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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中国和东盟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及政策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和东盟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及政策研究
姓名:余竑
申请学位级别:博士
专业:西方经济学
指导教师:刘海云
20060508
I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
呈现出新的趋势,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由相互替代、相互促进到相
互融合。鉴于二者之间这种日趋融合的趋势,不少学者着手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并
试图建立一种融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为一体的分析框架,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
以寻求协调一致的解释。
当前不少国内学者对中国引进的外资与中国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但是
绝大多数学者仅局限于利用中国总体引进外资与贸易总量来进行实证研究,他们的研
究结果大多表明引进外资对我国贸易的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本文的研究则从中
国与东盟间相互贸易及投资这个角度出发,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研究这
两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直接投资对其贸易的影响;同时研究在存在大量国际
贸易协议约束东道国政府贸易政策的背景下,其贸易和投资政策选择及其对外国公司
进入模式影响的关系。
本文首先对相关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回顾,并针对目前国内外
学者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的研究进行了简要评述。从理论上说明国际直
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替代和互补关系,指出国际商品贸易和直接投资之间究
竟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其实是一个实证问题而非理论问题。
其次,对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及直接投资现状进行分析与比较,并对其相
互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指出现阶段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仍然是以要素禀赋差异的
传统产业间贸易为主;而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集中在基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行
业对双方之间的贸易影响不大。然后利用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与中国对东盟的进、
出口贸易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其计量结果与前面的经验分析相符合,即就当前数据
表明: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不存在着一个长期稳
定的关系。接着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结构和产业内贸易状况,其
分析结果表明:双方正由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传统产业间贸易为主,逐渐走向基于规
模经济和差别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且产业内贸易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正在形成互补
II
性的分工;但当前双方间产业内贸易仍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与发达国家之间基于
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的水平产业内贸易不同,说明了当前双方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下
游水平。
随后文章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进行概况性说明,并对一国的贸易政策与投资政
策对其投资和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并建立了一个东道国政府政策设置与外国
公司进入模式选择模型,该模型背后的现实背景在于当前东道国政府面对多种国际贸
易协定的约束,其贸易政策的使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当前对东道国投资政策的
限制较少,即东道国政府可以自由设置其投资政策。
通过对该模型分析,指出:如果东道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那么此模型下东道国
的均衡投资政策所起的作用主要为一种分配性的作用,即仅能获得外国企业相对于以
低效率模式进入该国市场所产生的成本节余的那部分租金。其而不会改变外国企业进
入模式的选择,也就是说在存在政策干涉的情况下,外国公司进入模式与没有政策干
涉的模式相同
最后本文就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及投资政策现状进行了综合概述并作出比较,并对
今后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与投资政策的国际协调及我国贸易政策与投资政策提出了
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国际贸易 国际直接投资 替代 互补 政策协调
III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economy global lib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ivi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NC,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DI have been in great changes.And
their relationship has also changed: mutual substitution, mutual to mutual integration. As
the above change, many scholars begin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and try to build an
analysis frame which can get together international and FDI, to contact them organicly and
make them be in coordination.
Currently, many scholars have research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DI in China with an empirical method, but most of them only have used the gros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DI in china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ir conclusion
indicated that FDI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f China. But this
paper just review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point of view of the mutual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t aims to research the interaction of their trade from mutual
direct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these tw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is
paper als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oice of trade and FDI policy and how it
force the foreign firm to choose an incfficient mode of supply, with a situation where
domestic government is restricted by numerous agreements of FDI.
In this paper, it firstly reviews th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DI, and simply
analyses the research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DI which given
by the scholars recently. Through the above, it shows the substitution and complement
between FDI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Furthermore Helmberger, Schmitz (1970) points that
it is actually an empirical study but not a theorical problem about whether it is substitution
or complement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DI.
Secondly, it analyses the situation of the trade and direct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and gives the experiential analysis about their interaction. It points that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s mainly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rade. But the direct
investment from ASEAN to China weakly influences the trade between them, as it
concentrates in the industries which based on high degree of labor. Then it adopt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by using the dates of the direct investment from ASEAN to China and
IV
the trade of import and export from China to ASEAN.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rade structure and intra-industry trade situ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y gradually go to intra-industry trade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y trade. And it extends to form the complemental division. But now
the intra-industry trade between them is still mainly plumb intra-industry trad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level intra-industry trade betwee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t shows that
they are still in a lower level.
And then this paper totally show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DI policy, and it simply
analyses that a country’s trade and FDI policy how to influence its FDI and trade. And it
builds a model which a domestic government how to set policy and foreign firms how to
select the model of supply. And it represents the status quo: domestic government faces
constraints on the use of trade policy (due to commitment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but not on investment policy.
Ou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primary benefit of constraining FDI policy given that
trade is free is primarily distributional: such a constraint would limit the ability of
governments to extract rents from foreign investors.
At last this paper totally analyses and compares the situ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and it gives the suggestion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and of our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trade FDI Substitution Complement
Policy coordination
1
1 导 论
1.1 问题的提出
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是国际分工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也是两种最重要的国
际经济关系。早在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逊便提出了国际贸易是推动一国经济发
展的“增长引擎”的学术观点,而在1992年度联合国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作为创
造财富的经济活动的核心组织者,跨国公司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些都表
明了,国际贸易及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二战结束以来,
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两条重要纽带,构成推动战后世界经济发
展的两个重要轮子。
二战以前,国与国之间主要是以国际贸易为主,国际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不大。二
战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
而且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国际贸易。据UNCTAD统计,1970-2003年
间,国际直接投资的年流出量从130亿美元增加到5596亿美元,增长了近43倍1。而
1970-2003年间的世界商品出口总额从5780亿美元增加到49000亿美元,增长了8.5倍,
至1997年,世界商品贸易额为53710亿美元,是1950年的87倍。同时国际贸易和国际
直接投资除了在规模上迅速扩大以外,在其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1)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在地理区域与产业分布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
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绝对优势,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也不断扩
大是战后国际贸易地理方向变化的主要标志。国际贸易流向的变化原因有很多,但战
后兴起的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发达工业国家和地区是影响贸易地理
方向变化的重要原因。战后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发达国家(美、日、
欧)之间进行,此外,战后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逐步增加,发展中国家之
间的相互投资能力也在逐步增强。国际投资的地理流向与国际贸易的地理流向的相近
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创造效应。
1 数据来源于UNCTAD2004,根据其整理。
2
(2)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国际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相一致
二战以前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同广大落后地区和国家的初级产品进行交换,
战后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商品。在工业制成品
中,传统的工业品贸易逐渐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上升较快,如计算机等电子
产品贸易日益重要。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它既使发展中国家
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又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发展。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
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尤其是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大部分投向加工业,有力地推动
了这些国家工业品的出口。同时,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从初级产品行业和制造
业大量地转向了商业、金融保险业等服务性部门。近几年国际服务贸易以较快速度增
长,国际服务贸易的扩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密切相关。因为跨国公司往往集
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于一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活动,通过承包和转让
技术,促进了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带动了金融服务、法律服务、保险服务、运输服务、
技术服务、咨询服务等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服务贸易市场的多元化和服
务贸易的国际化。
(3)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将贸易分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两种类型。在
国际直接投资未成规模的时候,国际贸易是以产业间的贸易为主,这种贸易是建立在古
典的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之下。在国际投资大规模发展起来以后,产业之间贸易为主
的国际贸易模式被打破,国际贸易模式已经明显向产业内部贸易和企业内贸易模式转
变。当前国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呈现出以下的特点:一是发达国家产业内贸易明显高
于发展中国家;二是产业内贸易比产业间贸易增长速度快。从发展趋势上看,国际分
工正从产业、部门向产业内专业化分工发展,这正是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互动的
结果。
进入21世纪,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己经与普通大众的工作和生活更加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无论是作为消费者享用着种类繁多的舶来品或者合资企业生产
的产品;还是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似乎都与以上两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随着资本、劳动、技术、货物、信息和知识在国际间的频繁流动,各国经济日渐融为
3
一体。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无论从那个角度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在形式
上虽然仍有差别,但是两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
趋于一致,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调整方向趋同,国际贸易和国
际直接投资的区域趋同,大有融合的趋势。
所谓“融合”(integration)2可以分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这两种经济活动的融
合,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这两种理论的融合。前者是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
投资在发展过程中,彼此之间在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通过互相交叉、渗透,最
终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一体。而后者则是指这两种理论
中,都出现把对方的理论和现象纳入其研究范围之内,各自理论中原有的假设条件被
放宽或者放弃,其理论分析的涵盖面扩大,把另一方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变化也融入其
理论研究方法和探讨新的理论模式之中,这样使得这两种理论的分析基础、研究对象、
分析方法、理论框架和基本结论趋于一致。
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融合的背景条件是:①随着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
高和国际合作的加强,世界经济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
生产要素能够在更广泛的领域实现自由流动,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共同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②科技进步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融合
的内在动力,当今世界经济活动中,高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正有力地促进世界经济量
的增长和质的改变,由于科技成果—技术开发—商业化的周期正在不断缩短,科学方
面的新发现、新发明和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融合的推动作用更为直
接、更为迅速。③世界经济自由化、全球化的趋势,导致了国家观念的日益淡漠,使
得企业跨国经营具有较为宽松和自由的经营方式的选择权,国际化的形式和先后次序
的重要性在逐步降低。④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兼并与收购也加快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
投资的融合步伐。因此,是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大环境,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
接投资之间的关联度加强与决策的趋于同步。⑤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关联性的增
强以及各经济行为主体对综合效益最大化的追求是两者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世界
2 “integration”是一个多义词,在目前大量的中英文经济学文献中是指“一体化”,它最初是指企业的组合方式,从
20 世纪50 年代开始用于讨论和研究国家或者区域之间的经济融合现象。这与本论文所指的“融合”概念不同。本
论文之所以采用‘`integration"作为“触合”之意,是根据美国《经济文献杂志》最新学科分类体系编号中F150
“Economic integration”一“经济融合”(参见《经济研究资料》,2002 年第2 期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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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则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融合的催化剂。
在过去传统的理论研究中,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是建立在完全不
同的框架中。在研究国际贸易的时候不分析外国直接投资的问题;在研究外国直接投
资的时候局限于对跨国公司的微观分析层面上,并没有上升到产业或者国家层次上来
研究其行为,使得二者的理论研究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
人们对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现象的认识不断深化,不少学者开始着手于研究二者
之间的联系,并试图建立一种融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为一体的分析框架,将二者
有机的联系起来,以寻求一种协调一致的解释,并取得了不少得成就,但迄今为止,
国内外尚未出现具有重大影响并且又被理论界广泛认可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
融合的理论,但是我们从两种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也不难看到这种融合的迹象,在
大量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文献和著作中,都出现了把对方的理论和现
象纳入其研究之中。这种研究也是当前国际贸易理论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最新发展
和前沿课题。
上述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及二者理论研究的融合都表明了国际贸易和
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主要存在一种替代和互补的关系。那
么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及投资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对中国与东盟之
间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实证研究,以分析其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同
时,本文还根据现有的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即存在着WTO组织及大量双边及多边
协议等情况的约束下,提出了一个东道国政府如何进行国际贸易政策与外国直接投资
政策的选择模型。
1.2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1.2.1 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想以中国和东盟这两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和
FDI的关系,进行两个经验假设上的实证检验。
首先是对互补性假设(complementarity hypothesis)(这种假设是由Lipsey 和
5
Weiss(1981)以及Markusen(1983)提出来的)进行检验。所谓互补性假设是基于这个前
提,即国际生产的再配置是通过母国的FDI以及在东道国的跨国公司分公司之间的有
效贸易所决定的。一旦国际生产再配置被决定,那么FDI对贸易的所有影响取决于投
资项目的生命周期。对于东道国来说,在项目的准备阶段,跨国公司分公司可能更需
要获取母公司的特别的中间投入品和服务,由此可能提高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当投
资项目完成后,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贸易结构则可能会改变。根据竞争替代假设,FDI
将显著减少母国对东道国出口。实际上,作为国际生产分散化的一种结果,使得母国
可能从东道国进口这些以前在本国生产的商品,由此母国对东道国的进口可能增加。
这种反馈或者说是“背向进口”的影响会导致这种情况,在一定情况下,跨国公司同国
内企业相比可能更加倾向于在东道国参与这种双向贸易的活动,而且相对国内企业来
说它们有更高的出口和进口率(O’Sullivan,1993)。
FDI和贸易之间的替代关系也能够看为是防止一种汇率易变性的套期保值。通过
这种跨国生产的方式可以避免由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风险。商品贸易也由此被要素服
务贸易(trade in factor service)所替代(Obstfeld,1995)。通过要素服务贸易,而不是商
品贸易,也使得母公司和分公司之间的转移更加容易,而且更容易绕过资本转移的限
制和贸易壁垒。在这种情况下,国外投资者可能更加偏爱再配置国际化的生产而不是
与潜在的东道国进行贸易。由于对于母国来说外流的FDI也有助于建立或者是扩大出
口市场(UNCTAD,1993),在多边水平上,究竟是贸易互补还是贸易替代,看的是的
在东道国中外国生产的出口倾向的水平(Fukasaku,1996; Bhagwati,1978;
Balasubramanyam, 1996)。
根据上述情况,本文想要进行的第2 个经验假设是对FDI 和贸易之间进行一个时
序上的因果检验(temporal causality examine)。在互补性假设下,由于FDI 要求这种母
国与东道国之间关于生产再配置的有效贸易是可行的,由此流出(或流入)的FDI
是先通过出口(或进口)的方式所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的 出口(或进口)的反馈
效应也应当被归因于对外贸易和FDI 之间的时序上的因果关系。
对于以上2种经验假设的检验,对于我国贸易和FDI政策的制订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本文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东道国政府政策选择模型,就东道国政府在贸易和FDI
之间的政策选择做一个理论上的分析,并提供一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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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本文的创新点
本文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以下几点:
(1)本文以当前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选题角度
独特。
(2)目前国内学者大体上从中国整体贸易与投资这个角度出发,对我国外国直接
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其结论大体上表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
贸易有一个促进作用。而本文则从国别角度出发,以东盟对华的直接投资及双方之间
的进、出口贸易进行实证分析,其计量结果表明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
关系,其结论与前人的相关研究结论不同。本研究丰富了对于中国贸易与直接投资关
系的研究。
(3)本文建立了一个贸易和投资政策选择理论模型来分析政府怎样选择贸易和
投资政策来促使东道国的福利最大化,对我国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协调提出了理论依据
上的支持。
1.3 论文的内容与结构安排
从本文的结构来看,共分为7章:
第1章 对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并提出了论
文的主要架构和创新之处。
第2章 主要是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回顾,然后对国际贸
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的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指出了有关研究的不足。
第3章 对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及直接投资现状进行分析比较。
第4章 就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与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进行了一个计量的实
证分析,并就其计量结果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概述。
第5章 对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概况进行描述,并就此提出了东
道国政府政府选择模型。
第6章 对中国和东盟的贸易政策和国际直接投资政策进行了一个比较研究,并
提出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面二者之间的政策协调。
第7章 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了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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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趋势:文献评述
传统上,人们将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分别进行研究,认为贸易与投资是国际
化经营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但随着世界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
强,贸易与投资相融趋势日渐明显,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构成 了世界经济的两
条重要纽带,成为推动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轮子。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实践
证明,国际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国际生产要素流动,不仅没有取代国际贸易,而且极大
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在地区格局、产品结构及内部机制等方面对国际贸易产
生了重大影响,二者呈现日益相融态势。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随着世界商务的迅
猛发展,出现日渐相融趋势。而在传统的理论研究中,对二者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不
同的分析框架之内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投资问题,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也不从产业或国家层次研究跨国公司行为,二者长期处于隔离状态。鉴于在现实中二
者的相融趋势日益明显,一些学者试图填平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之间的
鸿沟,建立一种融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为一体的分析框架。
2.1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简要回顾
2.1.1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存在着天然的隔阂。这首先是因为传统
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理想的新古典分析框架之内的。在这一框架内,市场是完全
竞争的,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量被其严格的前提假定省略了,因而贸易是一个企业
或一个国家最明智的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则不被考虑。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包括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古典理论及赫克歇尔( Eli. F. Heckscher) —俄林(Bertil Gotthemd Ohlin)
等的新古典理论。
(1)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绝对成本理
8
论。按照绝对成本理论,每个国家通过国际分工,专门生产绝对成本小于其它国家的
商品,然后彼此进行国际贸易,这样对双方都有利,斯密绝对成本学说的重大意义在
于,一是揭示了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是各国有利的自然禀赋与后天的有利生产条件;
二是指出一个国家只要根据有利生产条件参加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就可以获得更多
的利益;三是提出了自由贸易政策。但是,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包含着一个理论假定,
即在国际贸易中,各个国家都必须要有某种产品在国际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就使
他的“绝对成本理论”存在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任何一种产品
能够在国际上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那么该国是否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呢?按照
绝对成本理论,如果该国要参加国际贸易,就只能出口其相比于别国处于绝对劣势的
商品,这样,该国就无法获得利益。如果不参加国际贸易,这又不符合实际情况,因
为世界各国的劳动生产率有很大差异,其中有一部分国家的所有产品在劳动生产率方
面都低于别国,或者说,所有产品在国际上都处于劣势,而这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实际
并没有被排斥在国际贸易之外。斯密无法解释这一矛盾,这一矛盾在大卫.李嘉图的
比较成本理论里得到了解释。
比较成本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1817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
原理》一书中提出的。其目的在于说明决定国际贸易的基础是比较利益,而不是绝对
利益,一国即使生产率在任何一种产品上都处于绝对不利地位,仍有与他国发生贸易
的可能,而且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得到好处。比较利益是利益比较的结果,在进行利益
比较时,人们所遵循的原则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这是具有理性的
人们在行事时的一般常识。每个国家不一定生产各种商品,而应集中生产那些利益较
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能使生产总量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
下得到增加,因而对贸易各国都有利。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深刻反映了当时西方国
家经济外向发展的客观要求,为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因
此,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今天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它较科学地揭示了国际分
工和国际贸易的普遍性,即一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一国的商品无论处于优势还是劣势,
都可以在国际贸易中获利,从而在理论上证明了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能够并且应积极
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尤其为各种产品在国际上都处于劣势的经济落后国家找到了开
展国际贸易的诱因——比较成本优势的存在,这对扩大世界市场起到了促进作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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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比较成本理论揭示了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的重大变化。价值规律在国内
的基本作用是优胜劣汰,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生产者必然被排挤出商品市场。但在国际
上,劳动生产率低的国家却仍有可能进入市场,并可能从国际分工和贸易中获得利益。
但是比较成本理论也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首先,这一理论只简单地考虑了两个
国家之间的贸易情况,而没有考察多国之间互相开展贸易的情况。其次,他的理论模
式可解释各国交换替代性商品的情况,难以解释交换互补性商品的情况。在商品具有
互补性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贸易并不是出于对生产成本的考虑,而是因为各国内部
缺乏某种资源,不得不相互依赖进口。第三,李嘉图没有讨论两个国家贸易的实际交
换比率,他指出各国都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但没有说明谁可以在交换中获得
更多的利益?这个问题后来由他的学生穆勒(Mill)作了说明,穆勒认为,国际间商
品交换价格在由比较优势所确定的界限内是由两国的相互需求强度决定的,如甲国对
乙国商品的需求强度越大,那么乙国商品的国际价格会越高,这样乙国相对于甲国,
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相对地大,反之亦然。第四,由于比较成本学说所依据的劳动
价值论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加之它根本没有考虑贸易国对方的需求因素,所以,它
对贸易形态(方向)的判定是不合理的。另外,李嘉图只是对比较成本作了静态分析,
而没有进一步揭示这种利益的具体来源及形成机制,这些都有待后来的经济学家修正
和补充。
(2)新古典贸易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只考察到了各国生产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会引起比较成
本的差异,没有考虑到各国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状况的差异也会引起比较成本的差
异,因而他就无法说明各国在要素生产率相同的条件下会不会产生比较成本差异,以
及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这一问题可以由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创立的
“资源禀赋理论”进行解释。
“资源禀赋理论”认为,产生比较成本差异有两个原因,一是两个国家生产要素禀
赋的比率不同。所谓生产要素禀赋,指的是各国生产要素的拥有状况,如有的国家劳
动力充裕,有的国家资本充裕,有的技术充裕,有的土地充裕等等。一般来说,一个
国家的生产要素充裕,其价格就便宜,比如,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工资(劳动力的价
格)就低一些,资本充裕的国家,利息率(资本价格)就低一些。反之,比较稀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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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其价格当然就高一些。由于每一个国家各种生产要素的充裕程度不可能一
样,其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有高有低。各国生产要素禀赋比率不同,是产生比较成本
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各国都生产使用本国禀赋较多、价格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的商
品以供出口,这样双方都可获得利益。另一个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各
种商品所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或比例,即所谓使用生产要素的密集度。如有的产
品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劳动比重大,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根据商品所包含的密
集程度大的生产要素的种类的不同,可以把商品大致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
土地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不同类型的商品。即使生产同一种产品,在不同国家生产
要素的组合也不完全相同。例如,同样生产大米,泰国主要靠劳动,而美国则主要靠
资本和技术。不论是生产不同的商品,还是生产相同的商品,只要各国生产商品的生
产要素的组合或比例不同,就会产生比较成本差异,从而产生贸易分工的基础。很明
显,一国如果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佳组合,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中多用价格低廉的生产要
素,就能在该种商品上具有较低的比较成本。
资源禀赋理论的结论是: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在某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相对大
量的、比其他地区便宜的生产要素,而进口的是其他地区能够更便宜地生产的商品。
总之,进口的是使用高昂生产要素比例大的商品;出口的是使用低廉生产要素比例大
的商品。即国际贸易的产生、发展的基础是各国生产要素价格比率的差别,一个国家
出口的是它在生产上大量使用该国比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而进口的是它在生产
上大量使用该国比较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各国比较利益的地位是由各国所拥有的
生产要素的相对充裕程度来决定的。
从理论上讲,这个理论是根据贸易国的最根本的经济情况来解释贸易发生的原
因。并通过经济结构中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比重来说明贸易的走向。这种“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资源优势理论,用来解释 19 世纪到二战前的国际贸易格局,
具有实际意义。必须承认,各种生产要素的状况在决定各国的对外贸易上起着重要作
用。这一理论在西方国家经济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俄林的观点发表后,在国际
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不仅对这一理论有浓厚兴趣,而且也希望这一理论是与实
际相符合的一个规律,于是,有无数的经济学家开始对俄林的理论进行检验,在众多
的实证分析中,里昂惕夫最富有代表性。根据俄林的理论,一个国家出口的是密集使
11
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进口的是密集使用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按照
这个理论,美国是一个资本相当丰裕、劳动力相当稀缺的国家,那么美国理所当然应
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里昂惕夫用投入产
出分析法,引用了1949 年和1951 年两年的统计数字,对美国200 家企业的进口商品
结构进行了演算,结果得出了与俄林理论相反的结论,即在上述两年中,美国出口的
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是说,美国参加国际分工是建立
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专业化基础上,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生产专业化基础上,美国是利用
对外贸易来节约资本和安排剩余劳动力,而不是相反。这个验证的结果大大出乎里昂
惕夫的预料。以后,美国经济学鲍德温又用1962 年美国统计数字进行了验证,也得
出了同样的结果。于是,里昂惕夫与俄林截然相反的结论,到底哪一个正确就成了一
个难解之迷,故称为“里昂惕夫之迷”。里昂惕夫对此作了解释,他认为,主要是由于
劳动力质上存在差异所致。各国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美国的工人生产效率大约是
其他国家的三倍。在计算美国工人的人数时,必须把实际人数乘以3。这样与其他国
家相比,美国就是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之所以美国工人生产效率高,是因为美国
有先进的科学管理、高水平的教育、优良的培训等。里昂惕夫首次用投入产出方法对
贸易结构进行演算分析,开创了用统计数据全面验证贸易理论的先例。它说明传统的
俄林贸易理论已不能解释战后国际贸易的实际,需要进行新的探索。战后科技的发展,
已使熟练劳动和技术作为一项新的生产要素独立出来,它在国际贸易要素理论中的地
位日趋重要。正是这一点,里昂惕夫提出在俄林的原理中要把“L×3”(L 表示劳动)。
这样,就可以与俄林原理保持一致,同时也将更符合贸易的实际。里昂惕夫仅对俄林
原理提出了一些补充和修正,未创立另一种全新的理论。
但是他的研究对贸易理论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它给我们的启示是:理论
研究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才能确保理论的科学性。由于“里昂惕夫之迷”已被他自己解
开,说明“资源禀赋理论”是成立的,因而资源禀赋优势也是一个国家开展对外贸易的
诱因之一。
12
2.1.2 传统国际直接理论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不论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古典国际贸易模式,国际
直接投资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这些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
下任何生长空间。所以,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不可能在国际贸易的框架内衍生出
来,而只能另辟蹊径,寻求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垄断优势理论是由海默在其博士论文《国内公司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中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他的导师金德尔柏格(C.P.Kindleberger)、凯夫士(Richard
E.Caves)和阿利伯(R.Z.Aliber)等人的发展逐步形成理论体系。
海默提出这一理论的起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增
加的现象。通过对美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部门构成进行研究,海默发现对外直
接投资的行业都是寡头垄断的工业部门,少数拥有垄断地位的公司控制着这些行业的
对外直接投资。通常,东道国的民族企业比外商投资企业拥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如熟
悉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和社会环境等等。不仅如此,外商投资企业还要比
民族工业承担一些额外的费用,如通讯费用、运输费用等。但是,跨国公司的对外直
接投资仍能迅速发展,这主要是因为跨国公司具有垄断优势,正如海默所述的:“如
果市场是非完美的,即如果存在纵向或横向的垄断或寡占,那么一定形式的联合将会
有利可图。一个企业拥有许多企业及其控制权则是联合的方式之一。这就是企业要求
控制海外企业的动力之一。”海默认为:当时的市场竞争不再是完全竞争,而是不完
全竞争。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许多生产者生产同一种产品,但是具有差异性,这
种差异性表现在商品的质量、性能、品种、规格、颜色、商标等方面。因而,在不完
全市场竞争下,不仅存在价格竞争,而且存在非价格竞争。金德尔伯格在海默的基础
上做了进一步研究,指出:“在一个产品和要素完全竞争的世界里,FDI 不可能存在。”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企业拥有确保FDI 获利的优势,他认为导致FDI 的垄断优
势主要有四个来源。即市场不完全包括四种:一是产品市场的不完全;二是资本和技
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全;三是由规模经济导致的市场不完全;四是由国内税收、
关税等贸易限制引起的市场不完全。前三种市场不完全导致少数企业在市场上具有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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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位。第四种市场不完全使得那些拥有垄断地位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发挥其垄
断作用。凯夫斯认为,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主要由两部分组成:(1)产品和工艺过程
中的知识资产优势。它包括技术专利、管理与组织才能、融资能力、名牌商标、营销
技巧等。因此,它在对外直接投资后,就比东道国的民族企业在知识资产方面具有优
势,而东道国的民族企业要想获得这些知识资产,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和费用。(2)
规模经济优势。跨国公司在单个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达到最大化后,往往通过增加企
业数量来减少单位生产成本,获得多厂经营的规模经济效益。当国内市场容量不足时,
跨国公司必然向外拓展,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另外,跨国公司还会利用各国生产要
素的差别,通过国际分工、实现生产要素在国际上的最优配置。对于发达国家之间的
相互直接投资,垄断优势理论认为:仅用垄断优势无法进行解释,必须结合寡占反应
行为来加以解释。所谓寡占反应行为是指各国的垄断组织通过在竞争对手的领土上建
立地盘,削弱竞争对手的力量,同时加强自己的力量,以增强自己在竞争中的有利地
位,也就是说,发达国家之间相互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少数竞争对手占领潜
在市场而削弱自己的竞争地位,是各个垄断组织彼此进行防御的需要。
垄断优势理论将不完全竞争理论引入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从不完全竞争出发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这在理论研究上是一重大的创举,开创另一条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新
思路。美国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基本符合这个理论。这一理论由于不能
解释经济发达国家的一些没有垄断优势的中小企业近来纷纷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行
为,也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近来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的现象,因而,该理论
的适用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2.2 替代和互补:FDI 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建立在传统贸易理论基础
上的结论
最早将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相联系,指出两者之间联系是芒德尔教授
Mundell(1957),他在《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一文中,阐述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
际贸易之间的替代关系。在其模型中,他假定:(1)A、B两国,前者资本丰富,后
者劳动力丰富;(2)x、y两种商品,x 是劳动密集型产品,y是资本密集型产品。A
14
国在y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B国在x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3)A、B两国的生产函
数是相同的,且都是一次齐次函数。
在自由贸易条件下,根据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H-O-S),A、B两国的
劳动力报酬和资本报酬的相对量和绝对量是一致的,因而不存在要素流动的必要。在
图4.1中, 纵轴与横轴分别表示商品x和商品y的产量。弧线TaTa、TbTb分别代表A、
B 两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A国的x、y两种商品的最佳生产组合点为Pa,A国出口QaPa
量的y商品,进口CaQa量的x商品;而B国的最佳生产组合点为Pb,出口PbQb量的x商
品,进口QbCb量的y商品。如图2.1所示,A国的三角形CaQaPa与B 国的三角形PbQbCb
全等。所以,A国、B国在MM′线表示的价格比率下,同时达到了贸易平衡,这时就
不会出现资本流动。
然而,假如B国对进口的y商品征收高关税(也即在贸易壁垒条件下),势必提
高A国出口的y商品在B国的国内价格,从而刺激了B国y商品部门的生产扩张。伴随着
B国y商品部门生产的扩大,B国国内对原来就较稀缺的资本要素的需求上升,因而使
B 国资本的价格上升。此时,A国的资本在高利润的驱使下,流向B国,扩大B国y商
品的生产。由于A国资本流出,使得其生产可能性边界由原来的TaTa缩小为Ta′Ta′。
而B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则由原来的TbTb 扩展为Tb′Tb′。在x、y两种商品的价格比率
不变的条件下,即MM′线与NN′线平行,A国的最佳生产组合点由Pa变为Pa′,B国的
最佳生产组合点由Pb移到Pb′。图2.1中,A、B两国的最佳生产组合点的连线,Ra线和
Rb线(两条线平行) ,被称为李普钦斯基线(T.M.Rybczynski Line)。最佳生产组
合点的变化,意味着A国将减少QaPa量的y商品生产,而增加Pa′Qa量的进口商品x的
生产;B国则增加SbPb′量的进口商品y 的生产而减少PbSb量的出口商品x的生产。由
于A国三角形Pa′QaPa 与B国三角形PbSbPb′全等,所以,A、B 两国的x、y 商品总产
量与自由贸易条件下相比并没有发生变化,即:A国x商品产量的增量Pa′Qa等于B国x
商品产量的下降PbSb,A国y商品产量的下降QaPa,等于B国y 商品产量的上升SbPb。
15
图2.1 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贸易的替代模型
资料来源:转自黄先海、林国蛟. 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一个扩张型模型及实证分析.
浙江社会科学,2001(5):15
因此,芒德尔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
沿着特定的轨迹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
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移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替代。
芒德尔的贸易投资替代模型的理论框架非常完美,论证推理严密,但是它却是必
须在满足一系列的严格假设的理论前提下才得以成立的。在现实经济中,尽管这种直
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现象确实存在,然而其替代的程度却与芒德尔模型相距甚
远;事实上,由于投资壁垒的存在,资本流动所导致的市场结构效应以及要素配置格
局的变化等相关因素的影响,这种替代不会是完全的替代。
首先对芒德尔教授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
(K.Koyimo)教授,在其代表作《对外贸易论》中发展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贸易之
间互补关系的理论。
他假定:(1)国际直接投资并非是单纯的资金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
营管理的总体转移。(2)与蒙代尔不同,小岛清认为直接投资并非生产要素的一般
流动,而是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中的特定企业向接受投资国同一产业中的特定企业的
要素转移。(3)投资国A的资本比较丰富,而接受投资国B 的劳动力较丰富。只有
当A、B两类国家的技术差距较小时,A 国的先进生产函数才能比较容易地转移到B
16
国。(4)x商品、y商品分别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A国在生产x、y两类
商品时,均采用先进的生产函数。同B国相比,A国与B国在y商品上的技术差距很大。
所以,A国选择对B国的商品x进行直接投资。
由于小岛清假定直接投资的核心是先进生产技术的移植,而不考虑为数甚微的货
币资本的流动,所以,A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对B国x商品投资后,并没有生变化,
仍旧维持原来的TT水平。而B国在接受先进生产函数之后,其生产可能性边界由原来
的tt 线变为tt′线。流动后,A国的交易条件由原来的P线变为P′线,表明A国在y商品上
的比较优势增强,而其原来在x商品上拥有的比较优势变为比较劣势。所以,A国生
产最佳组合点由原来的Q点变为Q′点,从而增大y商品生产,减少x商品生产。假定A
国消费无差异曲线在C点与其交易条件线P′相切,决定了A国x、y两种商品的消费量。
在对B国x种商品进行投资后,A国出口EQ′量的y商品,进口CE量的x商品。流动后,
B国的交易条件不变,生产最佳组合点位于点q′。假定B国消费无差异曲线在c点与交
易条件线P′相切,从而决定了B国对x、y 两种商品的消费量。与A国一样,可以推知
B国在接受A国投资后,出口q′e量的x商品而进口ec量的y商品。B国的生产最佳组合点
q与q′的连线d,即李普钦斯基线。如图2.2所示,A国三角形CEQ′与B国三角形q′ec全
等,所以,A、B 两国通过在x、y两种商品生产、贸易和消费上的互补,同时达到了
均衡。
根据上述分析,小岛清得出如以下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
经处于或趋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投资国已经处于或趋于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
正好是已经处于或趋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可
以使东道国的比较优势显示出来和增强起来,可以扩大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从而
扩大两国的贸易量、增强两国的经济福利。小岛清的理论与芒德尔模型最大不同的是
把传统模型中的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由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
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
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实践经验,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
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
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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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出来;同时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
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
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
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
图2.2 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贸易的互补模型
资料来源:转自黄先海、林国蛟. 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一个扩张型模型及实证分析.
浙江社会科学,2001(5):16
但无论是芒德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
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
制,也有统计方法与工具上的瓶颈。
2.3 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关系理论的新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后,对贸易和投资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在实证
方面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进展。Markuson等(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
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资本要素的国际流动
或者直接投资与商品贸易之间不仅存在替代性,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存在互补关
系。另外Bhagwati(1987)和Dinopoulos(1991)等经济学家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对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他们将不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而是为了化解
潜在的贸易保护威胁而进行的投资叫做“补偿投资”。这种理论模型对于80年代中期
18
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大规模增加做了解释。在贸易障碍产生投资的情况下,资本主
要是流入进口替代部门。然而如果资本的流动不是由关税引致,而且主要流入出口部
门,那么投资和贸易之间就将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在这种条件下,
资本流动将导致进一步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从而扩大贸易规模。有许多原因可
以导致贸易和投资之间的互补关系。
Markuson等(1983)利用一系列极度简化的非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
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但是由于Markuson等的模型过于简化,因此其结论缺乏一般
性。Markuson和Svensson(1985)则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
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
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那么商品的贸易和
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互相促进,从而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如果二者之间是不合作的,
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为了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
易之间的互补性做进一步的论证,Markuson和Svensson(1985)考察了技术差异、对
生产征税、垄断、外部规模经济和要素市场的扭曲等导致二者互补性的五种因素。他
们的基本分析思路是这样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异等因素会导致彼此之间的要素
生产率和要素价格的差异,这种要素价格的差异决定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方向。当由
于任何一种因素导致商品贸易,而生产贸易产品需要的贸易和非贸易要素又表现为合
作状态时,商品的贸易必然带动非贸易要素的流动,从而使贸易和要素流动表现为一
种互补性。在这种分析中,各种因素导致要素价格的差异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劳动是贸易要素而资本是非贸易要素,二者之间的合作性表现为劳动边际生产率
的相对较高和资本生产效率的相对较低,就会同时产生劳动密集品的出口和资本要素
的流出。
同时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取决于要素价格差异等纯经济因素及现实
的贸易障碍,在存在贸易保护威胁的条件下,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也会产生贸易
和投资之间的替代及互补,这就是补偿投资。补偿投资描述的是贸易与投资之间的一
种跨时期关系,即厂商从一个时期利润最大化角度看投资虽然会带来损失,但投资本
身会减少在下一个时期东道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可能性,因此从贸易和投资的
19
相互联系角度看会实现第二期的利润最大化。由于对第一期损失的补偿在可以预见的
第二期改善,因而将这种投资称为补偿投资。补偿投资不同于关税引致投资。后者是
为了绕过关税而用投资来替代出口,而补偿投资的目的在于减少东道国采取保护措施
的可能性,是为了化解关税,因此是一种化解关税投资(tariff-defusing investment)。
这是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角度来解释贸易和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
补偿投资或者化解关税投资的概念最初是由Bhagwati 等人(1987)提出,他们
运用一个标准的两国家、两产品、两要素的一般均衡国际贸易模型,分析了政府行为
在补偿投资决策中的作用。Dinopoulos 等(1989)还从寡头竞争和企业层面对补偿投
资做了进一步研究,考察出口国家的企业如何利用补偿投资来化解潜在的保护威胁,
并讨论了补偿投资对两个国家的福利影响。后来,Bhagwati 等(1992)对上述研究结
果进行梳理,认为补偿投资可以由不同的原因引起。因此彼此之间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的威胁和化解这种威胁的努力都会产生补偿投资。由此可以将补偿投资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由政府与政府之间相互关系引起的投资。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平息另一个国家对
进口商品和贸易赤字的不满,减少政府向国内寻求贸易保护者做出保护允诺的可能
性,会鼓励本国企业对外进行投资。二是由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引起的投资。
在具有寡头竞争市场特征的产业中,一家企业为了保持现有市场准入的可能性,希望
通过补偿投资来化解另一国寡头企业对进口产品和所占市场份额的不满,从而减少向
该国政府进行游说保护的可能性。如果说上述两种情况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一国政府的
“保护供给”,那么第三种补偿投资则是为了化解当地企业游说政府给予保护的威胁,
以减少“保护需求”。这三种情况都可能导致补偿投资,而且都假设通过这种或者那种
的政治程序,可以在当前与未来通过贸易和投资共同达到的盈利能力之间建立联系。
世界贸易组织(WTO,1997 年)在其对近期对不同开放程度国家投资状况的研
究中指出,相对于奉行保守政策,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拉丁美洲国家来说,对外开放
程度较高的亚洲国家,可以吸引更多的能够扩大投资国和受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总量
的直接投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那些拉丁美洲国家中,替代国际贸易的直接
投资的比重之高却达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世界银行对日本制造业位于海外不同地区
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出口倾向差别作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位于对外开放程度较
20
高的亚洲地区的日本子公司,出口比例高达45%;而在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拉丁美洲
地区,相应的比例只有23%,相距近一倍之遥。
实践经验表明,低水平的进口保护,对以贸易出口为导向的直接投资来说,具有
巨大的吸引力;相反,高水平的保护壁垒,则极有可能导致以逃避关锐或占领本地市
场为目标的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因此,东道国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高关税壁
垒以及金融税收等方面的保护政策,最终只会助长直接投资替代贸易的经济活动。许
多国家的经济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相比较而言,东道国更应该实行自由的投资
和贸易政策,以促进直接投资,同时努力加强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积极作用。近年
来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经验表明,不同行业一般会沿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使直接投资和
国际贸易发生联系。世界贸易组织指出,一些行业的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具有某种线
性的、按部就班的国际化特征,要么是国际贸易导致直接投资、要么是直接投资导致
国际贸易。
在制造业,企业在从事直接投资以前,一般从国内的生产品销售开始,然后通过
出口,签发许可证和其他合同安排以及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实现业务的国际
化。由于这种从贸易到直接投资的线性先后顺序,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往往被认为是对
国际贸易的替代。
在自然资源部门,国家贸易和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主要也是线性的。它或者从进
口贸易开始,然后是进口国在纵向的国际整合过程中对原料出口国进行直接投资,促
使东道国更多地出口。因此,在自然资源部门,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一般是相互促进
的。另外一些行业的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则并不具备这种线性关系。如在服务业,企
业向海外所提供的许多服务都无法用国际贸易来替代;如果企业要满足海外市场的这
种需求,它就必须到当地去直接“生产”这种服务。一般来说,服务行业在海外建立附
属公司,对母国有关服务的出口所产生的冲击不会太大;然而近些年来,由于通讯和
信息技术的发展,服务的可传输性,以及服务可贸易性的技术进步,使服务行业的直
接投资和服务贸易的形式开始发生变化。
除了上述的研究外,大量的学者还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不
过其结论因人而异。Eaton和Tamura(1996)利用1985~1990年日本和美国与不同的
21
100个伙伴之间的双向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流量进行分析,其结论是:日本对外直接投
资与出口贸易具有正相关关系,对美国却没有。随后,Fontagne和Pajot(1997)选取
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瑞典及欧盟(12国)在1984~1994的数据进行分析,其
结论是:对于法国而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刺激出口,美国的互补性比法国更加显著,
然而,当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贸易之间的关系时,所有国家不再具有互补性。Pain
和Wakelin(1998)选取的样本包括11个OECD国1971~1992的半年数据,共有473个
观察值并使用了时间序列分析,其结论是: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影响很复杂。一
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三个国家即法国、德国、瑞典的出口额,另一方面,它又
增加了日本、英国、美国的贸易额。另外,Pfaffermayr(1994)对澳大利亚的研究,
Bajo-Rubio(1999)对西班牙的研究以及Wissem(2002)对美国、日本、法国、德国
及西班牙在1970~2001年度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结论也各异。
2.4 国内相关的研究评述
梁志成(2001)认为,东道国和母国的出品商品构成、工业经济结构和技术创新
等动态因素的变动,会对贸易与投资的相互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第
一,出口商品构成的变化。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构成将逐
步从最终产品转向服务、无形贸易、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由于两国出口构成的变化,
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就会表现得多样化了。第二,技术创新和工业经济结构的
变化。贸易与投资相互关系的研究还必须考虑到东道国和母国的技术创新和工业结构
的动态变化。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一国的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生产技术的
差异;然而在母国的新技术不断出现,同时旧技术逐渐向东道国转移的条件下,两国
之间的比较优势将发生动态变化,并进而使两国的工业经济结构发生相应的改变。经
验表明,这种源于技术创新的变化,不仅优化了国际贸易格局,更进一步促进了贸易
与投资的相互补充和发展。第三,贸易扩大效应和投资扩大效应。在跨国企业向海外
子公司销售新的服务、无形资产以及机器等中间产品的同时,母国同一行业或是不同
行业的其他企业对该子公司的商品的相互出口也可能增加,这就是贸易的扩大效应;
同样地,企业直接投资的增加也会导致相关投资的增加,从而产生投资扩大效应。由
22
于存在着较为广泛的贸易扩大效应和投资扩大效应,因此,尽管跟随国际贸易而来的
这种直接投资可能在单一产品方面取代贸易,但在产业层次和全局层次来看,则不大
可能。它对东道国和母国的进出口贸易构成和贸易量的总影响,也要依据其直接或间
接影响的综合效应来确定。
邱立成(1999)认为,在战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在总体上是互补性大于
替代性,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带动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扩大,改变了世界贸易的产品结
构。在国家层面上,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母国出口,保证了母国的原材料进口,带动
了东道国的出口,改变了东道国的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
刘志彪(2002)通过对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认为一个公司是选
择出口方式还是国外直接投资模式,主要取决于能否产生更大的利润。如果关税和运
输成本相对于价格来说比较低,出口可能就是最优的选择。因此一般来说,每单位售
价较低的大宗的笨重性产品比较不适合出口,单位产品售价中内含的关税高,也不适
宜出口而适宜进行国外直接投资。如果运营一个海外工厂的固定成本比较小,外国直
接投资可能就是有利可图的选择。如在世界贸易组织背景下,当工商企业在类似于本
国环境的国家运作时,公司就有可能选择直接投资模式。
向铁梅(2003)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在中国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其结论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如在20 世
纪80 年代中期以前表现为对贸易的替代,而在以后则表现为一种明显的互补关系。
总体上来说,在我国二者之间主要表现为一种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
李琴(2004)的研究也表明在我国FDI 的流入与我国进、出口之间存有长期稳定
的正相关关系,既促进了进口贸易也促进了出口贸易。
王洪庆,朱荣林(2004)运用面板数据的方法,研究了东盟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
与东盟贸易的影响,其结果表明,东盟对华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进
出口贸易。同时1984-1997 年的回归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贡献率大于对
出口的贡献率,而1997-2003 年的回归结果却表明外资对出口的贡献率反而超过了对
进口的贡献率。总的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贸易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张如庆(2005)利用我国利用1982-2002 年度间的相关的相关数据,考察了我
23
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进口和出口分别与对外直接投资
之间存在单向因果性,即进出口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出口与对外直接投
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没有长期稳定关系。
孙艳红(2005)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我国国际贸易额与我国双向FDI的总量
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结论为,国际贸易对我国双向FDI起着促进作用,其中,对我
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作用较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较小。
孟晓宏,郭海儒(2005)通过研究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在促进我国贸易增长和经济
增长的同时,也成为我国国际贸易摩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东亚为主且偏向于劳
动密集型的外国投资使得我国成为东亚跨国公司的出口平台, 增加了我国与其他国
家发生贸易冲突的可能。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其国际背景,又有着国内政策取向的原
因,因此调整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已势在必行。
2.5 小结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本文认为芒德尔的研究
是奠基性的,他的替代模型揭示了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的非常重要的方
面;而小岛清的互补模型揭示了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方
面;其他国内学者的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对芒德尔和小岛清的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使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各种关系从总体上被揭示得趋于完整。如国内学者邱立成
(1999)分别探讨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关系;刘志彪(2002)通过
对出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来判断如何在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
资中进行选择,这些做法都是非常可取的。
但尽管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理论在前人的研究下取得了长足进展,得出了许多具
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思路,仍然存在不少缺陷,留下若干研究空白。
(1)从理论研究方面来说,现在还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没有解决。①大量的文
献表明,对FDI 的贸易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FDI 对两国贸易流量的影响方面,即
替代性与互补性问题,忽视了FDI 影响下的贸易利益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分配问
24
题。②没有系统地总结FDI 影响贸易增长、贸易结构变化、贸易竞争力、贸易条件的
因素。③尚未给出从微观层面探讨跨国公司行为动机与决策对东道国贸易结构与利益
的影响的有说服力的答案。④尽管一些学者尝试从比较优势(黄河,2002;俞进,2002),
产业组织理论(刘志彪,2002),贸易保护(张二震,2002;马野青,2003),宏观、
中观、微观统一(陈佐,2002,2003)等角度分析FDI 与贸易的关系,但至今仍没有
建立一个能够统一解释贸易、FDI 相互关系的理论模型。⑤制度背景是西方国家分权
制衡的政治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研究不够。
(2)从实证分析方面来说,也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在关注宏观增量变化时,
侧重于检验两国之间FDI 与贸易的替代性或者互补性,缺乏对产业成长、出口结构优
化、贸易条件改善等方面的计量分析。国内学者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口值占我国进出
口总值的份额来分析,大部分结果表明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进出口值增长的贡献越来
越大。但这些研究将贸易增长作为国家经济目标,没有在更深的层次上分析FDI 对贸
易竞争力、贸易条件、产业结构的优化、国民利益的改进等方面的影响;其次从产业
角度考察FDI 对贸易的影响尚嫌粗糙,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还未开展起来;再次,
研究的方法论上存在漏洞。一些研究忽略了共同决定FDI 和出口的因素可能带来的各
种效应。因为这种忽略也许会导致在这两者之间有虚假的关联,容易使人错误地理解
互补性。假如FDI 和出口都对一个共同的、非确定的因素做出反映,就会产生这样的
情形(赵显泰,1998)。实际上,本文所列述的若干文献中仅就中国的实证检验就得
出不同的结论来,这说明数据的选取、理论的假设等可能存在问题。比如,许多研究
都使用宏观数据对FDI 与出口值、FDI 与进口值、FDI 与进出口值作回归分析或相关
性分析,结果都表明FDI 促进了我国出口值、进口值、进出口值的增加。但是,由于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经济变量都明显地增加,随便两个经济变量的相关性都
可能存在很强的正相关,但这并不能说明一个变量解释另一个变量;另外,大多数关
于FDI 与贸易的实证研究都未试图去确立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即究竟是FDI 的流
入导致了出口比先前的增长,还是增大的出口吸引了FDI 的增长呢?这些研究都满足
25
于确定一个变量的增加是否相应伴随着另一个因素的增大或者减少,即它们之间是否
具有相关性,通常被认为是要检验贸易和FDI 的替代性(负相关)还是互补性(正相
关);最后,尚未触及中国加入WTO 后政策壁垒削减引起FDI 变化与贸易变化的关
系。这显然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3)关于政府政策方面的探索。政策含义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充分的理由,政策
建议尚嫌粗糙,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一些政策建议忽略了全球化背景和中国国情,
忽略了贸易政策与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及劳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甚至顾此失彼,
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26
3 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与直接投资现状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目前东盟国家共有10个成员国,总面积约450万平方
公里,人口近5亿。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亚洲发展中国家,东盟国家是中国南方的近
邻,由于历史、地理、民族习俗等因素,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的贸易有着深远的传统,
可上溯到中国的汉代,迄今已有2000年历史。二战后,在因政治原因而没有邦交的年
代里,双边贸易往来以民间贸易的方式间接展开。从1975年起,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
相继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投资保护协定,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双方贸易的发
展进入了健康发展的新阶段。80年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中国和东盟的
贸易发展更上一层楼。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突飞猛进。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贸易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3.1 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开放程度分析
从1975年到1988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年平均递增18.8%,其中中国对东盟
出口额平均每年增长14.9%,东盟对中国出口额平均每年增长25.9%。14年间双边贸
易额增加了12倍。90年代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双边贸易突飞猛进,90年代中每一
年的贸易额都是80年代年度贸易额的2倍以上,特别是在2002年双方签定《框架协议》
后,确定开始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双方之间的贸易更是发生了爆炸式增长,
如1999年双方贸易额252亿美元,而至2004年双方的贸易额就已经突破了千亿大关,
达到1059亿美元,短短5年就增长了快5倍。这种高速增长的贸易额与中国和东盟国家
经济的日渐开放程度是分不开的。
经济开放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的对外经济开放程度,表示一国(或地区)的商品
和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的流动程度和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测算一国经济开放程度
最重要的指标便是对外贸易依存度。
对外贸易依存(T)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的对外贸易总值与
该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之比,用公式表示为:
×100%
+
=
GDP
T X M (3.1)
27
表3.1 中国与东盟国家对外贾易依存程度: 1996-2003 年
国家年份 外贸依存度 出口依存度 进口依存度
中国
1996
1999
2001
2003
0.3484
0.3739
0.4398
0.6321
0.1879
0.1970
0.2296
0.3255
0.1606
0.1769
0.2102
0.3066
新加坡
1996
1999
2001
2003
2.7464
2.6615
2.7103
3.0044
1.3854
1.3983
1.4302
1.5918
1.3610
1.2632
1.2801
1.4126
马来西亚
1996
1999
2001
2003
1.4831
1.8589
1.8001
1.7265
0.7612
1.0598
1.0050
0.9560
0.7218
0.7991
0.7950
0.7705
泰国
1996
1999
2001
2003
0.6891
0.8511
1.0785
1.0927
0.3002
0.4634
0.5503
0.5628
0.3889
0.3877
0.5283
0.5299
菲律宾
1996
1999
2001
2003
0.6891
0.8511
1.0785
0.9168
0.3002
0.4634
0.5503
0.4505
0.3889
0.3877
0.5283
0.4663
印度尼西亚
1996
1999
2001
2003
0.4163
0.5778
0.6376
0.4510
0.2213
0.3618
0.3967
0.2942
0.1950
0.2160
0.2409
0.1568
文莱
1996
1999
2001
2003
1.3444
1.5414
1.9606
0.9677
0.7059
1.0322
1.4865
0.6810
0.6385
0.5091
0.4741
0.2867
柬埔寨
1996
1999
2001
2003
0.5480
0.6711
0.9039
1.1914
0.2056
0.2903
0.4176
0.5019
0.3424
0.3808
0.4563
0.6895
老挝
1996
1999
2001
2003
0.5413
0.6048
0.5042
——
0.1705
0.2131
0.1910
——
0.3708
0.3917
0.3132
——
缅甸
1996
1999
2001
2003
0.0212
0.0096
0.0106
0.6566
0.0071
0.0033
0.0050
0.4647
0.0141
0.0063
0.0060
0.1919
越南
1996
1999
2001
2003
0.7010
0.7709
0.6558
——
0.2942
0.4024
0.3429
——
0.4068
0.3685
0.3129
——
东盟
1996
1999
2001
2003
0.8248
0.7353
0.8449
1.2247*
―― ――
资料来源:1996-2001年数据转自《中国与东盟经济一体化: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2003
年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1999-2004)东
盟数据来自《东盟统计年鉴》(2004年)
注:表中东盟一栏只测算东盟十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其中2003年的东盟没有包
括越南和老挝二国数据。
28
其中,X代表一国的出口总额,M代表一国的进口总额。对外贸易依存度具体又
可以细分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两个指标。
出口依存度(T X )是指一国(或地区)出口贸易总额在该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
比重,它表示的是一国经济产出中对世界销售市场的依赖程度,公式为:
= ×100%
GDP
T X X (3.2)
进口依存度(TM )是指一国进口贸易总额在该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它
表示该国国内市场对进口商品的依赖程度,又称市场开放度,亦可看作一国在经济建
设中利用世界资源的程度,用公式表述如下:
= ×100%
GDP
T M M (3.3)
根据上述三个公式,我们可以测算出1996年至2003年间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对外贸
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
从表3.1中数据可以看出:除了缅甸,东盟九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大于中国,
这与东盟国家经济对外开放幅度、对外开放时间以及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
用等有关。数据显示,在此期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
高。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1996年的34.84%和提高到2001年的43.98%,东盟十国作
为一个整体,其对外贸易依存度从1996年的82.48%提高到2003年的122.47%,这说明
双方经济增长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此外,出口依存度数据显示,中国的出
口依存度从19%年的18.79%提高到2001年的22.96%,东盟十国也都有提高,这说明中
国与东盟国家经济产出与世界市场的联系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日益趋向专业化
分工生产;而进口依存度数据显示,中国的市场开放度从19%年的16.06%提高到2003
年的21.02%;东盟十国中除了文莱、老挝、缅甸外,每个国家均有提高,这说明这些
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利用世界资源的程度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多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实行扩大开放的对外贸易政
策,使得其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正是这种不断提高的经济开放度为中国与东盟国家
间贸易的日益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9
3.2 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贸易现状分析
3.2.1 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贸易总体数量分析
由于双方统计口径的差异,双方的贸易统计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反映出来的贸易
发展趋势却是一致的。除了1998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双边的贸易额略有下
降外,1993年至2004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增长迅速。按照中国的统计,双边贸易
额在该是时期年平均速度高达17.4%;按照东盟的统计,由于从1999年开始东盟对中
国的统计将香港包括在内,因此计算出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要高于根据中国统计计算
出来的结果,达到25.5%的水平。将香港统计在内,也可能是造成东盟统计的2001年
与中国贸易负增长的原因。
中国统计的资料显示,中国在对东盟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地位,而且从1995年开
始逆差幅度不断增加。2002年,中国与东盟6国的贸易逆差达到66.22亿美元,与东盟
10国的贸易逆差则为76.3亿美元。根据东盟的统计,中国在1998年之前一直处于顺差
地位。这种差别可能是由香港转口贸易引起的,中国与东盟的一部分贸易是通过香港
转口进行的。如果将香港计算在内,1999年以后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变成了逆差,且每
年都在增长。
从中国与东盟日益增长的双边贸易来看,其扩张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1)近20 年来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表3.2 显示,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
长率在1985-2003 年期间比中国对东盟的出口比率高的多,因而造成了这一期间,东
盟对中国连续数年贸易顺差的现象;而且同一时期,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率远远超
过东盟出口总额的增长速度,表明东盟对中国的市场扩展速度远比其他市场为快,特
别是2001-2003 年,由于受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的影响,东盟出口总额速度明显放
缓,在此期间出口总额增长率仅为5.1%,但是其对中国出口增长率确高达28.4%,
这也表明了东盟对中国的贸易度依存明显加大。表3.2 和表3.3 显示,在1996-2003
年期间,除了1998 年外,中国对东盟市场的发展超过了对世界市场的开拓。中国在
大多数年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率都己高于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同一时期,东盟
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也超过东盟出口总额的增长速度。从表3.2 中还可
30
以看到。2001-2004 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年增长率平均达到
了27.3%,总额在2004 年突破1000 亿美元大关,这与这几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的建设有关。
表3.2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增长率比较:1980 一2003 年 单位:%
年份中国出口东盟 中国出口总额 东盟出口中国 东盟出口总额
1980-1985 18.6 8.5 6.1 0.1
1986-1990 6.5 18.7 22.7 14.6
1991-1995 13.4 17.0 26.2 15.4
1995-2000 14.8 18.6 27.9 16.3
2001-2004 23.4 27.3 28.4 5.1
资料来源:1980-1990年间数据转自《中国与东盟经济一体化: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1991
-2003年数据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东盟统计年鉴》
表3.3 中国与东盟间贸易易总体状况(中国统计):1992-2004 年 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总额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年份
总额 增长率 总额 增长率 总额 增长率
差额
1992 84.5 —— 42.5 —— 42 —— 0.5
1993 106.8 26.4 42.5 9.9 42 43.1 -13.4
1994 132 23.6 46.7 88.4 60.1 71.4 -15
1995 184 39.4 88 2.3 103 -8.7 -4
1996 191 3.8 90 -2.2 94 10.6 -16
1997 229 19.9 88 23.9 104 15.4 -11
1998 218 -4.8 109 -12.8 120 2.5 -28
1999 252 15.6 95 13.7 123 17.1 -36
2000a 361 43.3 151 39.8 210 45.8 -59
2000b 395 ―― 173 ―― 222 ―― -49
2001 416 5.3 184 6.4 232 4.5 -48
2002 548 31.7 236 28.3 312 34.5 -76
2003 783 42.9 309 30.9 473 51.6 -164
2004 1059 35.2 429 38.8 630 33.2 -201
资料来源:根据《海关统计》(1992-2005)、《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5)、《中国
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1999-2004)数据整理
注:1992-2000a年的数据为东盟5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2000b-2004年为东盟10国。
31
表3.4 中国与东盟间贸易总体状况(东盟统计):1993-2003 年 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总额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年份
总额 增长率 总额 增长率 总额 增长率
差额
1993 88.65 ―― 43.36 ―― 45.29 ―― -1.93
1994 110.63 24.8 57.59 32.8 53.4 17.1 4.55
1995 133.31 20.5 71.3 23.8 62.01 16.9 5.29
1996 166.92 25.2 92.18 29.3 74.74 20.5 17.44
1997 266.51 35.7 134.83 46.3 91.68 22.7 43.15
1998 204.15 -9.9 112.12 -16.8 92.03 0.4 20.09
1999 457.92 124.3 193.85 72.9 264.07 186.9 -70.22
2000 605.17 32.2 258.55 33.4 363.42 31.3 -88.07
2001 595.03 -10.0 246.58 -4.6 348.45 -4.1 -101.87
2002 733.57 34.7 314.49 27.5 419.08 20.3 -104.59
2003 921.51 25.6 362.08 15.1 559.43 33.5 -197.35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东盟统计年鉴》2004年
表3.5 中国与东盟间国家贸易依赖度变动表 1988-2003 年 单位:%
贸易依赖度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菲律宾 印尼 中国
90 年代初 - 13.60 4.19 0.92 * 2.98
新加坡
90 年代末 - 17.42 5.56 1.43 * 2.94
马来西90 年代初 17.55 - 2.75 1.03 1.38 2.21
亚 90 年代末 17.16 - 3.86 1.98 1.76 2.89
90 年代初 7.44 2.78 - 0.53 0.75 2.75
泰国
90 年代末 9.13 4.78 - 0.98 1.85 3.45
90 年代初 3.68 2.09 1.31 - 1.10 1.56
菲律宾
90 年代末 5.74 2.30 2.36 - 1.51 1.79
90 年代初 6.84 1.63 0.90 0.47 - 2.99
印尼
90 年代末 8.25 2.89 1.89 1.02 - 3.98
90 年代初 2.58 0.94 1.05 0.32 0.88 -
中国
90 年代末 2.45 1.56 1.26 0.56 1.89 -
资料来源:转自《中国与东盟经济一体化: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第153页
32
(2)双边贸易在各自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尽管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
在双方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还不是很高,但却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双方已成为越来越
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双边的贸易依赖度不断提这一事实得到证明。表
3.5 是利用1988-1991 年及1998-2001 年的平均数进行计算,用1988-1991 年的数据计
算结果代表90 年代初期各国(地区)的贸易依赖情况,用1998-2001 年的数据计算结果
代表90 年代末期的该情况。从表3.5 中我们可以看到,从90 年代初到90 年代末期,
除了与新加坡的贸易依赖度有所下降之外,中国与其它东盟国家的贸易依赖度都有所
上升。
3.2.2 中国与东盟间的贸易的国别构成分析
在东盟10 国中,老东盟6 国在对华贸易中一直占绝对份额,例如,2001 年和2003
年老东盟6 国在东盟对华贸易中的占比超过90%,中国与文莱、柬埔寨、老挝之间的
贸易量很小,所占比重微不足道。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格局呈现出从相对集中于新加坡
到逐步趋于分散化的趋势。表3.6 数据显示,(1)从中国对东盟各国出口比重的变动
情况看,1987 年的排列顺序为: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1992
年变为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始于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
机使得双边贸易格局变动很大,2004 年的排列顺序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泰国、越南、菲律宾、缅甸。(2)如果按照中国进口比重的大小来排列中国从东
盟进口比重的变动情况看,1987 年的顺序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
菲律宾。经过10 多年的变动,到了2004 年变为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
表3.6和表3.7显示出,(1)就进出口总体而言,新加坡基本上一直保持着对华贸
易的领先地位,但是2003年马来西亚曾超过新加坡,成为东盟中对华贸易最国家中是
中国第五大出口市场。(2)就中国对东盟各国的出口而言,新加坡一直是中国最大的
市场,2002年中国对新加坡的出口占对东盟出口的31.51%,2003年则有所下降,为
28.66%,2004年又上升为29.58%。马来西亚位居第二,2002年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出
33
口占比为17.53%,2003年有所提高为19.86%。(3)就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进口而言,
马来西亚是中国最大的进口商品来源地,2004年,中国从马来西亚进口占比达到
28.86%,新加坡位居第二,其次依次是泰国、印尼、菲律宾。
表3.6 中国对东盟国家进出口比重的变动情况:1987-2004 年 单位:%
国别\
年份
类别 1987 1992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新加坡 出口3.36 2.39 2.15 2.31 2.31 2.56 2.15 2.02 2.14
进口1.43 1.53 3.02 2.45 2.25 2.11 2.39 2.54 2.49
马来西亚 出口0.65 0.76 0.87 0.86 1.03 1.42 1.53 1.40 1.36
进口0.70 1.03 1.91 2.18 2.43 2.55 3.15 3.39 3.24
泰国 出口0.77 1.05 0.68 0.74 0.90 1.03 0.91 0.87 0.98
进口0.94 0.53 1.72 1.68 1.95 1.94 1.90 2.14 2.06
菲律宾 出口0.62 0.24 0.82 0.71 0.59 0.72 0.63 0.71 0.72
进口0.32 0.19 0.37 0.55 0.75 0.80 1.09 1.53 1.61
印尼 出口0.48 0.55 0.64 0.91 1.23 1.25 1.05 1.02 1.05
进口1.36 1.93 1.75 1.84 1.96 1.60 1.53 1.39 1.29
文莱 出口- - - - 0.005 0.008 0.006 0.008 0.008
进口- - - - 0.027 0.061 0.082 0.076 0.045
柬埔寨 出口- - - - 0.066 0.091 0.077 0.067 0.076
进口- - - - 0.026 0.014 0.008 0.006 0.005
老挝 出口- - - - 0.014 0.024 0.017 0.022 0.017
进口- - - - 0.003 0.003 0.003 0.003 0.002
缅甸 出口- - - - 0.199 0.220 0.223 0.208 0.158
进口- - - - 0.055 0.055 0.046 0.041 0.037
越南 出口- - - - 0.617 0.795 0.660 0.726 0.718
进口- - - - 0.413 0.415 0.378 0.353 0.442
资料来源: 有关数据来自《海关统计》(1992-2005)《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5)。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1999-2004)
注:表中进出口数据为“比重”数据,出口=中国对东盟出口/中国出口总额;进口=中国自东
盟进口/中国进口总额.“-”代表数据缺乏。
34
表3.7 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国别构成:2002-2004 年 单位:%
2002 2003 2004
国别
进出口
中国
出口
中国
进口
进出口
中国
出口
中国
进口
进出口
中国
出口
中国
进口
新加坡 26.25 31.51 22.09 24.73 28.66 22.15 25.20 29.58 22.22
马来西亚 22.66 17.53 26.72 25.72 19.86 29.55 24.81 18.85 28.86
泰国 16.95 12.72 20.31 16.17 12.38 18.65 16.38 13.52 18.33
菲律宾 8.57 8.81 8.38 12.01 10.00 13.33 12.59 9.95 14.39
印尼 16.17 15.43 16.75 13.07 14.49 12.14 12.73 14.58 11.46
文莱 0.40 0.09 0.64 0.44 0.11 0.66 0.28 0.11 0.40
柬埔寨 0.58 1.12 0.15 0.41 0.95 0.05 0.46 1.05 0.05
老挝 0.15 0.30 0.03 0.14 0.32 0.02 0.11 0.24 0.02
缅甸 1.52 2.71 0.58 1.38 2.94 0.36 1.08 2.19 0.33
越南 6.75 9.78 4.35 5.93 10.29 3.08 6.37 9.93 3.94
东盟6 国 91.00 86.10 94.89 92.14 85.50 96.49 91.99 86.59 95.66
东盟10 国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资料来源:有关数据来自《海关统计》(1992-2005)《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5),《中
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1999-2004)。
3.3 中国与东盟间的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3.3.1 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现状
(1)东盟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东盟国家自上个世纪80 年代开始对我国进行投资,80 年代后半期投资数额逐年
增长。1993-1997 年对华投资进入高峰期,但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东盟国家对华投
资增长趋势出现逆转,1999 年实际投资金额大幅下降,比1998 年下降了22.1%,2000
年再次下降13.1%。2001 年起,东盟国家对华投资略有回升。最近3 年,每年对华投
资金额徘徊在30 亿美元左右,见表3.10。
35
表3.10 东盟对中国的实际直接投资 1990-2004 单位:亿美元,%
金额 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国别 实际投资金额 增减率(%)
所占中国实际利
用外资比重
1990 0.61 —— 1.75
1991 0.9 47.5 2.06
1992 2.7 200.0 2.45
1993 10 270.4 3.63
1994 18.7 87.0 5.54
1995 26.3 40.6 7.01
1996 31.8 20.9 7.62
1997 34.2 7.5 7.56
1998 42 22.8 9.24
1999 32.7 -22.1 8.11
2000 28.4 -13.1 6.98
2001 29.7 4.6 6.34
2002 32 7.7 6.07
2003 28.5 -10.9 5.33
2004 29.1 2.1 4.80
资料来源:有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5)
从总体趋势上看(如图3.10),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实际金额的变化,尤其是上升,
总是滞后于合同金额的变化。1995-1998 年期间,合同金额逐年下降,但与此同时,
实际金额非但不降,反而逐年增加,由1995 年的26.5 亿提高到1998 年的42 亿,达
到年投资最高纪录。实际金额最高水平比合同金额最高纪录的出现滞后了3 年。2001
年以后,合同金额逐年明显回升,但实际金额却徘徊不前。东盟十国在华均有投资项
目,其中投资较多的是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2003 年3 国合同外资金额49.89 亿
美元,占东盟对华投资总额的77.21%;实际投入24.83 亿美元,占东盟对华投资总
额的84.89%。投资的项目从早期的农产品加工、纺织、服装、玩具、建筑材料、房
地产开发、饭店,延伸到近年来的基础设施、医药卫生、机械制造、金融、电力和海
运等行业。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到东盟国家的投资逐年增长,特别是90 年代中期以
后,对外投资增势明显。投资领域从精致盐、橡胶制品、医药和保健品、食品和油料
36
加工、家用电器、木制品加工等领域,发展到石油化工、银行、保险和航运等领域;
投资形式从直接投资发展到包括技术投资、BOT 等多种形式。
0
20
40
60
80
100
12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合同金额
实际金额
图3.1 东盟对华投资的合同金额及实际金额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4年)
1999 年后东盟对华投资减少,并且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停滞不前,其主要原因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东盟方面看,由于1997 年的金融危机及其后的两次经济衰退造成了东
盟的需求和投资不足、资金紧缺。1998 年东盟国家普遍陷于严重经济衰退,五国中
除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为0.1%以外,其他四国均为严重负增长。金融危机导致大量资
金外流,东盟企业普遍资金周转受阻,一些与中国签订投资协议的企业难以筹措到资
金,被迫取消或推迟投资计划。2001 年的经济衰退主要发生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受打击最大的是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新加坡制造业生产下降了12%,马来西亚的出
口下降了115%,泰国的出口也下降了4%。经济增长缓慢和出口不振严重制约了东
盟国家的对华投资能力。
其次,危机过后,东盟国家普遍对资金流出实施较严格的控制,多数东盟国家加
强了对资金汇出、产业转移的审批管理,外汇管制措施比过去更为严厉,以期留住资
37
金,刺激内需,支持经济增长,扩大就业。这在客观上抑制了东盟对华投资。东盟国
家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放缓。上个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东盟国家在产业结构
调整过程中,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中国,使对华投资总规模达到高峰。90
年代后半期以后,由于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企业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能力下降,
产业升级和转移进程也相应迟缓甚至停滞下来,从而影响了东盟企业对中国的投资进
程。
最后,从我国这方面来看,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在投资环境尚不尽人意。
在东盟国家具有管理和竞争优势的某些服务业部门,我国对外资开放的程度还不够
高,抑制了东盟资本的进入,影响了东盟对华投资领域的拓展和投资多样化的发展。
在投资软环境方面,由于法治还不够健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投资者与当地机构或
合作伙伴发生的争执不能及时得以解决,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东盟投资者的投资信
心和投资热情。
而且现在中国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许多产品
的制造能力已过剩国内市场以及出口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一般产品进入低价格时
代,企业利润空间缩小,投资预期收益下降。竞争加剧和市场格局的重组使得东盟资
本对投资中国更加慎重。
(2)东盟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
这些年来,东盟对华直接投资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①投资来源集中于五个老成员国,新加坡高居首位。截止到2003 年底,东盟对
华直接投资几乎全部(99.1%)来源于新、马、泰、菲、印尼五个国家,仅新加坡一国
就占了72.7%。考虑到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和对外投资能力的相对稳
定性,这一特点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继续存在。中国应继续将五个老成员国,尤
其是新加坡,作为主要引资对象。
②东盟对华投资主体是华人企业。在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尼等东盟国家,
华人资本实力雄厚,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资金运营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
很多行业占绝对优势地位,他们最有能力到中国大陆进行投资。另外,由于民族同宗
性,语言相通、风俗习惯相近,东盟华人与中国人更易沟通,因此,东盟华人比驻在
38
国其他族群更有兴趣和信心来中国投资。
③东盟对华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制造业、饭店酒店业和房地产业。东盟五个老成员
国对外开放早于中国。上世纪60 年代中期,新加坡抓住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战后第一
次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积极引进外资,建立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基地,发展出口工
业,东盟其他四国于70 年代初,也相继走上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进入80 年代之后,
这一产业调整与转移发生在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鉴于劳动力成本水平不断提高,为
了节约成本、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东盟国家逐渐将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
的制造和组装转移到中国大陆。纺织服装、鞋类、电子电器组装、家具、石化产品、
饲料加工等是东盟资本投资比较集中的部门。新加坡等国还将大量资本投向饭店餐饮
业和房地产业。如新加坡斥巨资创建的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
④东盟对华投资的主要地区是东南沿海各省。广东、福建是东盟资本最早流向的
区域,90 年代中期,大量资本投向长江三角洲江、浙、沪地区和山东省。目前,绝
大多数东盟资本仍停留在这些省份。但是,近年来,部分东盟投资者已开始将目光转
向中国西部地区的四川、重庆等地并对西部进行尝试性投资。
⑤东盟对华投资以中小项目为主,70%的项目投资额在300 万美元以下。截止到
2003 年,东盟对华投资总额为327.7 亿美元,共投资22075 个项目,平均单项投资金
额只有146.6 万美元。投资金额小与投资行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项目有关,
这类行业的投资一般不需要很大。
3.3.2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现状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投资基本上是单方面的,主要是东
盟资金流向中国。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中国在东盟的投资己呈现出稳步增
加的趋势。2002 年11 月4 日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中国
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同时也给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带来了一个广阔的区域
性市场。
(1)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总体特点
①投资总额迅速增长
39
1999 年中国政府批准的对东盟投资总额为7200 万美元。截止到2001 年底,中
国企业在东盟国家投资740 个项目,总投资6.55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的7.7%。截止到2003 年底,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投资857 个项目,总投资9.4 亿美
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8.25%。
②投资领域和投资形式不断拓宽
上个世纪90 年代以前,中国在东盟国家的投资主要是加工、装配和生产性的小
型项目。此后,中国企业己涉及东盟国家的能源开发、金融、建筑、化工、纺织、电
气、医药和运输等行业,投资领域非常广泛。而且投资形式也从直接投资发展到包括
技术投资、B.T 等多种形式。
表3.11 2003 年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投资统计 单位:万美元
2003 年截至 2003 年
国别
企业数(家) 中方投资 企业数(家) 中方投资
泰国 11 4913.2 245 26384.4
印尼 6 10311.6 65 16807.0
柬埔寨 4 3337.5 65 15840.7
新加坡 16 2622.1 188 9787.5
越南 17 816.6 90 9314.1
缅甸 —— —— 38 6614.4
马来西亚 8 319.0 105 3887.9
老挝 2 123.3 20 3786.2
菲律宾 1 50.0 40 1641.0
文莱 —— —— 1 45.1
东盟合计 65 22493.2 857 94108.3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亚洲司网站(http://yzs.mofcom.gov.cn)整理而得
③投资在东盟各国分布极不均衡
从表3.11 中可以看出,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泰国、印尼、柬埔寨、新
加坡和越南5 国,占投资总额的85%。这当然与这几个国家本身的经济和投资环境以
及与中国长年的经贸往来密不可分。
40
(2)目前来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中还存在的以下问题:
①来自东盟方面的问题
首先,在东盟地区,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尤其个别国家社会治安恶化,构成了
中国企业前往投资的最大的风险。如在印尼,存在着极强的排华情绪;在菲律宾,曾
发生过中国工作人员被绑架、抢劫、杀害等事件;尤其是“9·11”事件以来,东南亚地
区成为恐怖袭击的重要受害区。
其次是东盟欠发达国家缺乏规范的市场运行机制,政策变化快,税收体系也不完
善,政府对市场的调控能力差,具有一定的市场风险。尤其是与我国接壤的周边国家,
外汇支付能力弱,使企业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存在较大的风险和制约。
再次,东盟有的国家腐败问题严重,社会风气不正,一些政府部门经常“吃拿卡
要”,对外国公司进行刁难和勒索。
最后,很多中下游国家的道路、桥梁、电力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很差,对企业投资
不利。
②来自中国国内的问题
第一,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引导,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重复性和无序竞争。
我国在越南的摩托车生产就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出口的摩托车散件出现恶性竞争,
致使一些产品质量下降,产品形象和利益受损。
第二,中国企业缺乏对东盟投资的相关信息,同时东盟各国对中国企业的了解和
信息交流也还不够。
第三,国内企业在认识上存在误区,短期行为严重。许多国内企业认为东盟4
个新成员国比较落后,对商品要求不高,因此大量向其输出积压商品,使这些国家的
消费者形成中国商品质量差的印象。正如越南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潘玉宝所说:“实
事求是地讲,越南人是不太喜欢使用中国产品的,中国企业进入越南时一定要注意产
品的质量。”短期的投资行为(如在柬埔寨大肆炒作地皮)也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形
象。
第四,一些中国企业没有制定整体投资战略和行业规划,也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
和行业导向,投资随意性很大。企业不懂投资运作的基本常识,不了解当地法律和通
41
用语言,建立不起来自己的商品网络,找不到可靠的企业合伙人,甚至出现被合伙人
欺骗或敲诈勒索等情况。
第五,中小企业信贷渠道狭窄,严重阻碍了其对东盟的投资能力。
综上所述,虽然东盟对中国投资及中国对东盟投资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阻碍因
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互投资的发展进程,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有利于东盟和
中国相互投资的许多积极因素,而且,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我们对中国东盟相互投
资未来发展的总体判断是:相互投资将继续稳步增长;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会呈现明显
加快势头,发展速度将高于东盟对中国的投资。
3.4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影响
中国决定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中国东盟双方都对自
由贸易区寄予厚望。希望它的建成能有利于双方实现优势互补、联合自强,开拓新的
经济发展空间,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增强亚洲国家在国际经贸事务中的
地位。
3.4.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对以后中国及东盟间贸易的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大大降低双方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些政策壁垒
的降低,将使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量显著增长,纺织服装、机电产品获益最大,产
业内贸易将大大提高。
东盟秘书处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测算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
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加106亿美元,与自由贸易区建立前相比,出口增长55.1%。其
中对菲律宾、泰国的出口增加最为显著,分别增加31亿美元。
从产品结构看,中国对东盟出口增加最多的将是纺织品和服装、机械电子产品和
其他制成品,其中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在菲律宾和泰国将有显著增长,机械电子产品
主要是扩大了在菲律宾和泰国的市场占有率,而其他制成品在菲律宾市场增长最多,
达12亿美元。东盟对中国出口将增加130亿美元,增长48%。其中主要获益国家是印
3 数据来源于张小济等. 一对十的谈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影响因素及难点.《国际贸易》,2003(8): 22
42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东盟对中国出口增加最多的产品类别是纺织品
和服装、机械电子产品和其他制成品。其中,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制成品对中国出口增
加13亿美元,新加坡的机械电子产品对中国出口增加13亿美元,泰国的纺织品和服装
对中国出口增加17亿美元(见表3.12-3.15)
表3.1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相关国家出口的影响 单位:百万美元
国家
类别
印尼 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 越南 总计
食品 -5.57 -4.86 42.05 -1.27 129.56 -6.02 153.9
蔬菜、油 42.97 505.54 4.21 38.47 2.83 20.88 614.91
其他农产品 139.26 145.65 12.27 72.91 290.77 30.08 690.95
林、油、气矿产品 55.91 25.72 52.18 18.86 9.89 12.28 174.83
纺织和服装 735.35 465.62 68.54 101.93 1698.77 9.39 3079.59
药品 94.75 186.37 14.54 369.29 164.89 9.05 838.9
摩托车 287.91 618.62 5.03 755.72 60.11 150.29 1877.67
电子器件及设备 28.02 495.07 58.82 1344.15 230.28 0.3 2156.63
其他制成品 1281.84 773.63 77.34 948.33 323.73 44.5 3449.36
服务 -4.34 -4.07 -4.17 -9.21 -3.06 -3.72 -28.58
总计 2656.1 3207.29 330.81 3639.18 2907.77 267.03 13008.16
资料来源:转自张小济等. 一对十的谈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影响因素及难点.《国际
贸易》,2003(8): 22
表3.13 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出口市场影响 单位:百万美元
印度尼西亚 1371.6
马来西亚 1456.34
菲律宾 3057.17
新加坡 643.94
泰国 3140.16
越南 944.81
对东盟总计 10614
美国 -813.34
日本 -511.53
其他国家 -1557.07
出口总计 6842.16
43
资料来源:转自张小济等. 一对十的谈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影响因素及难点.《国际
贸易》,2003(8): 23
表3.14 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中国对东盟出口将会增加的产品 单位:百万美元
印尼 马来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泰国 越南 总计
食品 58.75 163.54 82.93 117.12 115.82 13.96 570.12
蔬菜、油 42.39 1.64 0.67 6.09 10.67 0.1 61.56
其他农产品 31.08 11.47 14.47 80.36 40.32 5 182.7
林、油、气矿产品 18.03 1.9 0 -0.68 13.54 0.23 33.03
纺织和服装 402.76 307.61 622.66 58.62 869.89 240.71 2502.25
药品 97.98 105.69 179.24 13.94 196.81 31.32 624.98
摩托车 74.44 45.67 173.97 54.82 357.69 50.78 757.37
电子器件及设备 114.31 361.36 813.43 -12.15 794.09 80.26 2151.31
其他制成品 527.94 453.95 1169.78 329.84 742.79 499.15 3723.45
服务 3.92 3.5 0.01 -4.02 -1.46 5.31 7.26
总计 1371.6 1456.34 3057.17 63.94 3140.16 944.81 10614.02
资料来源:转自张小济等. 一对十的谈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影响因素及难点.《国际
贸易》,2003(8): 23
表3.15 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东盟对中国出口将会增加的产品 单位:百万美元
印尼 马来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泰国 越南 总计
食品 -5.57 -4.86 42.05 -1.27 129.56 -6.02 153.9
蔬菜、油 42.97 505.54 4.21 38.47 2.83 20.88 614.91
其他农产品 139.26 145.65 12.27 72.91 290.77 30.08 690.95
林、油、气矿产品 55.91 25.72 52.18 18.86 9.89 12.28 174.83
纺织和服装 735.35 465.62 68.54 101.93 1698.77 9.39 3079.59
药品 94.75 186.37 14.54 369.29 164.89 9.05 838.9
摩托车 287.91 618.62 5.03 755.72 60.11 150.29 1877.67
电子器件及设备 28.02 495.07 58.82 1344.15 230.28 0.3 2156.63
其他制成品 1281.84 773.63 77.34 948.33 323.73 44.5 3449.36
服务 -4.34 -4.07 -4.17 -9.21 -3.06 -3.72 -28.58
总计 2656.1 3207.29 330.81 3639.18 2907.77 267.03 13008.16
资料来源:转自张小济等. 一对十的谈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影响因素及难点.《国际
贸易》,2003(8): 24
从上述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大大推动双方产业内贸易的发
44
展,特别是双方在纺织和服装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制成品方面的产业内贸易将大幅
增加。
3.4.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对以后中国及东盟间投资的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本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
吸引力,但相互投资特别是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在短期内不会大幅增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之所以能够增强本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是因为以下
几方面的原因:
①区内、区外的关税差别和原产地规则
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区外企业不在本区域投资就无法享受到该区域的关
税优惠。而原产地规则发挥着压力机制的功能,外部企业只有符合该自由贸易区的原
产地规则才可以享受关税优惠,没有相当数量的直接投资就无法达到原产地规则的要
求,从而也无法获得优惠关税待遇。
②开放领域的扩大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扩大开放、增加透明度和投资环境改善的信号,因而将促进投
资。不仅如此,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日新自由贸易协定和欧
盟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本身就包括投资保护条款、投资自由化措施和投资争端解决
机制。这更是对投资者的硬承诺,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和改善在区域内投资的盈
利前景,因此能促进投资。另外,从长期看,因建立自由贸易区而形成的区域市场一
体化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这也有利于吸引投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进投资的机制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区内关税和
非关税壁垒减少或消失→在区域内经营成本下降(区域外企业经营成本相对上升)→
区域内企业盈利机会增加→对本区域的投资增加。当然,这要具体分析不同行业对区
域内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这里以取消自由贸易区内的高关税壁垒为例来说明对吸引
外资的影响。目前,东盟对从中国进口的浮法玻璃、摩托车、酒和某些谷类、家禽和
肉产品、糖等征收高额关税,有的产品关税超过100%,同时,中国对进口的蔬菜和
水果、肉类产品、家禽和海产品、大米、糖、纺织品、服装和化工产品和饮料产品也
征收20%以上的关税。如果在自由贸易区内取消这些产品的关税,将有利于中国在浮
45
法玻璃、摩托车和某些农产品领域吸引外资,有利于东盟在纺织品、服装和化工产品
行业吸引外资,有利于在某些农副产品、糖领域增加相互投资。
当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因素很多,而像跨国并购、汇率变化和投资来源
国投资气候等因素又是经常变化的,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并不意味着直接投资流
入就一定会增加,也不意味着不发生剧烈波动。但是,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吸引外资的
正面因素则是确定无疑的。
但是,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东盟相互间投资的促进作用在近期不会很大,特别是中
国对东盟的投资不会大规模增加。因为,第一,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将产生贸
易对投资的替代作用。例如,原来一些东盟企业之所以到中国来投资,是因为存在关
税、非关税壁垒,现在随着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了,就无需再
将工厂搬到中国,只需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即可。第二,本自由贸易区的绝大多数国家
都是资本输入国,发展阶段还没有达到不断扩大对外投资的地步。第三,本地区的多
数国家存在严重的投资壁垒,而投资环境在短期内明显改善的可能性不大。第四,中
国对东盟投资的起点很低,中国企业在适宜投资的较发达东盟国家缺乏应有的竞争
力,而发展程度较低的东盟成员的投资障碍又较大。因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近
期对双方相互投资的促进作用不会很大。
此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近期对服务贸易的总体促进作用不会很大,
但对某些领域将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世界贸易组织将服务分为商务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务、
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健康服务、旅游服务、娱乐文化体育服务、运输服
务和其他服务等12 个类别。而服务贸易又分为四种形式:跨界提供、境外消费、商
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服务贸易的开放就是指这12 个服务类别的4 种贸易方式的开
放。
由于许多服务活动天然的信息不对称和服务消费与生产的同步性,要对服务贸易
开放的影响进行评估非常困难。从理论上说,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将促进货物贸易。世
界银行最近对自由贸易区的研究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特别重要的积极作用,因为,
第一,与货物贸易不同,服务贸易的障碍主要是数量限制,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会造成
贸易转移效应;第二,服务业的投入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基础性投入。另外,服务
46
贸易的自由化还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由于自由贸易区,不仅不会产生排挤效应,
反而有可能给区外有竞争力的服务提供者带来市场扩大的好处,因而有利于吸引区外
服务业FDI。
服务贸易的开放问题也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开放程度会
在WTO 承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目前中国东盟之间的服务贸易水平之所以低到在统
计上可以忽略不记的地步,除了双方都是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缺乏国际竞争力之外,
还在于双方在服务贸易方面设置了许多障碍。几乎所有的东盟国家都在电信、广播电
视、金融保险、建筑、会计、法律、分销等领域设置了坚固的贸易屏障。其中,限制
外资股权比例最多,且普遍存在于金融、保险及电信等行业。此外,行政程序繁杂(如
申办工作证、临时居留证等程序繁杂及申请延期困难等)、内陆运输不便、通讯设备
不足,以及信息取得不易等,也造成服务贸易发展的阻力。无庸讳言,中国也存在许
多服务贸易障碍。如银行经营本币业务许可证制度、保险公司的规模、电信方面股权
限制等。
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减少双方现在存在的服务贸易
障碍,提升双方的服务贸易水平,并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但是,在近期对服务
贸易的促进作用不会太大。因为,第一,自由贸易区给中国东盟服务业带来的优惠抵
消不了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劣势。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给
东盟服务企业更多的优惠,仍然竞争不过欧美日的企业,从而也就难以对双方的服务
贸易起促进作用。这就是说,由于中国和东盟主要国家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互补性
不强,即便双方在市场准入方面都给对方以更大的自由和便利,也难以有较大的促进
作用。这在金融、电信、分销、教育、健康服务等方面尤其如此。特别是在这些领域
的商业存在方面,中国在东盟以及东盟在中国都不具备比较优势。这是由双方服务业
在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决定的。第二,根据GATS 规范,发展中国家可依法拒绝将许多
服务部门纳入市场开放的承诺之中,中国东盟服务业的开放肯定将采取逐步推进的方
式,主要东盟国家的服务贸易承诺表所涵盖的范围可能有限,其开放速度可能较为缓
慢。近期自由化的程度将是有限的。许多限制在短期内难以取消。第三,双方有优势
的服务部门,例如,旅游,已经相当开放,进一步开放的促进作用不大。当然,不同
服务部门和不同国家情况会有所差异。
47
4 中国和东盟贸易与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4.1 中国和东盟贸易及直接投资关系的经验分析
4.1.1 东盟对华直接投资与贸易发展历程
东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尼.其
他国家投资额极少。上述五国对华投资合同投资和实际投资额占整个东盟对华投资的
比重的绝大多数,如在2004 年其比重分别为98.45%和99.3%;同时也以2004 年为
例,中国与这五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占中国对东盟贸易总额比重的91.71%,中国对这
五国的出口额占对东盟总出口的86.48%,中国对这五国的进口额,占从东盟总进口
额的95.26%。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对东盟的统计口径为上述五国。
总体来看,中国与东盟在最近20 多年的贸易与投资增长迅猛,1984 年中国对东
盟5 国的贸易总额为仅为23.7 亿美元,到了2004 年双方的贸易额就达到970 亿美元,
20 年间增长了40.9 倍,其平均年增长率为19.3%;与此同时,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
资也增长迅猛,由1984 年的886 万美元,增加到2004 年的29.09 亿美元,增加了369
倍,其平均年增长率为32.5%。具体数据参见表4.1。目前,东盟已经成为我国第五
大贸易地区及第六大投资地区。从这些年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及双方贸易的发展历程来
看可以分为如下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0)为起步阶段。在此阶段,双方的贸易和投资总量较小,
增长速度也相对较慢,特别是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绝对数量较小。在此期间,虽然
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较快,但每年的项日数只有200 个左右,而且数量少,
每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不足1 亿美元(1989 年除外),并且其投资额在中国实际利用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如1984 年其比重为0.7%,至1990 年,
比重才上升到1.73%。同时,在此阶段,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也处于慢慢发展阶段。
贸易总额从1984 年的23.76 亿美元发展到1990 年的66.79 亿美元。增加了43.03 亿
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8.80%。其贸易总额所占中国总贸易额的比重较小,其比重从
1984 年的4.44%至1990 年的4.80%,仅上升0.36 个百分点。
48
表4.1 中国对东盟5 国的贸易及东盟流入中国的FDI 1984-2004 年 单位:万美元
年份
东盟对
中国的
FDI
较前年
增长比
占中国
外资总
额比
中国对东
盟出口
中国从东
盟进口
中国和东
盟贸易总

较前年
增长比
占中国
贸易总
额比
1984 886 —— 0.70 182220 55360 237580 —— 4.44
1985 2241 152.93 1.35 264792 61657 326449 37.41 4.69
1986 2408 7.45 1.29 160217 88498 248715 -23.81 3.37
1987 3718 54.40 1.61 205958 118134 324092 30.31 3.92
1988 3917 5.35 1.23 227900 153660 381560 17.73 3.71
1989 10011 155.58 2.95 251119 162615 413734 8.43 3.70
1990 6064 -39.43 1.74 372802 295143 667945 61.44 5.79
1991 8782 44.82 2.01 412452 382202 794654 18.97 5.86
1992 26646 203.42 2.42 425212 420008 845220 6.36 5.11
1993 100289 276.38 3.65 467236 601236 1068472 26.41 5.46
1994 187157 86.62 5.54 636240 683956 1320196 23.56 5.58
1995 262526 40.27 7.00 900167 940714 1840881 39.44 6.55
1996 318074 21.16 7.62 881796 1038766 1910562 3.79 6.59
1997 341785 7.45 7.55 1092683 1197413 2290096 19.87 7.04
1998 419808 22.83 9.23 948064 1229847 2177911 -4.90 6.72
1999 327497 -21.99 8.12 1076954 1440553 2517507 15.59 6.98
2000 283671 -13.38 6.97 1509539 2099969 3609508 43.38 7.61
2001 296977 4.69 6.33 1580375 2187921 3768296 4.40 8.02
2002 320042 7.77 6.07 2038447 2966797 5005244 32.83 8.06
2003 285309 -10.85 5.33 2640715 4535190 7175905 43.37 8.43
2004 290962 1.98 4.80 3710038 5998483 9708520 35.29 8.41
数据来源:根据各年度《海关统计》及《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注:东盟5 国指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及菲律宾。
第二阶段(1991-1998)为东盟在华直接投资及贸易的快速发展阶段。此阶段的
特点是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发展迅猛,而且双方贸易也发展较快,贸易额不断加大。
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迅猛飞升、中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极大的提高
了东盟对华投资的兴趣。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和外籍华人纷纷到华投资。从项日数看,
在此阶段,每年东盟的投资项日都超过500 个,实际投资金额也不断加大,从1991
年的0.88 亿美兀上升为1998 年的41.98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73.70%,其占外商投
49
资总额的比重由1991 年的2.01%上升到1998 年的9.23%。其中1995-1998 年东盟在
华直接投资所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了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所占全国的比重。与此同
时,此阶段双方的贸易额也不断加大,由1991 年的79 亿美元增加到1998 年的217.8
亿美元,其年均增长率为14.14%。但其贸易额占中国总贸易额的比重上升不快,1991
年其比重为5.86%,至1998 年比重也才上升到6.72%,上升不到1 个百分点。
0
2000000
4000000
6000000
8000000
10000000
12000000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2001
2002
2003
2004
进出口总额中国对东盟出口中国从东盟进口东盟对华直接投资
图4.1 中国和东盟5 国的贸易与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趋势图
资料来源:根据表4.1 数据绘制
第三阶段(1999 年至今)为东盟在华投资调整阶段。此阶段,东盟对华直接投
资停滞不前,但是双方贸易却仍增长迅速。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及以后两次经济衰
退的影响,导致东盟对外投资能力大大下降,因而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停滞不前,投
资额一直在30 亿美兀左右徘徊,在华实际投资的比重由1998 年的9.23%逐渐下降到
2004 年的5.33%。这个时期,东南亚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
与东盟的贸易。从表4.1 可以看出,在发生危机和经济衰退期间,中国与东盟的双方
贸易也增长缓慢,如1998 年与东盟的贸易较1997 年减少了约1.2 亿美元,2001 年贸
易增长率仅为4.4%。但此阶段,总体来看,贸易增长仍然迅速,至2004 年双方的贸
易额接近千亿大关,达到970 亿美元,其年均增长率25.23%。
50
4.1.2 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对双方贸易的影响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一般来说,从母国流入东道国的FDI 依据其流入方式和产
业的不同会对东道国及母国之间的贸易会产生一种替代或者互补的关系,那么东盟对
中国的直接投资会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及中国的贸易产生何种影响,究竟是替代
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呢?
目前从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流向来看,基本上集中在制造业,饭店酒店业和房
地产业。如东盟国家特别是新加坡,逐渐将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和组装转移到
中国大陆,像纺织服装、鞋类、电子电器组装、家具、石化产品、饲料加工等是东盟
资本投资比较集中的部门;同时新加坡还将大量资本投向饭店餐饮业和房地产业。这
些流入纺织服装、鞋类及家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直接投资将从2 个方面影响中国与
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首先,它将带动中国从东盟的进口,如原材料,机器等的进口;
其次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而对于流入电子电器组装行业的
FDI,对贸易的影响可能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国从东盟的进口方面,因为对于东盟来讲,
这种投资基本上是一种基于产业转移方面的投资,其基本目的是借助中国的廉价劳动
力进行生产。大部分产品基本上是对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出口或在中国本地销售,
其对中国向东盟的出口影响不太大。而在饭店和房地产业等服务业的投资基本上只会
影响中国从东盟的进口,对出口的影响相对小一些。
总体来讲,目前来说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主要体现为
一种互补关系,即东盟对中国的FDI 会拉动中国对东盟的进口,这点在现阶段中国对
东盟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上面也有所体现。但是就现阶段来讲,由于东盟对中国的投
资相对双方的贸易总额来讲其数额太小,因而即使其投资可以带动双方的贸易,但是
这种拉动幅度太小。因而,中国与东盟之间总的贸易关系主要还是体现为一种产业间
的贸易,由FDI 带动的产业内贸易额及企业内贸易额相对与产业间贸易额还比较小。
4.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双方贸易的影响
目前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起步较晚,而且数额相对于双方的贸易额来说非常
51
小。2003 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额为2.3 亿美元,其累计直接投资仅为9.5 亿美元,
而此时双方贸易总额已经达到783 亿美元,直接投资仅为当年双方贸易总额的2.9%。
目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基于市场开拓和资源引进等方面,这种基于市
场开拓的投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国对该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产生替代作用,但
这种投资同时也会带动其它投入品的出口,最终该投资给贸易整体上带来的影响还需
要具体进行分析;而那种基于资源引进的投资一般会对贸易产生一种进口及出口上的
一种双向拉动。因为,该项投资首先会从我国进口相关投入品,表现为一种对我国出
口的促进,其次,在投资完成后,基于其投资目的,会增加我国对其的进口。因而,
我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可以拉动我国对东盟之间的贸易。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由于现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其投资数额比较小,对贸易的拉动
的作用很小,因而对于双方整体上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双方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双方
贸易、投资政策的协调及经济的发展,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相互的直接投资必然会迅猛
增加,并拉动了双方的产业内贸易及企业内贸易,从而对双方的总体贸易产生更多更
大互补效应。
4.2 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与双方贸易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上节对中国与东盟之间直接投资与双方贸易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经验上的分析,
其分析表明了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与双方贸易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但是
整体来讲,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主要还是体现为一种产业间贸易,即其投资对
双方产业内贸易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小。本节将对上述经验分析进行实证分析。
4.2.1 研究方法
由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起步较晚,数据获取较难。因此,本节仅对东盟对华
直接投资与双方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1)数据与变量选取
样本选择的数据为1984-2004年间东盟5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及
52
菲律宾)对中国的实际直接投资及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贸易的年度数据。其贸易数
据来源于《海关统计》相关各期,投资数据来源于《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统
计年鉴》的相关各期,具体数据参见表4.1。
本节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软件——Eviews4.0进行数据处理和计量实证研究。在
变量选取上,用FDIt表示历年东盟对中国的实际直接投资,EXt表示历年中国对东
盟5国的出口额,IMt则表示历年中国从东盟5国的进口额。由于引入对数后将更容易
得到平稳数据且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所以,为了研究方便,本文对
以上时间序列分别取自然对数,其中LnFDIt是 t 期东盟对中国的实际直接投资额的
自然对数,LnEXt是 t 期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额的自然对数,LnIMt是 t 期中国从
东盟进口贸易额的自然对数。C 为常数项。
(2)时间序列的平稳性ADF 检验
判断时间序列是否平稳即分析它们的随机特征(期望值和方差)。当时间序列不
表现出趋势或季节性,即没有因素随时间而演化时,它即是平稳的。以下采用扩展的
ADF 单位根检验,以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ADF 检验包括一个回归方程, 左边为
序列的一阶差分,右边则为序列的一阶滞后项、滞后差分项,有时还有截距项和时间
趋势项。带有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的回归为:
1
1
1 1 t
p
t
Δyt = C + Tt +γyt + Σε iΔyt + μ
=
− − (4.1)
每种情况的单位根检验都是对回归式中yt−1的系数γ 进行检验,ADF检验的输出
结果包括检验滞后变量系数的ADF统计量和检验所需的临界值,如果系数显著地不为
零,那么,yt包含单位根的假设将被拒绝,从而接受备选假设yt平稳。
对以上变量,VAR模型的估计从0~3阶滞后展开。AIC和SC标准用于判断最优滞
后阶数。
(3)格兰杰因果分析
为了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这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常常采用格兰杰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格兰杰因果性概念可表述为:如果变量X是变量Y的格
53
兰杰因,那么,X的变化必先于Y的变化,即若用Y的滞后值去预测Y,再加上X 的滞
后值,有助于改善Y的预测精度。具体检验过程如下:
第一步:检验“FDI不是引起EX或IM变化的原因”的零假设,回归模型如下:
i
m
j
i t j
n
i
EXi = ΣαiFDIt + Σ β EX + μ
=

=

1 1
1 (4.2)
式(2)中, i
μ 为残差序列,满足零均值和零方差且自相关假设。
i
m
j
i t j
n
i
IMi = ΣαiFDIt + Σ β IM + μ
=

=

1 1
1 (4.3)
式(3)中, i
μ 为残差序列,满足零均值和零方差且自相关假设。
第二步:用回归的残差平方和计算F统计量。
第三步:检验零假设:H0 = 0(I = 1,2,3....n),如果其中至少有一个显著地不为
零,则拒绝“FDI不是引起EX变化的原因”的零假设,接受FDI是引起EX变化的原因;
同样,为了检验“EX不是引起FDI变化的原因”, 只需将上述回归模型中的变量EX和
FDI相交换, 作同样的回归检验和统计检验就可获得,对于FDI及进口之间的因果检
验同上。因此,两个经济变量之间要么不存在因果关系,要么存在因果关系。在具有
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两者之间可能是单向因果关系,也可能是相互影响。因果关系模
型中的滞后期数分别取1~3期。
(4)数据间的协整检验
协整的概念由格兰杰(Granger)首先提出,并经格兰杰和恩格尔所发展。他们
将VAR、ECM和单位根与协整理论整合,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整表述定理:
即如果一组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那么,这组序列就是协整的,
表示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所以,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因果关系分析的第三步是检测
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即这些变量是否是协整的,所使用的是Johansen检验,它能判
定协整方程的个数。
如果所有变量都是同阶单整的, 且这些变量的某些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称这
些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Stock证明,对存在协整关系的时间序列,最小二乘回归
(OLS)的估计量不仅是一致的,而且快于平稳时间序列OLS估计量的收敛速度,因
54
此,可以直接使用传统的OLS方法。对协整模型的OLS估计量也称为超一致估计。
对流入的FDI和出口进行OLS回归,模型如下:
LnEXt = C +αtLnFDIt + μt (4.4)
LnIMt = C +αtLnFDIt + μt (4.5)
其中,LnFDIt是 t 期实际FDI的自然对数,LnEXt是 t 期出口贸易额的自然
对数,LnIMt是 t 期进口贸易额的自然对数。C为常数项。引入对数是为了研究方
便,取对数后将更容易得到平稳数据且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考察上述方程的回归残差t
μ 是否平稳,如果回归残差平稳,则说明存在协整过
程,该方程描述了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
同样用ADF法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即做如下回归:
t
p
i
Δμt = C + T +γμt + ΣξiΔμt +ν
=
− −
1
1 1 (4.6)
H0 :γ = 0; H1 :γ ≺ 0。
其中, t
ν 是误差修正项,p是使残差项为白噪音的最优滞后阶数。
4.2.2 计量检验结果
(1)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对相关各序列数的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4.2,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表4.2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临界值
变量 检验类型 ADF检验统计值
1% 5% 10%
D(LnEX)
LnEM
(C 0 0)
(C 0 0)
-3.953295
1.394963
-3.8572
-3.8304
-3.0400
-3.0294
-2.6608
-2.6552
D(LnIM)
LnIM
(C 0 0)
(C 0 0)
-3.364698
-0.727761
-3.8572
-3.8304
-3.0400
-3.0294
-2.6608
-3.8304
D(LnFDI)
LnFDI
(0 0 0)
(0 0 0)
-1.980133
1.126177
-2.7057
--2.6968
-1.9614
-1.9602
-1.6257
-1.6251
注:D(LnFDI)、D(LnEX)及D(LnIM)分别表示LnFDI、 LnIM 及LnIM 的一阶差分。
55
LnFDI ,LnEX , LnIM 原值均不显著,即其原值接受单位根的假设,伪单
位根过程。其一阶差分拒绝单位根假设,说明其为平稳时间序列。
(2)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在以下的分析中,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测使用的是以上变量自然对数
的一阶差分,因为它们是平稳的。所考虑的变量是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与中国对东
盟的进、出口贸易,其检验结果见表4.3。
表4.3 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和东盟进、出口贸易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假定 F值 P值 决策 因果关系
FDI ≠﹥ EX
EX ≠﹥ FDI
0.45040
0.59774
0.64695
0.56449
接受
接受
FDI ≠﹥ EX
EX ≠﹥ FDI
FDI ≠  IM
IM ≠  FDI
0.15461
2.12350
0.85830
0.15922
接受
接受
FDI ≠  IM
IM ≠  FDI
计量结果表明,“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变动不是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变化的原因”
及“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变动不是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的零假设均被接
受,即表明了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同样根据计量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东
盟对中国直接投资与中国从东盟进口贸易之间也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4.2.3 结论分析
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与前文中经验分析及以往学者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实
证结果不太一致,即当前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之间并没有呈现
出贸投一体化的特征,即双方之间的贸易基本上仍然是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传统产业
间贸易为主,东盟对华的直接投资对拉动双方产业内贸易的程度仍然不高,这一趋势
与当今发达国家之间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不太一致。其原
因大致如下:
①目前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仅有10 几年的历史,时间短,因此存在着计量大的
误差,因而在计量上发现投资对双方贸易的影响不显著;另外来看,因为亚洲金融危
56
机的影响,使得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发生了很大的波动,而由于时间数据短,这种
突发的波动无法通过计量方法消除,因此对于计量结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就目
前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的规模来看,其30 亿的规模与现在双方几百亿的贸易规模相
比,显得微不足道,因而投资对双方贸易的影响也非常小。
②就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流向来看,其流入行业主要为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
产业及服务业和房地产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不同,这样流入出口导向的产
业其出口对象是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因此这种投资会对中国带动的贸易影响对于
中国与东盟整个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主要是基于产业
内资源全球化配置,因此这种投资会对双方之间产业内贸易产生积极影响,即促进了
双方产业内间的贸易;而流入服务业及房地产业的直接投资,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
对双方贸易的影响不大。
4.3 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结构、产业内贸易分析
从上节的实证结果来看,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仍是以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传
统产业间贸易为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近几年随着双方经济发展、工业化程度不断
提高、贸易与投资的扩大,双方的贸易逐渐走向基于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的产业内贸
易,且贸易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正在形成互补性的分工。产业内贸易日渐成为中国
与东盟间贸易的重要形式,而且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增强。
4.3.1 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结构分析
(1)双边贸易产品结构概况
根据SITC,所有产品可分为初级产品、工业制品和未分类的杂项产品。其中食
品、农业原材料、燃料和矿产品为初级产品,化工产品、机械与交通设备为资本与技
术密集产品,其他制成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图4.2和图4.3给出了中国与东盟1995-
2003年不同类型的贸易产品所占比的时间序列。
57
表4.4 中国与东盟各产业贸易额1993-2001 单位:亿美元
产业 资源型产业 劳动密集型产业 资本、技术型产业
年份 进口 出口 合计 进口出口合计 进口 出口 合计
1993 13.87 31.50 45.37 9.83 4.90 14.73 12.90 8.87 21.77
1994 23.62 35.10 58.73 15.33 7.42 22.75 18.63 10.51 29.15
1995 23.69 37.29 60.98 20.20 9.46 29.66 26.98 14.69 41.67
1996 29.35 44.88 74.23 20.33 14.89 35.22 42.27 19.88 62.16
1997 42.05 38.41 80.46 26.81 20.69 47.50 65.97 29.01 94.98
1998 31.45 33.97 65.42 21.86 24.63 46.49 55.52 33.47 90.00
1999 37.87 71.00 108.88 39.34 49.63 88.97 114.51 143.29 257.79
2000 55.92 95.13 151.05 49.30 69.78 119.08 155.74 183.58 339.32
2001 45.90 80.23 126.13 43.66 61.35 105.01 141.23 170.23 311.56
数据来源:转自陈秀莲《中国-东盟国际产业转移问题的研究-兼论广西的对策》 硕士毕
业论文 34。
0
0.1
0.2
0.3
0.4
0.5
0.6
0.7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图4.2 中国从东盟进口产业贸易结构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根据表4.4 的数据绘制而成
58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图4.3 中国从东盟出口产业贸易结构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根据表4.4 的数据绘制而成
从中可以看出,在双边的贸易产品中初级产品所占的份额保持着逐年下降的趋
势。特别是中国对东盟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的进口从1995年的51%下降到2003年的
21%,同时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在双边贸易中的份额也有下降的趋势,尽管没有初
级产品那么显著。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和东盟都具有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资本与技
术密集型产品在双方贸易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最为明显,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产品中属于
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从1995年的37%增加到2003年的58%,而中国对东盟的进口产品属
于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也从1995年的29%增加到2003年的68%。中国与东盟的优势产品
在近10年间都以资源型初级产品和工业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向了以资本与技术
密集型产品为主,实现了贸易产品的结构升级。但由于中国与东盟的国家特性,在双
边出口的高技术产品中,很大比例的产品是相对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主要是进口
零部件的加工和组装),较少有使用当地物质和技术投人的复杂加工和研发。
(2)双边贸易的主要产品分析
在对中国与东盟近5年来的主要贸易产品分析时发现,双边的贸易产品主要集中
在按《协调制度》即HS编码两位数的十四类商品上,只是每年这十四类产品的进出
口额的排名有所不同。现以2003年的数据作说明,见表4.5。
59
表4.5 2003 年中国一东盟双边主要贸易产品 单位:百万美元
中国对东盟出口主要商品中国从东盟进口主要商品
HS
贸易量 比重
HS
贸易量 比重
85 7955.1 28.7 85 6122.5 22.7
84 7128.9 25.7 84 4824.4 17.9
27 1641.9 5.9 27 3518.6 13.1
90 611.6 2.2 29 1753.1 6.5
10 511.7 1.8 39 1636.7 6.1
39 510.5 1.8 15 1517.3 5.6
73 455.9 1.6 40 1228.8 4.6
52 448.7 1.6 44 849.8 3.2
28 447.5 1.6 90 623.7 2.3
29 425.3 1.5 72 446.5 1.7
合计 12429.8 83.8 合计 22521.4 86.6
资料来源:东盟统计年鉴2004 年
注:HS 一栏中指商品种类分类,具体分类方法参见新华在线-经济数据特供系统
(http://db.cei.gov.cn/)。
在2003年双边贸易中,中国的出口与东盟的出口(即中国的进口)前十位产品中
有六位是雷同的,主要集中在84章机械器具及其零件和85章电机、电气设备、录音机
及放声机、电视图象、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还有90章光学、照相、电影、
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27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
蒸馏产品、沥青物质、矿物蜡,29章有机化学品和39章塑料及其制品。同时又有四类
商品不相雷同,其中中国出口的商品是28章无机化学品、贵金属、稀有金属,10章谷
物,52章棉花和73章钢铁制品,而东盟的出口商品则是巧章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
精致食用油脂,40章橡胶及其制品,44章木材及其制品、木炭和72章钢铁。
从双边贸易的产品结构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基本反映了由资源察赋决定的比较
优势理论。东盟国家地处热带,森林资源、海洋资源、农业和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因
此这些资源性产品成为中国大量进口的产品。如泰国对中国出口主要有大米、木材、
橡胶、砂糖等;马来西亚对中国出口棕搁油、木材、橡胶、化工原料等;菲律宾对中
国出口主要为椰油、水果、钢精砂、化肥等。同时,中国的谷物、棉花和锌、铅、煤
60
炭等矿产品是东盟所进口的主要产品。如中国对泰国出口原油、中药材等;对马来西
亚出口玉米、大豆、饲料、食品等;对菲律宾出口原油、食品、化工产品等。由此可
见,中国与东盟在资源某斌方面的差异性赋予了双边之间巨大的经济互补性。
占双边主要贸易份额的工业制成品中,84章和85章的比重又是最大的。2003年中
国对东盟出口的84与85章产品达150亿美元,占对东盟出口的54.4%,而中国从东盟进
口的机电产品也达109亿。
虽然这十四类产品是中国和东盟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但是目前双方的比较优势
还是有所不同。以机电产品为例,东盟向中国主要进口集成电路及微电子、无线电话、
电报、广播电视发送设备、摄象机和一些装备的零件,参见表4.6。
表4.6 2003 年中国-东盟主要贸易产品:机电产品详情表 单位:美元,%
HS 比重
中国对东盟出口价格(同
类产品从东盟进口价格)
HS 比重
东盟对中国出口价格(同
类产品中国出口价格)
8542 18.5 0.709(5.191) 8542 71.2 5.191(0.709)
8525 10.1 77.486(60.88) 8541 7.31 0.194(0.104)
8529 8.41 22.582(93.64) 8529 2.72 93.643(22.581)
8504 4.29 0.862(0.123) 8540 2.39 19.437(25.354)
8522 4.74 8.229(8.725) 8532 1.69 69.153(21.121)
资料来源:转自徐圆.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系及结构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5(5):80
其中设备的零件、附件占了总出口额的13.15%。而东盟向中国的出口大部分集中
在集成电路及微电子,占71.2%,其次是半导体占7.31%。虽然集成电路及微电子都
是双方机电类出口商品的第一位,但贸易差额却达到108.21亿美元,且产品的平均单
位单价也有较大的差距,中国只有0.708美元,而东盟差不多是中国的7倍,达5.191
美元。同样,中国出口的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普遍低于东盟出口的商品,这说明了中
国向东盟出口的机电产品属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的初级产品,相对来说东盟出口
的产品则有着较高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61
4.3.2 中国与东盟之间产业内贸易状况分析
(1)产业内贸易的定义与分类
1975年,格鲁贝尔(H.G.Grubel)和劳埃德(P.J.Lloyd)所著的(产业内贸易:
差别化产品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度量》一书中,将产业内贸易定义为:“总贸易值减去
产业间贸易的余额。”后来许多研究产业内贸易的学者又提出自己对这一概念的理解,
例如有的把它定义为:相同产品贸易(Brander工A.,1981);或一国同时进、出口某一
相同产品类别(指SITC某一组下的产品)的活动(Finger,J.M.,1995 )等等。
产业间贸易主要是由于资源察赋条件不同,而产业内贸易利用产品多样化和规模
经济的概念。产业内贸易又可细分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其中水平产业
内贸易是指同行业中产品质量虽然一样,但性能和设计有所差异的产品,体现了规模
经济和产品多样化。垂直产业内贸易是指对产品质量有差异的产品贸易,体现了比较
优势、技术差异和资源要素察赋。根据格林纳韦(Greenaway,1994)的公式计算,
各个产业的(出口单位单价/进口单位单价)等于0.75<出口单位单价/进口单位单价)
< 1.25就认为该贸易划分为水平产业内贸易。
(2)产业内贸易指数
一般来说,衡量一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采用产业内贸易指数IIT 来进行测算,
它是由格鲁贝尔和劳埃德(1975)的定义:
% 100 1 ×  


 

+

= −
K K
K K
K X M
B X M (4.7)
其中BK 是产业K 的产业内贸易指数,XK 和MK分别表示该产品的出口与进
口。100% ≥ BK ≥ 0,如果XK =MK,则BK =100%,即所有贸易均为产业内贸
易。
为测量一国产业内贸易的平均水平,格鲁贝尔和劳埃德又提出了加权IIT 指数:
62
100%
( )
( )
1
1 1 ×
Σ +
Σ + − Σ −
=
=
= =
n
K
K K
n
K
K K
n
K
K K K
K
X M
B X M X M
B (4.8)
但是,当一个国家的整个贸易存在不平衡状态时,公式(4.9)将会低估产业内
贸易,因此格普贝尔和劳埃德又提出了修正的IIT 指数公式:
100%
( ) ( )
( )
1 1
1 1 ×
Σ + − Σ −
Σ + − Σ −
=
= =
= =
n
K
n
K
K K K K
n
K
K K
n
K
K K K
K
X M X M
B X M X M
C (4.9)
修正后的IIT 指数从总贸易额中减去了不平衡的贸易额。
(3)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
表4.7 2003 年中国-东盟主要贸易产品IIT 指数 单位:万美元,%
HS 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与总贸易量比重 IIT VIIT HIIT
85 2430427.36 100 63.97 58.98 4.99
84 1386612.47 100 77.68 75.91 1.76
27 644646.99 98.54 95 1.58 93.34
90 13044.98 100 83.79 80.41 3.38
10 56289.00 85.38 26.71 26.71 0
39 328781.28 100 52.57 35.48 17.09
73 53571.44 98.71 84.52 83.45 1.07
52 54342.61 86.24 58.86 31.09 27.56.
28 44382.07 96.1 88.56 78.4 10.16
29 22954.63 97.68 36.98 27.81 9.17
15 20880.40 11.62 17.56 15.16 2.4
40 147056.36 100 41.2 24.55 17.45
44 146356.12 100 77.55 75.07 2.48
72 97931.74 98.92 37.54 1.97 35.62
数据来源:根据东盟统计年鉴2004 年相关数据测算而来。
本文按HS 四位数编码利用公式(4.7)计算2003 年中国与东盟主要贸易产业的
指数IIT,再用公式(4.9)将四位数产业推进到两位数,并计算该产业的水平IIT 指
63
数(HIIT)和垂直IIT 指数(VIIT),其结果如表4.7 所示。
一般认为,一个产业的IIT 指数超过50 将认定该产业的贸易形式为产业内贸易。
由表4.7 可知,中国与东盟主要的14 类贸易产品中,有9 类是产业内贸易,这9 类
产品中77%的产品是工业产品。其中IIT 指数最高的产业是第27 章,达到95。同时
在这14 类产品中VIIT 指数都普遍远远大于HIIT 指数,可见虽然产业内贸易是中国
与东盟的主要贸易形式,但是与质量和价格上没有差异,但设计和价格上有所区别的
水平产业内贸易相比,在同行业质量上有差距的产品之间的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起
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上文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在近10 年中得到了飞快的发展,双边贸易总量、贸易依
存度不断提升,同时双方的贸易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初级产品在双方贸易额中的比例
相对下降,而工业制成品中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额占双边贸易总额的比重在
不断增加,说明了双方从由要素禀赋差异的传统产业间贸易为主,逐渐走向基于规模
经济和差别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且贸易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正在形成互补性的分工。
二是在主要贸易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当中,并不是横向产业内贸易,而是以价格和
质量有所区别的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水平产业内贸易所占比例虽然在上升,但是其
比例仍然较小。这说明虽然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结构在不断升级,但并非像发达国家
之间主要由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导致的产业内贸易,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大部分还
是基于双边之间的资源某斌和比较优势。这种基于垂直产业内贸易主要与双方的国际
分工、东盟的“雁式模式”及东盟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关(Kyoji Fukao ,HikanIshido
and Keiko 2003),这也说明了目前双方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下游水平,其出口产品的
技术含量不高。
64
5 国际贸易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选择
5.1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概述
5.1.1 国际贸易政策概述
国际贸易政策是指各国实施的对外贸易方面的政策措施,它体现了政府对国际贸
易以及其他国际经济往来所遵循的原则和要实现的目标。政府在制订国际贸易政策
时,常使用多种手段,使其与其他的目标相结合。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为克服
市场调节的局限性,会采取各种经济政策去干预经济。由于对外贸易是其市场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必然也要干预对外贸易,使贸易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要求相一致,
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从而实现本国公众的最大福利。
每个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时,通常遵循对本国经济最有利的原则,这无形中会形
成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了缓和这种利益冲突,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一方面要
考虑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反应,这为制订贸易政策
增加了一定的困难。许多国家正努力将区域政策逐步转变成统一的全球贸易政策。在
全球贸易日益发展,世界市场日益成熟,各国经济交往日益加深的今天,这种以世界
经济的稳定发展为目标的全球贸易政策是可以形成的。
国际贸易政策从政策的性质来区分,可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
贸易政策是以鼓励经贸自由化、减少干预程度、取消贸易保护为特征。自由贸易政策
的实施,会促进各国之间贸易的往来,使本国经济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目
前,在全球贸易中,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达,竞争能力强,市场开放不会给其带来威
胁,相反会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因而他们在全球积极倡导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
政策是指各国为保护本国市场,维护本国经济利益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它是当今世界
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形式,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无论采取何种经济制度,都曾采取过
不同程度的保护贸易政策。其次,从制订贸易政策的主体来区分,贸易政策可分为由
主权国家制订的贸易政策、由形成经济联盟的国家所共同制订的地区经济政策和由绝
65
大多数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经济、贸易组织制订的国际贸易政策。其中由主权国家所制
订的对外贸易政策又具体划分为:针对所有进出口商品和所有贸易往来国家的普遍性
政策、针对不同国家不同产品的特殊性政策、与金融政策相结合的对外贸易金融政策
及同产业政策相结合的贸易产业政策等。
国际贸易政策的具体措施包括:关税政策、非关税壁垒政策、鼓励出口和出口限
制政策以及倾销与反倾销政策等。
通常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形式是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从历史上看,自
由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的产生,是为资产阶级开拓海外市场服务的,但是它的产生也
反映了国际分工和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无论从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的角度,无论
一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相对平等的今天,相对自由的外贸
政策是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说,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福利。而现实经济中,
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仍盛行不衰,贸易战或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单边贸易自由仍
几乎没有被广泛地实施过。当今的国际贸易中,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条款等行政保
护措施盛行,在工业国中自动出口限制和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协议曾经被大量应用于汽
车、钢铁和纺织品等商品的国际贸易,而诸如配额、许可证等数量限制仍在多数发展
中国家被广泛使用。这些事实与传统理论形成了令人困惑的悖论。因而要重新认识两
种政策的关系。从经济效率(帕累托最优)的目标看,贸易干预政策的福利效果与自
由主义的贸易政策相比总是次优,但保护贸易政策如果是立足于保护和促进幼稚产业
的成长,增强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着眼于资源的动态优化配置,考虑经济增长的
长远利益,这种保护政策是合理的。这种保护实际上是为平等竞争的自由贸易创造条
件,因而应看到,从深层次来讲,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两者之间
存在着内在联系。保护贸易并不是闭关自守,而是把这种竞争限制在本国经济所能承
受的范围内。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了、能平等地参与国际竞争,对先进国家的经济发
展也有刺激作用。同时,一个国家在贸易政策的选择上,应充分考虑到其经济力量的
强弱,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利益集团的影响,要对诸如进口政策、出口政策、关税、
配额、补贴等手段进行认真的研究,在实践中自觉、灵活地运用这些政策手段以实现
经济目标。发展对外贸易,是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的,虽然从理论上各国应采取自由
66
贸易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国可以无条件地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而应依据实际情况
采取逐步走向自由贸易的战略和政策,在有些情况下也应暂时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5.1.2 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概述
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世界各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国际直接投资政策,随着
国际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也从保护、限制和控制变为手续简化
和政策自由化。目前,世界上尽管还没有一个综合性的国际投资条约,但却有一个运
转较为顺利的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框架,它是由各主权国家的国内法规、国家间的双
边协议、区域性投资协议、双边和多边的有关协议、非政府组织涉及投资的协议等组
成。第一,由主权国家的国内法规主要是融合在各国的宪法中,有的包含在贸易法、
关税法、银行法等法规中,大多数国家有专门的投资法、外国投资企业法。开始,许
多国家颁布投资法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国外投资者的进入及其经营。但到20 世纪50
年代以后,许多国家的投资政策更多地体现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第二,基于双边
协定的国际投资政策主要规定投资概念、原则和标准,目的是为了调整国家之间的投
资关系,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建立公正的投资环境。第三,区域性投资政策主要
包括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与开业的限制,逐步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投资争端的
解决条款等。目前,这种政策不断出现,其作用在于协调民族国家的经济目标和本土
化的利益冲突,其中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区域投资政策最为重要。
第四,多边性国际投资的政策,它主要是由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制订的。
它主要包括《哈瓦那宪章》、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缩写为TRIMS),世界银行组织制订的《国家与
他国国民投资争端解决公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等。其中TRIMS 是国际投
资的既定框架,它成功地将“国民待遇”、“取消数量限制”、“透明度”等一系列使用于
国际贸易框架的原则引入国际投资领域。第五,涉及外国直接投资问题的诸边协议。
它包括《资本移动自由化守则》和《经常项目无形资产交易自由化守则》,还有《关
于国际投资和多国企业宣言》、《能源宪章条约》等。第六,非政府组织的有关投资协
议,主要是体现在国际商会颁布的一系列政策上,但这些协议无法律约束力。
67
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可区分为投资国政策和东道国政策。投资国政策可分为鼓励对
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和限制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拥有的财富较多,
资本相对过剩,技术总体水平或某一领域的技术水平占有绝对优势,就可以采取鼓励
政策,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反之,则可采取限制政策或限制多于鼓励的政策。在国际
上,政府在促进本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有以下政策措施。第一,财政税收方面的支持
措施,即政府给予出口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实行全额退税或较高退税率的
鼓励性政策,对实物、技术投资等给以减免税收,并在国内企业内部建立海外投资储
备金制度,允许将海外投资总额从应税总额中加以扣除,返回利润再投资。例如,日
本就建立了“海外投资准备损失金制度”,对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在税收和资金方面给予
优惠。第二,提供金融支持。目前许多国家均采取对海外投资予以金融上的支持。例
如,美国政府设立一个独立机构——-“美国进出口银行”,专门为本国的跨国公司在
海外的子公司在境外投资时购买美国资本设备、原材料和劳务提供中长期贷款。第三,
放宽对私人境外投资的限制。例如,日本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就在逐步放宽私人
对外投资的限制,并采取一系列自由的措施。第四,建立促进和管理对外投资领导机
构。这在许多转型国家尤为突出,这些国家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
政府必然要对跨国经营投资进行宏观管理。例如,新加坡在1993 年就成立了以财政
部政务部长为首的“海外企业促进委员会”,由其负责消除跨国投资和经营的障碍,指
定政策建议。第五,提供各种投资情报。为了进一步了解海外投资国的各种情况,许
多国家通过驻外使馆和银行、国际商会等机构获取各种信息,有的国家甚至通过建立
信息支持系统获取投资信息。例如,德国的投资开发公司除对项目进行论证外,还向
投资企业提供各种咨询。第六,成立官方或半官方的服务组织。例如,中国香港地区
的香港贸易发展局就是专为其企业的海外经营提供信息等服务。
从不同性质的国家来看投资政策。一般来讲,发达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政
策不相冲突时,通常允许或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很少对对外直接投资采取限制措施,
更多的是采取鼓励性措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鼓励对外直
接投资可增强本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减少和克服市场失灵所
带来的问题,为实现这种投资战略,通常要选择到有一定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方面较
68
好、政治、经济相对稳定的国家投资,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发
展。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鼓励性政策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提供信息与技术援助。
所有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或银行时常为其投资者提供信息和技术援助。一些发达国家
还建有资料库,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寻找合作伙伴提供服务。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意大利 Mondimpresa、日本贸易振兴会等组织就是提供这类服务的组织。二类是采取
资金支持和财政优惠的政策。三类是投资保险。许多发达国家都制订了国家投资保险
计划,为国家征收、战争和本利回汇风险提供担保。55 而就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
国家来说,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未单独制订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外投资政策
一般都放在资本管制政策中。而且控制较为严格。这是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
发展水平不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力很小。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对外直
接投资方面的政策,逐步开始了较为自由化和促进对外投资的政策。大多数国家希望
通过采取这种政策增强本国的竞争力,采取的具体措施也主要体现为提供资金和财政
优惠,提供信息与技术援助、投资保障等。
东道国政策包括东道国对国外直接投资的激励政策和限制政策。东道国对国外直
接投资的激励政策是东道国政府向国外直接投资公司提供的具有经济优惠的措施,主
要包括:(1)财政激励,如投资与再投资补贴、减免税收、加速折旧、免征进口税、
社会保险金减免等;(2)金融激励,如政府拨款、信用补贴、政府资本参与、提供贷
款担保、对高商业风险投资项目给予风险融资等;(3)对外商提供必要保护,如给予
国民待遇、法律保护、资金转移、利润寄回及资本投资(包括汇率控制、货币可兑性)、
依照国际标准处理投资争议等。
东道国对国外直接投资的限制政策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
出于对幼稚工业的保护,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目标、国家安全、消费者保护、
公众健康、文化传统等公共利益对外国投资采取的各种形式的限制措施。具体包括:
第一,在投资准入和开业方面的措施。它包括不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某些领域、行业
或活动领域;特定部门的行业或活动领域外国企业准入或开业数量限制;最低投资数
额要求;返回投资或利润再投资要求;投资审查、授权与登记;进入方式或进入;投
资区域限制等。第二,所有权与控制方面的措施,它包括外国人所有权限制;限制性
69
合资;逐步退出要求;外资投资者持有股票;外国投资者股票或其他有权自由转让限
制等。第三,经营方面的措施。它包括主要外国专业人员、技术人员聘用限制;公共
采购限制;业绩要求;经营性许可和特许等。
5.1.3 国际贸易政策与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相互影响
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虽然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两
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由此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贸易和投
资都是产品或服务销往海外的两个重要途径,二者是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的。先出口
便于最终的直接投资,而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出口在东道国无法生产的中间品或生产设
备。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还可以促进东道国的出口。同样,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内,国
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也可能出现替代关系,而对东道国的产品供应由当地化的
生产替代了原来由母国进行的贸易。当今,贸易与投资之间的互补关系更为突出。
贸易与投资关系不断发生演变的时候,投资与贸易的政策也随之而发生变化,东
道国的贸易政策会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样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政策也会
对贸易政策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他最为关注的是东道国国内许多
影响跨国公司竞争条件的政策变量,对投资影响比较重要的政策因素包括外国投资者
及其投资的国民待遇,保护财产不受侵害和没收,以及将资金从东道国转移的权利。
贸易政策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
进口替代型和出口导向型。进口替代型是指东道国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而对跨国公司
提供某些优惠,鼓励外资投向东道国优先发展的产业,鼓励投资者转移技术,跨国公
司的产品面向东道国国内市场以替代东道国原来需要进口的产品。这种外资政策的目
的是节省外汇,建立旨在实现经济独立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吸引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管
理经验,增加就业等。因此,东道国一般鼓励多用劳动力和本国资源,鼓励建立合资
企业,限制独资企业,跨国公司也会通过在当地开办企业,占领市场。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就实行进口替代型战略,为保护国内工业,曾经采取限制
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吸引外资主要靠借贷资本。到20 世纪80 年代后,许多国家开
始转向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这种出口导向型政策的特点是外资企业的最终产品面向
70
国际市场,而不是本国市场,用外资企业制成品的出口替代过去初级产品的出口,目
的是获取更多的外汇。为此,东道国政府开始重视跨国企业的国外销售网络,规定产
品的外销比例,建立出口加工区等。跨国公司也通过利用东道国的廉价劳动力来降低
产品成本,提高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可见,东道国贸易政策对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具有重大影响。当东道国的贸易政策
为限制性政策时(如征收关税和对进口品实行数量限制),投资者为了保持对贸易限
制国的市场份额,会通过直接投资绕过关税壁垒,
表5.1 与投资相关的贸易政策及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贸易政策与措施 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关税及对进口数量的限制 吸引进口替代品外国直接投资
部门管理贸易,包括自愿性出口限制 吸引进口替代性外国直接投资
地区性自由贸易协定 促进成员国之间相互对外直接投资
原产地原则 在零部件生产中吸引对外直接投资
出口加工区 吸引出口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
出口统制 吸引出口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
出口补贴,非现汇贸易协议(合作生产或回
购)
吸引出口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
取决于特殊协议的性质
安全、健康、环境等其它国家标准 吸引进口替代型对外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UNCTAD,1995.
表5.1 显示东道国贸易政策可能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产生的各种影响。
目前,许多国家常常采用贸易政策来达到其吸引不同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目
的。如亚洲国家使用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又使用减免进口关税等贸易政策来鼓励跨国
公司的直接投资,以积极实施其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例如中国香港就推行自由放任
的贸易政策和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而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则采用各种产业政策,引
导和选择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合作,以提高企业的创新和出口能力。
同样,采取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也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目前,发达国家
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主要采取鼓励的措施,通过鼓励向外直接投资,其跨国公司获取
了大量的利润,经济和贸易都得到了发展。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往
71
往采取鼓励和限制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这些国家制订优惠政策和鼓励政策,注意
保障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政策和立法
手段对外资进行多方面的限制,以保护民族工业和本国资源。好的外资政策是能够达
到两者平衡的政策,使外资政策能更好地为本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战略服务。一个国家
可以通过利用外资获得外资带来的一系列好处,但对外资实行一定的限制,并不一定
影响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相反只要限制措施得当,可使投资国和东道国双方都可
以从中获得利益。这在国际经济学中已得到证明,而且也为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所
验证。
5.2 东道国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决策模型
5.2.1 东道国政府国际贸易政策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设置目标
如上文所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各国对国际贸易及国际投资态度的改变,各
国政府之间签署了许多旨在保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并相继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欧盟、世界贸易组织
(WTO)、东盟等等。但出于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同时为了逃避这些多边或着地区
性的贸易协定对于自己的影响,它们又制定了更多的间接贸易政策以保护其国内市
场,而这些间接贸易政策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其市场进入的门槛,达到保护本国市
场。但相对这些贸易措施而言,各国在限制要素迁移方面政策则要少的多。
下面我们就分析下面一种情况,即一个国内公司和一个外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上
竞争,与东道国最优贸易政策及FDI 政策设置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评估这
些国际协议对于潜在效率的冲击,这些协议约束了东道国政府的使用贸易政策或投资
政策的能力,即其不能自由选择对于外国公司歧视性的贸易政策和关税或者说是投资
政策。这种设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反映了目前东道国政府设置其政策的背景:即
WTO 成员国面临使用贸易政策的约束(由于存在关税绑定义务和一般的WTO 规则),
但是不存在投资政策的约束;或者说是可以自由设置贸易政策但是其投资政策确受到
多边投资协议的约束。我们将比较以下2 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东道国政府能够自由的
72
使用2 种政策(即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另一种情况则是政府只能使用这2 种政策
中的一种,另一种政策的使用受到约束。这样就存在着2 个问题:(1)如果仅仅就限
制其使用一种政策(贸易政策或者投资政策)的能力会不会导致外国公司采用一种低
效的供给模式?(2)在给定约束的贸易政策下约束投资政策的边际价格是多少?
根据我们的模型我们可以得出,在给定的自由贸易政策约束下,东道国的投资政
策的作用主要起的是一种分配作用,即通过这种投资政策可以使得东道国政府从外国
投资者身上获得额外租金。
5.2.2 模型的设定
假设东道国市场上仅有2 种商品:x 和y。这2 种商品的偏好满足如下拟线形方
程:
U(x,y)=u(x)+y
此处y 指的是在不变技术条件下完全竞争市场的产量。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上
述偏好方程意味着对于商品x 的需求就是一个仅与其价格相关的方程(即该模型是一
个局部的均衡)。令p(x)等于一个对商品x 的倒转的需求方程。假定商品x 为一个与
外国公司竞争的国内公司所生产。
我们研究一个在国内公司,外国公司及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三阶段的博弈。在博弈
的第一阶段,政府表明它的政策策略:它宣布一个特定的进口关税t 和(或者)一个
产出税τ,这种产出税被征收在这种通过FDI 方式在国内生产的外国公司。在第2 阶
段,外国公司选择其进入模式(出口或FDI)。在最后一个阶段,这2 个公司构成一
个古诺-纳什均衡。
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假设东道国的贸易政策为一个特定的进口关税t,而FDI 政
策就是一个产出税τ(此处简化FDI 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使得2 种政策的比较更为清
晰),并且这2 种政策对于市场均衡的影响是类似的,即都是通过增加外国企业的外
部成本来影响市场均衡。
假定国内公司的生产边际成本等于cH ,外国企业的生产边际成本等于cF (以
FDI 方式进入东道国)及φcF (以出口方式进入东道国)。一般来说,以出口方式进入东
73
道国市场的劣势在于其运输成本,而以FDI 方式进入该市场则要求外国企业在一个不
熟悉的环境中去运作。因此,对于外国企业来说选择其进入该市场的方式取决于参数
φ 。如果φ <1,则选择以出口方式进入,而φ >1,则以FDI 的方式进入;当φ =1 时,
那么两种方式对于外国企业是相同的。当然,以出口方式进入和以FDI 方式进入在以
下几个方面具有不同之处:如,FDI 会对本地企业产出一种技术扩散(Saggi,2002)。在
这里,我们的模型不考虑这些方面的论点而仅关注这2 种进入方式的静态效率。
为了使得这两种政策之间的比较更为简单,我们假设对于国内企业来说产出税等
于零,因此这种FDI政策的产出税τ就表示国内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一种差异化的税
收政策。因此对于东道国政府来说,如果选择一个零关税政策,就表示为在博弈的初
始阶段政府选择了自由贸易。同样的,如果政府对于采用FDI方式进入的外国企业征
收一个零产出税,则表示在博弈的初始阶段,政府对外国企业采用国民待遇(这种税
收对于国内企业来说等于零)。
5.2.3 模型的分析
为了解决该模型的子博弈完善均衡策略,我们从博弈的最后一个阶段开始。在此
阶段,即给定政府的政策及外国企业的进入方式,那么国内公司和外国企业在数量上
进行竞争。以i =H,F来表示公司的性质,同时以j=E,F来表示外国企业的选择模式(E
表示出口方式而F表示FDI方式)。公司i在j模式下的边际成本记为c j
i ,这里外国企业
的进入成本包括其面对的关税(t)或者说是产出税(τ )。
令j
F
jH
x j ≡ x +x 为国内市场上出售的总产出,同时p j为在模式j下的联合均衡
价格。定义东道国在模式j 下的总福利为:
jF
j jH
W j ≡π +CS + rx (5.1)
这里jH
π =( j p - H c ) jH
x 表示国内企业的利润;CS j = u(x j ) − p j x j 表示
国内市场的总消费者剩余; τ = r (或t )表示相关FDI政策和贸易政策; jF
rx 表示总的
产出税(或关税)收入。
74
根据给定的成本假设,当没有任何政策干涉的话,那么当且仅当φ ≤1外国企业
会选择以出口模式进入东道国政府。为了更好的理解这2种政策的相互作用及分析其
均衡政策,我们先单独考虑每种政策。
(1)贸易政策
定义t*为国内经济的最优进口关税,给定出口方式为外国企业进入的唯一方式,
即φ ≤1:
t Arg W (t) (t) CS (t) txE (t)
F
E EH
* ≡ max E ≡π + + (5.2)
一般来说,这种关税是正面的,即表示东道国在从外国企业获取租金及消费者的
利益之间保持了一种均衡(Brander,Spence1984)。
如果外国企业想绕过贸易壁垒,以FDI的方式来进入东道国市场,那么政府面临
一个选择集合的约束。定义tF 为一个能阻止外国企业利用FDI方式进入其市场的关税
(Konishi,1999)。此时外国企业在出口方式下的边际成本等于φcF + t,而以FDI方
式进入东道国市场的边际成本为cF ,那么可以得到:
( ) F
tF = 1−φ c (5.3)
我们应该注意到当t* 􀀻 tF 时,那么东道国政府将无法执行最优关税t*(即任何
高于tF 的关税将导致外国企业选择FDI方式进入),因为在关税t*下,外国企业以出
口方式进入该市场的边际成本为φcF+t*当t* 􀀻 tF 时,就有φcF+t*􀀻 cF =φcF+
tF ,即此时,外国企业将采取FDI方式在本地生产。
从上式我们可以得出关税tF 的一些重要特性:
定理1:在关税tF 水平下,以出口方式或FDI方式所得到的国内总福利(即消费
者剩余及国内企业总利润)是相等的。
该定理的逻辑很简单。只要在这2种进入模式下,对于外国企业的成本是相等的,
因此不论外国企业采取那种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其市场均衡也是相同的。而关税tF
就表明了外国企业不论是采用出口模式或者是FDI模式,其边际成本均等于cF 。此时,
75
国内企业的成本仍为cH ,因而不论外国企业采取出口模式或者是FDI模式,这2个企
业的均衡产出(价格,利润及消费者剩余)都是同样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在此情况
下的东道国政府均衡贸易政策:
命题1:假设(1)t* 􀀻 tF ;(2)φ ≤1(3)关税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政策工具。那
么政府就执行关税tF 以阻止外国企业以FDI的方式进入(即在此关税下,外国企业就
以出口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此时东道国的国内总福利大于外国企业在国民待遇(即
τ =0)下以FDI方式进入其市场时的国内总福利)。
为什么政府不通过征收一个高于tF 的关税由此来引诱外国企业通过FDI方式进
入其市场呢?这个原因是由于φ ≤1,即对于外国企业来说,选择出口模式进入是比
其采用FDI模式进入该市场来说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进入方式。而东道国政府通过执行
关税tF ,就能够得到这种成本节约,即外国企业在关税tF 条件下选择以出口模式进
入东道国比其以FDI方式所产生出的成本节余,同时也能确保国内消费者和国内企业
的状况不比它们在外国企业以FDI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时的状况更差(见定理1)。
(2)FDI政策
类似于贸易政策的分析,令τ *为外国企业以FDI方式进入下的最优产出税,给定
FDI方式为外国企业进入市场的唯一选择,即φ 􀀻1。我们可以得到:
τ (τ ) (τ ) τ F (τ )
F
F F
≡ ArgmaxWH +CS + x * (5.4)
产出税τ 与上面所分析的关税t 所起的政策作用是一样的,即完全类似于对以出
口方式进入该国市场的外国企业所征收的一个进口关税。类似于上文中的关税tF ,
定义τ F 为一个产出税,这种税收能够阻止外国企业以出口模式进入该国市场(任何
小于或者等于τ *的税收能使得外国企业以FDI 模式进入该市场所获得的利润比其以
出口模式进入该市场利润更大)。按照模型设定,以出口方式进入的外国企业的边际
成本等于φcF,以FDI 方式进入的企业的边际成本等于τ + cF 。因而,
( ) F
τ F = φ −1 c (5.5)
76
我们能可以得出一个与命题1 类似的结论:假设(i)τ * 􀀻τ F;(ii)φ 􀀻1;(iii)
对外国企业本地生产征收产出税τ 是政府唯一可自由支配的政策工具。那么,政府就
会执行FDI 税收τ F ,它刚好能阻止外国企业以模式方式进入该国市场(即在税收τ F
条件下,以FDI 模式进入该国市场比以自由贸易进入该国市场东道国的国内福利更
大)。此结论与上文结论相同:即该政策对于东道国政府来说是最优化的,它能使得
外国企业采用更有效的供给模式,从而能够获得外国企业相对于以低效率模式进入该
国市场所产生的成本节余的那部分租金。
与上文情况的不同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考虑τ *是否满足τ * 􀀻τ F。因
为,如果τ * ≺τ F,
那么显然有:τ * + cF ≺φcF
即外国企业仍采用有效的供给模式即以FDI 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只有当
τ + cF 􀀻φcF * 时,外国企业才会选择以出口模式进入该市场),这样对于对于东道国
政府的投资政策,它所起的作用主要为一种分配性的作用,即获得一种成本节约的租
金。
因此,在运用关税的能力被约束的这种情况下(如:所双边贸易协议,WTO 协
议等限制),投资政策不能真正地改变这些本身愿意在本地生产的外国企业的进入模
式。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对于东道国政府来说,投资政策税收τ 也不能设置过高,否则会扭曲了外企的
供给模式,从而导致本国福利受损。因为外国企业越是采用更有效的供给模式,那么
政府在保持其他所有本国生产商福利不变的情况下所能获取的租金收入越高。
②这里隐藏了下面的推论,即如果东道国政府采用一种“超国民待遇”的FDI 政
策,即τ ≺0 时,东道国政府不但会将无法获取这部分租金收入而且会使的本来有效
率的外企获得一种成本优势并会引进一部分的低效率的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从而
使得本国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并排挤了本国生产商的利润。
(3)贸易及FDI 政策
77
最后我们开始考虑东道国政府能自由选择贸易及FDI 政策(t 和τ )这种情况下
的整个博弈的均衡。如前文,该博弈的最后一个阶段为一个简单的古诺竞争,我们跳
过此部分的讨论,仅考虑外国企业对于其进入模式的决定。给定产出税τ 及关税t ,
当且仅当
t φcF τ cF t t (τ ) τ (-φ )cF

+ ≤ + ⇔ ≤ ≡ + 1 (5.6)
时外国企业选择出口模式而不是FDI 模式。
从方程(6)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这2 种政策(t和τ )是相互补充的:函数(τ )
~t
是τ 的升函数。即对以FDI 方式进入的外国企业征收一个高的产出税就会允许东道国
政府对其征收一个高的关税。
同时,如果t=τ ,当且仅当φ ≤1,外国企业选择出口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不
论外企选择以出口模式进入或者是FDI 模式进入,这两种方式下东道国政府的政策都
面临同样的成本劣势,因而通过正确比较成本,政府不会采用这种决策。那么东道国
选取的这对均衡政策(t*,τ *)可以由以下命题描述:
命题2:如果政府能够自由支配其贸易与FDI 政策,那么其均衡政策描述如下:
(i)如果φ =1,那么均衡政策为{ t*,τ * } 并且t*=τ *。
(ii)假设φ ≺1,对于任何均衡政策{ t*,τ }来说,这里τ 满足τ 􀀻τ ′ 并且
τ ′ ≡ t* − (1−φ )cF ,那么它为一个均衡政策同时有t* 􀀻τ ′。
(iii)假设φ 􀀻1,对于任何均衡政策{ t,τ * }来说,这里t 满足t 􀀻 t′ 并且
t′ ≡τ * − (φ −1)cF ,那么它为一个均衡政策同时有τ * 􀀻 t′。
此命题的经济学解释如下:
①对于外企来说,当φ =1时,即对于该外企,不论它采用何种进入模式,其效
率是相等时;那么东道国政府能够执行使本地福利最大化的关税和产出税(t*和τ *)。
因为当外企面对这对均衡政策{ t*,τ * },并且t*=τ *时,此时对于外企来说,任何一
种进入模式对于它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两种进入模式对于它来说,其边际成
78
本都是相等的即t +φcF =τ + cF 。因而对于东道国政府来说其进入模式从社会角度
来看都是等效的,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干涉不会导致外国企业采用一个低效的进入模
式。
②当φ ≺1,如果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对于外企来说选择以出口模式进入该
国市场的效率比其选择以FDI 模式下进入该市场的效率更高。那么当东道国政府采用
这对均衡政策{ t*,τ },这里的τ 􀀻τ ′后,这组均衡政策也不会导致外企选择一种低效
率的进入模式。
因为当外企面对这对均衡政策{ t*,τ }时,对于它来说,如果选择以出口模式进入
该市场的话,其边际成本为φcF + t*;而选择FDI 模式下,其边际成本为cF +τ ;因
为τ 􀀻τ ′,即τ 􀀻 t* − (1−φ )cF ,因而有φcF + t* ≺ cF +τ 。由此对于外企来说选择
出口模式进入该国市场仍为更有效率,此时对于东道国政府来说,在最优进口关税下
它所能获得的国内总福利会比其产出税下所或的国内总福利更大。因而,东道国政府
会征收一个足够高的产出税以支持其最优关税,同时也使得外国企业去选择其有效的
进入模式即出口模式,并由此获得了它采用无效的FDI 模式进入该市场时的那部分成
本节余的租金。
对于命题3 的解释与命题2 的解释类似。政府通过均衡政策{ t,τ * },不会改变外
企的进入模式,并且可以由此获得它所产生的那部分成本节约的租金。
综上所述,如果东道国政府能够自由运用其贸易和FDI 政策,那通过这2 种政策
的设置使得不论外企选取何种方式进入该国市场,东道国政府的总福利可以增加。但
上面的分析也得出以下结论:
(1)不管东道国政府如何运用其政策工具(运用政策的前提是使得本国福利不
会受到损失),那么这种政策干预即使在其改变外企的福利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它也
不会导致外国公司采取无效的进入模式。
(2)东道国政府的干预只能使其获取外企比采用无效进入模式下的成本节约的
那部分租金,但不能够影响到外企进入模式的选择(即外企在这种均衡政策下仍会选
79
其有效进入模式)。
通过上文模型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东道国政府政策设定应该首先保证其设置的目的以不扭曲市场为原则,即
政策的设置不会改变外国企业的有效供给模式。
(2)东道国如果出于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设置保护政策时,应该注意其贸易政
策和投资政策的协调。
(3)如果东道国贸易政策受到国际协议的限制,其相关的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度
应该注意别扭曲市场的有效配置。即要根据外资企业成本来计算一个均衡投资政策
τ F ,以保证其福利最大化。
(4)对于目前有关国家实施的“超国民待遇”的直接投资政策对于东道国来讲,
并非一个均衡政策,它不仅使东道国政府无法获取外企的租金收入,给进入市场的外
企带来一种政策上的成本优势,使得本国生产商受到一种不公平的竞争,并且会引进
一些低效率模式进入的外企并扭曲了东道国市场的配置。
80
6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及对策建议
6.1 东盟各成员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直接投资政策
6.1.1 东盟各成员国的国际贸易政策
东盟各成员国就总体而言基本上奉行自由贸易及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政策,但由
于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导致了它们的贸易政策开发度不同,形成了这些国家中实施开
放、非歧视性的零关税政策、较低税率的关税政策与较高关税壁垒并存的现状。总体
来讲,按国别来分可以大体分为三类,经济最为发达的新加坡和文莱自由程度最高,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最少;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其次,其余四国限制
则相对较多。
(1)东盟各国的关税政策
东盟各国的关税政策按照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新加坡和文莱
的整体关税水平最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其次,其余五国的整体
关税水平最高。
①新加坡和文莱
新加坡早在1996 年,其99.9%的商品关税税率都降到0%,简单平均关税水平
已经为0%。新加坡征收进口税的产品主要有酒类、烟草、汽油、汽车四类。除口香
糖、武器等少数商品外,新加坡政府一般不限制进口。新加坡在2005 年,以将100
%税目的关税税率约束在6.5%及以下;计划到2010 年,将所有税目关税税率降到0
%,这种关税削减的进度将超过乌拉圭回合的承诺。此外,新加坡还公布了2010 年
之前需要完成关税削减的乌拉圭回合附加税目的完整清单,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透
明度。对于文莱来说,它的进口关税普遍较低,如到2000 年,文莱80%的商品进口
关税已经为0%,简单平均关税为1.98%。某些商品征收5%至30%的关税,但是机
动车的进口要收40%至200%的关税。有些商品也征收从量税,其中包括香烟、石油
产品以及酒类饮料等商品。文莱政府还承诺,到2020 年将废除关税,逐步实现自由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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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对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几个国家来说,其关税水平相对于
新加坡和文莱稍高一些,但是这四国也在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和WTO 的约束下,实
施了一系列的关税改革。
马来西亚政府已将区内大部分商品关税下调至5%以下,马来西亚2000 年的简
单平均关税和按贸易额加权平均关税分别由1999 年的9.45%和3.33%下降到9.18%
和2.99%。马来西亚还放宽进口原料及军部件的进口关税,对生产所需设备以及用于
环保、维护、质量控制和水处理等方面的设备免征进口关税和销售税。同时,马来西
亚6 成以上的税目不再需要征收进口税,农业部门和工业产品60%的税目已经免税。
此外,马来西亚政府还致力于削减、消除诸多项目的关税,比如罐头食品、牙科、其
他医疗器材和纸制品等;定期审议进口关税水平和受保护项目的关税,继续单方面减
让关税;近期还减少和放弃了77 项产品的关税,削减信息技术协定下40 种产品的关
税,并对111 项特定关税或混合关税项目进行核查以便转换为从价税。
对于泰国来说,它目前大多数商品在区内贸易的关税都降到5%以下。其中,对
绝大多数工业原材料和必需品,征收零关税;对一些有选择的原材料、电子零配件等
征收1%的关税;对初级和资本货物征收5%的关税;对中间产品和成品征收10%一
20%的关税;对需要保护的特殊商品征收30%或更多关税。
而印尼自1995 年以来就已采取了一系列放宽限制措施,取消了附加税,并在最
惠国待遇的基础上削减关税,关税削减计划几乎适用于所有关税项目。到2000 年,
印尼的简单平均关税水平和按贸易额加权平均关税水平分别为6.82%和3.26%.并将
进口商品实行0%一5%关税的商品比例由1999 年的59.08%上升至2000 年的64.59
%,0%一10%的关税由1999 年的71.99%上升至2000 年的75.48%。此外,已经对
原进口关税和附加税率总计在20%及20%以下的制成品免收附加税,并将关税逐步
削减至最高为5%;对原进口关税和附加税税率总计在20%以上印制成品,取消附加
税并逐步降低关税,预计到2003 年,最高税率为10%。目前,印尼政府已经把食品
的关税降到约5%,非农产品、化工品、金属的关税已降了5 个百分点。至2002 年,
印尼已将大部分商品关税降到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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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则在WTO 承诺下已经简单平均约束关税水平由1999 年的28.89%下降至
2000 年的27.59%,并在信息技术协定下取消了所有信息产品的关税。同时,菲律宾
已把最惠国进口商品的简单平均关税由1999 年的5.76%降至2000 年的4.53%。此外,
菲律宾经过实施“关税改革计划”,在2004 年将其最终关税税率实现5%的统一税率,
但敏感性农产品的关税除外,其关税将在WTO 承诺中单独作规定。
③其余的东盟国家
对于剩下的东盟国家越南、柬埔寨、缅甸及老挝来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比上述
东盟国家低,而且它们的改革也相对较慢,总体关税水平将其他东盟国家要高一些。
但它们在最近几年已经加快了关税方面改革的力度,整体关税水平较以前有所下降。
越南在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后,加快削减关税步伐,下调了4233 种产品进口关
税。2000 年时越南简单平均关税水平为15.95%,而在2003 年它以将1900 种进口产
品的关税税率下调至20%以下;同时,越南已经开始实施WTO 的关税估价协定。
对于柬埔寨来说,由于它的经济水平相对较低、开放时间也较短,因此和其他东
盟国家相比,关税相对较高。在进口方面,柬埔寨进口税按商品级别及种类分为7%、
15%、20%、35%、50%等几类,并规定对于80%外销的投资项目、投资项目所需
的建筑材料、生产工具及设备、原物料及半成品等均可免征进口税。柬埔寨规定,产
品进口除应缴纳关税以外,、尚需缴纳增值税约10%、商品检验费约0.1%、以及仓
储费等。此外,依据柬埔寨向WTO 提交的贸易体制备忘录,柬埔寨并无原产地、反
倾销税、平税率及相关进口防卫措施。
缅甸则自2001 年1 月1 日按照东盟自由贸易区共同有效优惠条约协议及其产品
目录与关税削减计划,对141 种产品降低关税降幅在30%一50%之间。至2005 年,
缅甸以把其从东盟国家的进口关税税率降为0%一5%。预计到2015 年,除重要商品
外,缅甸将对从东盟成员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实行零关税。到2010 年.缅甸从东盟成员
国进口的重要商品也将实行零关税。
对于老挝来说,它于1997 年加入东盟,现在正在争取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按东
盟自由贸易区的要求,老挝被获准在2008 年年底前将关税降到0%一5%,并按规定
需每年有计划地降低关税。目前来说,老挝进口关税最高为40%,主要为农产品、
83
高档消费品和小汽车等;最低为5%。但老挝关税结构尚不健全,目前货品号列仅有
3 类,分类极不明确。其主要关税结构可分4 类。第1 类:马达、机械、运输工具、
其他车辆、零配件及原料等22 项,关税税率为2%一20%;第2 类:建筑材料及工
具及电气装置等7 项,关税税率为3%一50%;第3 类:电力、燃料及炸药等,关税
税率为3%一40%;第4 类:动物、营养食品等,关税税率为2%一70%。另外,国
内销售货物须缴纳货物税,税率为3%、6%、]0%、15%、20%不等。老挝贸易部具
有关税估价的权限,进口货品如同时属数个关税号码,以最高税率计价。总之,老挝
海关货品分类过于粗略,货物税税率不一,已造成货品进口分类的混乱。
(2)东盟各国的非关税措施(NTMs)
东盟各国的非关税措施(NTMs)也可以按照上文一样可以分为三类,新加坡和文
莱为非关税措施最少的一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其次,其余五国
的非关税措施最多。
①新加坡与文莱
新加坡一般不采用非关税措施。没有任何自愿出口或进口限制安排、进口数量限
制(包括全球配额、关税配额、紧急保障措施等)以及多重汇率制或官方的限制性外汇
分配制度。新加坡同时也不实行当地含量要求或者对不同对象规定不同的征税标准。
在需要实行禁止进口、进口许可证管理和进口技术标准的领域,新加坡完全根据健康、
安全、环境和保障的要求,或纯属按照国际协定新加坡所必须履行的义务而行事:对
于逐步减少非关税措施的中长期目标,新坡政府计划根据技术和医学等的进展,定期
对现行的非关税措施进行审议,并取消那些过时的非关税措施。同时定期对许可和认
证程序进行审议,适时加以简化。为确保非关税措施的透明度,新加坡政府计划适时
将新加坡的非关税措施数据并入东盟的海关电脑化数据库,并每年通过关于放宽管制
和采取自由化措施的报告,向东盟等通报新加坡消除非关税措施的进展情况。而对于
文莱来说,由于自身产业结构的影响,除了石油和肥料等产品,其他大部分需求严重
依赖进口,自身没有多少生产企业,因此在进口产品方面仅保留了必要的保障卫生、
安全、防务、环境、宗教或履行国际协定中的国际义务,其他方面没有任何限制措施。
同时,文莱政府承诺在近期内查明现有的非关税措施,并对这些非关税措施进行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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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以决定是否可予以放宽或消除,对于可以放宽或消除的非关税措施,要确定有关
时间框架。在中期和长期,将酌情放宽和消除已阐明的非关税措施,并确保非关税措
施的透明度,同时要求非关税措施与WTO 的要求保持一致。
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对于马来西亚来说,目前大多数商品可以自由进入。其大多数进口许可证主要还
是出于健康、卫生和动植物检疫、公共道德、安全标准等原因来颁发。由于宗教、道
德、安全等原因,有少数商品禁止进口。马政府还对少数商品实施酌情进口许可,目
的是发展某些重要的幼稚产业和战略性工业,以及加强先进工业和落后工业间的联
系。另外,出于数据收集和监控的行政目的等需要,也要此类特别许可。在农业部门,
马来西亚已按照WTO 有关农业协定的要求,将农产品的非关税措施予以关税化。对
于近期和中期日标,马政府将研究和审议非关税措施以便日后能予以放松和取消,并
对出口手续进行简化,同时将非关税措施纳入有关数据库。
泰国目前对多数农产品的进口没有数量限制,但对一些制成品实行了进口许可管
理。1995 年以来,为了与WTO 规则相一致,泰国政府已把23 种农业商品(产品)
由非关税措施转为关税措施;有关机构也每年审议关税配额管理并将结果提交议会通
过;修订现行有关进口许可管理的法律和法规;审查现有许可证限制产品,确定这些
限制是否能够放松或取消;在根据WTO 协议承诺的进口数量的基础上,增加大豆、
豆饼、脱脂奶粉的进口数量。在2010 年之前,泰国政府还计划视情况确定、放松或
取消一些非关税壁垒;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承诺之后选择其他商品产品实行关税配额。
对于长期日标,泰政府还将视情况确定、放松或取消其他非关税壁垒;进一步放开农
业商品产品以支持自由和开放贸易。
印度尼西亚根据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承诺,将在2004 年之前取消98 种非关
税壁垒。而其在1996 年4 月,就已取消了75 种非关税壁垒,占其在乌拉圭回合中所
作承诺的77%,同年6 月,又取消了承诺的另外8 种非关税壁垒和另一项不曾承诺
的NTMs,此外,印尼仅在十几个领域采用非关税措施管理。印尼还将继续取消在乌
拉圭回合谈判中承诺取消的其他非关税望垒,并不断更新有关非关税措施数据库。在
中长期,印尼还将继续削减非关税措施,对现已简化的进口许可证,还将进一步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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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菲律宾的进口自由化计划,它将取消非关税措施,只保留其中出于健康、安
全和国家安全目的而采用的非关税安全措施。为实现该目标,菲律宾取消了对新机动
车和一些旧货车和客车的进口限制,取消了除大米外的敏感性农产品的数量限制,放
宽了石油产品的进出口。但迄今为止,有些非关税措施仍然存在,比如出于粮食安全
的原因,对大米进行的数量限制;关贸总协定第18 条B 款中对可以来取的进口许可
证规定(由于国际收支原因进行限制)等。
③其余的东盟国家
为了加快贸易自由化,越南政府出台了稳定的进出口商品管理法规以取代过去每
年确定一次的做法,并逐步减少进而完全取消进出口商品许可证制度,废除外贸进出
口审批制度(除极少数商品),实行进出口自由化政策。并承诺审核进出口的管理制度,
使之与国际标准一致,对进出口的管理将更注重技术和质量。但是,越南政府仍规定,
对国防、安全、人类、动植物的生命、环境、公共道德、文化、国家艺术珍品、历史
或考古价值等方面产生副作用的商品将受到NTMs 的限制;大米出口受配额限制;冲
击国内幼稚产业的商品进口将受到许可证限制等。
柬埔寨目前享有欧盟、日本、加拿大、美国等提供的GSP 待遇,但柬埔寨对于
申请C/O 及CI 的时间及程序均非常复杂。对于武器、军事及国防产品、医药用品、
金银贵重金属等产品的进口,需向相关部门取得进口许可。申请进口许可证,不仅要
出示形式发票,而且必须递交有关进口商品的样品、目录、说明、计划或图片,形式
发票必须包括详细的商品名称和税则编号。许可证的有效期限一般为6 个月。一般情
况下,进口业务由国家核准的对外贸易公司负责。
缅甸政府为了扩大对外贸易,减少了许多的非贸易措施,并逐步放宽经营渠道,
减少政策干预范围。如缅甸商务部所属农产品贸易公司,已由垄断缅整个农产品出口
经营业务,转变为只负责大米、油料作物、黑马豆、绿木豆和赤小豆等5 种农产品的
出口。其余已允许私营企业自行经营。
目前来说,老挝属于计划经济国家,进出口商必须取得执照方能执行进出口业务,
其执照根据进出口商的资本额高低分为5 个等级,执照等级不同,所给予的进口项目
数日也不同。老挝商业部和地方政府只对一些商品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在对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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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发放进口许可证时不再与出酌b 力技钩。这类需要进口许可证的商品有摩托车、
汽车、大米、水泥、钢材和与国产高质量商品相竞争的同类商品。这些商品同样要受
单个企业配额的限制。老挝政府还规定,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商品和凡属于国营事业
垄断性质的货物均不得自由进口,同时药品需经授权方可进口。
6.1.2 东盟各成员国的国际直接政策
东盟各国对于外资基本上是持欢迎态度,但同时也对外资进入方式,范围等各方
面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引导。大体上来说,我们可以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它
们分成两组。第一组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新加坡。其对外国投资的政策限制相对较
少,基本上实施一种中性的国际投资政策;另外一组为文莱、马来西亚等工业化发展
进程或投资市场开放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外资政策的一大特点
是选择性较强,在不同时期,政府配合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税收政策等,制定
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有目的、有步骤地吸引外资,基本上是以鼓励高技术产业、低
污染产业为主。同时,对引进的外资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引导。
下面就东盟各国的国际直接政策在投资范围、出资比例、投资期限、审批程序、
利润汇回、税收等方面进行一个综合概述。
(1)投资范围
东盟成员中,经济发达的国家如新加坡等对外国跨国公司在国内投资行业的限制
较少.只是对有关国防、军事、通信、大众传媒、以及经济关键行业等才有限制进入
的规定。而大多数东盟成员则不同,它们通常在禁止外资进入国防、军事工业、通信、
交通等支配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同时,还限制外商对本国已有一定发展基础、需要重
点保护的行业投资。另一方面,许多东盟成员还实行比较明显的投资导向措施,鼓励
外国投资者向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提升产业结构、引进先进技术、培育新兴产业部
门,以及改善国际收支、扩大出口的领域投资。
(2)出资比例
外国跨国公司的出资比例,通常关系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和投资者的权益。大多
数东盟成员最初通常在某些重要产业部门的合资企业中,对外国投资者规定明确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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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上限,一般不得超过49%,以免企业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但是,根据投资地区和
产业部门的差异,这种股权限制会有不同程度的伸缩。例如,菲律宾的《外国投资法》
规定,外资在银行业的股权上限为30%,在自然资源开发和先驱性的工业领域,这
一上限可提高到40%,并且如果外资企业出口产品占总产值的70%以上,就可允许
外资股权占到100%。在中国和东盟推进投资自内化的进程中,提高外资的股权上限
也经常被东盟成员作为重要承诺体现在各自的外资政策之中,尽管如此,东盟成员在
对待外资股权比例的问题上,始终坚持一个共同的基本原则,即一方面规定较低的外
资股权上限,防止外资在某地重要的国民经济产业部门形成垄断;另一方面通过有选
择、有计划地提高外资股权上限,引导外资流向优先发展而又缺乏资金和技术的产业
部门、有利于出口创汇和增加就业的工业领域,以及地处偏僻而又需要发展的地区,
促进整个民族经济更加有效地发展。东盟中的经济发达成员在股权问题上一般采取开
放政策,股权限制的实施范围比发展中成员要小得多。但是,在某些特定的产业部门
中也会有比较具体的规定。
(3)投资期限
大多数东盟成员对外国跨国公司的投资期限均有明确规定,以防止外国企业的短
期行为或建立永久性公司。如印度尼西亚规定不得超过30 年,但各个具体的行业有
所不同,投资期限可以从7 到25 年不等。越南的外资企业投资期限则允许长达50
年。新加坡对外国跨国公司的投资期限则很少有明确规定。
(4)外国投资的审批
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批、引导和监督关系到外国资本为本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
益,因此,尽管东盟各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态度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都保留了
对外资的审批程序,只不过在尺度上有宽有严,具体审批过程有繁有简。对于东盟经
济发达成员,如新加坡等,虽然有外资审批的规定,但外资审批尺度较宽,手续较简。
相比之下,大多数东盟国家对外于外国资本的进入都有比较严格的审批程序,尤其是
那些在外资投资范围和出资比例上规定较为严格的成员,外资审批程序相应比较复
杂,如印度尼西业和马来西亚等。但考虑到吸引外资对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除必
要领域外,许多东盟成员都逐渐放宽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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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利润汇回
对利润汇回的规定也是东道国外资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总体来说,对外国跨国
公司利润及资本汇回的限制方面,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规定较松,经济欠发达的国
家规定较严。
(6)税收
税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利益,因此,东盟各国的税收政策是跨国
公司在投资过程中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税收问题上,各国均有较具体的规定,
但归纳起来,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即税率的高低及税收优惠的多少。总的看来,东盟
各国的税收较轻,优惠较多。
①税率问题
对外国投资者来讲,税收问题的核心是所得税率,它直接决定着跨国公司投资收
益率的高低。对于东盟成员来说,吸引外国投资是主要目的,因此所得税率与欧美发
达国家相比通常较低。菲律宾为35%,印度尼西亚为15%一35%,新加坡为31%,
泰国为30%。欧美发达国家主要是鼓励向海外投资,因此对本同的外资企业规定的
所得税率普遍偏高例如加拿大的所得税率高达58%,美国联邦法律规定的所得税率
为46%,日本政府规定的基本税率为42%,加上各级地方税,合计达53%,澳大利
亚为39%,新西兰为35%左右。这5 个发达国家的算术平均所得税率为46%。
②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是除新加坡以外东盟其他国家用来吸引外资的重要措施,常见的税收优
惠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确定所得税的减免期。即在一定期限内,免征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之后.再加一
定期限、减征一定百分比的所得税这种优惠措施能够对新建企业和所谓的“先驱产业”
起到一定程度的扶植作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在此方面部
有非常具体的规定。
豁免或减少进口关税,以及减免其他与进口有关的专门税收。减免税的主要对象
包括作为投资进口或追加投资进口的外资企业生产用设备、建筑材料等,以及为生产
出口产品而进口的原料、元器件和包装物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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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某些收入排除在应纳税额之外。例如马来西亚《外资法》规定,为了鼓励外国
企业或合营企业将其利润收入投入扩大再生产,规定对于扩大生产再投资的那部分利
润.在12 年内免征所得税。
6.2 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直接投资政策
6.2.1 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
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自建国以来,其发展历程可以分为阶段,在这两个发展阶段
中,中国的贸易政策也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过程。
(1)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对外贸易政策
1949 年至改革开放前,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由于受到各种历史原因和自身经济
发展水平的限制,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这种政策主要体现在关税和
非关税壁垒措施上。
①关税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收回了海关主权,改变了过去关税不自主的状况,并于1950
年1 月颁布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规定》,明确规定了“海关税则必须保护
国家生产,必须保护国内生产品和外国商品的竞争。”也就是说,在关税的保护下,
建立自己的民族工商业,对本国的经济加以保护。《规定》还提出了中国制定关税的
六项原则,具体包括:第一,在国内能大量生产的或暂时还不能大量生产但将来有发
展可能的工业品及半制成品,进口这些商品时,海关税率应规定高于该项商品的成本
与我国同样货品的成本间的差额,以保护国家民族工业的生产;第二,对于一切奢侈
品和非必需品,制定更高的税率:第三,在国内生产很少或者不能生产的生产设备、
器材、工业原料、农业机械、粮食种子及化肥等,其税率更低或免征关税;第四,凡
一切必须的科学图书与防治农业病虫害等物品,以及若干国内不能生产的,国内药品
不能代替的药品的输入,免征或减征关税;第五,海关税则对进口货有两种税率,即
正常税率和高税率;第六,为了发展我国出口货物的生产,对于经由中央人民政府所
奖励的一切半成品及加工原料的输出,只制定很低的税率或免税。到1951 年又颁布
90
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这期间中国的进口商品的算术平均关税
水平为52.9%,其中农产品的关税率为92.3%,工业品的平均关税率为47.7%。这一
关税水平大大高于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当时的平均水平。总之,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在
经济体制上一直是实行计划经济,对外贸易是在国家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的,尽管明确
了关税的制定原则,但其调节作用还是十分有限的。
②非关税政策
中国在1959 年前实行过进口许可证制度,即由国家指定的机关准许商品进口事
前签发证件的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凡没有取得进口许可证的商品,一律不准进口。
1959 年以后由于全国的进出口贸易由外贸部所属的各专业外贸公司统一经营,为了
简化手续,国家对外贸公司进出口货物的控制实行目录管理。这一作法一直延续到
1980 年。此外,中国还实行了进口配额制和一些进口管制的措施。这些非关税措施
在改革开放前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2)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对外贸易政策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得到了较快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也随之进行了一
系列的调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总体目标朝着体现发展中国家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
的方向调整。除采取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外,中国还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出口的
措施,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下面就主要介绍改革开发后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的概况。
①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关税政策演变历程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关税政策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并发挥了其相应的作用。
从1980 年1 月1 日起,国家恢复了对国营外贸专业公司的进出口货物全面征收
关税的制度。在 1982 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了要适当
调整关税税率,以鼓励或限制某些商品的进口的政策。1984 年国务院批准了修改关
税税则领导小组提出的《进出口税则》和《暂行实施条例》,提出关税政策要“体现
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贯彻奖出限入,保护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保证国家关税收
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定关税的新六项原则:第一,对进口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
所必需的而且国内不能生产或供应不足的动植物良种、化肥、饲料、药剂、精密仪器、
仪表、关键机械设备和粮食等予以免税或低税;第二,对原材料的进口税率,一般比
91
半成品、制成品为低,特别是受自然条件制约、国内生产短缺不能迅速发展的原料,
其税率更低;第三,国内不能生产的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的零部件,其税率应比整
机为低;第四,对国内已能生产的非国计民生必需的物品,应制定较高的税率;第五,
对国内生产需要保护的产品制定更高的税率;第六,为鼓励出口,对绝大多数出口商
品不征收出口税,但对国际市场上容量有限而竞争性强的商品,以及需要限制出口的
极少数原料、材料、和半成品,必要时可征收适当的出口关税。这六条原则比之建国
初期的六条原则更适合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贸易政策调节商品的进出口。在这些原则
的指导下,中国对进口关税水平进行调整,这时的关税税率已经从平均52.9%下降到
38%,其中农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为43.6%,工业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为36.9%。
从1986 年开始,中国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提出了恢复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
1987 年2 月13 日,中国在向关贸总协定提交的备忘录中又进一步明确“促进对外开
放,保护民族工业,贯彻产业政策,反对贸易歧视”的关税政策制定原则。1992 年
又开始实行了新税则,调整后的进口关税率为43.1%。从1992 年到1995 年,中国先
后五次调整了关税税率,到1995 年调整后的平均关税率为23%。从1996 年开始,中
国为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关税政策的调整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1996
年中国对4997 个税号商品进行了大幅度的关税削减,平均降幅也达到了35%的力度。
1997 年度又继续降低了4874 种税号的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关税水平降至20%以下,
为17%。1999 年1 月1 日,中国又对1014 个税目的商品的平均税率进行了调整,但
是这次的降税幅度不大。2001 年1 月1 日,中国的关税总水平由16.4%降到15.3%,
涉及的税目占中国税则总数的49%。同时,还对暂定的税率和税目进行了调整,调整
后的税则税目由7062 个增加到7111 个。在未来的几年中国的关税还要有大幅度的调
整,预计到2005 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将降至10%以下。
从中国关税政策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自1986 年开始,中国的关税政策开始逐
步与当时的关贸总协定的规则靠近,1995 年以后又进一步向世界贸易组织靠拢,履
行自己已作的关税减让的承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又进一步承诺在2005 年
将关税的算术平均水平降低到10%左右。可见,中国的关税政策也在逐步发挥其应有
的调节进出口商品的作用。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正在
92
经历一个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关税水平也将经历一个由高到低的转变过
程。今后中国关税结构的调整方向为:第一,中国将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因为过
高的关税水平将隔绝一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利于提高国家的竞争力,甚至会
导致一国生产力水平的降低,并且还会诱发走私活动,对国内产业带来隐蔽性的冲击。
所以,关税的减让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地进行,而不是一步到位,只有这样才
能对中国的一些产业进行有效的保护。第二,在关税的计征方法上将实行多种计征标
准法,采用从价税、从量税、混合税等多种方法来计量。并将进一步改变现行的两栏
税率,实行多栏税率,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进口商品实施不同的关税待遇。
(2)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非关税壁垒政策
中国的非关税壁垒政策主要包括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数量限制,歧视性政府采
购,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与反补贴,原产地规则等。下面就这些非关税壁垒政策
作一个简单的概述:
①进出口许可证
中国自1980 年恢复了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其目的是通过对进口许可证的管理,
对进口贸易进行管理,对进口经营商品进行控制,保证进口贸易有序地进行,并保证
外汇的合理使用和外汇收支平衡,调整进口商品结构,提高进口贸易的经济效益,促
进和高度保护国内生产的发展。中国的进口许可证管理实行分级管理,其商品所属的
管理级别建立在这些商品的重要程度的基础上。1992 年以前,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
品大约占到所有进口商品的50%以上,从涉及的商品数量看,超过 1000 种。1992
年中美贸易《市场准入备忘录》中,中国明确制定了减少进口许可证管理的时间表。
根据这个时间表,到1997 年底,中国要将进口许可证减少2/3,约束的商品种类为
385 种。同时,中国也对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实行分级管理,分级管理的商品分为,
第一类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宗的、资源性的和某些特殊的出口商品;第二类为国
际市场容量有限、有配额限制和竞争激烈、价格比较敏感的出口商品;第三类为其他
出口商品。目前,中国实施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共涉及335 个税号,占全部8 位税
号的4.7%。实施出口许可证管理的目的是防止国内市场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格
的商品过度出口(这些商品主要是原材料和矿产品),控制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份额很
93
大的商品数量,维持市场的价格。
进出口许可证管理是中国1980 年到1997 年对进出口商品管理的主要措施。由于
在管理上存在政策上的不协调,多层部门管理,造成管理效率低下。而且它与世界贸
易组织的精神存在不少冲突,与国际惯例也存在差距,没有完全体现公平、公开、合
理的原则。因此,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不符合国际
贸易的数量的限制将逐步取消。但是,根据中国目前的具体情况,许可证仍将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并发挥其在对外贸易宏观管理中的作用,因而要从制度上到具体
操作程序上进行深入的改革,并遵循透明、平等、效率和简洁的原则,使其管理的功
能发挥出来。
②进出口数量限制
进出口数量限制是指进出口国政府通过对进出口商品规定一定额度的措施,对贸
易进行限制的行为,这种限制包括进口配额制度和自动出口限制。中国对无论何种贸
易方式的商品进口,均采用全球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即经中央和有关地方协商,国
家要根据每年对某些商品的需求量确定限制的进口量。一旦这种需求量确定下来,中
央政府派驻各口岸的机构加以落实和管理。中国从1980 年开始对出口配额进行管理,
在管理体制上是由外经贸部、地方经贸委再到出口企业来进行管理的,配额的分配也
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无偿分配,目前也在尝试通过有偿招标的方法来对配额进
行管理。
③歧视性政府采购
歧视性政府采购是指国家通过法令或其他手段和途径规定本国政府在采购时必
须优先购买本国产品。政府采购在中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但是
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自行分散的采购,因而没有形成完整而统一的制度。改革开放
以后,中国的一些地方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对政府采购进行管理,2000 年中国
又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拟定。这些法规的拟订和出台,都遵循世
界贸易组织1996 年制定的《政府采购法》的基本原则,对供应商不搞歧视性选择,
但中国的政府采购法中不能放弃保护民族工业的若干制度。
④技术性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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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那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确定商品的某些特定的规定、标准和
法规,以及旨在检验商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法规和确定商品质量及其适应性能的认
证、审批和试验程序所形成的贸易障碍。它的具体形式有:颁布各种强制性的技术法
规、制定苛刻的技术标准、对产品的特殊要求等。由于这一措施具有灵活多变、国外
厂商难以适应、名目繁多、保护程度无法估计等特点,它成为国际贸易中最隐蔽、最
难对付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之一。在国际上,普遍适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于
1980 年1 月1 日正式生效,同时在《卫生与动植物检疫协议》中对环境标准作了规
定。中国有自己的技术标准体系和严格的进出口检验度,1992 年中国标准计量的重
点是采用国际标准。中国于1984 年1 月28 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
验条例》。这些措施在多年的实践中,在控制进口商品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在
客观上也会起到限制商品进口的作用。
⑤反倾销与反补贴
倾销和补贴都是国际贸易中的不正当行为,应该采取合理的措施加以制止。中国
于1994 年7 月1 日实施了《对外贸易法》,其中对倾销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1997
年3 月25 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条例中对中国的反倾
销和反补贴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界定,并开始运用反补贴等手段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
⑥原产地规则
中国对于进口产品的原产地规则起步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现行的进口产品原
产地规则是1986 年12 月6 日由海关总署公布实施的《关于进口货物原产地的暂时规
定》。我国于1992 年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利用这一原
则可以打击虚报原产地的行为,并对规避原产地规则的行为采取反规避措施。通过对
原产地的准确认定,可以保护国内产业。今后中国将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产地规则
协议》为依据,完善中国的进出口原产地规则,实现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接轨,进
而统一原产地规则。
(3)中国改革开放后采用的其它对外贸易政策
中国在改革开发后实施的外贸政策除了上述常规的关税政策及非关税壁垒政策
外,还对国内企业采用了一系列的鼓励出口政策,包括财政措施(如减税、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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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措施(低息贷款、出口信用保险等)、投资鼓励措施和其他优惠政策等等。
通过上述政策的实施,有效的提高了我国生产企业的出口创汇能力。此外,中国还通
过设置经济特区,有利的促进了经济特区的经济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如深圳,长三角
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对外贸易水平。
总之,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强化了对外贸易政策对进出口的调节作用。中国不
仅确定了贸易政策的目标,而且政策的手段也比较齐全。计划经济本身所具有的非关
税壁垒的管理措施在减少,代之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策手段。随着中国经济日趋融
入国际,中国对外贸易政策还需要进一步调整。
6.2.2 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
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二是对外
直接投资政策。下面主要对这两种政策做一个简单的概述。
(1)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政策
中国利用外资基本上是从改革开发以后才发展起来,1979 年中国颁布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揭开了我国利用外资的序幕。1986 年和1988 年
我国又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
企业法》,1990 年又颁布了《合资法实施条例》和《外资法实施细则》等一系列法律、
法规,初步形成了中国利用外资的法律体系。这些为吸引中外合资、合作、独资企业
提供了法律依据。并通过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等办法,大
力吸收和利用外资。这期间,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因而对外商投资项目控制
较严,审批权限基本上集中在中央,所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比较有限。从1983 年
开始,中国先后放宽政策,实施各种优惠政策,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使利用外资得到
了较大的发展。这时的利用外资存在外商投资技术水平低、小型投资项目较多、投资
的地区分布不合理等问题。
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中国利用外资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巩固、提高和发
展并举,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更加积极合理利用外资的阶段。为此,中国进一步调
整了利用外资的政策,加大了利用外资的力度。采用了一些新的政策,其主要包括:
96
第一,在沿海地区继续扩大利用外资的同时,把利用外资向内地推进;第二,完善投
资环境,着重加强软环境建设;第三,加强产业政策对外资投向的引导工作,贯彻以
市场换技术的方针;第四,把利用国外资金和国内资金的使用及投放相互结合;第五,
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开展技术开发和创新,扩大它们在中国国内的采购;第六,加大对
外商投资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第七,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第八,进一步改
善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和服务等。
通过实施上述各项政策,中国的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同时中国利
用外资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诸如投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导
向乏力;东部和西部引资差距偏大等。因此,中国应当抓住国际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
家和第三产业流量加大的有利机遇,结合中国的实际,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使中国
利用外资的水平更上一个新台阶。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90 年代后,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
强,外汇储备的增加,中国的某些企业也已经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但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为此促进我国的对外直接
投资,中国曾先后采取过以下政策:第一,中国制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则,即“平
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第二,规范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
从1979 年至今,中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并同90 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
投资保护协议,与60 多个国家签订有避免双重征税协议,为中国企业到这些国家投
资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三,在项目审批和外汇资金管理方面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第
四,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惯例还制定了一些鼓励和扶持的政策,鼓励中国的企业对外直
接投资。这些政策主要体现在金融支持和税收减免两个方面。
6.3 中国和东盟之间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直接投资政策比较
通过上文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的概述,我们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和东
盟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之间有许多的相同之处,但也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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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政策比较
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国际贸易政策由于各自历史,经济发展水平及国情的不同,
因此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水平不一,下面就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政
策在关税水平、关税削减速度及非关税壁垒方面做一个大致比较:
(1)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关税水平
在这些国家中,经济最为发达的新加坡关税水平最低,其目前的简单算术平均关
税水平和按贸易额加权的算术平均关税水平都为0%;开放程度较高的文莱也较低,
其2000 年的简单算术平均关税水平为1.98%。同时,新加坡宣布2010 年实施零关税,
文莱也将于2020 年实施零关税。紧跟新加坡和文莱之后的是印度尼西亚、泰国、马
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虽不如新加坡那么发达,但由于开
放时间相对较长,经济也有相当发展,关税水平普遍也不是太高。目前,这些国家的
简单算术平均关税水平普遍低于10%.按贸易额加权的算术平均关税水平都低于5%。
对于其余的4 个东盟国家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由于其开放时间相对较短,经
济发达程度普遍较低,再加上战乱等政治原因,关税水平普遍较高,都在15%以上。
中国的关税水平也相对较高,2001 年1 月,中国所有产品平均关税率为15.3%,2002
年下降到12.34%。
(2)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关税削减速度比较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初始的关税水平也有差异,因此各国的关税削减幅
度也不尽相同。以1996 年到2000 年为例.新加坡和文莱的削减幅度都为0,这主要是
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初始关税水平都已经很低的原因。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简单关税
水平削减幅度则较大,其中,印度尼西亚1996 年的简单平均关税水平为13.1%,2000
年这一数字为6.82%,削减幅度达到47.9%;非律宾19%年的简单平均关税水平为
15.57%,2000 年为6.9%,6I 顺幅度为55.7%。马来西亚则由于将非关税措施关税化,
其简单平均关税水平不升反降,其1996 年简单平均关税水平为9.0%,2000 年这一
数字为9.18%,上升幅度为0.18%。此外,按照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并考虑到目的
世界经济放缓和东盟成员国面临的实际困难,东盟已决定将原先制定的在2002 年内
98
将老成员国(马、新、印尼、泰、菲、文)间绝大多数加工商品关税税率降至5%以下
的期限推迟一年。目前,只有新加坡和文莱能够达到原先的减税目标,越南则推迟至
2003 年,老挝、缅甸为2005 年,柬埔寨推迟至2007 年。而对于未加工农产品关税,
原东盟6 国于2003 年降至5%以下,越南的时限是2006 年,老挝、缅甸是2008 年,
柬埔寨是2010 年。根据东盟关税减让计划,东盟6 个名成员国将在2010 年率先实行
关税互免,到2015 年所有成员国将实现贸易自由化。从该计划中也能看出东盟各国
关税削减的进度。
中国自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一直严格履行入世承诺的降税义务。我国的关
税总水平逐年降低,平均一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从2005 年1 月1 日起,我国将再次
降低900 多个税目的关税税率,关税总水平也将由2004 年的10.4%降低至9.9%,其
中农产品平均税率将由15.6%降低到15.3%,工业品平均税率将由9.5%降低到9.0
%。
(3)中国和东盟各国非关税政策比较
减少和消除非关税措施(NTMs)是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和
东盟各成员制定非关税减让和消除计划主要集中在进口许可证、出口补贴、进口数量
限制、配额、特定进口等方面。与关税政策的情形类似,东盟各成员国实施非关税措
施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经济相对发达的成员,比如新加坡、文莱等,一般不使用非
关税措施,在非关税措施方面需要克服的障碍较少,这些成员的NTMs 与WTO 或其
他国际协定的原则是基本一致的。另外中国与东盟其他多数成员,由于不同程度的市
场保护,实施非关税壁垒的种类和手段各具特点,并且需要在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过程
中,根据WTO 的原则对现行非关税措施逐步调整。由于非关税措施在内容和方式上
比较复杂,加之中国和东盟各成员之间实施NTMs 的差别较大,因此,作出全面比较
是困难的。但是,在总体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东盟中经济较发达成员的非关税措
施相对较少,而且基本上与有关的国际协议保持一致。文莱、新加坡基本上不实施
NTMs。其中,文莱仅在进口方面保留了必要的保障卫生、安全、防务、环境的要求
或履行国际协定中的国际义务,其他方面没有任何限制措施。新加坡根据国际条约履
行义务,一般不使用非关税措施,NTMs 仅涉及到健康、安全、环境等方面产品的进
99
口。中国和东盟其他成员,根据各自的要求实施非关税措施,保留NTMs 的数量和程
度有所不同。其中,印度尼西亚实施的非关税措施相对较少,仅在十几个领域采取
NTMs 进行管理,并取消了47 种机动车辆的进口许可证,短期内还将继续削减其他
NTMs。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非关税措施较多。马来西亚绝对禁止进门的产品
种类为12 种,凭进口许可证进口的52 种;近期马来西亚取消了对纽扣、聚乙烯、聚
丙烯、金刚石、散弹枪弹药筒等商品的进口许可证;但总体上说,对于非关税措施的
削减,马来西亚没有就非关税措施削减提出明确计划,只是表明了将研究和审议非关
税措施以便放宽或取消的观点。泰国有些农产品进口实行许可证管理,1995 年开始
把用非关税管理的23 种农产品改为关税管理;近期,泰国还将审查现有许可证限制
的产品,确定这些限制是否可以放松。菲律宾则对大米的进口采取数量限制,对GATT
允许的产品采取进口许可证限制,菲律宾还承诺短期内将逐步削减非关税措施。此外,
像菲律宾、越南等还承诺重新考察现行的非关税措施,列明受许可证限制的商品种类,
但是末作出具体削减计划。老挝、柬埔寨、缅甸3 国,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开放时间也较晚,因此普遍采取了相对较多的非关税壁垒,但加入东盟以来,老挝、
柬埔寨、缅甸等三国加快了削减非关税措施的力度。对于中国来说,目前仍然对235
种进口产品实行进口数量限制,此外实行其他非关税措施的进口产品还有72 种。但
根据其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中国将加快削减有关数量限制、许可证、标准、合格评定
和海关程序等一系列非关税措施的步伐,并使之逐步透明化。
6.3.2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政策比较
中国与东盟之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的政策方面,这
些国家既有诸多相似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中国和其他东盟国家,如印度尼西
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等所实行的外资政策都属于趋于开放
型。
20 世纪80 年代以前,由于客观条件所限,这些国家对外资的限制较多,引进外
资水平相对落后。20 世纪80 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各国经济开放程
度的提高,这些国家的外资政策逐渐放宽,纷纷制定出各项优惠政策,引导外资进入
100
优先发展的部门和地区,大力提倡发展出口导向型企业,以及资源密集或技术密集型
企业,呈现出争相吸引外资,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态势。
具体而言,此类外资政策的特点是:没有完全落实国民待遇原则,实行较多的投
资激励措施,并辅之以相应的产业政策,引导外国投资者向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特
定产业投资;市场竞争法律体系比较健全广般都创立了自由经济区、自由加工区和产
业园区等特殊区域,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宽松的投资环境;在税收方面,外资
企业比本地企业享受更多的优惠;业绩要求逐渐减少.但有时仍保持当地含量、出口
义务等要求;在投资的透明度方面,对于外国投资产业及项目存在事先报告、通知、
复审、批准、严格限制等不同的管理层次与制度,投资政策透明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外国企业的当地融资方面,根据产业部门、借贷种类、出口创汇潜力的大小、技术
层次的高低等因素,决定外国企业当地融资的范围与程度;利润、利息、技术转让费
等的汇出与兑换,须符合严格的法规及程序,实行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
总的来说,随着投资自由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和东盟各国对其外资政策进行了较
大幅度的放宽与调整,其趋势是力求减少投资限削和激励措施,从优惠政策向国内外
企业享受同等福利的政策靠近,同时注重吸引高技术产业的外商投资。
6.4 中国和东盟之间国际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的国际协调
(1)目前中国与东盟国际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协调现状
90年代以来出现的自由贸易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由贸易区涵盖的范围越
来越广,不仅包括取消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还包含内容更加广泛的经济合作,甚至涉
及经济领域以外的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即是广义范围的自由贸易区,将不仅仅
是消除双方之间存在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还将涵盖全面的经济合作框架,如投资、
贸易便利化等广泛内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涵盖范围和合作领域主要包括:货物
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此外,专家小组还确定了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前进
行全面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环境、能源、金融、电子商务和旅游业等。
①货物贸易自由化
关于货物贸易,根据已达成的共识,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后,除极少数特殊产品
101
外,所有产品的关税将降至0-6%,并取消所有非关税措施。中国的平均关税虽然目
前已降至12%,但比东盟的WTO成员的平均关税要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我国对东盟
的一些主要产品的进口关税更高。如中国对泰国进口的大米征收高达113%的关税,
对从马来西亚、印尼进口的棕榈油的关税也较高,配额之内的关税为9-10%;配额之
外的棕榈油征收30%的关税,另还附加13%的增值税。东盟国家对此非常关切。
我国与东盟国家在关税减让方面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双方同为发展中国家,
都有需要保护的幼稚工业和民族产业,在关税减让方面,势必要适当照顾。因此,中
国与东盟关税减让的操作将借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关税减让做法,将各国减让关税的
商品分为4类:即包含类(inclusion)、暂时不包含类(temporary exclusion)、敏感
类(sensiuve)和一般例外类(general exception)。这4类商品的关税将分阶段进行减
让。除关税壁垒外,中国和东盟双方在彼此市场上都面临着一些非关税壁垒,如海关
程序、许可证要求、标准要求、知识产权、法规的执行等。有一些非关税壁垒是来自
东盟单方面的,如对签证和工作证方面要求苛刻等。东盟方认为,中国的非关税壁垒
主要是配额、许可证制度以及其他进口控制措施。如马来西亚提出,中国共对372项
产品,即进口税目的6%制定了配额、许可证或其他进口控制措施。棕榈油是东盟国
家提到非关税壁;垒最多的产品,需要进口配额、许可证、特别登记、进口检验等。
入世协议签署后,中国已取消和修改了许多不符合 WTO规则的条令和做法,中国与东
盟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促使中国在消除非关税壁垒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②服务贸易自由化
服务部门是中国较薄弱的领域,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大大低于东盟国家,同
时,与东盟国家的服务贸易额也十分有限。与东盟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不可避免地将
触及服务领域的开放问题,在向WTO承诺服务领域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东盟国
家进入中国服务领域的机会,可更好地通过竞争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当前,中国
与东盟的服务贸易主要体现在旅游业上,因此,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自由化也将首先
在旅游业以及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展开。此外,教育服务、咨询服务、管理技术、保健
服务和建筑等也是中国与东盟开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点合作领域。但是,货物贸易
自由化仍将是中国与东盟商谈自由贸易区的重点。
102
③投资自由化
投资自由化的核心问题是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要求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和法规
要透明,同时给予外资企业非歧视性的国民待遇。目前中国存在着“当地含量”、“外
汇平衡”、“外销比例”等不符合WTO规则的做法,违背了贸易自由化的要求,需要
尽快清除投资自由化的障碍。但由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实行分阶
段的投资自由化较为现实。
④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
便利化是指减少贸易和投资程序,使国际经济交易活动变得更加方便,以加快货
物、服务、资本的自由流动。便利化对自由化至关重要。如果贸易和投资的有关障碍
都排除了,但程序依然繁琐,仍然会阻碍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的主要内容包
括技术设施、标准化和政策三大类。专家小组建议近期内中国和东盟双方可以优先在
以下几方面实施便利化,以加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些方面是:商品技术标准、海
关程序、竞争政策、争端调解及商业人员流动等。
但是,就目前来看,上述框架协议对于双方贸易及投资政策的协调来讲,更多的
是一种原则及方法上一个总的指导,目前真正已经开始实施的相关政策主要是集中在
“早期收获”产品、正常产品等的关税减让上,对于双方的非关税壁垒政策、投资政
策及服务贸易政策等仍需继续协商。而且目前的国际政策的协调仍仅仅集中在区域内
部成员之间的相互壁垒的削减,对于区域外同样的贸易政策及投资政策的协调基本上
还没有开始。
(2)对与今后中国与东盟贸易与投资政策协调的几点建议
①积极参与经济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协调从本质上讲是参与各方对世界经济利益
如何分割所进行的协调,参与各方往往都抱有约束他国优势而保护本国劣势的动机。
这样,国际经济竞争的游戏规则通常是参与各方利益相互妥协的结果,而未参与制定
规则的国家,其利益在规则中没有或难以得到充分反映。因此,我们应积极主动地参
与国际经济协调,拥有平等参与制定国际经济竞争规则的决策权,为CAFTA、为我国
在新世纪营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竞争环境。
②深化FDI政策的自由化改革。近年来,在全球经济自由化浪潮的影响下,FDI
103
政策的自由化改革与调整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改善投资环境以充分利用FDI的根本
性举措。为此,我们必须积极参与FDI政策自由化改革进程,以便于与国际规范接轨。
③增强区内各国产业政策、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透明度,以减少因政府政策导致
的区内产业结构雷同和恶性竞争。对于区内各成员国经协商确定发展的重点产业,各
国可以在贸易和投资政策上予以扶持;对于协商确定己须限产、转产、停产的产业,
在贸易和投资政策上应取消已实施的优惠政策;对于共同发展的产业,各国均意愿发
展的产业,各国应积极协商,对吸引外资和促进出口政策进行量化,决定各国在吸引
外资和出口政策上对各产业的扶持力度,或通过地理位置相邻的国家设立共同的投资
区来解决,避免恶性竞争。
6.5 我国国际贸易政策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建议
(1)加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政策之间的协调
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依存给国家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挑战。随着一体化国
际生产体系的出现(贸易和投资成为这一体系的生命线),政策协调日显重要。跨国公
司在自己企业内部将贸易与投资的功能一体化,使得政府政策措施和一体化公司交易
间有时会出现一些冲突和不协调。而通常情况下,国家贸易和投资政策互不协调,并受
到不同目标的影响,由不同的,互不通气的机构予以实施。这一传统的和组织机构上的
分离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了。在当今的世界上,贸易与投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政策的不一致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造成一种贸易与投资政策相互抵消的政策环
境, 甚至会出现相互起反作用的现象。另一方面,国家贸易与投资政策的协调一致会
相互促进,共同为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服务。协调会产生合力,带来超过单一政策目标
预期的结果。由于贸易与投资被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国家有关贸易和投资的政策
必须协调一致。
(2)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与世界通行的
贸易和投资制度相接轨的自由贸易制度
我国在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中应根据本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畏的实际
和需要不断推进,而不能在西方国家的干预和压力下强制地施行。因此,中国作为一
104
个发展中国家,应分阶段地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在现阶段,我国要根据经
济发展、竞争能力、改革进程来动态地调整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及市场国际化的政策,
充分利用WTO的各种‘例外条款”来扩大自己的利益,到21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中
等发达国家水平后,再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3)实行适度的贸易和投资保护政策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作为一种建立在全球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理想目标,不可能在比
较短的历史时期在一国得到完全的实现。如果某一国自行实施门户完全开放,必然会
严重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因此,处于经济转型与过渡时期的中国在追求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时,不可能牺牲自身的国家利益。而贸易和投资保护则是一国政府
为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而采取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和措施。除非是一种恶意的带有进攻
性的政策,贸易和投资保护一般都是为了尽量保护自己脆弱的产业,其最终目的还是
为了这些产业在更为有利的条件下达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国际上,正当的、适度
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要是指保护一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幼稚工业,但是保护幼稚工
业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而是为了促进本国生产与技术的尽快成长,提高本国产品的
竟争力,能够使潜在的竞争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
(4)调整目前中国的外资引进政策
①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为外商的进入提供公平竞争的条件。改善投资环境的重点
是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应当逐步取消对外国投资者的各种歧视性限制和“超国民待遇”
的优惠,通过健全法制、完善市场体系、颁布公正的竞争规则、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
以及高效的政府宏观调控,由此吸引外商来中国投资。
②加大外商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优化地区投资结构。除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外,
还应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开发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断改善中西
部地区的投资环境。
③逐步放宽金融、贸易等服务业的投资限制,改善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
④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重点吸引大型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采取各种措施
吸引这些公司投资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5)调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修改原有政策存在的问题,诸如审批程序
105
繁琐、缺乏宏观管理的规划、缺乏完善的法规等问题。为了更好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的发展,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今后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
①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立法。
②完善海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
③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④放宽金融政策,扩大海外企业的融资渠道,减免税收,积极鼓励企业对外直接
投资。
⑤加强对海外投资企业的监督和管理。
106
7 结 论
7.1 本文的主要结论
综合全文的阐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以及各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与
国际直接投资之间互相融合的关系将成为二者关系的未来的突出表现。纵观国际贸易
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把二者之间的演进趋势概况为:互相替代的关
系→互相促进的关系→互相融合的关系。
(2)通过以往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虽然在理论上,大家都认可国际贸易与国
际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是一种替代与互补的关系,但是对于不同国家的贸易和直接投资
进行实证研究,其研究结果确因人而异。这些学者的研究告诉我们,对于中国来讲,
要研究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也应该立足于实证研究。
(3)本文为了更好的体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对于其国际贸易的影响,
利用1984-2004 年中国与东盟5 国之间直接投资和贸易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其
实证结果表明了,目前东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与中国和东盟间进、出口贸易不存在着
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该结论说明了现阶段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仍然以基于要素禀
赋差异的传统产业间贸易为主。本文随后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结构及产业内贸易
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双方正由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传统产业间贸易为
主,逐渐走向基于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且产业内贸易产品的范围不断
扩大,正在形成互补性的分工;但是当前双方之间产业内贸易仍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
主,与发达国家之间基于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的水平产业内贸易不同,说明了当前双
方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下游水平
(4)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依存给国家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挑战。随着一
体化国际生产体系的出现(贸易和投资成为这一体系的生命线),政策协调日显重要。跨
国公司在自己企业内部将贸易与投资的功能一体化,使得政府政策措施和一体化公司
交易间有时会出现一些冲突和不协调。而且随着各种贸易协定的签定,东道国政府在
107
选择其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时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即东道国政府可能只能自由制定其
投资政策,而其贸易政策的制定受到了各种国际贸易协定的限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东道国只能执行单边的投资政策时,其政策的约束条件如何,会不会导致市场发生扭
曲?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政策博弈模型,指出在此情况下的东道国政府均衡政策。在
其均衡政策下,市场的扭曲不会发生。
7.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本文对于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一个实证方面的考察,并未就
其在理论上进行一个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
(2)就中国与东盟之间投资与贸易之间关系的实证方面的研究,也可以更加深
入的进行分析,例如可以按其投资流入的行业、地区对相关行业及地区贸易的影响作
出更深入的分析。
(3)东道国政府的贸易与投资政策选择模型中,为了简化,把贸易与投资政策
仅假设为一个关税及产出税,并没有考虑别的贸易及投资政策约束;同时对于外国公
司进入市场的成本假设也过于简化,这些条件都可以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可以进一步
的放松。
108
致 谢
衷心感谢导师刘海云教授对我的悉心指导,在本文写作期间,刘老师不厌其烦地
对论文的提纲、整体思路以及许多细节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本文得以顺
利完成,在此深表感谢。导师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诲人不倦的态度和学术上精
益求精的精神使我终生受益,成为我毕生学习的榜样。
衷心感谢张培刚教授、徐长生教授、张建华教授、唐齐鸣教授、方齐云教授、宋
德勇教授、卫平教授、张宗成教授以及其他各位老师对我的教导和厚爱,他们严谨细
致、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直是我工作、学习中的榜样;他们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
的思路给予我无尽的启迪。
感谢徐彩云等学院领导对我的关怀与教导。同时也要感谢蒋晓泉、杨波、王骏、
张学功等同学的热心帮助和建议。
最后,由衷感谢我的父母以及妻子,他们为我专心学习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他们
无私的支持给予了我巨大的前进动力。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
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109
参考文献
[1] Aitken J. J. and A.E. Harrison. Do Domestic Firms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el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 103~132
[2] Alchian, A.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0(58): 211~221
[3] Amin .A. The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informal economy to Marshallian industrial
districts. Area, 1994, 26(1): 13~24
[4] Andersson, Forsgren and Holm, The Strategic Impact of External Network:
Subsidiary Performance And Compentency Development In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23(1)
[5] Ansoff, I. Corporate Strategy, Revised Edition, Penguin Books. 1987
[6] Balasubramanyam VN, Salisu M, Sapsford 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
new hypotheses and evidence. Economic 1996(106): 92-105
[7] Balawin R.E.1984. Trade Polic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1.Elservier Science Publisher.1995
[8] Baptista R, Swann G.M.P.Do firms in clusters innovate more? Research Policy.
1998(27): 525~540
[9] Barro, Robert J. 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 1095~1117
[10] Batra RN, Ramachandran R.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70): 278-290
[11] Belussi F., Arcangeli F.A typology of networks: flexible and evolutionary firms,
Research Policy. 1998(27): 415~428
[12] Bhagwati JN, Elias Dinopoulos and Kar-YiuKong. Quid Pro Quo Foreign
Invest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5): 186-190
[13] Bhagwati JN. Anatomy and consequences of Exchange Control Regimes,
vol.I.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1992(10): 120-146
110
[14] Bhagwati, JN., Richard .A. Brecher, Elias Dinopoulos and T. N .Srinivasan. Quid
Pro Quo Foreign Investment and Welfare:A Political Economy Theoretical
Model..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2(10): 127-138
[15] Blomstrom M. and A. Kokko.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Spillover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998(8): 247~277
[16] Bomze, L. Noncooperative Two-Person Games in biology: A Classif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 1986(15): 547~575
[17] Börgers, T. and R. Sarin. Learning Through Reinforcement and Replicator Dyna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97(77): 1~14
[18] Boxall, P. F. The strategic HRM debate and the resourced-based view of the firm.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9] Brenner T. Industrial clusters: a typology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R].
CEPR Discussion Paper, 2000. 840
[20] Brusco S. The Emilian model: productive decentraliz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imics. 1982(6): 167~180
[21] Buckley P, J. and M.C. Casson.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MacMillan. 1976
[22] Buckley, P, J. The Limits of Explanation: Testing the Internalization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8. 19(2):
181~193
[23] Camagni R. Local”milieu”, uncertainty and innovation networks: towards a new
dynamic theory of economic space, in CAMAGNIR.(Ed) Innovation Networks:
Spatial Perspectives, 1991:121~142. Belhaven, London
[24] Cantwell, John and Piscitello, Lucia. The Location of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of
MNCs in European Regions: The Role of Spillovers and Local Competenc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2, 8(1)
[25] Capello R. Spatial Transfer of Knowledge in High Technology Milieux: Lesrning
Versus Collective Learning Processes. Regional Studies, June.1999, 33(4): 353(1)
[26] Cartwright. Wayne R.Multiple Linked “Diamond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Export-Dependent Industries: The New Zealand Experience.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Second Quarter 1993. 33(2): 55~70
111
[27] Caves RE.1971.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Economic 38: 1-27
[28] Caves, R. 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Industrial Econo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Economica 1971(38): 1~27
[29] Caves, 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Economic Analyse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Press. 1996
[30] Clickman, Norman J. and Douglas P. Woo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 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1988(11)
[31] Cohen W. M., Levinthal D.A.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The Two Faces of R&D,
Economic Journal. 1989(99): 569~596
[32] Coleman, J.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3] David Uhli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and regional change: restructuring
post-communist networks in the Region of Lanskroun, Czech Republic. Regional
Studies, 1998, 32(7): 673~685
[34] Davis, D.R., 1994, Intra-industry Trade: A Heckscher-Ohlin-RicardoApproach,
mimeo, Harvard University
[35] De Mello LR Jr.1997.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growth:
a selective surve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 1-34
[36] Deardorff, A., Staiger, R., 1988.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ctor content of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4. 93–107
[37] Dicken P. Global Shif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third edition,
Paul Chapman Publishing Lit. 1998: 161~165
[38] Dinopoulos, Elias. Quid Pro Quo Foreign Investment.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989(2): 145-160
[39] Dixit, Avinash, and Stiglitz, Joseph E.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67: 297-308
[40] Djankov, Simeon and Bernard H.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zech Enterprise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0, 14: 49-64
112
[41] Donald H. Dalton and Manuel G. Serapio. Globalizing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echnology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Technology Policy. 1999
[42] Dosi G.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and directions of technical change, Research Policy,
1982(11): 147~162
[43] Dunning JH. 1981.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ondon
[44] Dunning, J. H.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Boston: Unwin Hyman.1988
[45] Dunning, J. H.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73(30): 289~336
[46] Dunning, J. H.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Ohlin, B., P. O. Hesselnorn and P. J. Wijkman(eds.),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MacMillan, London. 1977
[47] Edwards S. Trade orientation, distortions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2(39): 31–57
[48] G. B. Richardson,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Economic Journal, 1972(82):
883~896
[49] G.S.Becker and K.M. Murphy.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4): 1137-1160
[50] Gary Gereffi & Tony H. W. Tam. "Industrial Upgrading through Organizational
Chains: Dynamics of Rent, Learning-by-doing, and Mobility inthe Global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A Workshop of the SSRC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Geneva ,Switzerland, 1998.2~4 November
[51] Gary Gereffi, Olga Memedovic. The Global Apparel Value Chain: What Prospects
for Upgrading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UNIDO, 2003
[52] Gary Gereffi.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48): 37~70
[53] Gerhard Halder. How does globalisation affect local production and knowledge
systems? The surgical instrument cluster of Tuttlinger, German. Heft 57, 2002
113
[54] Geweke J, Meese R, Dent W. Comparing alternative tests of causality in temporal
systems: analytic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83,
21: 161-194
[55] Gilsing. Cluster Governance: How clusters can adapt and renew over tim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DRUID PhD - conference, Copenhagen, January. 2000
[56] Granger C. Investigating causal relations by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ross spectral
methods. Econometric 1969, 37: 422-438
[57] Granger C.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 concept of causality.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88, 39: 199-211
[58] Greif, A.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102): 912~950
[59] Grossman, Gene M, and Helpman, Elhanan.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Long-Run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80): 796~815
[60] Hall S, Wickens M. Causality in integrated systems. Discussion Paper No.
DP27-93.Center for Economic Forecasting, London Business School
[61] Hanson, G. Market Potential, Increasing Returns, and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1998: 6429
[62] Hendry DF, Pagan AR, Sargan JD. Dynamic specification. In Handbook of
Econometrics, Griliches Z, Intrilligator MD (eds). North-Holland: Amsterdam; vol.II,
Ch. 1984. 18
[63] Hiemenz U. Determinants of private invest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Development, Trade and the Asia-Pacific: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Lim Chong
Yah, KapurBK (ed). Prentice-Hall: Singapore, 1995
[64] hleifer, A., and R. W. Vishny,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1998(52): 737—787
[65] Iohansen S, Joselius K.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and inference on
cointegration with applications to the demand for money.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0, 52: 169-210
[66] Iohansen 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integration vector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88(12): 231-254
114
[67] Katseli 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interlinkages in the 1990s: experience
andprospec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687. 1992
[68] Kawai M, Urata S. Are trade and investment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An
empiricalanalysis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iscussion Paper No. F-50;
Institute of SocialScience, University of Tokyo, 1995
[69] Koyimo, K. A Macroeconomic Approach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is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3, 14(1): 1~21
[70] Koyimo, K.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 Croom Helm, London.1978
[71] Kokko A, Tansini R, Zejan MC. Local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FDI in the Uruguayan manufacturing secto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6, 32: 602-611
[72] Kravis, Irving B. and Robert E. Lipsey. The Location of Overseas Production and
Production for Exports by US Multinational Fir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2(12): 1-23
[73] Krugman, Paul R. A Model of Innovatio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87): 959-973
[74] Krugman, Paul R.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75] Kummerle, W. The driver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r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9(30): 1-24
[76] Lall S. Transnationals, domestic enterprises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host LDCs:
a surve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78, 30: 217-248
[77] Lars Hakanson and Robert Nobel.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verse
Technology Transfer,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1. Vol.41, 395-420
[78] Lawson C., Lorenz E.H. Collective learning, tacit knowledge and reg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 Reg. Studies 1999(33): 305~317
[79] Lewontin, R. C. 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1960: 1, 382~403
[80] Lilach Nachum and Davie Keeble. Neo-Marshallian Clusters and Global Networks.
Long Range Planning, 2003, 36: 459~480
115
[81] Lim D. Fiscal incentives an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Journal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9(19): 207-212
[82] Lin AL. Trade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or Taiwan with four
ASEAN countries. Weltwirtschaftsliches Archiv, 1995(131): 737-747
[83] Lipsey RE, Weiss MY. 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1(63): 488-494
[84] Lorenz. Collective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 Regional Labor Market, Unpublished
Research Note, Europe Network on Networks, Collective learning and RTD in
Regionally-clustered High Technology SMEs. 1996
[85] Luger, M. and Shett, S.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Plant Start-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Lessons for Policy-makers in the Southeast, Vanderbi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1995(18): 223~245
[86] Lundvall B. A(e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London: Pinter, 1992
[87] M. Rugman and A. Verbek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Clusters: An Organizing
Framework. Working Paper. 2003
[88] Mariotti, S. and L. Piscitello. Information Costs and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within the Host Countr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ta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5(4): 815-836
[89] Mark Lorenzen and Volder Mahnke.Global Strategy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ocal
Knowledge: How MNCs Enter Regional Knowledge Clusters. Druid Wording Paper,
No.02-08
[90] Markusen A. 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 a typology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Economic Geography, 1996, 72(3): 293-313
[91] Markusen JR. Factor movements and commodity trade as compleme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3. 14: 341-356
[92] Markusor Jams R and Lars E Q Svensson: Trade in Goodsand Factor With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Economic Review1985(26):
175-192
[93] Maynard Smith J. 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16
[94] Maynard Smith, The Theory of Games and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Conflict.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1974(47): 9-221
[95] Morrissey O, Ray Y. The GATT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and
theirrelationship with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5(31): 702-724
[96] Obstfeld M. International currency experience: new lessons and lessons
re-learned.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5(1): 119-220
[97] OECD. The OECD declaration and decision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1991. OECD: Paris
[98] Okamoto Y. Impact of trade and FDI liberalization policies on the Malaysian
economy. Developing Economies, 1994(32): 460-478
[99] Osada H.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DI incentives in Indonesia: the impact on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Developing Economies, 1994(32): 479-491
[100] O'Sullivan PJ. 1993. An assessment of Ireland's export-led growth strategy vi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1960-1980.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29: 139-158
[101] Parry, T. G. The International Location of Production: Studies in the Trade and
Non-trade Servicing of International Markers by Multination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5
[102] Patel P, Pavitt K. Large Firms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World’s Technology: An
Important Case of “non-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1(22): 1-22-1
[103] Paulo Guimaraes, Octavil Figueiredo, Douglas Woodward. Agglomer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ortugal.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0, 47: 115~135
[104] Pfeffermayr 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ports: a time series approach.
Applied Economics, 1994(26): 337-351
[105] Porter M .E.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90
[106] Porter, M. E., Clusters and New Economics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11): 77~90
[107] Raphael Kaplinsdy. Spreading The Chains from Globalization: What can belesrned
from Value Chain Analysis? IDS Working Paper 110, 2000
117
[108] Romer D. Openness and infl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108): 869-903
[109] Romer, Paul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90
[110] Romer, Paul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 1002~1037
[111] Rugman, A. M. A New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Internalization
versus Internationalization,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1980(15): 23~29
[112] Rugman, Alan M; D Cruz, Joseph R. The “Double Diamond” Model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Canadian Experience.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Second Quarter, 1993, 33(2): 17~39
[113] Sims C. Money, income and caus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62:
540-552
[114] Svenssor, Lars E Q: Factor Trade andGoo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4(16): 365-378. 168
[115] Swain A. and Hardy J.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reintegration of East and Central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with the world
economy. Regional Studies, 1998, 32(7): 587-590
[116] Swann P., Prevezer M., Stout D.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
Internationala Comparison in Computing and Biotechnolog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57~307
[117] Taylor, P. D. and L. B. Jonker.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and Game Dynamics,
Math Biosci, 1978(40): 145-156
[118] Tichy G., “Clusters:less Dispensable and More Risky than Ever”, Clusters and
Regional Specialisation, published by Pion Limited, 207 Brondesbury Park, London
NW2 5JM, 1998
[119] Timothy J.Sturgeon. How Do We Define Value Chains and Production Networks.
MIT Working Paper, 2000
[120] Turnovsky SJ. Methods of Macroeconomic Dynamics.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UNCTAD. 1993. Explaining and Forecasting Regional Flows of Foreign Direct
118
Investment. UN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New York. UNCTAD: New York, 1995
[121]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UNCTAD: New York, 1996
[122] Wang ZQ, Swain NJ.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ransforming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Hungary and China. Weltwirtschaftsliches Archiv, 1995,
131: 359-382
[123] Weibull, J.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124] Williamson, Oliver E. Comparative Economics Organization: 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1, 36(June):
269~296
[125] Williamson, Oliver E.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75
[126] 保罗·克鲁格曼, 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 国际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127] 陈荣辉.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选择. 财经研究, 1997(4)
[128] 陈石清.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实证比较研究.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6(1):
56-61
[129] 杜江. 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 世界经济, 2002(8): 43-48
[130] 方齐云. 国际经济学.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131] 傅钧文. 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与世界贸易组织.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8(2): 63-67
[132] 高谦, 何蓉.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综述. 经济学动态, 1997(7): 26-32
[133] 公峰涛. 中国-东盟贸易结构研究. 南开经济研究, 2003(5): 51-54
[134] 龚晓莺. 需求偏好诱发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及政策选择. 贵州民
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5): 45-51
[135] 顾颖.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融合发展趋势的理论分析. 经济师, 2001(7):
63-68
[136] 海闻. 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经济研究, 1995(9): 67-73
[137] 蒋德恩. 世贸组织对其成员贸易政策的影响. 国际贸易问题, 1998(1)
[138] 李建伟.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产业选择问题研究. 东南亚纵横, 2003(8): 49-53
119
[139] 李琴. FDI 流入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世界经济研究, 2004(9): 75-79
[140] 李荣林. 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文献综述. 世界经济, 2002(4): 18-23
[141] 粱志成. 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型关系—对芒德尔贸易与投资模型的
重新思考. 经济评论(武汉), 2001(2): 27-33
[142] 刘志彪. 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基于产业经济学的分析.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2(3): 67-73
[143] 龙华.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国际经贸探索, 2000(2): 45-
49
[144] 邱立成. 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 南开经济研究, 1999(6): 32-36
[145] 王成岐, 张建华, 安辉.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中国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
2002(4)
[146] 王洪庆, 朱荣林. 东盟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的影响. 经济问题探
索, 2004(12): 12-15
[147] 吴彬, 黄韬. 二阶段理论:外商直接投资新的分析模型. 经济研究, 1997(7): 46-55
[148] 洗国明, 葛顺奇. 促进关联: 东道国外资竞争政策新趋势. 国际经济合作,
2002(1)
[149] 向铁梅. 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及其中国情况的实证分析. 世界经济研究,
2003(3): 14-17
[150] 小岛清. 对外贸易论. 南京: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151] 谢冰. 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及其实证分析. 经济评论, 2000(4): 33-38
[152] 徐圆. 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系及结构分析. 世界经济研究, 2005(5): 78-82
[153] 许和连, 赖明勇. 出口导向经济增长(ELG)的经验研究:综述与评论. 世界经济,
2002(2): 23-31
[154] 詹晓宁, 葛顺奇. 多边投资框架与我国经济战略. 国际经济合作, 2002(7)
[155] 詹晓宁. 吸引FDI 的竞争:是零和博弈——一个初步的研究. 南开经济研究,
2002(1)
[156] 张如庆.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分析. 世界经济研究, 2005(3):
23-27
120
[157] 张书源. 我国利用外资政策导向探索. 财经研究, 1996(6)
[158] 张泰. 积极利用外资,优化外商投资结构的对策与措施. 经济研究参考, 2002(4)
[159] 周淑景. 世界贸易发展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调整. 财经问题研究, 1996(6)
[160] 朱廷君.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轨迹. 兰州商学院学报, 2003(6):
36-38
[161] 黄先海, 林国蛟. 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一个扩张型模型及实证分析. 浙江
社会科学, 2001(5): 15-17
121
附录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1] 余竑, 王俊. 五家上市银行现实竞争力比较实证研究. 武汉金融, 2006(3): 45-47.
署名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
[2] 余竑, 蒋晓泉. 第三方物流的发展动因、特征及其实施策略研究. 金融与经济,
2006(1): 61-63. 署名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3] 余竑, 刘海云.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趋势分析及评述. 金融经济,
2006(1): 85-86. 署名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4] 余竑, 刘海云. 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设计比较研究-以国开行ABS 及建行MBS
为例.投资研究. 已录用. 署名单位:华中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