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
其俗，乐其业，至死彳i相往来。’必用此为物，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他认为到了近世，如果还要按老子这一套小国寡民论来办事，就等于堵塞人民的
9《老了·第五卜匕市》
耳目，是行不通的。他还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至于《诗》、《书》所
述禹舜以来，则是人们的耳朵总要听最好的音乐，眼睛总要看最美好的事务，口
胃总想尝遍各种佳肴美昧，身体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心中又暗自夸耀有权势、
有才‘干的光荣与得意。统治者让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有很长时间了，现在既是用
老子的上述妙论来挨家挨户地去劝说开导，也终究不能感化谁。所以，最好的办
法就是听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其次是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加以
约束，最坏的办法是统治者与民争利。司马迁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是不可逆
转的，丽这种发展又是以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动力的。因此，他在赞扬道家
“无为而治”的同时，更强调无为不能扼杀人们发展经济追求物质利益的生存本
性。在这里，司马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批判地继承了老子关
于“道”的顺应自然规律的思想真谛，提出了他的发展经济的“善因论”和“自
然之验论”，达到了对道家思想中消极成分的扬弃和“黄老之学”的理论阐发和
实践。
2．1．2．2司马迁与先秦儒家之学
司马迁的儒家思想基础主要来自于其父司马谈和其师董仲舒。司马谈本人博
学多识，曾师从汉代著名大儒、易学家杨何，效《春秋》而作《史记》是司马谈
一生的夙愿。因此，他指导司马迁广博学习百家之学，并把儒学放在首位。司马
迁生活的时代正是汉武帝听从儒学大师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
代，司马迁所拜的两位老师，一位是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另一位是古文经学家孑L
安国。在这样的家学和师承熏陶下，司马迁成长为一个博学的历史学家，承担了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
《礼》、《乐》””作巨史的历史使命。
作为学生，司马迁接受了董伸舒传授的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董仲舒以“道
体”而高谈阔论影响帝王的行为，对司马迁影响极为深刻悠远。董仲舒用《公羊
春秋》的微言大义推演出一套适应统治者需要的哲学与政治理论，其“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所采纳，成为西汉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司马迁师从
董仲舒失意之时，他感受最多、最强烈的是世态对一个知识分子的炎凉之变，和
董伸舒这位思想家品质中所具有的深刻与坚韧，尤其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推崇备至
和以儒学为影响君王和改造社会的做法，对司马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乃至写作
《史记》的目的与动机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孔子及其儒学之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有极为广泛的影响。首先，孔子及儒学
关于礼、仁、义等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制约与调节作用，对社会高层人
物诸如圣君明丰、贤臣良将、仁人志士等社会精英个人人格完善的支持作用的见
o《史记·太止公白序》。
解都深刻地影响着司马迁。表现在义利观上，司马迁认为物质利益是“礼”、“仁”、
“义”的基础，推崇《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
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司马迁肯定中下层人民追
求注重财利的正当行为，但对统治者上层人物则要求他们以义约束个人私欲的膨
胀。其次，先秦儒学大师孟子、苟子等人重农而不轻商的思想，是司马迁农工商
虞并举、且同为“衣食之源”思想的重要理论源泉。尤其是苟子关于发展工商业
和外贸、治理市场秩序的苦论，对司马迁的经济观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再次，
先秦儒家的“仁”政思想，反映在经济方面，突出地表现为“轻税”与“富民”
思想；在财政方面，儒家学派以“仁”为核心，提出节用爱民、使民以时的财政
原则，这些思想与黄老之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殊途同归，都变成滋润司马迁
经济思想的丰富养料。
除了学术思想之外，儒家学派的思想对司马迁自身的影响其实也是潜移默
化、博大精深的。这从他因“李陵之祸”而受腐刑、下蚕室，但却忍隐苟活、奋
发进取已完成历史巨著《史记》的行动中可以得以见证。他虽处厄境但不屈服、
不自馁，孜孜不倦地追求其人生理想，实现其社会责任，这都是儒家积极的入世
思想对司马迁思想及行动影响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西汉初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西汉初期丰富的社会经济思想，都
是司马迁经济思想得以形成的广袤土壤。司马迁还是个游踪极广的史学家，他在
畅游全国名山大川的过程中，深入考察了各地的物产、民俗、交通、都市经济，
这些也为司马迁研究探索经济问题提供了充足的依据和丰富的素材。此外，司马
迁受“李陵之祸”牵连后，个人际遇、思想感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现行政策的
弊端有了更敏锐的洞察。
总的来说，司马迁经济思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既
是汉代社会背景、商业经济发展状况在他意识形态的客观反映，又是他的哲学观
念、义利观念、家学渊源、生活际遇、个人感情等因素综合作用，以“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主观创造。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条件的相互作
用、相互促进，才使司马迁能冲破流俗的束缚，提出了赞颂商品经济的时代最强
音。
2．2司马迂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
经济思想是指人们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理论、观点和看法，是人们对特定历史
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理论概括。就《史记》而言，司马迁通过《货殖列传》、
：《尘{L!‘货碲列传》，转‘J旧《管了·轻垂》
2《史记·货前列传》。
《平准书》等篇章，不仅从纵的方面廓清了自五帝至汉代两千四百多年我国古代
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而且从横断面上真实反映了秦汉之际——社会大转折、大
变革时期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水平。
司马迁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货殖列传》、《平准书》中，前者主要记述了先
秦至西汉的工商业活动几个主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一些著名的经济活动家
的事迹，反映了司马迁的商业经济思想；后者主要记载了西汉前期70多年间的
经济概况和经济政策的演变，对“兴利之臣”施行的“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经
济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曲折地反映了司马迁的财政经济思想。在这两个经济
专篇中，司马迁经济思想可分为辩证统一的义利论、宏观治国思想，工商业微观
经营思想、财政货币思想、区域经济思想等几个部分。尤其是他所持的自由主义
立场的宏观治国思想，是对西汉前期近70年建国经营的总结和对汉初黄老之学
的理论升华。而司马迁的微观经营思想，是在其宏观经济思想的自由主义观点指
导下，对先秦及西汉当世商人治生之学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凝练。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灵魂是其提出的“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
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13的“善因论”。司马迁无论是在《货殖列传》所
阐释的一系列商业经济思想，还是在《平准书》中所委婉表达的财政经济思想，
无论是其宏观治国思想，还是其微观经营思想，都是紧紧围绕“善因论”而展开
论述的。因此，“善因”论是贯穿其经济思想的“纲”，只有“纲举”才能“目张”。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货殖列传》、《平准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综合起来考察，
才能全面把握和深刻认识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实质。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体现出的一系列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经济思想，是
对西汉前期统治阶级总结历史经验、进行社会实践的经济方针、政策及其指导思
想的理论升华，也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及现状水平的第一次系统总
结。司马迁作《货殖列传》和《平准书》，开我国经济思想史之先河，自此之后
历代史书均有“食货志”、“食货典”，专门记载当时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为
后世研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3亚当·斯密经济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理论渊源
2．3．1斯密生平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r 1723年6月5 H出生于苏格兰
法夫郡的柯卡尔迪。其父也叫亚当-斯密，曾担任律师、苏格兰的军法官和柯#
尔迪地区的海关崎督，他在斯密出生的几个月前去世；其母马格丽特·道格拉斯
3《史记·货硝列传》。
是法夫郡家道殷实的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的女儿，她享年九十高寿，于1784
年5月23日去世。斯密终身未婚，除大学求学和短暂出行外，基本上是和他母
亲生活、居住在一起。
斯密“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养成成了独自出神和自言自语的习惯，一生未改。”
”约在1730．1737年间，斯密在家乡柯卡尔迪的市立学校念完了中学；1737年10
月，斯密14岁时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直至1740年。在格拉斯哥大学读书期
间，弗朗西斯·哈奇森教授(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年)对他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1740年6月，斯密17岁时获得牛津大学巴利澳尔学院的斯内尔奖学金，
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一直到1746年。在牛津求学期间，斯密虽没有从该校的老
师身上得到多少东西，但他并没有虚度自己宝贵的岁月，而是广泛、深入地阅读
了许多学科和多种语言的大量书籍，并对此进行潜心思考。
斯密从牛津大学回乡之后，整整两年时间因没有得到固定工作而与母亲呆在
一起。1749—1750年，斯密被聘为爱丁堡大学的讲师，成功地开设和讲授了英
国文学，还在爱丁堡讲授了修辞学、法学和政治学，吸引了大批的听众。1751
年1月，斯密被选为斯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讲授修辞学和文学。1752年4
月，斯密继任道德哲学教授。道德哲学这门学科在当时是一门包罗甚广的大学科，
其中有神学、政治学(包含积极学在内)、法学和伦理学，斯密在道德哲学教授
这一职位上任期达13年之久。1759年4月，斯密因发表《道德情操论》而声望
大增。
1764年2月，斯密因担任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而辞去了格拉斯哥大学的
教授职务，开始了陪同时值青年的巴克勒公爵历时三年的欧洲游学之旅。在这一
欧洲之行期间，斯密不仅广泛地同各国知名学者如伏尔泰、休谟、霍尔巴赫、爱
尔维修、杜尔哥、达朗贝、魁奈等人进行交流，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国富论》
的创作。从欧洲归来后，1767年5月至1773年4月，斯密在家乡柯卡尔迪与其
母亲住在一起，继续写作《国富论》，并于1776年3月出版了这一伟大的、对后
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1778年，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专员和鼎税专员。
1787—1789年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1790年7月17同，斯密在爱丁堡去世，
享年67岁。
斯密一生公开出版的著作只有《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部。《道德情
操论》是⋯部伦理学名著，斯密生前共修订过六次，主要阐释的是道德情感的本
质和道德评价的性质。斯密在该书中继承了哈奇森的道德感学说和休谟的同情论
思想，形成了自己的道德情感理论。他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jF义感和其它一
切道德情感的根源，来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表明各种基本美德的
4约翰·雷：《弧当·斯律i传》，胡企林、际l甘年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虹。
13
特征。《国富论》一书的全名为《关于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研究》，斯密生前
共修订过两次。这部书以经济自由为中心原则，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强调了
“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它的出版标志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完整体系的建立，
由此也奠定了斯密“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地位。
斯密的一生是幸运的一生。他不像经济学史上大多数伟人那样经受着骚乱和
困苦，他的一生都处在富裕、安定和一帆风顺之中，“与配第和坎蒂隆不同，斯
密从未迸过监狱；与洛克不同，斯密没有被暗中监视、被迫离开其学术职位、或
者被迫逃离祖国；与他的挚友大卫·休谟不同，斯密得到了大学的教职。””而且
斯密还官运亨通、并且在其一生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2．3．2斯密所处的时代背景
2．3．2．1政治形势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斯密生活于18世纪的英国。早在14至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即在西欧的一些城市中出现并得到一定的发展；16至18世纪则是封建制度的瓦
解时期，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工场手工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整个欧洲从封
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17世纪中叶，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加紧
进行海外殖民扩张：经过三次英荷战争，到17世纪末，英国已取代荷兰占据了
海上贸易和殖民侵略的优势；进入18世纪后，英国开始同法国争夺殖民地霸权：
经过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英国在北美和印度彻底逐出了法国的势力，确立
了自己的霸权地位。作为统治阶级的英国资产阶级，虽然力量在不断地成长壮大，
但此时并未完全取得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权，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还很多。
“圈地运动”到18世纪则开始变成在英国政府法令批准下的合法行动。据
估计，根据国会批准的圈地法案，在1700．1760年间被圈的土地有34万英亩，
而在1760—1790年问竞达298万英亩。”这些土地大部分集中到大地主手中，租
给大租佃农场主经营。“圈地运动”空前地加速了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使得被剥
夺了土地的农民大部分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与此同时，在农业
耕作技术以四圃轮作制代替了休耕制，加上其它农业技术的改善，使耕作效率和
产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进一步加速了对小土地所有者和小佃户的淘汰，使资本
主义大农场迅速增长。
随着英国“圈地运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外市场的扩大和殖民掠夺，英
国的工场手工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毛纺织业在英国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占
有着中心地位，在18世纪，至少有五分之‘的英国人r]靠毛纺织业生活，毛织
5【荚]亨剧·成廉·期虚格尔：《绎济思想的成K：》
版礼1999年版，『"JOl，第192叭=
“樊J’C、求!J!|j行：《外田经济史：近代埘代》．人民
晏智杰、刘宇飞、K青、蒋怀栋泮，。p潮礼会科学
{版礼1980年笫2版．第1卅，第65血。
14
品约占英国出口额的三分之一。在英国国内的一些地区，不仅形成了固定的毛纺
织中心，而且在各地区问形成了紧密的生产上的分工，出现了大型的资本主义手
工工场。同时，这一时期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在制盐、啤酒、丝绸、棉织、冶余等
行业中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大大促进了工业的内部分
工，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的，仅扣针的制造就分成十八种不同的作业。
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充分发展，不仅使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也
为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特别是在18世纪60至70年代以
后，各主要工业部门开始出现了从手工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的趋势。
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在18世纪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资产阶级当时并未取得
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权。因此，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依然
存在着许多阻碍资本主义法制的制度因素：如长子继承法和限定继承法限制了土
地的商品买卖；学徒规章和居住法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谷物法(还有航海
法，斯密对此在《国富论》中有详细的论述)限制了贸易的自由。处在青年时期
的英国资产阶级，正迫切需要有一个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体系，为其清除前进道
路上的障碍。
2．3．2．1科学、技术与哲学的发展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和哲学也在18世纪里取得了巨大
的进步。在数学上，代数学已有相当的扩展并得到系统化；微积分有所发展，并
用于解决几何学、力学和物理学等学科中的问题。天文学方面，拉普拉斯在牛顿
力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动力学体系，研究了太阳、地球与月球作为相互
吸引的物体的运动问题，并观察到了行星的轨道因受它们吸引而变化的现象；康
德、布丰和拉普拉斯等人提出了各种关于太阳系以及宇宙起源的理论。在物理学
上，主要是发现了一些物体具有导电性以及存在两种相反的带电状态。在技术方
面，农业上有打谷机和切草机的新发明；纺织业上，怀亚特和保罗发明了纺织辊、
阿克赖特发明了水利纺纱机，还有新的织物漂染方法被使用。那时，心理学、社
会科学都从属于哲学，主要有贝克莱的唯心主义、休谟的怀疑论，康德的先验论
和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经济学以法国的重农主义为代表，并不断走向系统
化。18世纪的时代精神具有着现世主义、理性主义、自然主义、自由主义和个
人主义的特征。整个社会的普通民众热衷于现世的、尘世的生活，而不再抱有过
去那种超脱的、一心想往并寄托于来世的人生信仰。人们普遍相信人类理智的能
力而不再盲目地屈从于外在的教条和权威。证如自然过程中有其固有的秩序一
样，人们相信一切社会的事务或事件【乜具有着这一“自然秩序”。18 t}：|=纪的精神
领袖们，“他们尽力使自己的时代成为彻头彻尾的‘理性时代’，尽力抵制国家干
预宗教信仰和公民的经济活动。”17
总之，18世纪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以及科学、技术和哲学的发展，成
为斯密酝酿其经济及伦理思想的土壤；斯密的思想体系的形成，也积极地推动和
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
2．3．3斯密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斯密的经济思想是他所处时代的历史产物。他不仅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硒方
社会的各种哲学思潮中，还从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中，以及从其同时代的思
想家中汲取了充分的理论营养。他结合所处时代丰富的知识背景，以及个人的天
赋与勤奋将它们熔于一炉，总结性地建立了自己庞大的理论体系。
2．3．3．1哈奇森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斯密在巨著《国富论》中引述了一百多位学者的观点并丝毫无损于自己的创
造性。一些学者给了他以巨大的影响，其中哲学家弗朗西斯·哈奇森可居首位。
斯密在大学读书时曾听过哈奇森的哲学课，以后斯密回校任教，哈奇森又是他开
设道德哲学讲座的前任教授。斯密讲课的分类几乎和他的前任完全相同，而且他
的许多著名理论可以在哈奇森的《道德哲学体系》(1755年出版)中找到线索。
哈奇森特强调分工的重要性，主张人人都有为自身经济利益而自由活动的权利。
这在年轻的斯密心中播下了经济自由的种子。
2．3．3．2大卫·休谟的“同情学说”
对斯密产生较大影响的另一位学者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
年)，斯密称他是：“现代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从1752年起，他们就
是亲密的朋友。休谟当时已就经济问题发表了一些论文，可对斯密影响最深的却
是他在伦理思想上提出的“同情学说”。休谟认为：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
有关系，不先解决人性问题，其它一切理论问题都无法确立。休谟专门写了一部
《人性论》(1740年出版)，按照休谟的观点，人的自然德性是利己的，人的人
为德性是利他的，人的同情感使得“利己”和“利他”相一致，这为以后斯密创
立经济自由模式奠定了哲学基础。
2．3．3．3孟德维尔“私恶即公利”的观点
除了哈奇森和休谟外，还有一位学者也对斯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就是贝
尔诺德·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670—1733年)。此人也不是经济学家，
而是一位对哲学很感兴趣的医生，他的哲学著作《蜜蜂的寓言》(1714年版)使
他一举成名。孟德维尔指出，对利己欲望要用两种标准来衡量： 一种是从理性出
7弧·沃尔人：《I八叶纪科学、披术和哲学史》，削一忠、苗以顺、毛荣运i币．商务印书馆1 991年版
册，第11虹。
8马克心思格斯伞集：筇28卷，人民；}i版”1972年版，三『；73虹。
i6
发，那么一切利已的行为都是恶；另一种是从效果出发，由于人人利己、人人快
乐，促使整个社会发展，从而得到“私恶即公利”的效果。上述三位英国著名哲
学家的哲学观点在斯密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论框架。
2．3．3．4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学说
此外，1765年斯密在巴黎逗留期间，结识了法国重农主义者弗朗索瓦·魁
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年)和杜尔哥(Turgot，1727．1781年)等人，
得到了他们极大的帮助。斯密在此期间，经常与二人会晤、交流思想，还曾将他
正在创作中的《国富论》一书的某些观点，征求魁奈、杜尔哥的意见。由于“重
农学说对亚当·斯密发生了很大影响””，斯密便在其《国富论》中以自然秩序作
为自己分析经济问题的出发点和依据来探索经济运动过程的规律。在《国富论》
中所体现的自然秩序是从人的本性产生而又合乎人的本性的一种自然秩序，“他
所理解的人的本性就是利己主义⋯o，因而利己主义是合乎“自然秩序”的。他著
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成为自发秩序传统的经济思想中最广为接受的词汇。
其实，重农学派在经济思想的很多方面都给了斯密以启迪，限于篇幅，本文不再
赘述。． ．
综上所述，斯密处在格拉斯哥乃至整个英国经济、社会和思想变动发展的环
境，这既是他得以形成其广搏深邃思想的客观条件，又是他观察思考社会现实的
最好对象；加上斯密的天份以及与身俱来的幸运——斯密既看到了18世纪的英
国根源于人们固有的求利本性所造成的经济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又目睹了那个
时代仍然存在的、过时了的旧制度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束缚。因此，
在斯密的思想中，既对个人自利的伟大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又对经济
自由这一既是经济发展的条件又是发展的结果的要素提出了强烈的要求，并对限
制、束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时的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凭借其所处时代
丰富的思想和理论滋养，斯密置身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中心，密切结合经济生
活的现实，以其特有的天赋和勤奋把这些理论资源与现实融汇在⋯起，这样，作
为为自由主义经济鸣锣丌道、摇旗呐喊的巨著——《国富论》就已在斯密的脑海
中酝酿成形、即将喷薄而出了。
2．4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
从1767年到1776年，经过十年时间的写作和修改，1776年3月9日，《因
富论》终于问世了。这部书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圈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在批判
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
19小罗们特·B·埃克伦德：《终济删论和方法r史》(中爻版，，中田人民人学⋯版{11：2001{#版，第㈣吼
20干陶达：《蓖圃f内古典政治绎济学》，I海联书店L962年版，筘57姐。
较明白的描述。它的出版，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同时也使斯密蜚声于世。《国
富论》的内容不仅局限于经济，它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小百科全书”，
又有人称《国富论》是“一部所有欧洲文明的批评史”。
《国富论》的出发点是利已主义，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经济自由是它的中
心思想。这本书的任务在于分析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和条件，论证资本主义
的优越性，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政策提供理论武器。
《国富论》共分5篇。第一篇是《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
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斯密首先论述了分工，分析了分工的
原因和决定分工的各种因素。接着研究了货币价格及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最后讨
论了劳动生产物在各阶级之问的分配。在这里，斯密按照社会各集团对生产资料
的占有关系，把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工资为生
的人；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取得利润的资本家；占有土地从而获得地租的土地所有
者。
第二篇是《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斯密在这一篇里研究了作为增
进国民财富的第二个直接途径的资本问题。他首先分析了什么是资本，．资本的构
成、用途和积累的条件，接着又论述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以及资本的
形态等问题。
第三篇是《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斯密着重通过历史经验说明，
正确的经济政策如何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不适当的经济政策又如何阻碍了分工的
发展，突出了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第三个因素——正确的经济政策。
第四篇是《论政治经济学体系》。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政策、论述了这种政
策如何妨碍分工的自由发展。
第五篇讲财政学，即《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从增进国民财富的角度研究
国家的收入和债务。
《国富论》是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总结。它所阐明的经济自由
的思想，完全是针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富论》是年轻的资产阶级
用以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阻碍的思想武器。斯密在世时，《国富论》已出
版过5次，传播到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不论是对英国，还是对世界资本主义
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亚当·斯密那罩，政治经
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国富论》
建立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部逻辑比较
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马克心：《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崽格斯令集》笫26卷。第五川J．第181负
18
3．司马迁与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相似点
从上一章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与亚当·斯密虽然生于不同的国度、
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各异，个人经历差异甚大，但各自却都提出了一套以经济
自由主义为鲜明特色的富国裕民的经济学说。拂去历史的尘埃，消除地域的鸿沟，
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在经济思想的很多观点上都有着不谋而合之处。最明显的便
是两人在宏观经济调节方式上都主张自由放任，认为国家不应过多地干预经济发
展，应尊重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其实除此之外，两人还在肯定人的
物质欲望、分工思想、价格思想、资本积累对财富增长作用的认识，以及财政货
币思想等很多方面都有着相似的看法，存在着可比之处，本章将分别予以论述。
3．1肯定人的物质欲望——财富观与“经济人”假设
肯定人类的谋利动机，肯定人的“经济人”特征，是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条件
之一。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求和
“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将难以成立。
司马迁一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仁义而已，何必日利”22的儒家
教条，认为在财富观上首先肯定人的物质欲望，认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是
“礼”、“仁”、“义”等道德观念产生的基础，因而追求物质利益是正当的社会活
动。他明确提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认为求富是人的本
性，与生俱来；作出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著名论
断，认为人性好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指出了趋富患贫是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心理：
“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宝之君，尚犹患贫，而况编户之民乎!”他还生动
地描述了各色人等各种各样的致富途径，如官吏食禄、壮士赴难、暴徒抢劫、妓
女卖淫及从事农、工、商、虞等经济活动，指出虽然方式各异，但爱财求利的本
性是相同的。他还斥责安于贫穷是极大的耻辱，“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
时无以祭祀进，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以此不残耻，则无所比矣”。这些言论表
明：司马迁已朦胧地意识到了物质利益规律是人类社会J下常运行的第一驱动力，
反映了其在财富观上的唯物主义倾向。
不仅如此，作为一名有远见的思想家，司马迁也没有否定道德的作用，他的
财富观充满了辩证色彩。他并不鼓励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而是把追求财富的手
段和途径作了分类，分别予以肯定和否定。他在列举了一系列求富的门类与手段
之后，得出结论说：“故本富为卜，术富次之，奸富为下。⋯‘本富”是指通过从
22《论语·嫩f一》。
23《r史记·货州刘传》。从奉节开始尔第五节，文中涉及川马辽的，jj史凡朱沣⋯处并，均见此篇，T4<爿i{
事农业生产而获得财富；“术富”是指通过经验工商业而获取利润；“本”、“术”
用语反映出司马迁受到先秦以来“农本”思想的影响，但并未含轻商、贱商之意。
所谓“奸富”则是指通过作奸犯科、杀人越货、贪赃枉法、掘冢铸币(盗铸伪币)、
赌博斗殴⋯⋯等手段得来的财富。司马迁反对通过这种手段得来的财富，明确指
出：“求富有正道，奸富不可取”，认为这是不义之财，坚决予以否定。
“经济人“思想滥觞于斯密的《国富论》中，是斯密经济理论的立论基础。
他将人类的欲望动机等心理因素引入经济学领域，为经济人概念的形成奠定了理
论依据。在他看来，人是理性的，要为自己打算，并受利益的驱使；每个人都是
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无不以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为动机。
他表述道：“每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己心’支配，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会促
进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这种个人利益的追逐者就是‘经济人”’。斯密的“经济
人”思想经约翰·穆勒的描述加工和西尼尔的精心提炼，最后由帕累托引入经济
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理论出发点。
有趣的是，与司马迁的观点类似，斯密的经济也反对损人利己、道德沦丧。
长久以束，斯密“经济人”概念的完整内涵未能被人们所正确理解，很多人认为
其在《国富论》里所推崇的“利己心”和在《道德情操论》里所倡导的“利他心”
是矛盾的，这就是所谓的“斯密难题”。其实，斯密真正倡导的是“经济人”和
“道德人”的统一。他的“经济人”概念不仅主张利己和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且
还蕴涵着利他(把我所需要的给我，你就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当然，利己是其基
本出发点1的含义。他指出，‘‘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
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
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
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
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
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24在这里，斯密认为人人都有自利的追求，而唯
有互利才能使每个人的自利追求得以实现。互利既是对自利的理性限制，又是实
现自利的桥梁和纽带。
不仅如此，斯密还公开抨击了商人只顾自己的极端自私心理，要求用充分的
自由竞争来保障互利的实现。他写道：“商人和制造业者通常是使用资本最大的
两阶层。⋯⋯因为他们通常为自己特殊事业的利益打算，而不为社会一般利益打
算，所以，他们的判断，即使在最为公平(不总是如此)的场合，也是舣决于关
于前者的考虑，而很少取决于关于后者的考虑。他们比乡绅高明，与其浼是由于
24砸当-斯晰：《冈民财富的忭质和燎H的州究》|‘卷，商务E¨书馆1972年版，第13页。空中涉及斯晰的
rJI史凡未沣⋯处省，均⋯白此史，下_i*汴。
他们更理解公众利益，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更理解自身的特殊利益。⋯⋯其实，
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
时甚或相反。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虽然往
往对于公众有利，后者却是和公众利益相反。缩小竞争，只会使商人的利润提高
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余市民却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负担。”从上
述对商人的自私自利的谴责中我们不难看出，斯密固然充分肯定人的自利追求具
有促进公共利益增长的动力作用，但他从来也没有把利己主义看作市场经济最基
本的道德准则。与此相反，斯密始终坚持认为互利才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范
式和应有_自勺伦理秩序。他认为，只有在一切商品交换领域引入自由竞争和优胜劣
汰机制，让市场的力量来褒奖那些注重商业道德的经营者，惩罚不讲商业道德的
人，才能真正实现互利。这一主张的深远意义远远超出了斯密所处的时代。斯密
以后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个人的自利追求必须通过对他人和社会的互利互惠
来实现，必须遵循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的约束，决不能以抢劫、欺诈或暴力等
“非理性”手段来追求和实现自利。
可见，司马迁的财富观和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首先，
两者都肯定了“利己”，即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并认为这是社会经济发
展的内在驱动力。他们的这些观点客观地反映了人们追富逐利的真实心态，还原
了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其思想见解都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辉。同时，两者都反
对“损人”、即唯利是图、道德沦丧地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体现了“利己”和
“利他”的统一。司马迁的“致富层次论”以及斯密的“道德人”所体现的人文
关怀，都折射出两位巨人经济思想中浓厚的辩证色彩。
3．2宏观经济政策——“善因论”与自由主义主张
基于“经济人”的前提假设，秉承黄老之学“清静自定”的思想原则，司马
迁总结了汉初经济发展的状况，提出了自成一家的“善因论”：“善者因之，其次
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认为最好的宏观经济政
策应该依据客观经济规律，顺应和听任民间各种经济活动的自然发展；其次是国
家以物质利益为调节基点，以经济杠杆为调节手段，从而引导社会经济朝着健康
的方向发展；再次是国家通过教育手段，鼓励人们从事『F当的经济活动或告减人
们不宜从事某些有害的经济活动；复次，是国家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来激励或约
束人们的经济行为；最坏的办法是国家越俎代庖，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与民争利。
司马迁从其财富观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求财逐利是人们的本性，每个人都
清楚应当采取最有效的办法来达到满足自己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日的，也都能根据
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去获得最大可能的利益，这是不学而能、与生俱来的。因此，
他极力提倡“因之”，反对任何人包括国家对经济活动施加过多的干涉阻挠。从
“善者因之”到“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的“善因论”系统地阐述了自然之道、
经济手段、道德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国家干涉
主义的色彩一层比一+层浓厚，亦是给予越来越多的否定，表现了他鲜明的自出主
义立场。“善因论”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灵魂，贯穿了其整个经济理论的始末。
对于司马迁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后代经济学家多有异议，实际上司马迁的
这种思想是针对桑弘羊的经济思想而言的，司马迁并非全盘否定政府对经济的调
控，而是认为不应干预太多，统得过死，应缩小真接干预的领域，扩大市场对经
济活动自发调节的作用。他说：“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
为能齐之。”6即对于“倍本多巧，奸轨弄法”之徒，教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
“严削”以齐之。可见，“善因论”并非完全排斥国家干预，实际上是一种以自
由主义为主，必要时辅以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干预的一种国民经济的管
理模式。
相似的立论起点很容易得出相似的结论。与司马迁类似，斯密所有的经济学
观点也贯穿着一条主线，即自由放任思想。他认为，利己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
在动力，个人利己的行为会导致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的利益得到增
加；只有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才能打破当时有害于经济发展的种种法规，使工农商
业得到自由发展，才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斯密说：“如
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
需要注意的问题，⋯⋯而这种管制几乎毫无例外地必定是无用或有害的。”他给
出的解决之道是：“你以为，通过良好的法令和干预手段，你可以帮助解决制度
运转。⋯⋯利己的润滑油会使齿轮奇迹般地正常运转。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
元首的统治，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26与自由放任思想相对应，斯密认为政府
应仅仅充当“守夜人”角色，指出政府应具备三项基本职能：即国防、司法行政
及公共事业。除此之外，不应该直接干预经济生活。
可以看出，斯密的自由主义主张与司马迁的“善因论”交相辉映、相映成趣。
他们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都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主张经济自由化政策。
同时，他们也都并非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主张在市场存在缺陷的情况下或
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里，适当地发挥政府功能，以恢复市场的正常秩序。相
比之下，斯密更加明确地表述了政府的职能和发挥作用的领域，这是斯密超出司
马迁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禁要感叹两位巨人惊人的相似思维，并且感
l叹司马迁在早于斯密近两千年前就有的卓越智慧。
”《史沁：·太史公自序》。
26 f美1萨缨尔森，诺德豪蛳： 《磐济学》T J1)J，t扣陶发展川版引1992版，鹕1274虹。
22
3．3分工思想——“农工商虞说”与“社会分工说”
分工理论是斯密《国富论》中浓墨重彩的部分，《国富论》就是以分工开篇
的，分工学说在他的整个经济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
也多次谈及分工，很多精彩之处可与斯密的分工思想相媲美。日本学者桑田幸三
曾感叹道：“司马迁的分工理论，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不少共同点⋯⋯司
马迁确是一位仰之弥高的伟人。””纵观之，两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认识相似：
第一，分工是自然发生的。司马迁强调农、工、商、虞之分工，认为国民经
济各个部门是自然形成的。人要生存，需要有自然资源，也需要有农、工、商、
虞四种经济活动，因此“政教发征期会”是不必要的，分工会随着人们生存的需
要和交换的需要而自发形成，不需要政府主观地发布政令去做安排。无独有偶，
斯密也是将社会分工视为人类“自然倾向”的结果。斯密在研究分工理论时明确
指出：分工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交换的需要自然产生的，绝不是人类意志的
结果。而交换的产生，又是由于人类内心深处潜伏着的自利动机的驱使。他说：
分工这种极好的制度“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它是不以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
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
交易”。“这样一来，人人都一定能够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的劳动生产物的剩
余部分，换得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这就鼓励大家各自委身
于一种特定业务，使他们在各自的业务上，磨练和发挥各自的天赋资源和才能。”
可见在斯密看来，正是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导致了交换的产生，并由交换引起
了分工。分工只是每个人共有的互相交易的倾向的结果。而交换倾向本身是在个
人利益的影响下自发发展起来的。就这样，斯密论证了分工制度的自发起源。
第二，分工的深化与拓展将有助于增进社会财富。司马迁认为，在社会分工
中人们为了“得所欲”，必然“任其能，竭其力”，即认为分工必然导致专业化，
专业化则使人的能力和潜力得以发挥和发展，大大提高劳动效率；他提出了“富
无经业”的致富之道，认为要实现“国富”与“民富”，只靠某一行业不行，并
强调“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门市，此言末业，贫者之
资也”：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由农、工、商、虞四个部门构成，缺一不可，他引用
《周书》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
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在这罩，司马迁论述了分工对激发个人潜能、提高劳动
生产率的作用，并且阐述了由于分工而产生了国民经济四大部门，它们创造的社
会财富各不相同，但缺4不可，必须四者并重、全面发展，四大部门舰模的大小
光吼1 址刊目≠ L 、尔人学扳f 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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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中耐绛济思想史汜》中正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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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直接影响整个国民财富的多少。
而斯密正是将劳动分工看作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国民财富的重要途
径的。在他看来，分工导致专业化，而专业化则使每个人各自发挥自己的天赋和
资质，这与司马迁的观点如出一辙。他认为，“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
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
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正是分工及
专业化拓展和发挥了人们的才能，并最终增加社会财富。他说：“劳动生产力上
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
的结果”，“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更多的劳动量”。分工使同数的劳动者，
能够完成更多量的作业，生产更多的财富，因而能促进更高度的文明。他断言文明
民族之所以比原始民族较为富裕，就是因为前者实行分工，后者没有分工，农业国
的富裕程度和文明程度不如工业国，就是因为农业没有工业那样严密的分工。斯
密认为，只有经济自由，才能提高分工程度，才能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第三，国富源泉论。司马迁与斯密都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司马
迁认为，．农、工、商、虞同为国民衣食之源，但只有“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即只有通过劳动，人们所占有的自然资源、生产要素才‘
能最终变成社会财富。如果把统治阶级及士吏的劳动看作是非生产性活动，那么
农、工、商、虞等民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就是富国富民的源泉。这种对生产
性活动的肯定与先秦思想家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轻视体力劳动
的观点大相径庭，在那个儒家思想占主导的年代里，司马迁的这一观点愈加显得
难能可贵。
与司马迁相似的是，斯密也正是从生产性劳动的角度阐述国民财富之源的。
《国富论》中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
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
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司马迁的“农工商虞说”与斯密的“社会分工说”都旗帜鲜明地表述了各自
的分工思想，二者的观点存在很多相似之处，某些地方甚至如出一辙。但总的来
说，斯密的分工思想比司马迁更为具体，更为详尽，对分工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
也更为深刻。当然，这与各自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对于
早于斯密近两千年、身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封建社会初期的司马迁来说，能有
这样的真知灼见已极为难能可贵了。
3．4价格思想——“自然之验论”与“看不见的手”
司马迁提出“自然之验论”，认为社会经济内部具有自发调节机制，社会经
济的运行和发展可以受到自发的调节，物价在其中起到了杠杆作用。他认为“物
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若水之趋下，同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
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他看到了物价有规律的变化与社会经济自
动的、有秩序的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实质上是意识到了价值规律对社会经济的
自发调节作用。在司马迁看来，除了政治军事和天灾等原因会使物价飞腾外，在
一般情况下，只是“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的正常波动。价格的自发上下波动
会调节社会经济正常运行，而人为的干预只会破坏价格的正常波动，从而破坏这
种运行机制。当然，如果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由于外在的原因如天灾、战争等遭
到严重破坏时，司马迁也认为可以采取某些干预措施，甚至是比较严厉的干预手
段，“严削以齐之”。干预的目的在于使经济恢复到“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
即恢复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
司马迁不仅认识到了价值规律的客观存在，并进一步认识到供求与价格相互
影响，应利用供求与价格的变化规律进行逆向市场决策以获取利润。司马迁通过
对范蠡经验的总结，得出供求关系与价格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看法，其实是对
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即表现为供求关系规律)和市场机制的初步认识。他认为
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判断商品价格的涨落，即“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价
格与供给、需求三种因素交织互动，周而复始，制约着价格“贵上极则反贱，贱
下极则反贵”，涨落总有一定极限。因此，“无敢居贵”，应当掌握住价格贵贱变
化的时机“贵出如粪土”，赶紧把手中的商品趁价高而抛售出去；或者“贱取如
珠玉”，赶紧抢购市场滞销而以后有可能反贱为贵的商品，这些价格思想对今天
市场经济条件下股票、期货、外汇等金融产品的买卖操作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斯密用“看不见的手”隐喻价格机制的客观存在，并认为它自发调节着社会
经济的运行，这与司马迁的“自然之验论”要旨相通。但他区分了自然价格和市
场价格，认为“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它的自然价
格，有时和它的自然价格完全相同。”如果某种商品供不应求，竞争就会使市场
价格或多或少地升到自然价格以上出售；反之，如果商品供过于求，竞争则会使
价格降低到自然价格以下出售；如果供求相当，则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相同或相
当。市场价格对自然价格的这种背离，可以借助于资本和劳动的增减来调节生产，
使供给和需求相符，进而使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趋向一致。所以斯密说：“自然
价格可以说是中，0价格，一切商品价格都不断受其吸引。”在这旱，斯密已经看
到了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即价值)上下波动，而引起这种波动的原因则是供
求关系的变化。
司马迁和斯密都认识到了供求关系规律、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形式的存在及调
节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过程。司马迁甚至意识到，人们可以利用这些规律进行逆
向市场决策获利。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两干多年前、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
思想桎梏下，司马迁对商品经济和价格机制的深刻认识，已达到了现代人的思想
水平与学术高度，实属难能可贵。超越两千年的时空距离，这些思想愈加显示出
其令我们当代人叹为观止的智慧之光。
3．5对资本积累的认识
司马迁和斯密都非常重视资本积累对财富增长的作用。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所说的“货殖”概念，本身就是关于财货的取得和
增殖之意，亦即“资本积累”之意。只不过这里的“资本”(财货)的含义既包
括了粟米布帛，又包括了龟贝钱布，既是各种自然状态及加工过的有用物品或交
换得来的物品，又是可以交换各种物品的货币。司马迁主要从工商业微观经营的
角度阐述了自己对资本积累的认识，主要表现在：①强调从事工商业经营必须有
一定数量的货币积累，否则“无积聚而多贪”；②强调从事工商业者必须获得20％
的年利润率，否则生产就难以为继，即所谓“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③加快资金周转。司马迁赞赏范蠡“仅逐什一之利”，“无币息”等加速商品与资
金周转速度(使其“行如流水”)的做法。通过增加资金周转次数，增加商品销
售总量同样能提高年利润率和年利润量，从而增加资本积累，使财富增殖。④重
视节俭。司马迁列举了白圭的例子，指出其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能薄
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共苦乐”。巨野地区的人，“虽无山川之饶，
能恶衣食，致其蓄藏”，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宛孔氏“赢得过当，逾于纤
蔷，家致富数千金”，他更指出：“纤蔷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斯密极为重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说道：“资本的增减，自然会
增减真实劳动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
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他指出，要增长一国财富，
只有增加生产劳动者的数目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而要增加劳动者数目，必须
先增加资本，增加劳动基金。要增进劳动生产率，必须增加便利劳动的机构和工
具或者予以改良，否则就要改善工作的分配方式，这些都需要增加资本。劳动供
给增长率与资本增长率，工资增长率与资本增长率之间都呈『F比例关系。一个社
会、国家，不管资本存量有多大，不变投资率总意味着经济停滞，下降的投资率
就意味蔫衰退，而提高的投资率则表明经济进步。而且资本积累的持续增长，会
促使分工深化，后者又增进了劳动，{i产率的提高。因此，劳动与资本作为经济增
长的两种不可缺的要素，互相协调、互相促进。劳动作为财富的惟一源泉，是
种创造性的潜能，而资本正是使这种潜能不断变成现实的形式。
那么，什么是影响资本积累的关键要素呢?斯密认为，那就是节俭。他说道：
“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
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以前，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累的物，都是
由勤劳得来。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决不能加大。”
而且，“个人的资本，既然只能由节省每年收入或每年利得而增加，由个人构成
的社会的资本，亦只能由这个方法增加。”可见，斯密极力推崇节俭，认为节俭
不仅能增加个人资本，而且能增加社会资本。
可以看出，司马迁与斯密对资本积累看法有共识也有差异。相同的是，两人
都认识到了资本积累的重要性，指出了资本积累对于企业生存、发展及财富增长
的积极促进作用，都重视节俭对于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不同的是，司马迁着重
从企业微观层面来探讨，而斯密则从个人资本的微观层面和社会资本的宏观层
面，全面地阐述了资本积累对财富增长的作用，并且，斯密进一步指出了资本积
累的关键因素，并明确地将其表述为节俭。相对而占，斯密对资本积累的认识更
加深刻。
3．6财政货币思想
司马迁的财政思想和货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平准书》中。《平准书》是半
部西汉财政货币史，它、记载了西汉建国七十余年以来，历帝五代所发生的一系列
经济大事和财政货币制度的沿革过程。与《货殖列传》的风格不同，《平准书》
是在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和铺陈中间接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文字背后所隐藏的，是
司马迁对这些历史事件、改革举措的思想倾向。
斯密的财政思想集中体现在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这一篇实际上
专讲财政学，斯密主要从增进国民财富的角度研究了国家的收入和债务。斯密的
货币思想主要体现在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
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中，斯密在这一篇罩论述了货币的起源及效用。
司马迁和斯密都有其丰富的财政思想和货币思想。虽然各自的思想见解风格
迥异，着眼点各不相同，但只要仔细品味，我们依然可以寻异求同，从中发现某
些“心有灵犀”之处。
3．6．1财政思想
财政思想可以从支出和税收两个方面来考察，司马迁与斯密在这两方面均有
相似的见解：
3．6．1．1主张节俭财政开支
司马迁赞扬了汉高祖把基室私奉同国家财政分丌的做法
税之入，白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在
“朕即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社会，皇室的庞大开支往往成为封建
国家财政的沉重包袱。汉高祖的这一举措在其实践中把“家”和“国”分了开来
(西汉设立了帛帝的私库，称“少府”)，同时作为一种财政理论，把国家的财政
与阜帝的“家政”从来源和用途上分开管理，有积极的意义，或多或少地限制了
皇室贵族的过分膨胀的奢侈欲望。从司马迁赞许汉武帝此举的态度来看，他的财
政思想上是主张政府节省开支，反对奢侈浪费的。
前已述及，斯密极力推崇节俭，在政府公共开支方面也是一样。他指出王公
大臣“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并说道：“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
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把它弄得穷困”。因此，斯密提倡
“廉价政府”。从节省公共开支的要求出发，斯密建议，首先必须精简政府人员，
以减少维持政府的费用。他将政府官员与牧师神父都归于不生产者一类，“如果
他们人数增)211N不应有的数额，他们可能消费了人民全收入的这样大的部分，使
得这么多人民不得不侵蚀他们的资本，⋯⋯以致不论个人多么节俭多么慎重，都
不能补偿这样大的浪费。”其次，政府必须严格限定公共开支的范围，明确“什么
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其中哪些部分应由对全社会的一般课税来支付，哪些
部分应由对社会内特殊部分或特殊成员的课税来支付。”凡有利于全社会的各种
设施，在不能由那些最直接受益者维持时，才应由全社会来承担。除了国防等少
数开支为必要的外，其余的开支均应坚持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斯密对政府的公
共开支作出严格的限定，目的是明显的，这就是让政府严格紧缩公共开支的范围
与数量，以保障人民能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加快经济的发展。他反复告诫人们：
“总之，无论就哪一个观点说，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
3．6．1．2“轻税论”思想
在如何取得较多的财政收入满足政府需要上，税收思想史上有两种截然不同
的主张：一种是与单纯财政观点相联系的重税论，认为主要提高税率就能增加财
政收入，税率越高，财政收入也越多；另一种是与促进财富增长的经济观点相联
系的“轻税论”，认为并非是税率越高取得的财政收入就越多，高税率因为阻碍
了财富增长，反而会使财政收入减少。司马迁与斯密的思想属于后一种类型。
司马迁对文景时期的轻徭薄赋的财政政策十分推崇。他对汉初以来七十多年
的太平景象的赞誉之情溢于言表：“至今上即为数岁，汉兴七卜余年之间，国家
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货。京师之钱
累居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致腐败不呵食。众
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他认为jE是国家取消一系列苛捐杂税，与
28《r史记·、17准书》。小讧涉，土川马迁的·j卜迁凡朱沣⋯处者，均见此篇，下小*沣。
28
民休息、不夺民力，才使百姓人给家足，丰衣足食。这表明司马迁在税收思想方
面属“轻税论”者，他反对国家对百姓课以重税的方法来增加财政收入，而是赞
成国家轻徭薄赋，藏富于民，通过“富民”(与民休息、发展经济)而达到“富
国”(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斯密不仅从他关于国家经费是非生产性的观点出发主张轻税，而且从税收取
得收入的效率着眼，主张通过轻税的途径实现必需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斯密写道：
“一种重税，有时会减少所税物品的消费，有时会奖励走私，其结果，重税给政
府所提供的收入，往往不及较轻的税所提供的收入。当收入减少，是由于消费减
少时，唯一的救济方法，就是减低税率。当收入减少，是由于奖励走私时，那大
抵可以由两种方法救济：一是减少走私的诱惑，一是增加走私的困难。只有减低
关税， 才能减少走私的诱惑：只有设立最适于阻止那种不法行为的税收制度，
才能增长走私的困难。”这一思想在萨伊那里得到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萨
伊明确地提出了“税率的增加而税收并不按比例增加”的论断。这也为现代供应
学派所继承，成为他们推行减税政策的理论基础。
此外，斯密还提出了至今仍为西方财政学说重要内容的税收四原则，即公平、
便利、确定、经济。其实，这四项原则的实质性内容都是要尽量避免纳税人除正
税以外的额外负担，所体现的也是“轻税论”思想。司马迁与斯密所提倡的“轻
税论”思想，与我国历来倡导的“藏富于民”、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的
理财治税观是一致的。
3．6．2货币思想
在货币思想方面，两人的共同点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3．6．2．1货币起源于商品流通需要
关于货币的起源，中国古代货币理论史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先王意志说”，
认为货币是先王意志的产物，是先王为救荒的需要而作货币，持这种观点的代表
人物是单旗及《管子·轻重》的作者等；另一种是“流通需要说”，认为货币产
生于商品流通的需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这是一种符合货币发展史实、比
较科学的观点。而持此论者，首推司马迁。他说：“农工交易之路通，而龟、贝、
会、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矣。”即货币不是由某一天才人物在某个时
刻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随农_1：交易发展，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经过“从来久
矣”的几种价值形式的长期发展、演化过来的。持这种难确观点的人在中国货币
思想史上并不多见，直到宋代刊有人呼应和继承。并且，司马迁的这种观点比西
欧的类似观点早了近两千年，这更加显示出司马迁的了1；起。
这一点卜，斯密的看法卉。无二致，他也足从商品流通需要的角度指出货币起
源的。斯密首先通过货币产生前屠户、酿酒家与烙面师交易的不便，指出了交换
媒介对于成功交易的必要性——“自分工确立以来，各时代各社会中有思虑的人，
为了避免这种不便，除自己的劳动生产物之外，随时身边都带有一定数量的某种
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它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被拒绝”；接着论
述了金属自身的特性和优点，以此来说明金属充当交换媒介的必然性；最后，论
述了金属由于流通的不便而演变成为铸币，充当货币的历史过程——“但货币就
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
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在这里，斯密比较正确地看到了货币是在经济发展
过程中为了便利交易、促进商品流通而自发产生的，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是历史的产物，决不是由某一个人、集团或某一国家人民深思熟虑判断的结果。
这种观点晕渗透着浓重的自然主义色彩，也反映了斯密深受自然主义哲学思想的
影响。
3．6．2．2对贵金属充当流通媒介的共识
司马迁和斯密都认为金属最适宜充当流通媒介。司马迁早在两千年前就认识
到了币材向贵金属集中的历史过程，他指出：“虞夏之币为三品，或黄、或白、
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
上币，铜钱识日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
为币。”关于虞夏时的货币种类，司马迁可能采集了民间的传说，不可能属实，
那时对金属的冶铸还未开始，因此黄(金)、白(银)、赤(铜)作币材尤其是
出现“钱”、“币”、“刀”这些铸币还为时尚早。但从他的这段文字中我们至
少可以看出，司马迁已认识到其所陈述的各类币材和各类货币，都先后担任过商
品交换的媒介，充当过货币的角色，并且珠玉龟贝等由于自身的特点而不宜充当
货币，只有黄金和铜等贵金属基于自身的一些独特属性而适合充当这一角色。称
黄(金)、白(银)、赤(铜)为金三品，始于司马迁，这种说法一直流传至近
代。
这一点上两人观点如出一辙。斯密认识到：“然而，不论在任何国家，由于
种种不可抗拒的理由，人们似乎都终于决定使用金属而不使用其他货物作为媒
介。”斯密明确地指出了会属适宜充当流通媒介的独特属性——“会属不易磨损，
它与任何其他货物比较，都无愧色。而且，它不仅具有很大的耐久性，它还能任
意分割，而全无损失，分割了也再可熔成原形。这性质却为一切其他有耐久性商
品所没有。会属的这一特性，使金属成为商业流通上适宜的媒介。”
无需更多的语言表述，町以看出司马迁与斯密对货币的认t}{多么地相似!
通过本章对司马迁‘j斯密经济思想的伞面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人在肯定
人的物质欲望、宏观经济政策、分工思想、价格思想、资本积累对财富增长作用
的认识，以及财政货币思想等很多方面都有着诸多相似的看法，惊人的相似思维，
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彩共识，可谓交相辉映，珠联璧合。两个国度，两种文化背景，
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相隔近两千年⋯⋯为什么如此悬殊的差异却又会产生
如此多的巧合?这不由地吸引我们去探索、去寻根。笔者认为，在这些相似的思
想内容的背后，还有着相似的思想根源。
4．司马迁与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相似的原因
上一章全面论述了司马迁与斯密经济思想的诸多相似之处，其实在这些共识
的背后，有着更为一般的共性的东西，那就是相似的经济哲学基础和经济伦理学
基础。它们作为全部经济学观点的指导思想与方法论基础，直接影响着经济学家
的思维模式、研究范式及其理论本身。笔者认为，正是司马迁和斯密的经济学说
建立在相似的哲学基础与伦理学基础之上，才导致了两人对经济现象产生了相似
的认识。
4．1相似的经济哲学基础
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研究自然、社
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本质和规律的学问。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经济学体
系，但却有着历史悠久的、丰富多彩的哲学传统，古代思想家们用他们颇具特色
的语言和哲学思维，表达着对经济现象的认知、理解与创见；经济学和哲学如日
月相互辉映，原本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固有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哲学思维传统可以
追溯到古希腊，直至斯密时代经济学还是隶属于道德哲学的一部分。
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经济学与哲学的相互依存和影响是自古就有的，
司马迁和斯密的经济学说中都渗透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成为支撑各自经济学理论
体系的基石，引导着理论的趋向。总的来说，司马迁和斯密经济思想的灵魂都是
经济自由主义，其哲学思想也是与此相辅相成的。
4．1．1司马迁的经济哲学思想
司马迁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善因论”和“自然之验
论”上。“善因论”表达了司马迁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自由主义主张，“自然之验
论”是司马迁用来说明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的。从根本上说，“善因论”和
“自然之验论”其实表明了司马迁认识了到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之中有一种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这是他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反映。这种认识，源于
司马迁对客观世界的敏锐洞察，也源于道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先秦时期，道家通过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大量观察，既看到了各种事物千
差万别的个性，也发现了它们都受到了某种规律的制约，这种规律就是所谓的
“道”。“道”是世界万物产牛的总根源及其变化的总舰律，“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只有“道”概括了自然与人事的本质，因此“道无所卅i
39《老r》鹅一f五帝。
在”，对万事万物人们无能为力。“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3”，人们
连准确表达“道”的本质与真谛的语言概念都找不到，只能凭心灵去感知、体会。
既然主宰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道”如此神秘玄妙，所以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认
识永远不能穷尽，也就只能听任“道”的摆布，而不能抗争，这就是要求人们“无
为而无不为”31的理由。据此，道家学派以“道”为核心，形成了道法自然、无
为而治的哲学思想体系。
司马迁吸收了道家的这种哲学思想体系的精华，并将其扩展到经济生活和人
的行为之中，由此成为了其经济学说的指导思想。司马迁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自
动地有秩序地发展和运行的，这种社会经济的自动运行，是符合于自然和人的本
性的，是“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他进一步指出，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
动力的，并按自身规律运转，这种动力就是人们的求富欲望。司马迁强调人们追
财逐利的欲望是自然的，是人的本性决定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
者也”，他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顺着这个逻
辑，司马迁接着指出：既然求富、求利是人的本性，就不该加以压制、禁锢，而
只能“因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有其内在动力，那么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
“农、工、商、虞”的分工也是自然形成的，并且每一个部门都各司其职，创造
不同的社会财富，不能相互代替。
司马迁基于他自己的观点得出了“自然之验论”，指出了社会经济内部具有
自发的调节机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价格机制”。司马迁认为，在人们为了求
利而努力工作的前提下，物价的变动起着调节作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
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使整个社会经济自动地有秩序地运行着。他
主张听任价格的自发波动，不赞成政府操纵物价的变动。因为人为的干预只会破
坏价格的正常波动，从而破坏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相应地，在宏观经济政策方
面，司马迁则提倡顺应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运行的自然机理，“因势利导”——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
司马迁反对国家干涉主义、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善因论”。他认为，国家所能
采取的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便是顺应和听任民间各种经济活动的自由发展，避免
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
由此可见，司马迁继承道家哲学思想之精华，通过对人的行为的分析，将道
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引入其经济学说，最终形成了以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的
经济思想。
”《老r》第一章。
“《老了》第二I匕帚，第pU¨L市
4．1．2斯密的经济哲学思想
由于斯密本人曾是道德哲学教授，他“侧重于运用哲学方法的经济学研究；
即经济哲学的研究””，在其《国富论》中便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点。斯密的经济
自由主义理论是以自然法则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他受到了当时流行的自然哲学
学派的影响，以自然学派的“自然秩序”作为方法论的基础，构建了《国富论》的
理论体系。
自然哲学是斯密所处时代的一个主要的哲学思想流派，它渊源于古希腊的斯
多亚派。斯多亚学派承认自然的客观性，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自然秩序，它是
真、善的化身，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体现着一种
合理性，这种秩序比人创造的秩序优越的多。这一哲学思想首先影响到了经济学
上的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笃信自然法则，极力推崇“自然秩序”的观念，甚至把重农主义的
理论称之为关于“自然秩序的科学”。“自然(秩序)”一词是西方思想史上内
涵的积累最为深厚的词汇，这很有点像“道”之一词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情况。
重农学派认为在“自然秩序中，亦即在这种思想状态下，和谐的个人主义才能达
到充分发展的状态，在真实世界的现实秩序中，个体力量的自由较量极可能受挫，
并伴随由经济冲突而不是由经济和谐所导致缺点的出现。””重农学派的“自然
秩序”观说明了经济过程也像自然过程一样，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
规律，自然秩序最为有利于人类社会，因此，惟有遵从自然秩序，才能获得最大
化的利益。
由于“重农学说对亚当·斯密发生了很大影响”“，所以，同重农学派一样，
斯密不仅将原本属于哲学范畴的“自然秩序”概念作为其经济理论的哲学基础，
而且将其直接地渗透到经济学说的各种理论分析之中，并且在重农学派研究的基
础上进一步地推进与发展。他在《国富论》中对“自然”(nature，natural，
naturally)一词的使用达四十次以上，几乎遍及全书的各处，可见“自然秩序”
观对斯密的影响之大。
斯密在《国富论》中以自然秩序作为自己分析经济问题的出发点和依据来探
索经济运动过程的哲学基础。《国富论》中体现的自然秩序是从人的本性产生而
又合乎人的本性的一种自然秩序，“他所理解的人的本性就是利己主义”3。，因而
利己主义是合乎“自然秩序”的。在斯密看来，每个人只有他自己关心个人的私
利，每个人的利益只受到他个人利益的限制。《国富论》的这一哲学基础“反映
北廖㈦f：《经济学方法论》．I。海礼会科学{『I版社1991年版，第242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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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陶逃；《英陶的古典政治蛘济学》， 卜海二一联{5店1962年版，笫57虹。
34
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即相信自然界有牛顿式的秩序”36。因此斯密认为，每一
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
图的目的。每个人都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之下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自然规律
的约束下，对公共利益做出贡献。
从这一哲学基础出发，斯密认为在经济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原动力是利己心
而不是同情心或利他主义。而且利己心符合自然秩序，是人的天性，是自然所赋
予的，“追求个人利益便成为了自然之理，对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就不应该受到
限制”37，也就是说斯密认为符合人类利益要求的一切措施都会适应自然的发展，
是符合自然秩序原理的。反之，违背人类利益要求的一切措施都不是适应自然发
展的，是不符合“自然秩序”原理的。基于这种认识，斯密指出“自然法则意味
着限制国家的作用，符合个人自由的利益。”于是，他在国家经济宏观经济政策
上主张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涉主义。
斯密将“利己心”看成是符合自然秩序的，认为“利己心”不仅是一国经济
增长的原动力，而且是一国交换活动产生的基础。由于“利己心”的存在，从别
人那里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时，就需要给予别人所需要的东西，于是交换便自
然产生了。这样，斯密由“利己心”引出了交换。而为了与他人互通有无，“这
就鼓励大家各自委身于一种特定业务，使他们在各自的业务上，磨练和发挥各自
的天赋资源和才能。”于是斯密又由交换引出了分工。这样分工、交换、价值、
货币等经济现象便应运而生了。在符合“自然秩序”的“利己心”的推动之下人
们进行各种劳动，从而劳动成为私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的源泉。逻辑地得出增加劳
动数量、提高劳动质量是国民财富增进原因的结论，并且把劳动质量提高所形成
的“劳动的熟练程度和技巧”看成是国民财富增进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劳动
生产力上的最大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
都是分工的结果”。
总体来看，斯密以自然哲学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把符合“自然秩序”原则
的“利己心”作为出发点，在《国富论》中认为激发人类行为的利己心是经济行
为的原动力，以追求利润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将推动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
最终也将带来社会福利的增长。因此，斯密认为一个国家应“根据人类自私自利
的自然本性，听其自然、不加干涉，而由是建立起一种自然而自由的经济制度。”
⋯可见，“自然秩序”观为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阐发提供了一个哲学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斯密立足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从人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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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经济研究所编《lj孵南绛济思想史论史集》，1．海人民⋯版{|1981年版，第275虹。
35
利本性出发，环环相扣，步步为营，以严密的逻辑和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客观分析，
天才地创立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灵魂的、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市场经济学奠基
之作。
4．1．3司马迁与斯密经济哲学思想的相似点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司马迁和斯密的经济哲学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类
似：
首先，二者都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
规律(或者说自发调节机制)，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在经济活动中具体地讲就
是价格机制，司马迁表述为“道之所符”的“自然之验”论，斯密则隐喻为“看
不见的手”；
其次，二者都认为人们有追财逐利的本性，引导着人们从事与自身利益相关
的经济活动，它与生俱来，符合自然规律，应该去肯定。司马迁将这种认识作为
其财富观的起点，而斯密则以此构建了他的“经济人”假设；
再次，二者都指出了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动力的，并按自身规律运转，这
种动力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求富”欲望或者斯密所谓的“自利心”；
最后，二者都提倡对这种“求富”欲望或“自利心”进行因势利导，反映在
宏观经济政策上则是主张实行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以此维系
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顺应和引导人们的求利活动，最终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与斯密从一个共同的哲学基础出发，得出诸多相似的
经济学观点，也推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即政府应对经济的发展实行自由主义政
策。所以，经济哲学思想的相似，是司马迁和斯密经济思想相近的一个重要原因。
4．2相似的经济伦理学基础
伦理学属于哲学范畴，具有方法论的功能。经济学家们历来是用自己的价值
观念、道德观念等研究、评价、探讨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行为、经济运行以及资
源如何配置，由此形成了伦理经济学。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在建构自己经济学体
系的时候，都渗透着各自的伦理经济思想。这是因为，在多种经济理论体系的背
后，都隐藏着(潜伏着)更为根本的因素，即经济学家的哲学和方法论，『F是这些
因素的影响，决定着多种经济理论体系的本质和动态。
4．2．1司马迂经济伦理思想
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义利观”叶l。“义”l==j“利”是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领域的一对概念，分属于道德和经济两个范畴，反映的是意识
形态、道德规范与物质利益之问的关系。一个人的义利观，是他人生价值观念与
取舍标准的反映，因而成为他的整个经济观点重要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
作为极富中国特色的理论范畴，义利论自先秦以来就有着重义轻利于重利轻
义之争。然而，作为世界文化巨人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杰出代表的司
马迁，却因其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和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辩证特点，恰到好处
地将重义轻利于重利轻义两论之争化解为一体，从而使体现其经济伦理思想的
“义利观”呈现出多层次的丰富内涵和多侧面的价值取向，其基本内容是：
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与无”，指出了利是义的物质基础。他试图从经济生活
方面寻求道德产生的根据，赞赏《管子·轻重》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
足而知荣辱”的观点，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肯定了
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是道德观念产生的物质基础，是知礼向善的前提。这种
认识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供应匮乏的封建小农经济环境下，提出以“重
利”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以满足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生存本能，使
人先具有礼仪道德之本，然后才能谈论社会精神文明的“义”及道德，显然是符
合社会实际的，这比那些不顾人民物质生活贫困现状而一味片面地强调“认”、
“义”等精神文明重要意义的封建士大夫们高谈阔论，既实际得多，也有用得多。
认为“求富有正道，奸富不可取”，揭示了义对利的制约作用。司马迁重利
轻义的求富义利观虽然强调利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完全抛弃义，否定义的社会作
用。他一方面强调求富的正确途径，提出“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
和“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的以“仁”取富的著名论断，指出通过
作奸犯科、杀人越货、贪赃枉法等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的手段得来的财富是“奸
富”，毫不含糊地判定了以“恶”致富的反道德本质，实际上隐含了对经济活动
中“互利”原则的向往与推崇；另一方面，司马迁则倡导“故君子富，好行其德，
小人富，以适其力”的社会效果，并高度赞扬了历代那些“富而好礼，富而仁义”
的良贾、廉贾的仁义之举，如子贡、范蠡、白圭等，强调他们的财富对社会发展
的巨大贡献以及对社会道德的促进作用，称赞他们是富而好仁的典型。司马迁对
他们行为的记述与赞许，实际上正是他对义利相宜的弘扬、赞赏和对见利忘义的
鞭挞、否定。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司马迁在“义”“利”关系上的辩证统
一性。
对统治阶级尤其是领导集团，提出了更高的义利要求。司马迁指出“仁义而
已，何必同利“”、“礼诚乱之始也!”“1，希望统治者界私欲而求公利，以“仁义”
等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并讥讽其中的败类空言+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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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而祸国殃民的虚妄与丑恶。
对为了国家民族大义而献身的志士仁人乃至平民游侠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与
尊敬。他热情讴歌了“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的义士豪杰、明君贤相舍身成仁
的义举，但这里的义，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国家与民族(包括忠君、爱国)的
大是大非，它实际上是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体现，说到底，义仍归结
于利。
可见，司马迁不仅把“仓廪实”看作维持礼义的先决条件，而且把对礼义廉
耻的教化看作是治国的重要策略，向人们昭示了道德的作用在于约束、规范人们
的求富活动、帮助社会经济的内在机制正常地运转，以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
远利益。因此，司马迁虽然肯定了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及合理性，但坚决
反对违背道德、见利忘义的“弄法犯奸而富”，明确指出了“求富有正道，奸富
不可取”；虽然积极倡导“因之”的宏观经济政策，但如果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生
严重的弊端，也主张根据情况辅以一定的“利道”、“教诲”、“整齐”的措施，
明确指出：“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即
对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道德沦丧、不能教化的行为，要严厉予以惩处。
“义利观的问题，说到底，也是道德观的问题。””司马迁的义利观以朴素的
唯物主义及辩证法为哲学基础，批判地吸收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道德传统中的合
理内核，正确地揭示了物质利益与道德观念的关系，开创性地提出了物质利益和
道德伦理相互关系的崭新看法。他的经济思想既是经济学与哲学的高度统一，又
是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完美结合。
4．2．2斯密经济伦理思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的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v a sen)
曾说：“如果对亚当·斯密的著作进行系统的、无偏见的阅读与理解，自利行为
的信奉者和鼓吹者无法从那里找到依据的⋯⋯是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
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缺陷，经济学的
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43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斯密是最早将经济学与伦理学在体系上予以明确分立
的人，同时也是将伦理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斯密早年从事哲学和伦理学的
研究，中年转向经济学研究，晚年后又继续进行伦理学的研究。他先发表了伦理
学名著《道德情操论》，并最终将其伦理学思想融合到经济学的研究中，写出了杰
出的、至今还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经济学和我们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学
“《史记·太史公自序》。
牝米杖窗：《论+d马辽的义利脱》，中困”会利学院州笕生学报．1983(2)。
钉阿马蒂砸·森：《伦埋学’，绛济学》(中史版)，『}ji务刚怙馆2000年版，销32蜒
38
名著《国富论》。这两部著作相互关联：《道德情操论》围绕着什么是人的永恒不
变的本性来展开研究，它所阐明的人性是《国富论》立论的根据和出发点；而《国
富论》实际上是《道德情操论》的续篇，它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是人类为改善自
身状况的愿望所驱使而又受理性所引导的人性。
斯密在这两部传世之作里，不仅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而且构建
了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转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这种原则和秩序就
是互利与公正。
斯密虽然提出了“经济人”假设，阐明了关于人的经济活动的动因和动力问
题，同时“对这个问题作了富有成效的、在当时来说极为深刻的回答””，但同
时依然认为互利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最基本和必不可少的道德原则。斯密在《道
德情操论》中指出：“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一种需要互相帮助的状况之
中，同时也面临相互之间的伤害在出于热爱、感激、友谊和尊敬而相互提供了这
种必要帮助的地方，社会兴旺发达并令人愉快。所有不同的社会成员通过爱和感
情这种令人愉快的纽带联结在一起，好像被带到一个互相行善的公共中心。”假
如社会成员缺乏相互之间的，爱和感情，社会必定要减少许多幸福和愉快，“但是
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
45倘若这种互利的准则也被抛弃，不义行为的盛行肯定会彻底毁掉整个社会。
同时，斯密坚持这样的价值观：主观追求自利的“经济人”，会达到客观有
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良好效果。他在《国富论》中写道：“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
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
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
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
益。”在这里，斯密将人的本性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秉持私利即公益的思想，
认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在规则健全的条件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会推动整个社会福
利的增进，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发展。斯密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哲学家
一样，假定存在着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自然同一，反映了那个时代思想的特点。
可见，斯密所推崇的是“利己”与“利他”相统一的互利原则，并认为这才是市
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应有的伦理秩序。
斯密坚持市场经济应遵循互利的道德准则和伦理秩序，并认为只有公正的市
场秩序下才能真『F实现互利。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在指出自利是人的本性的同
时，明确肯定了自利行为必须以遵守社会的法律、法规和其他社会规范为约束条
“A．B．阿尼会：《科学的青锌》，沈越等i千．黑龙江人民⋯版礼1983年版，第208虹。
奶[英]咂j1·斯晰：《道德情操论》，商务E¨}}馆1997年版，箱105～11)5贝。
件，他公开谴责了商人的极端自私心理，反对损害公众利益的极端利己主义。“经
济人”假设也包含着反对损人行为这一重要原则。因为从逻辑上看，每一个损人
行为都必然地破坏了他人的利益，从而破坏了自利原则的普适性。所以，严格地
说，经济人假设肯定的自利原则决不是任意的自利原则，而是自制、自律和带有
约束条件的自利原则。
那么，如何保障公正的社会秩序呢?斯密认为则要通过充分的自由竞争来实
现。他指出只有在一切商品交换领域引入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让市场的力
量来褒奖那些注重商业道德的经营者，惩罚不讲商业道德的人，才能真正实现互
利。斯密归纳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第一，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然的、和谐的经
济，要想保持自然和谐，经济运行的社会秩序必须是自由、平等、公正，只有公
平竞争才是实现分工、完成交换、推动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国家干预私人经济
生活往往会起妨碍作用；第二，真正的公平竞争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
应该对此发挥应有的作用。斯密由此将国家职能规定为三项，即国防、司法行政
及公共事业。
综上所述，斯密所构建的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转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和伦
理秩序，实际上体现的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正是经济人之间
所追求的利益不同、甚至冲突，才需要道德做出利益的『F当和合理性的阐释及评
判，进而把经济人的逐利动机调控在利他和惠及社会的范围之内，以建立有利于
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秩序和正义、公平的经济环境，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运动
健康、有序、持续地进行下去。需要指出的是，在斯密那里，“经济人”的两种
属性(即经济学中的利己主义与伦理学中的利他主义)，有机地统一于他那只著
名的“看不见的手”中。正是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每个人的主观自
利动机才在客观上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公众利益。
总而言之，“经济人”从自利原则出发，为整个社会创造着物质财富，同时
也为“道德人”提供发挥调控功能的空间；“道德人”为“经济人”的活动提供
导向和伦理支持：而利益则是二者交融的粘合剂和相互作用的支撑点。“经济人”
和“道德人”合则两利，使经济得到繁荣，社会走向进步；分则两损，经济必定
衰败，社会出现倒退。
4．2．3司马迁与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的相似性
经济学家马歇尔将经济学定义为“一方面它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科，另方
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也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46司马迁与斯密都从
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出发，解释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冈及其运转。二者经济伦
拍[英]马戤尔：《绛济学原理》，I。卷，米去泰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23负
40
理思想的相通之处有：
第一，都探讨了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之问的关系。司马迁用具有中国特色的
语言“义”、“利”去表述，斯密则用他的“经济人”、“道德人”概念来阐释。
第二，都认为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之问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司马迁认为“礼
生于有而废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强调物质利益是道德伦理产生的前提，
但也指出礼义廉耻可以教化见利忘义的行为；斯密认为“经济人”对私利的追求
可以达到道德伦理所要求的“互利”的效果，同时指出只有“慎重之德”、“仁爱
之德”、“正义之德”集于一身的“经济人”，才能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
达到自己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并同时增进社会利益。
第三，都反对道德沦丧、损人利己的自利行为，主张维护自由、平等、公正
的市场经济秩序。司马迁坚决反对为富不仁、见利忘义的“奸富”途径，并主张
对道德沦丧、不能教化的、破坏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的行为“严削”以“齐之”，
以使其恢复到“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的正常秩序，实质上也暗含了对互利
的肯定与维护；斯密公开谴责了商人的极端自私心理，反对损害公众利益的极端
利己主义，认为应引入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态机制，让市场的力量来奖惩个人的商
业行为，真正实现互利，并且，认为政府应发挥应有的作用来保证市场机制的正
常运作，以此维系正义、公平的市场秩序。
可见，斯密的“道德人”和“经济人”与司马迁所论述的“义”和“利”，
其内涵实质是相通的，实际上都探讨了道德观念与经济利益的内在关系，两人对
此都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这种认识的相通性，正表明了二者的经济思想有着
相通的伦理学基础，这成为司马迁与斯密经济思想相似的第二个原因。
4．3不谋而合还是剽窃?
前已述及，司马迁与亚当·斯密的有关经济学观点存在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
处，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要比斯密早将近两千年。同时，回顾欧洲史我们可以知
道，18世纪的欧洲曾掀起过中国文化热。在那个东学西渐的时代，中国文化对
欧洲的影响曾一度超越了希腊文化对它的影响，欧洲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曾留卜了
中国文化的烙印：如中国哲学对欧洲文艺复兴影响至深、中国秦朝的农耕文化也
启发了欧洲重农主义思想的形成等等。这些事实都激发人们去想象——亚当·斯
密写《国富论》是否也曾受到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影响?香港中文大学的L·杨格
教授曾撰文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剽窃与抄
袭之作，他盗用了中国古代司马迁的理论!”杨格教授的观点曾在香港引起轰动，
"I·杨格：市场之道：《-d码辽1 J看小Efl‘J r》，太、ht绎济计沦，1996牛第2㈣，转引自蒲雨健：《·d马
迂：先十¨当·斯晰的绛济学辣》，经济学消息{_}i，1998年3 J-I 6 fl筇4版。
4l
也成为解释二者经济学思想相似缘由的一种大胆猜测，笔者暂且将其作为二者经
济思想相似的第三种原因。
杨格教授除了举出二人在理论上的诸多吻合之处外，还从时间和一些事情的
细节上做出了推断：1766年斯密到巴黎访问了著名的重农学派创始人杜尔哥，
在此期间正值接待来自中国的两位学者高丽殊和杨德旺(杜尔哥的经济学名著
《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就是在与高、杨一起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中完成
的，成为经济学说史上的一段佳话)。杨格推测，斯密可能直接从高、杨那里或
经杜尔哥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从而受到启发，因为《国富论》正是在此次访问
10年之后才出版的。
其实在国外学术界，与上述类似的观点早就有了。如日本经济学家桑田幸三
早就提出亚当·斯密的观点与司马迁经济思想如出一辙的看法：夏尔·季德等著
的《经济学说史》中记载，斯密与魁奈、杜尔哥等人经常会晤；《中华帝国的专
制制度》一书的英译者也说，1763年和1764年，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曾在
巴黎或凡尔赛拜访过魁奈，中国的古典思想通过魁奈也直接影响到了斯密；在《中
国：欧洲的楷模》一书中，作者马弗利克也谈到，“孟子有关人的完美性的信条
可能会影响到德温这样的欧洲人，就像他的有关仁爱思想会对斯密写作《道德情
操论》有所启发一样。”我们知道，《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前奏。
我们无法得知斯密在1766年是否曾从两位中国留学生那里直接了解了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更无法得知他是否真的剽窃了司马迁的有关理论。但是，根据本
文第二章的论述，斯密经济思想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及其理论渊源，他的很多经
济思想都是在继承前代或当代思想家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且，斯密在
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中就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早在格拉斯
哥念书时所写的读书笔记中就已经产生了《国富论》中的基本思想，而该笔记写
于1762年至1763年问，早于其巴黎之行。因此，笔者认为“剽窃”之说不能成
立，只能说是不谋而合或是英雄所见略同。
但同时，作为18世纪欧洲的一名知名学者，亚当·斯密又不可能不受当时
欧洲盛行的崇尚中国运动的影响，不可能不去了解中国的经济、文化，况且，在
《国富论》中本来就有许多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论述。而且，作为受中国文化影
响至深、又对斯密帮助很大的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与杜尔哥，也可能会间接
地影响斯密。司马迁的思想可能会开阔斯密的视野，坚定其自由主义的信念。
其实，即便斯密没有受到司马迁的启发，中国传统文化也早已通过重农学派
植根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之中。关于这一点，谈敏教授曾在其博士论文《重农学
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已有结论性论述。又如“香
港《远东经济评论》的总编迈克尔·瓦蒂基奥蒂斯曾丁1999年6月10阿撰文指
出，‘虽然在进入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可能是落后于欧洲了，但是中国对现代欧
洲经济思想的贡献是巨大的’。””因此，西方古典经济学中浸透着深厚的中国渊
源，“中西文化在西方经济学的孕育、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之初的沟通交流，是
有案可稽的，人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
4．4小结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朵奇葩。他在两千多年前就能够依据社
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来全面地论述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重要性，正确地剖析物
质利益和道德价值的关系，从理论上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及其国家对
其的调控方式。司马迁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斯密有着许多相齐的经济思
想，并且比斯密将近早了两千年。这无疑给那些妄言中国古老文化中无与西方文
化相媲美者以沉重打击，也给了这种言论以最彻底的否定。
追根溯源，司马迁与斯密经济思想的相似主要是因为二者的经济理论有着相
似的哲学基础及伦理学基础，它们共同构成二者全部经济观点的指导思想及方法
论基础，从而在根本上影响着二者经济理论的最终趋向。它们成为支撑各自经济
学理论体系的两个基石，也成为二者经济思想相似的两个重要原因。
从相似的哲学基础出发，二者都认为追逐物质利益是人的本性，符合自然规
律，并成为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内在驱动力，应该肯定并且因势利导，主张实行
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哲学共识承认了人的经济理性，勾勒了二者经济自由
主义的模型，成为二者经济思想相似的第一个原因。
从相似的伦理学基础出发，二者都探讨了物质利益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
反对人们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经济行为，认为政府应发挥应有的作用来保证市
场机制的正常运作，以此维系正义、公平的市场秩序。这种伦理学共识指出了道
德的重要性，同时也肯定了国家对经济的必要的、适当的干预，它为人的经济理
性增添了现实色彩，丰满了“经济人”的形象，完善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涵义，
成为二者经济思想相似的第二个原因。
针对司马迁与斯密经济观点的惊人相似性，有的学者提出斯密“剽窃”了司
马迁理论的观点。本文在第一章已对斯密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及形成作了详细的
论述，认为斯密的经济理论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现实背景，并在批判吸收
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剽窃”之晓
不能成立，至多是不谋而合或是英雄所见略同。但是，斯密可能会了解到司马迁
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启发。
辐淡敏：《中周绛济学的过去’J术求——从I耵南九生的“中同经济学”生张所想Ij{I,'J)／，绛济州究，2000
(4)。
驸马涛：《两方绛济思想尘》，复口人学fII敝扑2002年版，第53虹。
43
总之，在司马迁光耀后世的经济学思想和原理中，其中有很多与斯密相齐的
经济思想，这些思想至今看起来依然光彩照人，并且历久弥新，其中不乏足以形
成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元素。然而，一种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总是根植于一定的
文化背景和现实国情之中，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一些特殊性，司马迁及
中国的后学们终未能建立起像亚当·斯密那样独立、完整、系统的古典经济学体
系，这不能不说是千古遗憾。
5．司马迂与皿当·斯密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启示
司马迁与亚当-斯密，两个时代的伟人，两个不同的国度，两种完伞不同的
文化背景，然而却相辅相成、不约而同地奏响了自由主义经济的动人旋律。追昔
抚今，当我们重温阿位伟人的博大精深及卓越智慧之时，又深感其思想的顽强生
命力——拂去历史的尘埃，穿越时空的隧道，两人经济思想的诸多方嘣依然对我
们今天的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5 1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启示
经济规律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普遍适用性。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小同于封建社
会的简单商品生产，但商品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毕竟是通行于所有商品社会之中
的。鉴于此，司马迁与斯密基于对商品经济基本运行规律的敏锐洞察和理性认泌，
在经济思想方面产生了很多相似的观点。因此，虽然地域环境、时代背景、文化
背景不同，但二者依然能够产生很多的共识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是历史的巧台，
也是历史的必然。．
司马迁与斯密经济思想相似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二者有着相似的经济哲学基
础与经济伦理学基础。他们从共同的理论基础出发，沿袭着中西方各自1i矧的思
想轨迹和思维模式，最后殊途同归于经济自由主义这一终点上柬。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也曾辉煌．其中小乏足以形成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元
素；中国人在漫长的年代创造和积累起来的思想成就，曾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孕育
和成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世界经济思想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珍贵遗产。因
此，我们不应妄自菲薄，应该积极探寻占代经济思想和现代经济思想的契合点，
充分吸收和继承古今中外经济思想之精华，深深扎根于中国经济之现实土壤，大
胆创新，努力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在研究中关注经济学的哲学传统。从经济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从古典经济
学开始，经济学与哲学就小是息交绝游的关系，哲学小仅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
牵引力，而且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思维的武器。但是，20世纪
3()年代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抛弃了经济学哲学传统，开始了把经济学数学化
的新时期。“经济学界自从陷入了对数学方法盲目崇拜的心理，致使斯密论证的
立足丁‘自然秩序’的经济人异化成了数字晶体式的经济人，经济学的理性被形
式化成了‘个个数学模型。”⋯。受其影响，我幽经济学界的不少学者也产“+了这样
的误解：“以为经济学就是数学化、应用化，把西力的现成东西在·¨国应用应崩，
的误解：“以为经济学就是数学化、应川化，把西方的现成东四在中国应删应川，
5。¨是银：《i弛代化矬吐柏叉一个撕fq川Ie芷掉血：绔；卉凹学≥http：／]～w shufc：edu cn／xdzxnu眦nx啪cui／
hcguanyin04-zhichen him
d5
最多再加上一点数学公式，就叫‘经济学’。”“其实，这与斯密所创立的经济学
是不一致的。斯密经济学中的哲学传统使其经济理论直接面对了经济现实，而现
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公理化的逻辑体系却往往抽象掉了经济现实中的重要因素，
“一旦把它扩展到对现实的解释，就会导致严重的逻辑矛盾”。”如当今世界经济
复杂的实践，出现了可持续发展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经济泡沫问题、流行性传
染病问题，并且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但这些都不是靠经济数学化就能解
决得了的。
从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如果要在经济理论上取得创造性的突破，不改革
我们的研究方法是不行的，而要进行方法的改革，就需要重视对经济学的哲学的
研究。经济学是一门以社会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作为科学
研究的工具，对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产生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科学研究
的总体方向和基本思路。因为任何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时空特
征，不能脱离特定时期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哲学理念和世界观的支配。因此，
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中要关注经济学的哲学传统。
5．2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现实启示
尊重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司马迁与斯
密实质上都倡导一种和谐、有序的市场制度，揭示了在社会经济内部有着一种自
发调节机制，引导着国民经济按其自身规律正常地运转。这种自发调节机制就是
市场，其本质便是：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会促成社会总体利益的实现和个人才
能的充分发挥、发展。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发展市场经济必须
以市场经济规律——价值规律、自由竞争规律为指导，重新构建市场主体，加快
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经济效
益的提高，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建立的应是市场为主导的、和谐有序的经
济体系，一切违反市场经济规律、不以市场为主导的行为都会破坏我国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适当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创建有利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F义、公平、有序
的经济环境。司马迁与斯密一样，“反对的是政府对市场机制的破坏性干预””。
他们都未否认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特殊作用，只不过在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下，政
府对经济的管理应该被限制在市场有缺陷或个人无法达到的范围。斯密很明确地
指出政府的活动只能被限制在保护国家、维护公JF和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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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市场经济调节下，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干预，既是政府职能的一部分，也
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市场与政府干预无非是国家调节和管理经济的两种
互相补充的手段。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现实中，政府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并不明确，
从而造成了政府“越位”和“缺位”并存的尴尬局面。为此，国家必须转变政府
职能，实现政企分开，通过采取经济手段，实现国家对经济的间接调控，建立健
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并且，按照法制经济的基本要求，从保护市场、维护市场
秩序出发，建立健全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以保护市场经济的公『F
平等竞争，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和保证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有序性。
重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建设。司马迁与斯密不仅揭示了社会经济运
行的市场机制，而且指出了市场机制有效作用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
这对我国转轨时期社会道德观念的树立与更新，对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
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
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市场经
济的发展过程之中，信用的缺乏、社会心理的失衡、价值判断的缺位又进一步制
约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求自利而不惜损人利己的不道德商业行为仍广泛存
在。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除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还应该引导人们走出对市场
经济认识的误区，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无序经济；遵守市场经济的伦理秩序不
仅给交易双方带来长期性利益，还会产生一些良好的外部效果。与此同时，我们
还应该充分引入自由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地运用优胜劣汰的法则来维护互利互惠
的市场经济秩序。唯有如此，才能使我国古代“以义取利”、“义利兼得”的优良道
德传统发扬光大，才能使真正践行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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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Skinnef，A～S：System of Social．SciencaPapers Relating tO Adam Sm洗Seco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
致谢
本文从选题、构思、到最后定稿始终是在导师韦苇教授的悉心指导下进}j的。
韦苇教授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宽松的治学风格及豁达的人生态度，使我三年来无
论在学习、研究、还是在生活、做人等方面均受益无穷、获盏匪浅。
本人本科期间学习会计学，工作时教授管理学，经济学基础曾差强人意。是
韦苇教授真正将我带入经济学殿堂，并通过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学习，为我拉歼了
一幅博古通今、中西辉映的经济学绚烂画卷，激发了我为探寻这幅画卷而1i断奋
发的兴趣及动力。三年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学习，使我深感这门学科“仰之弥高，
钻之弥峰，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博大与精深，该学科的训练与熏陶对我的知
识结构是个及时的补充，必将对未来的学习、研究奠定较好的专qk基础。
感谢导师韦苇教授。本文的选题涉及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交叉融
合，需要建立在对中西方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较深的研究基础之上，对十
我这个NFtIj迈入经济学殿堂、知识面尚待进一步拓宽的硕士生来说，难度可想而
知。韦老师在经济思想史方面的深厚造诣与丰硕的研究成果，是我得以顺利完成
此文的坚实基础：而她一丝不苟、诲人不倦、甘为人梯的师德风范则鞭策着我克
服困难、勇于探索和不断进取。可以说，没有韦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关心帮助，这
=年的学业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感谢何炼成教授、邹东涛教授、刘秉扬教授、荼洪旺教授、姚慧琴教授、班
荣学教授、杨小卿副教授、刘新权老师、张琳老师对本人在读期间的热情鼓励与
大力支持，与他们的交流使我深受启发，备感鼓舞，激励我不断克服困难，顺利
完成学业。
感谢师兄李远富博．1一冯斌星博士、李刚博士、王再文博士在学习十给予的
反复鼓励与无私帮助，感谢同学曹林、曹斐、岳永、程闻硕，与他们的学术讨论
及在生活中给予的关心与帮助都将在我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他们是我坚强的后盾，激励着我]i断努力。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和所获奖励
l、“电子商务税收问题探索”，独立完成，载《税务与经济》2003年年底增
刊；
2、“论企业的品牌延伸”，独立完成，载《价格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7期
(北大版核心期刊)；
3、“如何规避品牌延伸风险”，独立完成，载《商业时代》2005年第1 1期(北
大版核心期刊)；
4、“西部民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第一作者，入选《西部蓝皮书·中
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2005》(中国首部西部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10月1日版；
5、“西部民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对策分析”，独立完成，载《西北民
族大学学报》(北大版核心期刊)2005年第6期：
6、参与完成教育部基地重点课题“西北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特色的历
史反思”(刘秉扬教授主持，项目号：02JAZD790025，项目经费20万元)，专著，
承担部分章节撰写任务，完成约4．2万字。
2004年获“西北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司马迁与亚当·斯密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作者： 景春梅
学位授予单位： 西北大学
参考文献(49条)
1.参考文献
2.司马迁.[宋]裴驷.[唐]司马贞.[唐]张守节史记 1994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 2002
4.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 2001
5.桑田幸三.沈佩林.叶坦.孙新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91
6.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 1995
7.韦苇走向富强的千年追求--中国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体系与历史演进 1997
8.韦苇略论先秦儒道两家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重大影响 1995
9.何炼成司马迁--中国古代伟大的经济学家 2000
10.何炼成.王一成.韦苇中国历代经济管理与发展思想新论 2001
11.谭宗台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 1993
12.叶世昌司马迁经济思想新论[期刊论文]-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 2004(1)
13.李爱军.于淳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期刊论文]-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2(5)
14.赵凌云中国古代经济理论的辉煌与衰落 1999(01)
15.冯务中司马迁经济思想简论[期刊论文]-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2(3)
16.贾明远简论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 2003(05)
17.蒲勇健司马迁:先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 1998
18.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 2002
19.唐广司马迁的"善因"论及其借鉴价值[期刊论文]-商业研究 2004(21)
20.谈敏法国重农学说的中国渊源 1992
21.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期刊论文]-经济研究 2000(4)
22.石世奇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期刊论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2)
23.亚当·斯密.王亚南.郭大力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2002
24.亚当·斯密.蒋自强.钦北愚道德情操论 1997
25.诺兰.段丽萍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以往和现在 1996(09)
26.冯晓民.江忠尚重新解构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 2000(01)
27.阿马蒂亚·森.王宇.王文玉伦理学与经济学 2000
28.乔洪武勾画市场经济伦理秩序的先驱--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评介 1999(03)
29.乔洪武正谊谋利--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2000
30.休谟.曾晓平道德原则探究 2000
31.梁小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评《拯救亚当·斯密》[期刊论文]-财经界 2004(2)
32.许崇正重温亚当·斯密理论与对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思考[期刊论文]-经济评论 2005(2)
33.任保平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方法论基础与特征[期刊论文]-经济评论 2003(2)
34.杨东萱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及启示 1998(10)
35.Adam Smith Tn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999
36.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999
37.Kennth Lux Adam Smith's Mistake:How a Moral Philosopher Invented Economics and Ended Morality 1990
38.James R Otteson The Recurring"Adam Smith Problem" 2000(01)
39.Emmett Barcalow Moral Philosophy:Theory and Issues 1994
40.Charles L Griswold Religion and Community:Adam Smith on the Virtues of Liberty 1997
41.Shaw Bill Sources of Virtue:the Market and the Community 1997
42.August Oncken The Adam Smith Problem(1898)--Adam Smith Critical Responses.Hiroshi Mizuta 2000
43.Bils Mark Pricing in a Customer Market 1989
44.Bils Mark Cyclical Pricing of Durable Goods 1988
45.Moggridge Donald E Maynard Keynes:an economist's biography 1992
46.Rdmes Thomas K Keynes's lecture,1932-1935:notes of a representative student 1989
47.Akerlof George Labor Contracts as Partial Gift Exchange 1982
48.Gramp W D What Did Smith Mean by The Invisible Hand?[外文期刊] 2000(03)
49.Skinner A S System of Social.Science.Papers Relating to Adam Smith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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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爱军.于淳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期刊论文]-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2(5)
4. 魏川 无为论的经济思想阐述[学位论文]2009
5. 薛国琴 古典的比较利益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分析[学位论文]2003
6. 卫方方.姬广东浅析亚当·斯密的分工经济思想[期刊论文]-工会博览·理论研究2009(9)
7. 车圣保 效率理论述评[期刊论文]-商业研究2011(5)
8. 杨芳 “商业社会”的建构——亚当·斯密启蒙思想研究[学位论文]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