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硕士学位论文
经营性国有企业效率成因分析
姓名：王兴球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政治经济学
指导教师：陈海泉
20040101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从企业节约交易费用的性质
出发来探讨经营性国有企业的效率成因问题。企业的出现是由于它可
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那么，经营性国有企业的出现原因是什么呢?
国有企业制度在早期设计中试图是为了避免私人企业生产的自主性、
追求利润的盲目性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有序性之间的矛盾，但长期运
行的结果是微观上的低效率已经对宏观经济效率产生了消极影响。这
种低效率根源于经营性国有企业过大的交易费用，具体表现为由于经
理们不负责任的职务消费、贪污腐败以及广泛存在于公有产权内的“搭
便车”、资产流失等。这在早期国有企业制度设计中都是微不足道的费
用而被忽略的，因为理论上可以通过加强监管而得以降到最低甚至杜
绝，但实际上，就是这些被忽略的“无足轻重”的因素导致国有企业
在和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竞争中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
[关键词】经营性国有企业效率交易费用
一、引题
(一)本文的研究对象：经营性国有企业效率
首先，我们对两个概念进行辨析：经营性国有企业与非经营性国
有企业的区分。我国的国有企业，从产业性质看，包括两个部分：一
部分是竞争性行业或战略性行业中的经营性国有企业，这类企业的源
头可以追溯到早期的赎买和社会主义的改造，而后在“一大二公”思
想的影响下，又组建了一大批，如中国石化、中国移动等；另外一部
分是为了公共利益、公共安全、自然环境和规模经济等原因必须由国
家拥有的非经营性国有企业，如自来水公司、中国邮政等。
在竞争性行业中，由于国有企业存在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执行国
家的职能，不是单纯为了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是在私人不愿
意投资的行业里、冒着亏损的风险在经营，所以，这些行业中的企业
需要竞争和追求自己的利润，判断这些企业经营活动的好坏，就是要
看企业的运营效率、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这些企业是否实现了国有资产
的增值。并且，由于在一部分行业中，有国内外很多不同所有制成分
的其他企业参与竞争，它们的经营状况是可以作为评价国有资产经营
效率和国有企业业绩参考的。这样，对竞争性行业中国有资产的增值
情况进行考核，不仅必要，而且现实。本文研究对象就是这一类经营
性国有企业的效率。。
另一类国有企业，非经营性国有企业，在各个国家都存在，其存
在的原因是行业的盈利性小、规模经济、自然垄断、风险收益不对称
等原因，私人不愿意做而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所必须的，才由国家投
资并经营的。这部分国有企业的经营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盈利，而是
要为整个经济社会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要实现政府治
理国家经济、生活的某些职能，它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它是要和政府
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经济调节功能放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的。
在世界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经营性国有企业随着私有化进展而
数量更少，所以，在国外，所谓“国有企业”，一般都是特指这一
①以下如无特别说明经营性国有企业均简称为国有企业．恕不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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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非经营性国有企业。对这一部分国有资产的经营权力，一般都在
政府手里。政府是在议会的监督下进行经营，具体管理国有投资的机
构是财政部，或者是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
(二)关于效率的诠释
效率是人类的一切形式活动所追求的一个基本价值目标，它是人
类社会形态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效率一词最初的解释出自于
物理学中，((词海》对效率的解释是：“是指一种机械(原动机和工作
机)在工作时输入能量与输出能量的比值。”((现代汉语词典》对效率
的解释则是：“机械、电器工作时，有用功在总功中所占的百分比。”
这个定义就是我们最早在中学里学习机械效率的定义，用数学公式表
示就是：rl=w+／w，其中，w+为有用功，w为总功。
在功效学上，《词海》是这样定义效率的：“泛指日常工作中所消
耗的劳动量和所获得的劳动效果的比率。”由于劳动量可以用劳动时间
来表示，因此，也可以理解为效率就是单位时闻内所完成的工作量。
前者用劳动中的消耗与获得之比解释效率，暗含着成本观念；后者用
工作中的消耗的时间与完成的工作量之比解释效率，包含了时间因素
和速度观念，实际上是把消耗的时间看作成本。虽然角度不同，但都
是指消耗与获得、费用与效用的比值。功效学的解释是物理学的解释
在工程学中的拓展，同时也是经济学解释的前提和起点。
那么，经济学对效率是如何解释的呢?恩格斯借助于功效学对效
率的定义，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认为效率是费用与效用之比，并将这
一观点同时用于功效学和经济学。美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教授借助于
马克思的工时概念给效率下了一个定义：“效率是使用价值昀出量对劳
动工时的入量的比例。”。
在这个带有明显功效学意义的定义中，还缺乏对资源稀缺性的认
识，因而他所说的“入量”也只是部分投入而不是指全部投入，原料
的利用率、机器的损耗率以及市场的交易费用和机会成本都没有考虑
进去。对效率的较为确切的经济学解释，始于20世纪初经济学界对资
④(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干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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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稀缺性问题的关注，“资源稀缺”和“资源配置”等概念的引入以及
“资源”概念外廷不断的扩大。近代大工业对资源的巨大消耗和浪费，
使原本丰饶的资源变得稀缺起来，资源约束成了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
的制约因素。因此，原本视为“资源”范围之外的许多东西(如制度)
也被纳入了资源范畴之内，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内容。随着生产力和社
会的发展，新开发的资源和人工资源也不断增加，这就使资源含义也
不断扩展了。
于是，在资源问题日益突出的条件下，在资源、资源稀缺、资源
配置的研究不断深入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开始把经济学理解为关于稀
缺资源配置的科学，经济学的效率概念也被理解为资源配置效率。自
2 0世纪初帕累托提出资源配置最优标准(即帕累托效率标准)以来，
效率开始被理解为一种资源配置的结果：所谓效率，是指对稀缺资源
的使用量与使用所带来的收益之同的比例关系。这一比例关系的高低
取决于资源配置方式。
现在，“这个概念一般是指不浪费，或尽可能好的应用可用资
源⋯⋯新古典经济学中所用的这个概念具有精确但狭窄的含义，这个
含义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累托在20世纪((政治经济学教
程”和《政治经济学指南》著作中提出的：‘如果不存在另一种生产上
可行的配置能够使经济中所有个人都感觉同原初的配置相比至少同样
好或至少更好些，那么，这一种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尽管帕累托应
用的词是‘最优’，但实际上他给效率下了定义。”。从资源配置角度理
解的效率，实际就是资源配置效率，它是指不同资源配置方式所带来
的不同后果(收益)。所谓效率，就是指通过最有效、最优的资源配置，
以尽可能少的成本去获取人们所需要的较多的收益。
由于现代经济学对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以
及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所以使效率这
一成本与收益之比来确定的问题更加复杂。一般地，效率实际上在现
在是指人类活动和制度的效率。这种效率观包含人类活动和制度的有
①顾海良．就建膏，顾海兵编译：《简明帕无新经济学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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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同时又包含了人类活动和制度的有效程度。有效性是人类活动
和制度的质，它是指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有效程度则是就人类活动和
制度功能的量而言的，它是指只有使代价(投入的价值)小于收益(产
出的价值)的活动和制度，才是有效率的，代价与收益的比值越小，
则效率越高。代价是一种手段性价值，收益是一种目的性价值，而效
率则是这两种价值的一种比率关系。
(三)相关研究
近几年，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对我国国有企业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
效的研究，了解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本篇的展开是有益的。他们的研
究共同点是引入了一个新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 ivity)，他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要
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三个来源：第一是效率的改善，第二是技
术进步，第三是规模效应。其中，技术效率：给定投入，实际观察到
的产出与生产函数的产出的比值，通常是一个小于1的数。技术进步：
给定投入，企业在t+l时刻的最大产出与t时刻的最大产出的比值，
通常是一个大于1的数。在传统的增长核算的计算中，很少把技术效
率和技术进步分开。如果假定规模效应不变，TFP就只和技术效率与
技术进步相关。TFP分成两部分的好处在于：如果只笼统地计算TFP，
就难以从技术效率方面来评价改革，将TFP拆分成技术效率与技术进
步之后，能够更好地度量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果。
1．Grove s等人(1994)研究结果是TFP有增长；刘子楠和刘绍嘉
(i 996)得出国有企业效率改进为1．6％；韩国学者Li(1 997)算出
TFP也有增长；澳大利亚学者Kong(1999)采用随机生产函数法没做
出结果。
2．瑞典哥德堡大学经济系的郑京海博士在((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
技术进步以及最佳实践》所做的实证研究是在社科院的“国有企业
8 00家调查”的数据基础上进行的，最后采用了其中600多家企业的
投入产出数据。数据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到1989年，1990年到1994
年。他得到如下研究结论：从1980年到1 994年1 5年中，被调查的
6 00多家企业的TFP几乎每年都有增长；如果把国有企业TFP的增长
拆分为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两部分，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
这些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比较低，大概是50％到60％，最多为80％，有
时这些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甚至有下降；在回9王分析中，大型国有企
业的TFP增长概率比较大，出现最佳实践的概率也比较大，但TFP平
均增长水平跟中小企业的平均增长水平差距不大；在各项影响因素中，
浮动工资与TFP正相关，且相关度比较大；教育与TFP也正相关，但
是主要表现在长期中；开工率与TFP同样正相关。o
3．杨瑞龙的研究成果
杨瑞龙认为，正确把握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定位是解释我国国有企
业“效率悖论”的关键所在。。在我国这个经济落后、国家实施赶超战
略和转型战略的历史任务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与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
的定位的差异，决定了它并非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分析的那样仅仅是
定位于市场的补充者或简单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转轨和赶超时期的市
场是特殊的市场，公共产品也是特殊的产品。所以，国有企业作为宏
观经济的稳定者、技术移植和扩散的中心、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国家
控制转轨进程的工具和系统性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协调者，决定了
国家实际上将国有企业的效率定位于宏观层面，并通过大量的投资维
持这种宏观经济效率的定位，使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为正；
同时，这种宏观效率定位也决定了国有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增长
无法在微观效率中反映出来，国有企业要充当的角色必定影响其财务
状况，并在与非国有企业的微观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接着，他又指出，国有企业呈现出：从微观财务角度来看国有企
业是非效率的，但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却是有效率的；从微观竟争和
经济比重的变化来看是没有效率的，但从宏观经济影响来看却是有效
率的；从个体生存竞争指标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社会经济资源
配置来看，却是有效率的。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理解在中国特殊社
会经济环境下国有企业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效率的本质，他可以为我们
①北京夭刚经济研究所(http：／／w_．uniruIe．org．ca／)
@所谓效率悖论是经济学界针对我国80年代以来宏观上竖济持续高速发展但微观上企业财务状况不断
恶化的矛盾而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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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提供思路：
(1)不能单纯依赖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效率标准作为国有企业改
革的依据：
(2)由于中国后赶超战略的长期性，国有企业作为后赶超战略的
实施主体之一，有长期存在的必要性；
(3)过渡时期不能简单地将国有企业定位于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
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作为国家实施改革的控制工具、社会福利以及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定位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4)随着改革的推进，市场主体的成熟以及后赶超战略的发展，
国有企业宏观效率定位的作用将逐渐淡化，这将决定国有企业应当进
行战略性的调整。。
4．其他
然而，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国有企业微观上的低效率已经对宏
观经济产生了显著性的影响，他们认为，如果采用统计学上更加严密
的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则可以推算出，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率
(从1 97 9年到2002年的平均数值)与国有企业的比重(2 002年)之
间存在着国有企业的比重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则下
降0．0584％的关系。由于东北三省国有企业的比重高于其他地区，因
此，其经济增长率也不及全国平均数。例如，黑龙江省的国有企业在
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为80％，与广东省的约20％相比高出6 0％左右，
以此来推算，在这两个省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差距5．7％之中，有
3．5％(=0．05 84×60％)可以通过国有企业的比重之差来加以说
明。。“国有工业企业大约占用了工业资本的2／3，银行工业贷款的
7 o％，但只创造了工业总产值的l／2。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占据的重
要行业已经影响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
简评：
(1)他们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缺陷：没有把国有企业进一步按其
。扬瑞龙：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学分析，中1312,．IS犬qe出版社，2001．12第一版。第66页．
⑦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是摄兴东北的关键http：／／帆szai皿ccm／artitle／AtticleSho+t．asp?Articlell卜1390．
⑦陈清泰：国有企业低效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http：／／rillsrlce．sin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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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划分成经营性国有企业和非经营性国有企业，其结果不能准确把
握国有企业的真实经济效率。而本文旨在他们相关研究基础上，进一
步地考察经营性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
(2)杨瑞龙的结论显然认为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的现状是由宏观
政策决定的，却不能解释同在一个宏观经济环境下的同类国有企业效
率的差异性；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利用交易费用工具来分析
这种差异性产生的原因；
(3)本文倾向于最后一种观点，并重点分析造成国有企业低效率
的原因。
二、国内外为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所做出的种种探索
(一)我国国有企业为提高效率而进行改革的历程
回顾政府为提高国有企业效率而进行改革的路径，可以节省我们
进一步为提高国有企业效率而做的努力，同时少走弯路，这也是诺斯
常用的历史分析法。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已走过很长的一段路。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
启动环节“放权让利”。改革之初，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赋
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并允许企业保持一定的留利。但由于资源配置
机制、宏观政策环境改革不配套，特别是由于不存在竞争性市场，从
而没有单一、充分地反映企业经营的信息指标，一旦企业获得了一定
的生产经营决策权，企业就有动机和可能侵占国家应得的利润。于是，
放权让利改革的实际结果就有悖于国家改革的初衷。国家的改革目标
是，在给予企业自主权和独立利益的同时，能够不断提高国有资产的
收益以及财政收入，但由于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却出现了
“工资侵蚀利润”的现象。
为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划清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可支配收入的
界限，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与税收挂钩，企业收入与利润挂钩的机制，
明确政企关系和企业的地位，政府于1983年和1984年实行了两步“利
改税”。1 985年，为加强企业的经济责任，促使企业在投资以及资金
使用上树立经济核算意识，国家对国有企业实行“拨改贷”，将企业
所需的投资由国家财政计划内的无偿预算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
“利改税”的基本思路是建立公平和稳定的税收制度，使企业能够在
平等的地位上竞争，从而准确地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实行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但是问题在于价格改革滞后，企业的初始条件不同，而且
经济核算和审计制度不健全。这些制约因素使“利改税”无法绕开一
尸一率的“调节税”。和“鞭打快牛”、“苦乐不均”的瑰象，而且企
业往往采取各种各样的交通手法来增加自己的所得，规避税负，结果
政府的税收并未像设想的那样稳定地增加。
放权让利式的改革改进了微观层次的企业激励，但是，放权让利
过程中一再出现所谓“权力截留”现象，即中央政府规定应下放给企
业的权力，被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所掌握。与不断扩大的非国有企业
相比，国有企业表面上自主权始终不充分。因此，对国有企业进行放
权的改革逻辑具有不可逆转的特征。而另一方面，伴随着放权让利改
革的进行，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滞后于微观企业激励机制的改革，
计划机制仍广泛发挥作用，国民经济的价格体系扭曲，价格“双轨制”
广泛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利润水平并不反映企业的经营状
况。于是国家就无法准确评价国有企业的实际绩效，进而国家从放权
让利改革中所得的份额日渐下降。为了在进一步改进对企业激励的同
时，保证国家权益不被过分侵蚀，承包经营责任制取代了简单的放权
让利。应当说，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宏观市场环境发育不全的条件下
推进改革的一个“次优选择”。在i987—1992年间，承包经营责任制
构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承包经营责任制又有多种形式，主
要形式是两保一挂承包制。具体内容是，一保上缴税利，二保企业的
技术改造，实行职工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
承包制的推行是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承包制要
真正达到政府的政策意图，有赖于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承包制合同
的确定是通过企业与主管部门的“一对一”的谈判。在这种“一对
一”的谈判中，国有企业拥有信息优势，这必然导致企业在与国家的
讨价还价中，争取有利干企业的条件。承包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出现
①效益好的企业承担既定的税．率，而效益差的企业由于无力上税或只能部分地上税．所以实际上承担了
较低的税率，这就是实际存在着“调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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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承包期内的短期行为，二是负盈不负亏。承包
制决定了经营者的收益只与其承包期内的企业绩效相关，这样，现实
中不少企业为了完成上缴任务，往往采用拼设备的办法，掠夺性地利
用资源。实际承包合同的兑现也往往是负盈不负亏。
面对承包制出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
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把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设定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该《决
定》把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概括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
管理科学”。紧随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也于1 99 3年2月颁布，并于1994年7月1日起施行。《公
司法》中界定了三种类型的公司：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
份有限公司。1 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i0年远景
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除
了继续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外，还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纲
要》指出， “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 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重
组。”“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
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步伐。”中小型国有企
业，尤其是小型企业的非国有化，无疑是正确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资
本密集度低，战略性和社会性政策负担比较轻，而且，对于中小型国
有企业转制后常常经营得更好，转制比较顺利。
但是，对大型国有企业而言，承包经营责任制不能解决的问题，
现代企业制度也不能解决。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有赖于一
个充分竞争的产品、要素、经理、股票等健全的市场体系。我国经济
中还缺乏这样一个市场体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仍旧存在，所以，软
预算约束仍难根除。
1 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对中国金融体系风险
的关注。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制约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国有企业
的高负债率和弱化的偿债能力又大大加剧了中国银行体系的金融风
险。出于这些考虑实行了“债转股”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别组
篷了各自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央财政为资产管理公司注资，承接各银
行的不良债权。与此相应，有选择地把一些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转化
为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通过技术性操作固然能迅速改善国有
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但改革的成功还有赖于提高国有企业
的竞争能力，消除不良债务的形成机制。而这又要求消除国有企业的
各种政策性负担，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
(二)国内外为提高国有企业效率而进行的公司治理模式的探索
在实践中，国内外为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做了种种探索，形成了
以下几种模式：
第一，以控股机构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其基本特点是，政府主管
部门通过设置大型控股公司来实现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在大型控股公
司之下一般还设有专业控股公司，具体管理和经营所属企业，这样就
形成了一个控股公司体系。意大利是实行这种管理模式的代表。其他
西欧国家如奥地利、瑞典等，某些发展中国家如新加坡、赞比亚等也
采取了这种管理模式。在这些国家，往往设置若干个大型综合控股公
司，由一个政府主管部门专门负责管理这些综合控股公司。
例如，在瑞典，国有企业所有权由议会拥有，议会授权政府管理。
1 99 8年，瑞典政府在工业部内部设立了一个专门行使所有者职能的国
有企业局。该局共有13名工作人员，包括7名对相应行业效益监督的
高级投资经理。国有企业局对34家国有企业行使所有权，占全部国有
企业总价值的85％，还有14家金融、房地产、博彩类国有企业由财
政部行使所有权，另外12家国有企业分别由卫生都、文化部等行使所
有权。国有企业局通过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来实现对国有企业的管理，
它要求国有企业必须按照上市公司的财务会计标准编制年度报告，该
局请专业人士对其业绩进行分析评价。
第二，以财政部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其基本特点是，由财政部作
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对各行各业的国有企业进行统一管理和监
督，德国是以财政部为核心的管理模式的代表，类似的还有英、法、
美、日等国。在德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财政部处于核心地位。财
政部负责审批国有企业的成立、解散、合并、股份购买与出售等重大
套2经蓄决策措施，规定国有企业必须向政府提交的资产经营计划、
如销售、投资、财务、人事计划等、并以股东身份负责选聘联邦一级
主要国有企业监事会成员，以及管理有关企业资金供给方面的事务。
政府每年由财政部长主持召开一次联邦一级的国有企业管理部门会
议，就国内经济状况、目标、存在的问题和财政政策进行总结报告，
并就国有企业发展问题进行讨论。财政部主要通过监事会控制国有企
业，虽然财政部不直接给企业下达指令，但通过对监事会成员的任免、
控制资金股东代表由财政部长选定，但主要来自私人公司的董事或经
理、银行家和经济专家，政府官员很少。监事会主席由财政部长推荐，
副主席由员工代表担任。监事会中所有员工代表由企业协商推选，但
需报财政部审核。监事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组建公司的董事会；讨
论和审校董事会的重大决策，如企业的设立和关闭、购买或出售，100
万马克以上的投资决策，500万马克以上的贷款决定，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免等；审核企业的中长期计划，包括销售计划、投资计划、财务
计划、人事计划等；听取和讨论董事会的报告，审核公司的经营状况，
包括经营活动的财务结果、销售状况、生产状况、各种经营方针和政
策等。总之，公司活动的重大问题只有取得监事会的同意，董事会才
能做出最终决定。
然而，德国的国有企业仍拥有相当大的经营自主权，无论是联邦
政府还是州政府，其政策都是对其参股企业实施间接管理。企业的经
营绩效主要是用市场指标来评价，而不是以实现政府政策目标所作出
的贡献来评价。同时，政府也不绝对要求企业按照政府制定的目标组
织经营，而是希望国有企业在与私营企业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
展。
第三，以综合协调机构为中心的多部门管理模式。印度是这种管
模式的代表。印度政府设置了一个具有咨询、服务和监督性质的国有
资产管理职能机构公营企业局。这个局并不独立行使国家所有者职能，
只是一个为政府各部门更好地行使所有者管理职能提供服务的综合协
调机构。
从整体上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各主管部门实现
昀。主管部门通过下达计划指令对所属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控制，负责
任命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议会、总审计长以及其他政府机构与企业
之问的对话一般也是由主管部门安排。当国有企业经营中需要追加资
金和涉及外汇交易时，财政部便出面参与管理。该部在国有企业董事
会中的代表负责监督企业的财经纪律。政府其他部门也试图在国有企
业经营决策中坚持本部门的利益，并宣称有权干预企业事务。如能源
部和交通部在很多情况下为国有企业提供动力、燃料及其他生产所需
物资，它们便需要在这些或那些事务上对企业提供咨询和建议。此外，
计委也对企业投资项目进行监督，并定期收集企业经营信息。但是，
在印度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主要是由两个环节构成的：一是公营
企业局，对各主管部门的工作提供咨询、服务并进行协调的同时，对
所有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全面监督；二是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
具体负责所属国有企业的管理和运营。
第四、我国的三级管理模式
深圳市自1 994年后逐步构建了“国资委或国资办一一国有资产经
营公司一一国有企业”三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模式。1996年，以
三家市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正式运作为标志，“三个层次”管理模式
基本建立。其中，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构建和运作是核心环节。它由
国资委授权，代表政府对相应国有资产直接行使资产收益、重大决策、
选择经营者等投资者的权益，具体从事国有资产产权经营和资本运作，
但没有任何行政管理职能，一般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2001年，
深圳对少数集团公司实行由市国资委直接授权经营，但只限于国有独
资企业。
相似地，上海199 3年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国有资产管理
办公室，标志着上海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启动。上海通过国有
资产授权经营，塑造国有资产运营主体的尝试，形成了一个“国资委
(国资办)一一资产运营机构(40家国资授权经营公司)一一企业”
的三级管理机构。其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授权经营公司不仅形成了保
证政企分开的“隔离带”，有效促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的形成，
而且大大增强了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调控能力。上海的国有资产管
理运营的主要特点是打破了专业局的行业垄断，对于国有资产进行了
跨行业的整合与重组。在武汉，国资经营管理实行的也是“三层架构”，
即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一一国有资产营运机构一一企业”下实现
“三个职能”分开：政府作为全社会管理者的职能、政府对国有企业
的行政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的运营职能分别与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
职能、国有资产的运作职能、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职能分开。1 994年，
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并组建了武汉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授权
其持有市属24家股份制企业的国有股。1997年以来，撤销所有工业
主管局，调整组建了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市机电国有控殿公司、
市轻纺化国有控股公司等一批综合性、专业性的国有资产营运机构。
第五、韩国模式
在韩国，财政经济部国库局持有国家在所有政府投资企业的股份，
但是股东权利可以由财政经济部委托给某个行业部门(如商业、工业
和能源部、建设和旅游部等)去行使。韩国政府通过法律来保护国家
的战略利益。根据《证券和交易法))的一项授权法令，财政经济部有
权指定任何从事“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产业”的公司为“公共性
质的公司”，该法律限制代理投票，并允许公司章程将其他个体股东的
表决权限制在3％。就经营者而言，赋予其较大的自主权，并引入严
格的绩效评估的激励机制。同时，推行集中审计制，指定审计与检查
委员会为唯一的授权审计机构。
第六、新西兰模式
在新西兰，国有企业有两个国家股东，即财政部和有关行业的部，
国有股权利由这两个部门协作行使，由它们共同负责监督和控制国有
企业的经营和成果。同时，新西兰对国有企业实行外聘型监督和评估。
一个独立的机构一一新西兰皇冠监测咨询机构(CCMAU)，受财政部委
托对新西兰的全部16个国有企业进行监督和业绩评估，并对财政部和
相关行业部提出咨询意见。该机构与上述两个部门的每个部都订有合
同，向这些部门提供有关国有企业问题的咨询。而国有企业的董事会
与国家的关系由Ⅸ国有企业法》做出规定，董事会有权任命国有企业
的首席执行官和高层管理人员。
各种企业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发展，无不是为了提高企业效率，而
创新的核心就在于不断降低企业的非生产性费用，即被新制度经济学
家概括为交易费用的这个经济学新范畴。那么，为了进一步了解国有
企业低效率根源于其无力承受的交易费用，我们有必要先了解这一概
念。
三、一个需要诠释的基本概念：交易费用
(一)何谓产权
没有产权，就不存在交易费用，因此，我们先看何谓产权。
产权的定义形式很多，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关于产权概念的
论述，首先定义了两个基本概念：其一是任何交易(交换)都是附着
在物品上的权利的交易的概念；其二是权利束的概念。德姆塞茨认为：
“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发生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权利柬常
常附着在一种有形的物品或无形的服务上，但是，正是权利的价值决
定了所交换的物品或服务的价值。”中所谓权利束，就是多种可以给其
主人带来不同利益的权利的集合。据此，就得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产
权的一个概念：产权就是蕴藏在物品中或附着在物品上属于主人并在
交换中得到表现的权利束。产权的度量就取决于权利束的范围和受到
的约束以及他能给主人带来利益的程度。
张五常教授从产权的形成角度诠释了产权的含义：“在一个个人为
使用稀缺资源而竞争的社会里，必须存在某些竞争规则或标准来解决
这一冲突。这些规则通常称为产权，它是由法律、规则、习惯或等级
地位来确定的。产权结构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私人产权为一个
极端，共有产权为另一个极端，大多数产权安排都处于这两者之间，
这两者很少以纯粹的形式出现。”窜
相比之下，康芒斯对交易的认识则广泛的多，他把交易分成三种
基本类型：(1)买卖的交易，其性质是一种平等的交易；(2)管理的
交易，其本质是命令和服从的关系；(3)配额的交易，印摊派性的关
①(转引)康穗官、林庆苗：国有企业改革的经跻擘与法擘分机法律出版挂，1998．10第一版，第110页．
②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11．第一版第427页．
15
系，主要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由于科斯本人囡“揭示并澄清了经济
制埂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而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可见产权学派关于产权的定义被人们所认可的程度，我们在
以下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
要把握产权的准确定义，还需了解一个引申概念：产权的完备性。
产权的完备性是指一个物品所能包括的权利束的各项权利都集中由一
个主体拥有，权利束集中而不分离。一个完备性产权包括：使用权，
即在许可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使用事物的权利；收益权，即在不损害
他人的条件下可以享受从事物中所获得的各种利益的权利；决策权，
即改变事物的形状和内容的权利；让渡权，即通过出租把收益权转让
给别人，或通过出售将所有权转让给别人。。而独立产权的标志是产权
具有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否则，就是有残缺的产权。，它所强调产权的
可转让性是与风险和激励问题项联系的，产权有可转让性如果用之于
企业，他就有被接管的风险，风险就是反面的激励，这是企业有活力
的外在压力。
实际上，产权学派所描述的产权概念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凡
是别人“同意他以特别的方式行事的权利(德姆塞茨)，诸如在公共道
路上不管是否拥挤都可以走路或行车的权利；股份公司的鼓动使公司
的所有者丧失了经营的决策权和对雇员的监督权以后，经营者所享有
的剩余索取权和对董事经理的监督权，都叫做产权。在这里，产权的
基本含义就是权益，即别人同意某人以特别的方式行事的权利。有了
广义产权的观念，产权就不仅是简单的附着在物品上的权利束的问题，
这就进一步地接近了产权学派对产权本质的认识。
(二)交易费用的提出
交易费用这个概念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而交易费用思想
被公认为首先由科斯描述并加以运用来解决企业性质之谜，之后交易
费用理论广为流传并普遍为人们所认同并形成这一新制度经济学里程
④(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审书馆，三联书店版第74页．
@张军现代产权经济擘．三联书店?版，第26页．
④《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中的“译者的话”．三联书店版第l页．
16
珲式的概念，使得制度分析可以用新古典最大化方法来处理，也使得
从被认为是“异端”的制度经济学发展到能被主流经济学认同的新制
度经济学。因此，我们先看“交易费用”这一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
念提出的过程。
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还没有明确提出交
易费用的概念，但他认为：“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
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
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和⋯⋯随着出卖这类信息的专门人员的出
现，这种成本有可能减少，但不可能消除。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
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我们可以将这一节的讨论总结
一下。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
(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①由此可
见，科斯认为企业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市场运行成本的存在，但可惜
的是，在这里他没有给出市场运行成本的完整内涵。
然而在他于1960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他则进一步指
出：“迄今所阐述的观点都假定在市场交易中是不存在成本的。当然，
这是很不现实的假定。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
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
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回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花费成本的，
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
行的交易化为泡影。”从这里可以看出，市场运行成本，即交易费用
这个概念基本上已界定清楚。
由于科斯从制度的视角、以交易费用为量度来分析经济问题的全
新经济分析方法使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倍受鼓舞，他们便将一
切难以用新古典经济学解释的现象都归结到交易费用的存在。例如科
斯的追随者将体制运行费用、组织费用、行政费用都归结为交易费用，
①抖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一版，第91页．
⑦康德官，桥庆苗：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法律出版社．1998．L0第一版第116页这样
分析：这三种费用为有形的交易赛用；无形曲交易费用是和把交易作广义理解相联系的。印在买卖的交易，
管理的交易和配额的交易中，有利于形成最鼬的制度和办法，就是降低了交易赉用．否则就是交易费用高昂，
他导致经济运行的效率不佳．
17
使交易费用的概念不断扩大。
在科斯的追随者中，有很多人都给交易费用下了不同的定义，因
此交易费用的概念不断得到扩展和丰富。比较权威的是库特所下的定
义。库特认为，交易费用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上的交易费用是
指一次交易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广义上的交易费用则指的是协商、
谈判和履行协议所需的各种资源的使用，即制定谈判策略、掌握信息、
谈判时间、履约及诉讼等。
张五常教授在他的((经济组织和交易成本》(1981)一文中进一步
认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交易费用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
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
的定义这么宽广很有必要，因为各种类型的成本经常无法区分。这样
定义，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
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
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
产过程中的成本”。显然，这些成本的确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大到足以
吞噬掉生产成果的地步。“从定义上看，一个组织总要求有人去组织它。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所有不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
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任何需要经理、主任、监督者、管理
者、实施者、律师、法官、代理人，或甚至中间人的活动安排，都意
味着组织的存在。这些职业在孤岛经济中，是不存在的，给他们的工
作支付的工资，就是交易费用。”。显然，张五常教授认为凡是在孤岛
经济中不存在的费用都属于交易费用。这样交易费用包括一切非生产
性支出。本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
交易费用的提出，使新制度经济学获得新的发展和被主流经济学
所接受，因为只有交易费用这个分析工具，才使得能够第一次用新古
典经济学最大化的方法来研究制度的运行和演变，从而使他们与制度
主义的社会的、心理的、伦理的分析方法区别开来。经济学是研究稀
缺资源如何配置的，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也是稀缺的，市场的
①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000年11月第一版．
。
18
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要冒风险，因而交易也要付出代价，从而也就丽
如何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所以，一定的制度和
规则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否则旧的制度将回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这样，
誊夏分斫被真正纳入最大化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科斯的交易费用和马克思的流通费用这两个概
念的异同。
首先，这两个概念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市场
运行的成本，当这种费用大到使市场交易行为无利可图的时候，组织
就会出现了。因此交易费用是衡量市场行为的代价，如果这种代价太
大，那么交易就会萎缩。而马克思的流通费用指的是仅仅使商品价值
形式发生变化的费用，“状态的变化花费时间和劳动力，但不是为了创
造价值，而是为了使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其次，这两个概念在外廷上也是不相同的。狭义上，科斯的市场运
行成本，即交易费用包括“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
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
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相关费用。而张五常教
授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指出，交易费用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
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
结构变化的成本。具体而言，任何需要经理、主任、监督者、管理者、
实施者、律师、法官、代理人，给他们的工作支付的工资，就是交易
费用；而马克思的流通费用包括纯粹流通费用和生产性流通费用，前
者主要有商品买卖、薄记和维持货币流通方面的开支，而后者指保存
和运输费用。可见，科斯的市场运行成本，即交易费用的外延较宽。
当然，这两个概念也有重叠的部分，例如商品买卖、薄记就是交
易费用，但它们的区别是最重要的。
(三)交另费用理论最初的应用一一解答企业起源之谜
企业理论是解释企业出现的原因和企业内部组织的经济学意义的
理论。如果按照该定义，新古典经济学虽然有相当多的篇幅是论述企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 975年，第1 47页．
19
业的，但并未形成真正的企业理论，而只不过是企业生产理论，即假
定企业已经存在，并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生产时的价格和产量的决策
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内部组织是一个“黑洞”，同时，它在解
释企业出现的原因时也显得过于简单：假定经济中有两部分人，一部
分是纯生产者，另一部分是纯消费者，企业出现原因就非常简单，即
没奇生产产品的企业，消费者就无法消费。
科斯《企业的性质》(1937)一文被公认为是企业理论的真正出现。
该文探讨了企业的起源及决定其规模的因素。在这篇文章里，他第一
次提出市场运行成本(后来被称为交易费用)，第一次把企业和交易费
用相联系，说明了企业在一个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出现的根本原因和
企业规模的确定。
科斯认为，企业出现的真正原因是企业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而
出现的。在企业外部，生产是由价格运动引导的，而价格运动则是由
市场上一系列的交换来协调的；在企业内部，企业家替代了拥有复杂
交换行为的市场结构。那么，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真正原因是：和企
业内部组织、管理、监督成本等协调生产成本相比，市场交易费用要
大。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节约交易费用。
为了证实企业的这种性质，他还推测了由市场交易活动发展成企
业组织经营的过渡形式，即长期合约。起初交易双方倾向于签订长期
合约来代替一系列短期合约，以便节省交易费用。由于预测未来的困
难，买方很难在长期合约中详细规定卖方未来必须做什么。于是，合
约中只能对卖方，即物品或劳务的提供者作一般规定，而把具体要求
的细节留待以后解决。“当资源的流向(在合约的范围内)交得以这种
方式依赖于卖方时，我称之为‘企业’的那种关系就流行起来了。”。
在说明企业规模时，他认为，既然企业的出现是为了节省交易费
用，企业规模的扩大有使交易费用降低的趋势，那么，是不是企业越
大越好呢?并非如此。企业规模的大小取决于组织费用和交易费用的
关系，企业适度规模的均衡条件是：当最后一项经营活动扩大后所付
，D抖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i 990年。第7页
20
兰的组织费用等于可能节省的交易费用，即
边际组织费用=边际交易费用
现在，简单地概括一下科斯的企业理论：
t、企业的存在是由于节省市场交易费用。原因是企业与市场都被
青成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二者有互替惶：
B、但企业不能无限扩大，即不能完全替代市场。因为企业本身的
组织费用的存在对其规模和扩张起着约束作用。
四、国有企业存在的逻辑
如果我们已经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企业的存在是由于节省交易
费用，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国有企业存在的这一特殊现象呢?
(一)理论逻辑
对国有企业存在的原因有各种观点。有人从社会主义社会墓本性
质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认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只
有实行国有制，才能消灭剥削，消灭各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实现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有人以弥补市场缺陷为理由，认为国有企
业是弥补市场缺陷的手段，凡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国有企业就可能有
用武之地；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在我国，国有企业的作用主要是：弥
补市场缺陷、发展战略性民族产业和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之一，体
现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量。此外，理论上，他们还认为，我国的国有
企业还具有以下重要作用：
1．国有企业早期具有宏观效益性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讨论大致形成三种派另Ⅱ：
一派以“国有企业非效率”为由，坚决主张国有企业彻底退出竞争性领
域，走民营化之路；一派坚持“国有企业效率论”，认为中国的国有企
业并非缺乏效率，因此，其出路并非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营造
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一派持调和态度，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一种
“效率悖论”，因此，它的出路应当是加强竞争的同时进行产权的“硬预
算约束”。这三派中，第一类的影响最普遍，以致社会中广泛存在这样
一种情绪，即不仅国有企业本身不该存在，对国有企业的研究也没有
任何必要。刘元春从转型期实行后赶超战咯的中国现实出发，坚持经
三仨套三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最为重要的定位在于宏观经济效
墨”的命题。认为，国有企业作为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制度
殳排具有制度的合理性；从国有企业作为赶超时代“技术模仿、技术扩
款和技求赶超”的中心、作为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者”、作为过渡
时期“社会福利和公共品的提供者”来看，国有企业在宏观方面的效率
是最高约。
我们认为，宏观经济的效率根源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率的高低，
特别是在一个长期经济发展与增长中更是如此。如果说国有企业在短
期(如建国后的十年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内的有效性并不能推出
其在长期内也是有效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探寻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2．国有企业具有自身的优势领域
一个企业运行的成本不仅包括其内部成本，还包括外部的交易费
用。在经典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市场是没有交易费用的，所以
与国有企业相比，内部成本较低的私营企业在那里是更具有效率的。
但现实经济社会并不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存
在着如信息传递不完全、交易主体之间不合作等带来的成本，即我们
所说的交易费用。
现实生活中有三种交易费用，它们分别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
的交易费用，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
的交易费用。这三种交易费用都有可能使私有企业配置资源无法达到
最优。
(1)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这是指由于生产者与消费
者之间的信息传递不完全，或即便信息传递完全但由于它们之间的不
合作使得它们之间的交易无法顺利进行。在古典经济学中，垄断被认
为是破坏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原因之一。本文认为，这实际上是由
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而导致的。试想，如果没有信息传
递的不完全性，生产者准确的知道单位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效用；
而如果消费者再与生产者之间完全合作，消费者就应该向生产者付出
与效用相对应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垄断厂商提供产品，它
所面对的边际收益曲线依然是市场需求曲线，它根据边际收益曲线与
边际成本曲线交点确定的生产数量与完全竞争市场上相同，社会总效
用也与自由竞争市场上的社会总效用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完全竞争市
场上的消
但这能觞推出国有企业出现及存在的理由么?还不能，因为国有
企业的经营者和生产者是由一个个个人组成的，他们同时也在追求自
己的利益和效用，因此，在信息不完全即存在正交易费用的条件下，
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也会占有消费者剩余。
(2)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要证明一个企业的效率，
首先要假定产品是私人性的，也就是说，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会
影响其他人，即该产品不存在外部性。。但产品的外部性是客观存在的。
外部性的一个极端情况就是所谓的公共物品的存在。这种产品的社会
效用可能很大，但由于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难以达成付款的协议，收
取价款的成本极其高昂，私人企业不会提供这样的产品或即便提供出
来由于把交易费用计入成本而使得产品的价格较高从而使得产品的有
效需求和生产量不足。产权经济学中经常提到的灯塔就属于这类产品。
社会效益大的产品生产不出或生产的不够多显然无助于资源配置
的优1t。针对这种产品，一方面可通过政府把提供产品的任务承包给
私营企业来提供；另一方面可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来提供。这都降低了
。所谓外部性是指未被经济行为主体全都获得I承担)的额外收盏(成本)，这是一种不经济的行为结
某相反的过程则是内部性．
23
消费者之间交纳价款的交易费用，因为政府可以凭借其国家权力来收
取税收，然后从税收中补偿其生产成本。当建立国有企业比承包给私
营企业更节约产品的总成本(包括产品的生产成本、交易费用)时，
国有企业的建立就成为必要。
(3)生产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在特定的环境下，比如-2战后的西
欧，私人资本的实力较弱，企业规模小，生产效率较低，难以抵御国
外资本的冲击。但倘若这些企业能进行重组与兼并，生产规模扩大后
的企业的效率能大大提高，生产成本能大大降低。毫无疑问，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些企业之间的兼并和重组可以借助市场机制来完成，但
同时也毫无疑问，这个兼并重组的历程是漫长的，交易成本是巨大的，
尤其当很多个小企业合并为一个大企业时更是如此。这时如果政府出
资建立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或将私有企业收归国有然后进行重组，就
可以大大提高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大降低企业内部的生产和
管理费用。也可能与同样规模的私营企业相比，这个国有企业内部资
源配置的效率较低。但只要由此带来的与分散的私营企业相比的效用
增加大于私营企业之间进行兼并重组的交易费用，建立国有企业仍然
是可行的。这也许正是二战后西欧国有经济规模迅速膨胀的原因之一。
总的来看，本文认为，由于国有企业天生地依附于政府，而政府
正是国家权力的代表，这使得国有企业在处理交易时可以借助政府的
权力来完成，从而在短期内，大大降低由私营企业来完成时的交易费
用是有可能的，国有企业就有了自己产生的根据；但另外一方面，这
要求国有企业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否则，从私人企业
转化为国有企业而节省的交易费用可能会被各种机会主义吞噬掉，其
结果反而可能由于迅速膨胀的交易费用反而使其低于私人企业的效
率。在现实中，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这种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
因此，后一种情况更可能发生。考虑到这一点，国有企业更应该局限
于公共产品和不适宜于私人进入的领域，否则，美好的制度设想只能
渡各种机会主义行为所粉碎，而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上防不胜防。
(二)国有企业存在的历史根深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国有企业在经济
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发挥不同的作用，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
地位也不尽相同。
国有企业的普遍出现始于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一般垄断资本主
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
的干预和调节。同时，在新科技革命的浪潮推动下，企业生产规模日
益扩大，纯粹靠自由竞争维系的市场经济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性，这
集中表现为30年代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承担起
对生产的领导。从1945年开始，英国将一系列基础工业和英格兰银行
收归国有，法国将能源部门、保险部门、金融部门和一些大公司改为
国家接管。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设立的国有企业从战争结束的7个迅
速增加到7 0年代中期的114个；美国政府也创办了一些国有企业。这
些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能源部门、基础设施部门、提供公共产品部门
和科技开发部门。
第Z-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振兴民族经济、推动
本国工业化，掀起了两次国有化高潮。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
到60年代中期，它是紧随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出现的，主要矛头对
着殖民企业和殖民地的经济管理企业，包括海关、银行、税务机构，
以及原殖民者拥有的足以垄断或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这次国有化
高潮实际上是民族解放运动在经济领域的继续。第二次在20世纪70
年代，这是在中东产油国收回石油资源主权的斗争取得胜利的鼓舞下，
发展中国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资源主权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一些国
家把实际操纵本国经济关键部门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并使一些矿山
资源和农、渔业资源回到本国手中。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对
于维护国家主权、争取经济独立，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建立较
完整市场机制的缺陷、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平
衡发展等方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带动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推动发展
中国家技术进步，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国有经济在实践中也逐
j斩暴露出高度垄断，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管理混乱等多种弊端。20
世纪7 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针对本国具体情况，采用各种
各样的措施，对国有经济进行整顿和改造，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在我国，国有企业比重很高，除了确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之外，
工业化的进程和战略选择也对国有企业具有很高的要求。从20世纪
5 0年代初期至70年代末，中国工业化战咯的基本特点是：在封闭经
济条件下进行自力更生的工业建设，以高关税、高估本币等方式推进
进口替代；工业生产以供应国内市场为目标。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初
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建立起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在这一时期，
工业化的进程高度依赖于国家积累。国家用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向
国有企业职工提供低价格的农产品，支持职工的低工资，保证国有企
业获得稳定的利润，并将利润全部集中到国家手中。国家采取优先投
资于重工业的方式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而对轻工业的投资仅够维
持人们的基本生活。这一工业化模式，在客观上要求国有企业发挥工
业化的核心力量的作用。简言之，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直接参与决定
了国有企业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
(三)国有企业存在的现实原因
在建国初期，我们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拥有了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半个世纪过去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
济体系的建立，国家拥有国有资产和发展国有企业的目标更多地转化
成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对大多数国有
资产进行处置，将其变现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或者直接用于社会救济，
从实物或账面上来看，国有资产没有了，但这种处理维护了社会稳定
和经济发展的大局，那么，这种处置应该同拥有国有资产和发展国有
企业具有同样的效果。事实上，这种处置方式正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
的长期目标取向。但是，在这种处置方式尚没有完全铺开之前，大型、
特大型国有企业仍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
首先，大型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中流砥柱。虽然通过股
权的多元化，一部分国有中小企业以租赁、承包、售出、参股等方式
向产权多元化转变。但是，进入2000年，我国的国有资产已经达到9
万亿元人民币，构成了极其巨大而庞杂的体系，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
在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
其次，大型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公司的主力军。中国加入WTO以
后，国际知名的大型跨国公司大举进攻中国市场，各种洋货猛烈冲击
国货。尽管民营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在技术、质量、
规模等方面的显著差距，尚不能与跨国公司抗衡，而只有大型国有企
业才是抗衡跨国公司的生力军。如彩电行业曾是进口产品最多的市场，
但是1996年四川长虹等大型彩电公司在价格、质量、服务等方面向外
国名牌展开市场争夺战，一举打破了大屏幕彩电由外国名牌主导的格
局，以致长虹的“红太阳一族”大屏幕彩电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三分之
一。
再次，大型国有企业是我国支柱产业的重要支撑。在石油、化工、
机械、电子、冶金、有色和建材等重要产业中，我国七大汽车集团占
全行业总产值的66％；嘉陵、北方、轻骑、金城四大摩托车集团占全
国总产量的一半：上海、东方、哈尔滨三大发电设备集团，提供国内
电站设备的70％。
最后，大型国有企业仍是出口创汇的主要力量。1997年，国有企
业出口创汇额超过了外商投资企业，居于领先地位。其中，大多数大
型国有企业以销售额的1％左右投入研究与开发，有的达到2％，技术进
步处于国内工业企业领先地位。
近几年，国有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总体处于亏损状态，只有大型
企业盈利，充分显示国有大型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当然，我国大型国有企业与国外大企业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一是
大型企业数量少；二是企业平均规模小；三是生产集中度低；四是真
正的联合体、企业集团少；五是大中小企业没有合理的分工。从技术
创新来说，我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年销售额之和还不抵美国通用汽
车公司一家销售额。。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国有企业的产生过程来看，国有企业所起的
作用与所作的贡献来看，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国有企业都有其
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国有企业的确存在着一定的
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妨碍了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但是，决定一
①以_二扫关数据引自王国进的又章《对国有企业存在合理性的再认识》，来自子
p／／v．'wu／J J x J．C091．cn／rlew$一detail．jsp?keyno-2 0 5n
27
个企业效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不仅仅在于其公有还是私有。私营企业
由于管理不善而效率低下，最终导致破产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国有企
业盈子制度合理，管理科学，从而成为经营典范的也并非一家。美国
著名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指出，不可能所有部门都由私人经营，有些部
’、1改为私营只会降低效率。例如，台湾早年发展钢铁工业，原希望民
间企业家来办钢铁厂，但没有人愿意办或有能力办。后来，不得不由
政府来办，建立了台湾人至今还引以为骄傲的“中国钢铁公司”。因此，
在整顿和改造国有经济成分时，出路不只是私有化一一何况在短期内，
由于资本市场、法律环境、经理人市场、下岗问题等约束条件的存在，
私有化也是不现实的一一而改革的中心在于降低国有企业的交易费
用。
五、国有企业效率低的始作俑者：交易费用
(一)产权的效率分析
所谓产权的效率分析，实际上讲的是不同的产权对经济运行效率
的不同影响。这说到底是两个问题：一个如何降低交易费用，另一个
是如何克服外部性，并使之尽可能的内部化。例如在公有产权(如我
国的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国外的乡村俱乐部)制度下，如何
监督公有产权的收益者承担相应的义务，而由此监督所产生的就是交
易费用；克服外部性意味着公有产权下不会出现“搭便车”等机会主
义行为，当然，事实上，这是一种理想假设。
人力资本一一用企业在工厂和设备上的投资产生的物质资本来比
拟，经济学家说在教育上的投资产生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发展来
自于正规的学校教育、在工作中的学习以及在他们孩提时代父母在时
间和金钱上所做的投资田一一的使用具有交易性。企业契约不可能消除
人力资本的交易，从而企业家行政命令的运行成本不可能为零。企业
中的人力资本产权归属具有二元性。人力资本是劳动者和物质资本所
有者双万共同投资的结果。因此，劳动者不可能独立支配自己承载的
人力资本，其产权的行使要受到投资双方的共同制约。企业中存在的
《经济学》(上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97年5月第一版第z 4]页
28
主要是人力资本的交易，它是企业交易成本产生的根源，并决定着企
业的交易费用总额。因而人力资本交易是企业治理的关键。企业中直
接趸价契约是对价格机制的直接利用，间接定价契约是对价格机制的
闻接利用，所有契约都无法摆脱价格机制。因此，物质资本与人力资
本的契约关系具有交易性，企业家的行政命令不能替代价格机制。因
为无论何种类型的契约关系都无法消除人力资本的交易，只有在双方
都能够交易和竞争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真正有效率的合约。因此市场规
制比统一规制对于人力资本契约关系更有效率。企业和市场的替代与
均衡本质上是人力资本交易费用和物质资本交易费用的替代和均衡，
企业不能消除人力资本交易成本是其不能完全替代市场的基本原因。
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原因在于对人力资本契约关系实行了统一规制。统
一规制不但没有消除交易，反而加大了交易成本。
“人力资本交易是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源和决定因素∞说
明了企业对市场替代和均衡的本质，进一步回答了企业不能替代市场
的原因，从而对企业和市场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企业内人力资本的产权归属的二元性观点解释了现代企业中人力资本
和物质资本共享企业剩余和企业控制权的原因，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剩
余和企业控制权分配的原则。由于发现人力资本交易是企业完成物质
资本交易的前提和基础，因而找到了企业提高效率和替代市场的关键。
人力资本契约关系的交易性，企业中的行政权威无法消除人力资本交
易和替代价格机制，证明了市场规制是对人力资本契约关系更有效率
的规制结构。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原因在于对人力契约关系的统一规制。
图而物质资本产权的多元化不是国有企业获得高效率的唯一完备条
件，企业制度创新的基本内容和效率改善基本方向之一在于人力资本
契约关系的市场化。
(二)一个模型
国有企业效率低源自干对企业内部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的
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上的困难，即是这种监督行为交易费用较高而导
④张建琦几力资本变易与国有企业的契约关杀．Ⅸ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29
致买际上难以奏效的事实。
Jensen和Meckling(1 976)将企业定义为一系列契约的联结(a
IleXUS of cont ract s)。由这一系列契约约束着的能被企业控制的资源
可分为两部分：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其中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的是人力资本当中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决策能力，Knight(1921)
认为经营管理决策的重要性源自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除了能力之外，
影响企业发展的因素还包括企业家的努力程度。在同等条件下，比较
容易观察到的现象是一个努力的企业家管理的企业会比偷懒的企业家
管理的企业业绩好。
将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人和主体一般性地界定为“有限理性的
经济人”，那么，他们的行为模式主要取决于该项行为可能产生的经济
后果。而某项行为的经济后果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当时制度安排所央定。
制度可定义为“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
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North，19 81)。现在，我国改革的重点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的转变，处于这种环境下的国有企业经理同样符合上述的界定，换
言之，国有企业经理的行为要受到与国有企业有关的制度安排的制约。
如果在一定时期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下，努力工作的行为会促使经理
福利最大化，他就会选择努力工作，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国有企业
的业绩；反之，如果偷懒行为才能实现福利最大化，制度并不奖励、
甚至惩罚努力行为，经理会将偷懒作为第一选择，从而影响国有企业
的业绩和发展。这一点在人民公社中个体的行为中得到证实。
197 4年，加里·贝克尔和乔治·斯蒂格勒(Becker and stigler，
l 97 4)构造了一个委托一代理模型回来分析作为代理人的执法者的渎职
行为，其目的是寻求抑制执法者的渎职行为的最低薪金。他们比较了
执法人员永远不渎职和只在第i期(i=n，n一1，⋯，1)渎职时执法者
的收益。
在一个任期为n期的经理不渎职，则他的预期收益流的现值为：
、D l转引)谭劲松：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f l 985一I 994)．*经济研充势l 998毒第l期．
30
W1+W2／(1+r)+⋯+W。／(1+r)“‘1
而如果经理在第i期渎职，则经理的预期收益流现值为：
W1．_W!／(1+r)+⋯+w．．1／(1+r)’。+[(1-p)(b+Wi)+pvd／
(1+r)’1+【(1一P)Wi+：+pvi+I】／(1+r)1+⋯+[(1-p)W。+pvn]／
(1+r)“。1
在上面的两个式子中，p表示渎职者被发现的概率，b代表由渎职
者而带采的货币值，r是贴现率，wi是经营者在本职位上的收入，Vi
表示经营者的渎职行为被发现后在其他职位上的收入。
上述模型提供对经理人行为选择的一个基本描述，为分析经理入
的道德风险行为提供了工具支持。但是这个模型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
着局限性：(1)假定经理只在某一期采取道德风险行为。考虑“有限理
性经济人”，只要道德风险行为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经理就会在其
任职的每一年都进行，直至他被发现或者是离开企业。从已经披露的
经济案例中，只犯案一次的经理占极少数，也说明原假定不符合实际
情)兄。(2)没有考虑经理的剩余收入。剩余收入是与企业业绩相关的收
入，在讨论代理人行为激励问题时要重点分析的一个因素。(3)没有考
虑经理不从事道德风险行为时被更换的概率。在国有企业制度安排中，
经理是由政府官员任命，政府官员因其多重职能身份和个人利益最大
化的要求，选择经理时考虑的因素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好的和
表现差的经理同样(甚至更有)可能被更换。可见，上面模型的假定与
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不符合。
本文的模型以上述两个模型为基础，并针对前面所讨论的局限之
处加以扩展，以图构建符合国有企业制度安排的经理行为选择博弈模
型。考虑一个风险中性的经理，在一个简化的行为博弈模型中(如图
1)，经理的行为分为两种：努力行为和偷懒行为。按照前面的逻辑，
这两种行为对企业的业绩影响是不一样的，在此假定，努力行为对应
酮企业业绩为EH、给经理带来的效用为QH；反之，偷懒行为对应的企
业业绩为EL，效用为QL，并且EH>EL。
(QH，EH)
(Q。。E。)
圈工
在讨论经理行为选择前，有以下几点假定：(1)经理是“有限理性
经济人”，行为选择以效用最大化为原则。(2)经理和选择经理的政府
官员在关于经理的经营能力和努力程度上存在信息不对称，经理占优
势。(3)为了自己的利益，经理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即使这种行为会
损害企业或者他人的利益。(4)经理的总收入Q由三部分构成：固定工
资收入w、机会主义行为收入Y和企业剩余分享rE。在此，将机会主
义行为收入Y定义为经理因偷懒而带来的闲暇效用、在职消费、谋取
私利等，明显地有Yh<YI的结论。r代表经理根据企业业绩分享的企
业剩余比例。(5)经理采取偷懒和努力行为而因业绩原因被更换的概率
分别是a、盆，并且在经理的任职期间一直保持不变。(6)以v表示经
理被更换后取得的收入，并相对于努力和偷懒恒等。
经理按照以下逻辑进行行为选择：他根据所能获得的长期效用，
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决定采取努力还是偷懒行为，并且预期这种行为
一旦采用就一直持续下去。
(1)考虑经理采取努力行为，预期自己任期为1"1，每期的工资收
入是w，机会主义行为收入是Yh，贴现因子是q，O<q<l。根据以上假
定，经理在每期的效用流为：U 2(w+Yh十rEh)(1一口)十口V
所以，经理在其任期内的预期总效用为：
H，=[(w+Yn十rEh)(1一p)+口V】(1一q。)／(1一q) ⋯
由于经理和选择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经理就存在从事机会主
义行为的动机，只要这种行为带来的效用大于努力工作给经理带来的
效用。
l 2)与努力行为的分析类似，如果经理采取偷懒行为，那么经理
每期的效用流为：
U=(W-b Yl+rEl)(1一a)十av
所以，经理在其任期内偷懒的预期总效用为：
H 2= 【w+Yl+rEi)(1一a)+av】(1一q“)／(1一q) (2)
努力和偷懒给经理人带来的效用之间的差异为：T_H1一H2，印：
T=1(a—S)(V—W)十(1一a)Yl一(1一p)Y、
．{-r[1．一a)EI一(1一||3)Eh】；(1一q4)／(1一q)r，、
T表示经理采取偷懒行为比采取努力行为所能够增加的总效用，
当T>O时，经理就会采取偷懒行为，并且随着T的增大，动机越强烈。
在此，以T代表采取偷懒行为的倾向。
从(3)式可以看出，影响经理行为选择的因素包括经理所能分享企
业剩余收入的比例r、经理各期的工资w、经理被更换后能取得的收入
v、经理的任期12以及经理被更换的概率a和置等。在(3)武中对以上
变量求导，得：
dT／dr=[(1．a)E。一(1一目)Eh](1一q“)／(1-q) (4)
dT／d o【=[(v．w)-y。～rE，】(1-q“)／(1-q) (5)
dT／d p=[(w．v)+Yn+rEh](1一q“)／(1-q) (6)
dT／dv=(o【一0)(卜q“)／(卜q) (7)
dT／dw=一(Ⅸ一p)(1一q“)／(1～q) (8)
dT／dn=-{(a-0)(v嘲+(1一。【)州1一D)惭[(1-o【)El-(i．O脚}rIn(q)／(1却(9)
从上面的六个数量结论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富有解释力的论断：
<l>在(4)式中，当a≥t3时，(4)<0。这说明当经理人员偷懒而被
解雇的概率不小于努力而被解雇的概率时，经理偷懒的可能性与经理
分享企业剩余的比例成负向关系。当分享剩余的比例越高，经理越不
会偷懒。
<2>在(5)式中，当v<w+Yl+rEl时，(5)<0。这说明当经理被解雇
后在其他职位取得的收入低于他在职偷懒所能获得的总收入时，经理
偷懒的可能性与经理偷懒而被发现解雇的可能性成负向关系。也就是
对经理的监督程度越高，越容易发现经理偷懒，经理越不会偷懒。
<3>在(6)式中，当v<w+Yh+rEh时，(6)>0。这意味着当经理被解
雇后在其他职位取得的收入低于他在职努力工作所能获得的总收入
时，经理偷懒的可能性与经理努力工作而被解雇的可能性成正向关系。
即经理努力工作却被解雇的可能性越大，经理越容易偷懒。
<4>在(7)式中，当a>0时，(7)>O。表明当经理人员偷懒而被解
雇的概率大于努力而被解雇的概率时，经理偷懒的可能性与经理在被
解雇后其他职位(当经理的机会成本)取得的收入成正向关系。v越小，
对经理偷懒行为的惩罚程度越高，经理的偷懒效用就越小。当a_B时，
(7)式=0。说明这两种行为被解雇的概率一样时，经理偷懒的可能性不
受机会成本的影响。
<5>在(8)式中，当a>0时，(8)<o。表明当经理人员偷懒而被解
雇的概率大于努力而被解雇的概率时，经理偷懒的可能性与经理的固
定工资收入成负向关系。固定的工资收入对减轻经理的偷懒行为还是
具有一定意义。当a=0时，(8)式=O。说明这两种行为被解雇的概率
一样时，经理偷懒的可能性不受其固定工资收入的影响。
<6>在(9)式中，当T>O(即存在偷懒的可能性时)，(9)<O。此时，
经理偷懒的可能性大小与经理预期自己的任职期数成负向关系。任职
时闻越长，经理越不容易偷懒。经理的预期任期随着其年龄的增加而
减少，这解释了为什么相对年轻经理比较努力工作，而即将离任的经
理容易发生贪污受贿的情况，出现“59岁”现象。同时，当经理离任
的时候也容易出现侵蚀企业资产的现象。
我们在实践中会得出一个结论：实际上，由于生产、流通和人际
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很难监督管理者，或者只是一种事后监督，而此
时，损害已经发生；因此，靠外在的力量不能为时，就不如转向内部
激励，实际上，这是对人的本性的回归与认可，也是对人力资本的尊
重，，正如结论(1)所述，在不冤枉好人、不纵容坏人的情况下，让经
营者分享企业剩余，就提供了一种内部激励。这就是国有企业分享制
的逻辑起点。
(三)代理费用，一种具体的交易费用形式
在国有企业中，最重要的一种交易费用形式是代理费用。和私人
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根源于这种过大的代理费用，过长的委
托一一代理链降低了监督的效率，更为致命的是：具体委托人的缺乏
使这种结果变得更糟，因为处于上游的委托人根本不可能像关心自己
的财产那样来关心大家的财产，何况这种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是多
么微乎其微，于是，“搭便车”的不经济行为就会发生，当这种机会主
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国有企业的效率低的状况就不可避免了。因
此，可以说，虽然在私人公司也存在代理费用，但在量上有着很大的
差别，正是这种差别解释了国有企业的效率在长期中趋于下降，以致
于在和私人企业的市场竞争中显得力不从心。这同时也解释了郑京海
博士作出的“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比较低，大概是50％到60％，最多为
8 O％”的结论。
在上面，我们用一个经济数学模型来描述了委托一一代理行为过
程中所产生的代理费用，那么我们再来分析这种现象。
我们把代理关系定义为一个人或较多人(即委托人)聘请别的人
(即代理人)，代理他们来履行一些服务，包括把一些决策权委托给代
理人。如果关系的双方都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就会有充分的理由
相信代理人不会总是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为转移。委托人就可以采取
适当激励代理人的方法(如股票期权制)，和承受约束代理人越轨行为
的监督费用的方法(这是董事会的职责所在)，相应地，这两种方法就会
激励代理人与他本人的利益一致，和限制代理人与他本人利益的分歧。
此外，在一些情况下，为了确保代理人不采取可能损害委托人利益的
特定行为，将采用向代理人支付所付费资源(如签订契约的费用)的
办法，或者保证一旦代理人采取如此的行为，委托人将获得补偿。然
后，对委托人或代理人来说，想不费分文就确保代理人将做出按委托
，i。观点采看的最优决策，一般是不可能的。在大多数代理关系中，委
托人与代理人都将承受实在的交易费用。而且总的来说，代理人的决
策与追求委托人最大化的决策之间将存在偏差。由于这种偏差，委托
人将遭受与福利减少相等价的货币损失，这也是代理关系的一种成本。
于是，我们把后一种成本称作“剩余损失”(1"eSidual los S)。
代理费用的总和可以限定为：
(1)委托人的监督活动支出，这些监督活动除了测度和察看代理者
行为的活动，还包括预算约束，补偿措施、操作规则等方法和委托者
控制代理者的努力；
(2)代理人支出的签订契约活动的费用；
(3)剩余损失。。
也要注意，即使没有明显的委托～代理，只要涉及两个或更多的
人的合作努力的场合，就会引起代理费用。以这种观点看，我们关于
代理费用的定义和他们对企业理论的重要意义，明显地包含着与企业
生产中逃避责任和监督活动的f*-I题的密切联系，而这类问题是阿尔奇
安(Alchian)和德姆塞茨(Demsetz)1972年关于企业理论的文章中
提出来的。
一般而言，我们期待看到保证活动和外部监督活动两种形式以及
激励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这些活动的水平会满足效率条件。然而，
在一个运营的企业内，他们并不能使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假定在监督
和保证费用为零的情况下的有效方案条件下的企业的价值(V·)，与给
定正的监督费用时的企业的价值(V)，差额V·一V就是代理费用，也就
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费用。对这个高度简化的解决方案暗示：只要
存在代理关系，代理费用就是正的。
由管理者上述额外收入的消费引起的企业价值的减少，相对于这
样一个世界一一既无代价地使代理人遵从委托人的意愿，或者不如说
一个假想的世界，在其中代理费用较低一一是非最优的，或无效率的。
但是，这些费用(监督、保证费用、剩余损失)是代理关系不可避免
的结果。并且，由于这些费用由创建这种关系的决策者(初始所有者)
承担，所以他有动力用心将这些费用降至最小(因为他能获得费用减
少的好处)。再者，只有当所有者一一管理者从产生代理费用中获得的
收益超过代理费用时，这些代理费用才会产生。总而言之，发现代理
①米歇尔．詹霖、威壤姆·马克林：《企业理论：管理者行为、代理费用与产权结构*载于《现代制度经
济学》(上卷)，盛洪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舟第一版，第1 7 5页．
36
【Korna i，1993)。在描述这种关系时，“软预算约束”无疑被认为是非
常有用的概念。但是软预算约束不能被视为“外生”变量，它本身可
以很好地被纳入隐合约理论框架而被视为企业的一种“违约”行为。
它表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并不能归咎于国家在企业财产上的权利模
糊不清，但却能证明：国家在企业国有资产上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尊
重和维护，
传统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问题，包括国有资产的显性及隐
性流失(deca9itanzatiOn)可以由国家不能做到“退出”与企业的
隐合约关系来解释。当国家不能儆到允许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时，存
在于国家与企业之间的长期隐合约就趋于变成一种特殊的长期“保险
合约”。。
国有企业在多数情况下趋于不能有效地(常常是过分地、粗放地)
使用企业的国有资产，这被认为是由于企业行为缺乏必要的、自主的
约束所至，国有企业的行为约束趋于软化．在科尔内的理论框架中，
软预算约束概念是用国家与企业间存在的“父爱主义”关系来解释的
(科尔内，中文版，1986)。毫无疑问，这个解释的影响是深远的。“软
预算约束”和“父爱主义”这对概念似乎成了大多数学者解释社会主
义国有企业低效率综合症的外生变量：人们用这些概念去说明国有企
业的低效率，而这对概念本身常常并未得到说明。
但是，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却足以证明：国有资产所有者的
权利常常是得不到尊重和有效保护的。国有企业的亏损、亏空和财政
的补贴日趋严重；人为降低折旧率、帐实不符、呆帐、死帐等使大量
国有企业财产显性和阴性流失。在推行扩大自主权的改革，特别是
l 987年推广的“承包制”(分成制)与软预算的结合，虽有助于提高
对劳动的激励程度，但却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内在矛盾”。于是，问
题就不再是权利的界定是否清楚，而是要问国家的这些权利为什么得
不到有效的保护和尊重。‘
从履约问题来看，国家在企业国有资产上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尊
①束驮带·詹森，威廉姆·马克林：企业理论：管理者行为，代理费用与产权结构．戴干《现代制度经济
学”(上卷)盛洪王编，北京，弋学出版社，z003-5第一版，第1 8 7酉．
38
费用是非零的(即存在与公司内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相关的费用)，
从而得出结论，代理关系是非最优的，浪费的和无效率的。
以上所说的代理关系可以用合约的形式确定下来，那么什么是合
约呢?
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主体之间可能发生的关系大都可以用
一个(显明的或隐含的)合约(cont ract)来刻画。合约就是承诺
【commitillent)，而承诺也是权利上的交易。而且，从合约的角度看，
效率问题不仅是权利界定的问题，而且也是合约能否被有效执行的问
题，这一问题被称为“履约问题”(enforceabil ity problem)。。
首先，我们把这里所讨论的合约关系(不管是合作劳动合约，还
是委托一一代理式的合约)视为隐含的，因为在这些合约关系中，总
是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变量，如个人的努力程度、对他人财产的关心
程度等，这些变量因为不可辨认性而无法明文写入显合约的条款中：
其次，假定合约关系的双方在有关信息问题上存在着不对称性，因此
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存在机会主义、道德陷阱、搭便车等问题的潜在
危险；最后，假定第三方对合约履行情况的监督成本很大，因而排除
依赖第三方来解决履约问题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合约关系的维持
要求合约能自我履行(self—enforcing)。
履约所以成为问题，主要由于在对执行合约的监督成本很大以及
信恩不对称的情况下，某些(个)签约方的行为趋于对策化，不可避
免地出现欺骗和违约行为。在此情况下，合约的另一方所能实施的最
佳的惩罚性对策被认为是终止合约关系(Telser，1980)本文称这种行
为为“退出”(exit)。“退出”的含义随合约内容和合约类型的不同而
梢有不同，但在作为保护自身权利和利益，免受他人损害的惩罚性策略
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退出问题”在中央计划型经济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中是一
个更加突出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倾向于周长期性的
隐合约理论来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国有企业的特殊关系
④张军。社会兰义约政府-7企业：从“退出”角度分析．戴子盛洪主编Ⅸ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北
弋出版杜．2003-5第一版．第80面．
37 ，·
重和保护，显然意味着国家在与国有企业的隐含合约关系中缺乏有效
的监督或其它有效的惩罚性对策选择，意味着国家不能作到以“退出”
合约关系(允许企业破产倒闭、不给予企业以财政上的交叉补贴和援
助)来作为维护起财产权利的自由选择。这里，需要对退出成本加以
分析。退出成本的存在在这里意味着当国家以允许企业破产和不给予
亏损企业以财政的交叉补贴与外部援助等这种终止合约关系的方式来
维护其财产权利时所造成的破坏。
作为出资者的国家，在与国有企业隐含合约关系中所以受制于潜
在的退出成本，可有国家与公民之间隐含着的所谓“社会契约”(即社
会承诺)来解释。众所周知，在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下，公民享有“工
作权利”(job right)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自然，最大限度地提供
就业机会和就业保障成了国家在“社会契约”中旅行的义务。以研究
苏联经济著称的大卫、格兰尼克教授在其生前所著的《苏联的工作权
利：他的后果))(1987)一书中对此问题作了系统研究。他提出的“工
作权利一一过度就业”(job right sⅧverfull employment，简称
JROE)假说在经验上得到证明。他的这一研究成果表明，在苏联型社
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目标函数中，．rROE是一个在追求其它目标变量
之前优先考虑与满足的变量，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国家的社会福
利函数中不包含JROE变量时，它成为强加于国家的一个硬约束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出资者的国家不能退出就像公民享有工作权利一
样，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样，格兰尼克的JROE假说解释了为什
么国家在与国有企业的隐合约关系中缺乏退出契约策略来保护国有财
产权益的选择权。这种社会契约可以视为经济学范畴之外的由关于国
家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予以解释的问题。
给定了国家缺乏退出选择这一前提条件，我们就可以对国有企业
的低效率和国有资产流失给出一个博弈论上的解释：首先，我们把国
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视为一个隐含的长期合约关系(Kornai，1 99 3)，
进而我们把这一隐合约解释为国家与企业双方的一系列承诺。例如，
国家用提供工作或就业保障的承诺去交换企业劳动努力程度和对国有
资产的关系程度不低于自我劳动和自己资产时的水平的许诺。如果双
方都能自我旅行其隐含的承诺，那么，这个博弈均衡是可以维持的。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效率也就得到了保证。但是，这个均衡在
下列情况下却是难以维持的(1in，1990)：承诺一方不能以退出合约关
系作为保护自身权利和利益的对策选择。如果是这样，这一方的威胁
或惩罚性策略在对方看来就是不可信的，因此，就趋于利用对方这个
“弱点”从“违约”或“欺骗”的机会主义行为中获利。
在此，我们大概可以给出一个理论假说：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低
效率综合症(I(ornai，中文版，胡汝银，1992)似乎正是说明，社会
主义的国家不能作到从与国有企业的长期隐合约关系中推出。当国家
不能推出时，国家承诺提供就业保障以及可以由国家的就业最大化目
标来解释的实物资产的公共分配，便趋于导致企业劳动努力程度的下
降和资产经营中的“道德危害”。国家与企业之间原有的交易契约实际
上回变成一种特殊的“保险契约”(insurance contact)，在这种保险
契约下，国家承担了全部或者说是无限责任。根据这一解释，科尔内
的软预算约束概念在这里就可以内生化。对于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
博弈论上的解释是，国家对企业的威胁(如不予补贴、不承担破产风
险)是不可信的(Schaffer，1989)。只要假定企业对国家不能做到退
出合约关系来惩罚企业的“违约”行为拥有完备的信息，企业就会利
用这一信息。我们已知，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里，国家做不到以“退
出”与国有企业的合约关系的潜在威胁来维持企业的效率，这是因为
在社会福利目标函数中，JROE是一个被优先考虑与满足的变量。所以
如此，应归因于在国家与公民之闽隐含着的一个“社会契约”。有这个
社会契约所界定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那么，就不可能有包括“破
产法”在内的事先承诺之类的存在。所以经济改革计划的实施只能说
明在国家的社会福利函数中，“效率”变量变得比JROE更为优先地考
虑了。
上述代理费用的数量，不同企业是不同的。它取决于管理者的品
位、他们在决策时能够推行他们自己的偏好从而反对价值最大化的难
易以及监督和保证活动的费用。
代理费用也取决于衡量和评价管理者(代理人)绩效的费用以及
设计和实行特定的行为准则和政策的费用。在管理者缺少在企业只能
感可控制的利益的地方，还要以来于管理者市场。来自其他潜在管理
者的竞争，会限制获得管理服务的成本。。偏离的程度(代理费用)与
更换管理者的成本有关。如果管理者履行职责需要较少的对企业的专
门知识，如果很容易评价他的绩效，如果更换管理者的搜寻成本是适
中的话，从理想状态偏离的程度将会较小，反之亦然。
偏离程度也会受到市场对企业自身的制约，即资本市场的制约。
所有者总有出售自己企业的选择权利(然而作为一个悖论，现实中的
国有企业是个例外)，无论是整体还是零散地出售。运营企业的所有者
能够并且实际上不时地从资本市场获取利息。如果他们发现其它企业
未来的收入流高于给定的管理者运营的企业的价值时，他们就会行使
权利，将股权卖掉。也可以想象，其他所有者在监督方面更有效率，
或者有一个具有适当管理天才且拥有充分多的个人财富的人决定购买
这个企业。在后一场合，由这样一个个人购买，将完全消除了代理费
用。如果有数个这样的潜在的所有者一一管理者的购买(有着与现任
管理者相同的才能和品位)，所有者将会在企业出售价格中获得剩余索
取权的全部价值，包括消除代理费用的资本价值加上管理者权利的价
值。
此外，竞争在产品和要素市场上的存在也没有消除代理费用，这
是因为如果经常所说的管理控制问题的存在(cf．Friedman，1970)。
如果我的竞争者承担的代理费用等于或高于我的代理费用，我就不会
由于他们的竞争而被从市场中淘汰掉。
代理费用的存在和多寡取决于费用的性质、管理者对非金钱利益
的偏好以及潜在管理者的供给，这些管理者有能力为整个风险融资到
超出自己个人财富的资金。如果监督费用为零，代理费用也就为零；
或者在一个产业的所有企业(无论是否竞争性的)中有足够的百分之
百的所有者一一管理者，那么这个产业的代理费用为零。
④这些营理服务包括这样的范围，即一个既定的管理者对理想方案可能偏离的程度，这种理想方案是可
牲在监督与保证费用为霉的情况下获得的．
4I
(四)实证分析：从。北京：国有企业私分国有资产集。看国有企
业的交易费用
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为“住开”)领导班子3
名成员和1名财务科长以发奖金、买保险等名义，疯狂为本部职工发
钱，造成2400多万元的国有资产流失。
事情是这样的，2001年，面临住开要与其他公司重组，领导班子
首先想到的是尽快分钱。在此之后，公司经理办公会频繁开会研究工
资总额的使用、发放问题，甚至专门去类似单位考察。2 001年一年中，
公司以大病医疗费、清欠奖、供暖奖等多个名目发放奖金80余次，最
多时一个月发12次奖金，且奖金发放的数量标准也大幅度提高。最终
造成了超工资基数列支工资性支出2465万元的窟窿，大大减少了应属
于国家所有的企业利润，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2 000年，公司为职工选定一份终身险，规定每个职工不论职务、
年龄，每人3万元。此后不久，又为50岁以上的正科、正处和副处干
部买国寿福瑞险，保额是每人10万元。2000年底，公司将商业保险
费列到管理费用里。住开公司经理龚伟明后来交代说，公司每年决算
时由财务先算出利润，再由他和，总会计师、财务科长一起商量该上报
多少利润。因为该公司实行的是“工效挂钩”工资，因此，企业当年
实现利润的多少，对下一年度应当完成的任务和可提取的工资总额是
有较大影响的。保险列为管理费，就使得本应由职工个人出资购买的
商业保险算入了国有企业的成本，减少了应属于国家所有的利润。个
人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也变成了住开公司为这笔保险缴纳的高达33％
的企业所得税。
以后3年中，公司又为公司本部职工共投保商业保险4个种，其
性质分别是分红型、赔偿型，保费共计1200余万元，其中780余万元
列支在管理费用科目中。此行为增大了企业的费用，侵犯了“所有者”
权益，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从这个案例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以上孜据亲自程婕《北京国有企业私分国有酱产集》载于“财富时报”2004牟2月16日-2月22日
42
i l)如果公司的所有权属于公司经理龚伟明，那么就不可能出现
这么大的资产流失，这也是从私人企业到国有企业多付出的交易费用，
这种费用在制度设计初期是没有预测到的，恰恰是这种出人意料的结
果成为解释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一个原因；
(2)监管者有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管力?显然没有，因为从2000
年及以后的三年的这么长的时间内，违法行为不断发生而得不到纠正，
一方面是由于信息问题，这一点客观地存在于所有的委托一一代理关
系中．国有企业有，私人企业也存在由于监管的难度而出现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由于监管者本身的问题。其实，理论上的监管是可行的，
但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在日前的环境里，完全有效的监管上是不现实
的：
(3)把保险费用列入管理费用，监管者很难发现，或者说根本就
不去发现。同样的道理，谁能保证经理们没有以管理费用的名义进行
职务消费呢，或者和监管者一起职务消费呢。毫无意义的费用支出的
数量大小，只不过是侵蚀国有资产快慢的问题。这种交易费用在早期
很少发生，看来以后只有极大的提高人们的素质才能降低这种交易费
用，到那时，“经济人”的假设已经完全不合现实。
六、结论：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关键是降低交易费用
综述，国有企业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是长期
性的，源自于国有企业难以承受的交易费用，具体隶现在以下方面：
(1)由于经理人员的偷懒而导致的剩余损失，偷懒的程度取决于
经理人员所能获得的总效用的大小；
(2)监督理论上的可行性与事实上的难以奏效的矛盾导致各种机
会主义的出现，而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在个体、私人企业里是
无法想象的：
(3)委托一一代理费用理论更加具体形象的刻画了较长的委托代
理链条所导致的交易费用的膨胀与效率的损失；
(4)特别是，在一个法律不完备、或者在一个法律得不到有效执
行的市场环境里，以上局面更加严重，由此而导致的职务消
费、贪污腐败直接吞噬国有企业资产，使得效率的载体无以
为继。
因此，如果国有企业还必须存在的话，那么，一个必然的结论是
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基于降低国有企业的交易费用这一点上，否则，
改革难以取得显著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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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完成我的毕业论文之际，心里很是激动。半年以来，从读罢科
斯的《企业的性质》产生的感想到形成一篇自己的毕业论文，中间所
经历的困窘可想而知。我国的现实状况、企业数据的匮乏以及同时进
行的找工作时的惶恐等都直接影响着本文的写作过程和论文的质量。
在这个时候，是我的导师陈海泉教授给了我最无私的关怀。可以说，
殳有陈教授的悉心指导，顺利地完成这篇论文是不可能的。他在文章
结构、论文标题、以及材料的选择等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此，
向陈教授表示衷心地感谢。
我还要感谢江凌教授和文大会教授，是他们指出了我的开题报告
中存在的问题，使我以后在写作过程中少走了很多弯路。
对于我来说，对奇经营性国有企业的研究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其
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地探讨。譬如说，如何降低国有企业的交
易费用，企业员工在降低交易费用中的作用以及相应的约束条件，国
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一人民群众的权利如何得到体现，政府如何对
待政府自己经营的企业所产生的负外部性等。可以说，有待解决的问
题很多，而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着经营性国有企业的效率。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会在以后的日常学习、教学过程中关注
相关研究、资料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实际改革状况，并加以总结与探
讨。
声明
1人对该篇论文做如下声明：
：)没有抄袭别人论文成果。对于引用部分已经给予了注明，并在
此向作者致谢；
(2)中共四川I省委党校也拥有本文的使用权、处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