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财经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姓名：徐凯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金融学
指导教师：艾洪德
2000.12.17
ABSTRACT
Reform，to countries under planning system，means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to market system．When our country is concerned，we have successful—
ly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in many fields，such aS circulation，price，and alloca—
tion，during the twenties years’reform practice．Unfortunately，some eco—
nomic sectors，example of stated—owned enterprises and banks，are still ex—
periencing the hard transition period．However because of their importance in
the economy，the SUCCESS of their transition is critical to the whole reform pro—
cess．This made the transition of financial system a most serious problem in
our current reform．
Though the comprehension of financial system get much wider with the
ever complexity of financial activities，credit arrangement remains the basic
one．In addition，as our reform takes the gradual approach，the whole transi—
tional period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first，the transition from central
planning to“dual track”arrangement l second。from”dual track“arrangement
to market--oriented system．Obviously we are now in the later stage，SO Our
study of the credit subject is based on the’’dual track”arrangement．All these
mentioned above leads to this article’’Study 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The Dual Track Arrangement In Credit”．We expect to find something essen—
tial to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financial system through our thorough analy—
sis and deep 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he credit arrangement
This paper consists of five parts．Part I discusses the change of’’dual
track”credit arrangement from the point of institution supply——from the
government’S point．Setting out from the utility function of the government，
we come to the conclusion：While the planning track and the market track
meet the stability target and the increase target respectively，the dual track ar—
rangement of credit funds maximizes the government’S utility．Besides，the
analysis on 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the dual arrangement，leads to the con—
clusion：the arrangement should be given up because there exists no longer the
condition．
PartⅡexamines the subject in the view of state—owned banks．rt first
presents a picture describing the expansion of the market track initiated by the
bank’s own utility．At the same time，the over expansion incenses the govern—
ment and results in a game between them．This shows the transition from dual
track arrangement to market arrangement is a hard journey．
In contrast to part I．partⅢanalyzes the transi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
stitution demand—————from non——state sectors．It first points out the impor—
lance of the increase from non——state sector lies in that it can strongly keep the
continuity of the government’S utility func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However，the research on the input structure of non—state sectors shows the
current financial channels can’t sufficiently support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which leads to the demand for a new arrangement of credit．
Part N explores the change path of the dual track arrangement．The anal—
ysis of the premise of the arrangement shows the dual track arrangement will
unavoidably brings about the organizational expansion of state banks．Conse—
quently，the cost of financial control will well exceed its benefit．So the obvi—
OUS way out of the dilemma is the organizational contraction of state banks．
Part V further probes into the change path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poverty rights．The essence of the organizational contraction is the contraction
of state～poverty rights，SO in terms of poverty rights，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dual track arrangement in credit means the expansion of the market
track to eommercial banks with multi—ownership and the restrains on plan—
ning track tO policy——based banks with so[e state ownership．
Key Words：dual track arrangement of credit，institutional change
前言
一、关于本文
改革，对于计划体制下的国家而言，就是实现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化。
如果说1978年的非集体化农业生产制度是我国转型改革的开始，那么22年后
的今天我们则正处在转型改革的完成阶段。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经济中的
许多领域如流通、价格、分配等都已顺利完成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
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经济中仍有些部门处在艰难的转型过程中，最典型
的就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由于这两个部门在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它们能否
实现顺利转型将关系到整个改革的成败。因此如何实现金融制度的顺利转轨就
成为当前改革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尽管金融制度随金融活动的丰富而日趋复杂，但信贷仍是金融活动的基
础，因此信贷制度也就成为整个金融制度中最根本的一项，而且在我国金融发
展滞后的环境下，金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信贷制度。因此在以制度经济
学为背景，讨论金融制度的转型变迁时，本文选择了信贷制度作为具体研究对
象，以期从信贷制度的变迁过程中透视到整个金融制度变迁中最本质的东西。
进一步地由于我国的改革沿循的是渐进的路径，因此实际上转轨过程包括两
步：首先由计划体制向过渡时期安排转化，然后再向市场体制转化。目前我们的
改革重点显然在后一转化过程，因此这里我们对信贷制度改革的研究以过渡时
期的信贷双轨制为基础。而且，由于后一转化过程在整个改革中，更精彩更具决
定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信贷双轨制在后渐进改革中的发展历程就
是信贷制度的变迁轨迹，其发展所遵循的路径就是信贷制度变迁的路径。因此
本文以“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为题。
二、概念的说明
1。信贷双轨制
双轨制(dual track system)是过渡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在由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时期，新旧体制并行，计划与市场共存的一种制度
安排。
在我国双轨制最早出现在价格改革领域，具体是指：“两种经济体制的并
存，反映在价格形成方面，就是一方面既存在按照原来的机制形成的价格——
国家统一定价，又存在改革过程中按照新的机制(市场机制)形成的价格。这两
种不同机制形成的价格，表现在同种商品的交换中价格双轨制的局面。”(张卓
元)①
由于我们的改革沿循的是渐进的路径，因此随着改革的推进，在很多领域
都出现了双轨的局面。“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最具普遍性、最自然的过渡方式
便是双轨制。”(张军，1997)有的学者甚至直接以此来刻画中国改革，如樊纲的
“体制双轨”、张军的“双轨过渡”张杰的“信贷双轨”等。
这一改革特征具体表现在金融领域就是信贷双轨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
信贷资金的大部分按国家信贷计划规定的利率和数量流向国有经济部门；另由
少量由国有银行在信贷市场上自由运用。前一种资金分配形式我们称为信贷资
金计划轨，后一种称为信贷资金市场轨。这就是本文最基本的概念，本文的分析
就是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
2．前渐进改革与后渐进改革
由于我国的改革沿循的是渐进的路径，因此实际上转轨过程包括两步：首
先由计划体制向过渡时期安排转化，然后再向市场体制转化。前一过程我们称
之为前渐进改革，后一过程称为后渐进改革。很显然，不同阶段的改革重点不
同，这正是我们进行这样划分的原因。
三、本文结构
第一章从国家的角度分析信贷双轨制的变迁。首先从国家效用函数切入，
揭示了国家效用与信贷双轨制的内在联系：信贷计划轨与信贷市场轨分别满足
了国家效用函数的稳定目标与增长目标，从而保证了国家效用函数最大。并详
细分析了计划轨与国家效用的关系。接下来分析了国家实行信贷双轨制的经济
基础：国家积聚的大量的货币发行收益与金融剩余。从而说明随着货币化水平
的提高该经济基础不复存在时，国家应部分放弃信贷资金的计划轨分配。
第二章从国有银行角度进一步分析信贷双轨制的变迁。首先描述了国有银
行从自身利益出发扩展市场轨的过程，并通过一个厂商模型分析了由此导致的
经济效应。市场轨的过渡扩张引起国家的清轨行为，引发了国家与国有银行的
金融博弈。从而说明双轨制向单一市场轨的变迁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
第三章从国有经济对信贷制度的需求这一侧面进行了分析。首先指明非国
有经济的增长在后渐进改革中的意义在于：它是保证制度变迁函数连续性的重
要条件。接着通过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结构的分析得出结论：非国有经济现行的
内源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不能支持其进一步增长，这就要求对双轨制的信贷资
①张军，《双轨制经济学》。
金安排进行变革。
第四章着重分析信贷双轨制困境的求解路径——组织规模收缩。在金融业
粗放经营的背景条件下，信贷双轨制的实施必然引起国有银行组织规模扩张，
从而造成后渐进过渡时期的规模过剩，引起国家的金融控制成本大于控制收
益。若要摆脱这种困境必须收缩国有银行组织规模，而组织规模的收缩又必然
导致市场轨的收缩。从而解决金融控制的收益成本问题，并得以摆脱信贷双轨
制困境。
第五章从更深层次的产权角度探讨双轨制困境的求解路径。承接上文，说
明组织收缩的实质是产权收缩。因此从制度演进的视角看，最优的制度选择应
是计划轨收缩于国有产权的政策性银行，市场轨扩展到产权多元化的商业银
行。
关键词：信贷双轨制制度变迁
1 国家与国有银行信贷双轨
诺思认为：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一席之地。因
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
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
中国的制度结构相对于其他国家是十分独特的，基本情形可以概括为：发
达而富有控制力的上层结构，流动性强期分散化的下层结构，但在上下两层结
构中间却缺乏严密而有效且富于协调功能的中间结构。我们姑且将之称为“制
度的二重结构”。“二重结构”中国家对制度具有绝对的控制力。而中国的渐进改
革是先不对国有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造，而在旧体制旁边发展新体制。因此说我
国的渐进改革并不是因为强国家、弱社会的二重制度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国
家依然保持了较为完整的控制能力，主导了大部分的制度变迁。在工业化改革
中国家充当了主要推动力，因此国家与工业化的特殊关系使得国家模型显得非
常突出。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金融制度一直都是国家主导型工业化进程中的
一种附属制度安排，因此金融制度的变迁自然也可以从国家模型中得到解释。
1．1 国家效用函数与国有银行信贷双轨
1．1．1兼顾稳定与增长的国家效用函数
一般地讲，任何国家都要使其义理性最大(张宇燕)，所谓国家的义理性就
是国家统治的合法程度，以及这种合法性能维持多久。换句话说，国家关一C,-的总
是怎样保持长治久安。但在不同时期国家的目标函数是不一样的，它要派生出
很多相对独立但又统一的变量，也就是说国家要追求多种目标以实现效用最
大。
国家总是力图在社会产出和国家租金最大的协调之间获得义理性，也就是
说：通过发展经济获得政治稳定。在制度变迁的国家中，短期内国家的有效目标
是稳定，其次是经济增长，因为只有稳定国家才可能推进改革，并以此促进经济
增长。因此制度变迁中的国家效用函数可以概括为(1)稳定(2)增长。转型是否
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尽快从经济衰退中复苏，并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这
样，国家效用函数可以设定为：
2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U=ULs(．)，g(．)j
其中：u：国家效用函数
s(．)：稳定因子，它本身也是一个函数f
g(．)：增长因子，它本身也是一个函数
在国家效用函数u里，s为第一变量，而g是第二变量，优先性表明了它们
在国家效用函数中的权重大小。s和g之所以本身也是函数，是因为影响稳定与
增长的因素很多。对于国家来讲，它要保证u在其统治期间是连续的，从而要求
S和g也是连续的，也就是说，要有长久的稳定与持续的增长。在长期，国家的义
理性来源于经济增长，因此，g的权重会越来越大。dx／dy>O表明稳定程度越
高，增长速度越快，国家效用越大。因此，国家的主导作用就是要找到这样的效
用工具，使之既能够支持稳定，又能够支持经济增长，以实现国家效用最大、义
理性最大。
1．1．2信贷资金计划轨的实质
转轨时期，国家所寻求的使其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工具，在金融领域中主要
体现为信贷资金双轨制的制度安排。通过前面的国家效用函数可以看出，国家
在转轨时期的首要目标是稳定。相应地，在信贷双轨安排中，国家更关注的是计
划轨，因此本部分从国家的角度，我们侧重于分析双轨中的计划轨。
经过50年代初期的银行产权国有化，到1956年底国家实际控制了所有金
融业，私有银行在中国消失。经过这次金融产权的整合之后便形成一种特殊的
国有金融安排，从总体上讲，这种制度安排是以国有企业为服务主体而建造的。
国家为了实行经济赶超战略，为国有企业设计出一套生产过程内在化于企业、
资源配置则外在化于企业的制度结构(林毅夫)。固定资产投资可申请财政拨款
或银行贷款，季节性、I临时性流动资金可由金融制度安排解决。资源配置的外在
化，保证了如果国有企业效益好，则可以在归还银行贷款后将剩余利润用于进
一步工业化的投资；如果国有企业效益不好，则由于“赖帐机制”也不会有过重
的压力，从而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工业化。因此说，国家构造“计划轨”的目的就是
为了使其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部门，也就是说，“计划轨”的信贷资金就是
国家专门为国有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
既然如此，供给多少金融资源，以及如何供给也就不取决于国有金融安排
自身。如果这些可由国有金融安排自身决定，就会产生与国家效用函数不一致
的金融行为，但垄断的金融产权恰恰阻止了这一行为的发生。因此说计划轨下，
金融资源的配置额度与资金价格都被给定，这意味着金融部门的金融功能已经
完全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其只是充当资金的内部配置者，而内部配置实质上
就是一种财政配置。
不难理解，在金融资源的聚集过程中，信贷资金计划轨安排部分替代了税
收制度的功能，而在随后进行的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它又进一步替代了财政
制度的功能。事实证明，这种替代既是促进以往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又是导致
未来改革困境的根源。
1．1．3 信贷资金计划轨的功能——金融补贴与体制内产出
(一)财政补贴与金融补贴：一种估算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经济的顺利转轨主要得益于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
而体制内产出之所以没有出现象前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衰退，则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控制能力以及对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就补贴而言，一开
始主要包括对国有企业的直接亏损补贴、价格补贴，以及制度补贴(限制非国有
企业进入)。1985—1994年间，通过财政预算渠道给国有企业的各类补贴(明补)
约平均折合GDP的5．63％，不过在此期间财政补贴的力度在逐年下降，如从
1 985年占GDP的7．5％下降到1994年的2．2％。与此同时，通过国有金融渠道
的隐性补贴(即金融补贴)却在迅速上升。①
图1—1财政补贴与金融补贴的趋势
对改革以来金融补贴的情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①樊纲，引自‘中国金融展望)．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第一，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1985--1994年间，以低利率信贷和未归还本金
形式统计的金融补贴占GDP的平均比重为1．72％，1992年曾一度高居3．6％，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世界银行的上述估计显然是低估了金融补贴的规模；第二，
国家财政给予国有企业的各类补贴中，已经包含着一部分金融的贡献，因为国
家财政直接从国有金融那里获得了大笔金融支持。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1987—1995年间，中国公共部门的赤字平均占GDP的11．16％，其中通过金融
渠道弥补的占GDP的比重高达7．09％；第三，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过度负债
和大量不良债权事实上属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一种金融补贴。如果用一种极端
的算法，若把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全部算作金融补贴，那么在1985～1996年间
其占GDP的比重平均高达9．7％，1993年曾一度高达18．81％。具体情况如下
表：国有银行不良债权占GDP的比重：
表l一1 国有银行不良债权占GDP比重
I 1985 1 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0．1 4 0．74 7．11 7．44 9．22 9．36 8．61 11．26 18．81 15．06 13．88 14．75
资料来源：王绍光、胡鞍钢，根据《中国金融展望》计算
(--)金融补贴与体制内产出：一个考虑金融补贴的体制内增长模型
张军曾做过一个修改过的主导部门模型，试图以此拓展价格双轨制下的产
业组织理论，并借以解释中国的渐进改革。在其模型中作者引进了“对国有部门
的补贴”这一因素，在此我们将其中的金融补贴因素单列出来，建立一个新的体
制内增长模型，以进一步分析信贷资金计划轨的功能，从而深刻体会金融因素
对渐进改革的特殊意义。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假定：(1)在改革中，国家具有抑制通货膨胀从而稳
定人们对改革中政府信心的偏好，这就意味着在能够支持体制内产出的诸多因
素中，排除了政府更多地使用财政向银行透支和货币扩张的方式向国有企业进
行补贴以维持其产出增长的可能性，这与财政补贴占比逐年下降的实际情形相
符；(2)体制内企业的效率普遍低下，由于自由资本严重不足，从一开始就存在
资金硬缺口，因此体制内企业对国有银行的依赖性十分严重}(3)国有银行自身
的资本比率也十分低下。以上假定意味着，国有银行需要在不存在国家(中央银
行)救助(注资)的情况下维持对体制内企业的资金供给，因此只有通过争取大
量的居民储蓄存款充实其资金来源。
以上讨论说明，体制内产出增长要求一定数额的金融补贴来支持，而金融
补贴能否顺利实现，则取决于储蓄存款和国有银行贷款能否保持同步增长。这
意味着我们在考察体制内产出增长问题时，将面临一个接近于固定比例的生产
函数。也就是说，若把储蓄存款(D“)与信贷提供(LI)作为保持体制内产出增长
(G)的两个投入品，那么要获得较高的产出增长，就必须保持D“和LI的特定组
臼
臼
瞳
Ls
I j{——
：
圉1—2一个固定比例的体制内生产函数
合，只有按相同的比例增加D“和L5才会得到相应的G，如图l一2所示。需要注
意的是，如果没有足够的金融补贴，经济产出将处在较低的水平，当金融补贴为
较低的s．“时，经济增长仅为G，，而G。的低产出水平不足以支持体制的渐进改
革，为了保持足够高的产出水平如G：，就必须相应增加投入品，即由S-6增加到
S。6；由于生产函数是固定比例的，D，“和L，。也应同步增加到D。“和Lz5。在此我
们有必要重申：在我们的假定条件下，国家为了保持改革的渐进性，唯一的选择
就是把居民储蓄的动员水平保持在较高的D2h。所幸的是，中国特有的货币化过
程为积累居民储蓄提供了起码的基础。然而，要把居民储蓄有效的转化为金融
补贴，得有相应的信贷机制，信贷资金双轨制安排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因此在
一个包含金融补贴的体制内产出模型中，必须同时包含一个国有银行体系因
素，国有银行体系改革的滞后无疑是嵌在渐进改革逻辑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
由此可见计划轨资金支持对体制内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可以推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出这样一个结论：国有银行的过早商业化改革本身并不符合渐进改革的逻辑，
因为一旦其成为一个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组织，其所提供的信贷量将由OL：4降到
OL。5，相应地，即便存在巨额的储蓄存款也无法转化为对体制内产出的金融补
贴。正是基于此我们才指出，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是以金融改革的滞后与巨大
的金融风险的积累为代价的。
通过本节的分析，我们可知，国家要寻求其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工具，在财政
力量削弱的前提下，国有金融安排便被纳入国家效用选择集。实践证明，这种垄
断性金融安排下的信贷双轨制安排，尤其是其中的计划轨确实在转轨中对体制
内产出不下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国家的稳定目标。有关市场轨的
具体作用，我们将在后二章中进行分析。
1．2经济的体制结构与国有银行信贷结构
正如樊纲(2000)所言，渐进改革的特点不在于慢，而在于在暂时不触动旧
体制的情况下先发展新体制，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再来改革旧体制。20年渐进
改革的主要成就并不在于我们对旧体制做了些什么，而在于边际性地发展起了
以市场、效率为导向的非国有部门。到1998年，非国有部门已经创造出了73％
以上的工业总产值、63％的GDP、loo％以上的新增就业和80％的经济增长(樊
纲，2000)。
1．2．1经济的体制结构：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
国家对效用的追求近似于经济理性人的行为，也就是说，面对不同的获利
机会，国家会在最佳的成本收益结构下选择使其义理性最大的效用获取方式。
在不同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变，国家的效用来源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从而影响国家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方式。国家如果要获得长久的义理性．就要相
机选择。改革前，国家依赖于国有部门推行赶超战略，取得了重工业化的初步成
果，减轻了外部竞争压力。但由于赶超战略并不反映我国的比较优势，以及国有
体制内生的制度性低效率(胡汝银，1995)，国家的控制收益增长极其缓慢，控制
成本上升却很迅速(周其仁，1994)，国民经济被逼到了破产的边缘，以至于国家
的义理性受到怀疑。改革之后，国家效用函数所受到的压力逐渐得到缓和。但这
并不是因为国有部门提供了更有效率的产出，而是非国有部门的迅速崛起注入
了新的增长因素，国家效用得到新的支撑。表1—2和1—3直观地反映了改革以
来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在国家效用增长中的作用及其变化。
表1—2表明，国有部门在整个改革以来是逐渐亏损的，这是制度本身演化
的自然趋势，具体化的原因可以用“预算软约束”等原理进行分析(樊纲，2000)。
表1—2 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的基本情况(％)
年份亏损额(亿元) 亏损面％ 亏损率％
1 978 42．06 19．3 7．63
1980 34．3 19．17 5．53
1 985 32．44 9．66 4．21
1986 54．49 13．07 7．32
1 987 61．04 13 7．2
1988 81．92 10．91 8．4
1989 180．1 9 16．03 19．52
1 990 348．76 27．55 47．33
1 991 367 25．84 47．71
l 992 369．67 23．36 40。83
1993 452．64 28．78 35．6
1994 482．59 30．89 36．79
l 995 639．57 33．53 43．87
1996 746．67 37．7 63．5l
1997(1—9月) 634．96 46．68 73．58
资料来源：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1998)
直观地看，改革起因于国有部门严重的亏损。改革初始，国有部门的亏损问题就
很严重，八十年代中期承包制改革一度使亏损状况有所缓解，但到八十年代末，
亏损问题再次凸现出来。1989年亏损额比上年增加119．96％，亏损面和亏损率
分别比上年增加6个百分点和11个百分点。1990年状况进一步恶化，亏损率进
一步上升到19．52％，亏损总额达348．76亿元。1996年国有部门出现全面亏损。
国有企业亏损是由制度性低效率造成的，非国有部门的竞争还加剧了国有部门
的亏损，经营管理方式的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有部门亏损的局面。严重
的亏损表明国有部门在增加国家效用方面的作用Et渐减小，甚至带来越来越多
的负效用，成为国家反倒要提供补贴的负担。与此相反，非国有部门的贡献却越
来越大，1992年非国有部门工业总产出占GDP比例首次突破50％，这意味着国
有部门的贡献不及一半。
表l一3 国有／非国有经济产出占GDP比重走势：1979--1996年
年份1979 1 980 1981 l 982 1 983 1 984 1985 1 986 1987
国有经济78．47 75．97 74．78 74．46 73．36 69．08 64．86 62．26 59．73
非国有经济21．53 24．03 25．22 25．54 26．64 30．92 35．14 37．74 40．28
年份1 988 1989 1 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国有经济56．Bl 56．06 54．60 52．94 48．09 43．13 40．80 33．97 31．00
非国有经济43．1 9 43．94 4S．40 47．06 51．91 56．87 59．2 66．03 69．00
资料来源；《1978一1996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j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樊纲(2000)将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国有部门(s)和非国有部门(n)所创造
的国民总产值之间的比值定义为经济的体制结构，用J表示。假定95和g“分别
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增长率，且95<g“。在这个体制改革的基本假定下，
在足够长的时间里(t一。。)我们有：
J。一S。(1+g‘)／N。(1+z“)。此式的含义为：无论经济结构的初始状态如何，
即无论非国有经济开始是多么弱小，只要g。<g“，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
就将趋于0，因此说改革的目的和结果是J趋于零。改革以来，国有部门效率越
来越低，亏损越来越严重，为国家提供的效用越来越少。相反，非国有部门由于
在产出、就业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优势，成为国家效用的主要来源。结果是J值趋
于下降。J值能否一直小下去，是否会发生逆转?这取决于非国有部门的补偿能
力以及对国有部门的补偿程度。改革以来，非国有部门创造了大量的经济剩余，
国家以这部分收入增量对在国有部门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进行了补偿，从而
使改革的阻力减少。但是如果不考虑非国有部门的自身积累能力，一味加大对
国有部门的补偿力度，非国有部门自身增长就要受到限制，其补偿能力就会下
降乃至消失。届时，整体经济增长就要中断，稳定问题就难以保证，最终国家效
用要下降。因此，在国有部门仍然需要提供补贴的情况下，保护、增强非国有部
门的积累能力和补偿能力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而这取决于非国有部门能否得到
国家的支持，获得更多资源投入，尤其是极为稀缺的金融资源。
1．2．2 国有银行信贷的体制结构：信贷双轨与租金分配
与初始的经济体制结构相适应，国有部门使用了绝大部分资源配置。而非
国有部门因制度歧视被排除在获得之列，尽管它的效率要比国有部门高得多。
改革以来，国有部门尽管不具有竞争力，但依然获得了国有银行80％以上的信
贷资金。而另一方面，国有部门亏损日趋严重，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显然，金
融资源没有提供给最有能力支付利息的人，导致国有银行坏帐损失加大，最后
集中为国家宏观债务与风险的增加，减小了国家的收益。(张曙光等，1999)
值得庆幸的是，国家注意到了国有部门低效率给其效用带来的负面影响，
也发现了非国有部门对其效用最大化更有利，所以有了改革。改革就是要寻求
制度突破，以获得原有制度提供不了的收益。但是，中国特殊的初始条件决定了
不能突然将国有部门全部推倒，也不能对国有部门突然实行信贷硬约束，而边
际性地发展非国有部门被证明是帕累托有效的。改革之初，国家放松了对市场
交易的控制，非国有部门从宽松的产品市场环境和价格双轨制中获得了基础性
的支持。1 984年以后，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国家通过国有银行加大了对非国
有部门的信贷投入，1985年该项信贷总额占国有银行信贷总额的比重增加到
1 7．40％，比上年提高了4个多百分点。表1—4反映了改革以来国有银行信贷结
1 国家与国有银行信贷双轨9
构的变化。
表1 4 国有银行的信贷结构
l 1 978 1985 1 986 1 987 1 988 1 989 1990 1 991 1992 1993 1994 1995
l国有部门88．9 82．6 81．3 79．8 79．5 80．2 80．4 80．2 79．8 78．9 82．0 82．0
l非国有部门11．1 1 7．4 18．7 20．2 20．5 19．8 1 9．6 l 9．8 20．2 20．1 18．0 18．0
资料来源：郑海航(1 998)
尽管这种变化来得多么地缓慢，但它毕竟发生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就具
有了制度变迁的意味。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对旧制度的修正、替
代的过程，制度变迁的源泉主要来自于变迁主体偏好的变化。国家对非国有部
门提供的信贷并不多，波动也较大，总体上并不能说明国家对非国有部门态度
的根本变化。但是，纵观历史，任何有效率的制度变迁都是首先从局部、边际上
不起眼的变化开始的。非国有部门的相对重要性已经在边际上并且在总量上得
到体现，国家的偏好正在发生对非国有部门有利的变化。这就意味着现存的金
融制度所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以至于边际变化最后要加总成根本的制度变迁才
能缓解这种压力。
胜者拿走一切，这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法则，也就是说，效率最高者
最有充足的理由首先获得资源。按照这种逻辑，非国有部门争取国有银行的信
贷理应最具竞争优势，但非国有部门获得的贷款远比国有部门少却是事实。原
因何在?这与国家分配租金相关。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1998)提供了
一个金融约束分析框架，认为金融约束的实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
民间部门刨造租金机会，并有选择地实施存贷款控制，影响租金在生产部门和
金融部门之间的分配，以此促进经济增长。①在我国的渐进改革中，国家垄断金
融实质上是金融约束(张杰，1 998)，国有银行通过较低的存款利率动员了全社
会的储蓄，再以较低的利率提供给予国有部门。在这个过程中，租金流向国家控
制的国有银行，再由国有银行分配给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被排除在外。但是，
正如我们在上一小结所讲到的，改革补贴既非来源于国家(弱财政)，也非来源
于国有部门(赤字部门)，只能来源于非国有部门。樊纲(2000)指出，目前改革之
所以能够继续下去，关键在于非国有部门还能维持向国有部门提供补贴的能
力。一旦到了非国有部门没有能力继续提供租金的时候，经济增长就要发生逆
转，既往改革的成果就会丧失。因此，非国有部门的补偿能力(既为提供租金的
能力)需要得到保护。从国有银行信贷的角度来讲，就是要求国家为非国有部门
提供一些信贷，以提高非国有部门的资源积累能力，使其更有效率地增长。否
则，久而久之。租金就难以形成，租金分配机制就要消亡。因此，向非国有部门提
①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
10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供信贷实际上是国家维护租金生成、分配机制的必要之举。
持续的租金分配需要稳健的国有银行，也要求较低的通货膨胀。路径依赖
的观点认为，亏损的国有部门会源源不断地向国有银行堆积呆帐，削弱国有银
行持续经营的基础，加大不良资产型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国有银行向效率更高
的非国有部门提供信贷绩效更高，可以夯实持续经营的基础，同时减轻通货膨
胀的压力，提高国家分配租金的效率。另外，向非国有部门提供信贷所得的收益
可以再次分配给国有部门。但是向非国有部门分配的信贷由于下面的原因，其
租金含量相对较低：(1)要承受更大范围的浮动利率，抵押比例大，并要支付补
偿性存款；(2)借款期限短，长期信用少，通货膨胀的财富分配效应不明显。总体
上讲．非国有部门并没有从国有银行获得多少租金，但它提供的增长贡献却远
远超过了从国有银行源源不断获得租金的国有部门。
前渐进过渡改革最需要金融资源的集中和体制内经济的平稳增长，这就要
求不断增强非国有部门提供补贴的能力。国有银行有选择地向非国有部门提供
信贷可能就是国家出于这种考虑而做出的一种反应。实际上，当1987年和1988
年国有银行向非国有部门提供的信贷比重达到20％的时候，租金分配机制发生
了于非国有部门有利的一些微妙的变化(租金部分地返还)。正是这～微妙地变
化使得改革成本继续堆积的压力有所减轻，另一方面，非国有部门迅速增长带
来的改革收益也减缓了这种压力。
任何改革都会有某种既定的路径依赖，合理的路径依赖就是要完善原有的
促进国家效用增长的因素，使之更能推动国家效用的增长。这种依赖要求在原
有国家效用增长要素的基础之上再增加新的推动效用增长的因素，而不是和过
去的一切决裂。否则，我们很可能在新的因素尚未形成的条件下又失去了原有
的效用增长来源，造成效用增长的停滞与中断。稳定的统治必须有连续的义理
性提供支持，它既包括国有部门为国家提供稳定的政治基础，也包括非国有部
门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大的份额。初始条件决定了国有银行与国有部门在推进国
家效用增长中的支撑作用；改革之后，国家向非国有部门提供信贷是因为后者
的“相对价格”上升，国家效用增长更快。如果仅从改善效率的角度出发，国有银
行停止向国有部门提供信贷在理论上并没有不合理之处，但是，国有部门的实
质作用并不在于能为国家提供多少利税，而在于国有部门继续开工生产就能稳
定就业，从而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国家就能获得义理性支持。显
然，这里的先决条件是国有银行提供金融市场支持。可以这样推断，国有银行提
供信贷并不考虑单笔贷款、单个项目上的效益状况，它考虑的是整个社会的效
益，进一步讲，考虑的是国家的总体效用。国有银行向国有部门提供信贷，国家
得到了稳定，而向非国有部门提供信贷，得到的是更有效率的增长。国有银行信
贷双轨是次优选择的结果，它符合路径依赖的应有逻辑。仅仅从经济绩效的角
1 国家与国有银行信贷双轨
度来评判信贷双轨安排，无疑忽视了国有银行在整个转轨中的渐进改革意义。
对国家而言，这就是国有银行信贷双轨安排的实质所在。
1．3经济货币化进程与信贷双轨制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信贷资金计划轨的实质是国家对国有经济的一种金
融补贴，但在弱财政的状况下，国家如何取得这笔巨额补贴资金的呢?
1．3．1 信贷计划轨的经济前提：货币发行收益与金融剩余
(一)中国之谜：低通胀与金融增长
改革以来，中国实际的金融增长速度令人惊叹，但却没有引发较高的通货
膨胀。1978——1996年间，中国的货币存量m。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5．2％，而同
期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7％，零售物价指数平均上升6．28％。
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教授(1992)曾对过渡时期的中国经济状况进行过研
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收入从1 978年占GDP的34．8％急剧下降至1 991年
的18．5％，1 996年跌至10．87％。①按照其所提出的经济市场化次序，金融增长
必须建立在中央财政平衡的基础之上，否则将会被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所遏
制。因此麦金农教授把中国出现的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与金融
增长这种现象称作“中国之谜”。
(二)货币发行收益与金融剩余
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统计，1978年中国的M：／GDP的比例仅为25％。这种
较低的货币化水平原本是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可正是这种不成熟却意外地
为中国前渐进改革的成功推进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
经济改革本身要付出巨大成本，这种成本在改革初期没有相应的改革收益
来抵补的情况下要用货币投放来支付，因此存在导致通胀的可能，可是低货币
化经济却具有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如前所述1 978—1996年间，货币存量增长
速度大于经济增长与物价上升速度，意味着要形成巨额的超额货币供给。据估
计，改革初期，为了满足新货币化经济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增加货币供给
6％一8％②。
货币在无通胀压力下的超量供给，意味着在中国的货币化过程中将产生一
大笔货币发行收益。据估计。1986—1 993年货币发行收益平均值为GDP的5．
4％。货币发行收益累计达8447．2亿(谢平)。世界银行(1 996)更是认为1 993年
①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1997年版．
②王绍光、胡鞍钢，《政府与市场'，2000年版．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最高曾几乎达到GDP的11％(市场经济国家一般为1％一2％)。这笔巨额的货
币发行收益无论对正在下降过程中的中央财政还是对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
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
表l一5 中国的货币化、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年份M2／GNP 通货膨胀率GDP增长
1978 31．98 0．7 11．7
1 979 36．1l 2 7．6
1980 40．79 6 7．8
1981 45．97 2．4 4．5
1982 48．85 1．9 8．7
1 983 51．62 1．5 10．3
1 984 57．53 2．8 14．7
1985 57．84 8．8 13．5
1986 65．88 6 8．8
1987 69．85 7．3 11．6
1988 67．68 18．5 11．3
1989 70．63 17．8 4．1
1990 82．23 2．1 3．8
1991 89．91 2．9 9．2
l 992 95．31 5．4 14．2
1993 91．15 13．2 13．5
1 994 100．92 21．7 12．6
1995 105．38 14．8 10．2
1996 108．58 6．1 9．7
资料来源：易纲(1996)和《中国金融展望》
不过货币发行收益只是整个货币化过程所提供的总收益的一部分，这笔收
益虽然数额不小，但仅靠它来抵补一个庞大的经济改革成本显然是不够的。更
何况货币发行本身要受货币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严格制约，货币化程度增加带来
的货币发行收益将会递减。因此，长期依赖货币发行收益为计划轨融资必然会
引发通胀。可这种情形始终没有在改革过程中出现，毫无疑问，除货币发行收益
外，还有其它的力量承担着中国的改革成本。这便是货币化过程为中国经济提
供的可观的金融剩余。我们首先注意到标志着货币化进程开始的农村制度变迁
使农业产出迅速增加，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农民的储蓄存款，农民以储蓄
存款为主要形式的金融资产积累，扩展了国家银行体系的贷款来源。但这时，国
家对农村的直接贷款并不多，到1991年，农村信用合作社(代表国家)对农户乡
镇企业的贷款仅占贷款总额的16．8％。这样，开始的这段关键时期，占3／4以上
的中国农民出人意料地以净贷款人的身份为其他经济部门部分贡献了金融剩
余①。
当改革进程推进到城市与工业领域后，金融剩余的规模得到迅速扩展。无
疑地，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基本上作为金融剩余通过国有银行体系提供给了国
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非国有经济在改革中迅速成长，可它在逐步成为经济增
长的主要贡献者的进程中并没有从国有银行那里索取多少金融支持。1 985—
1 996年间非国有部门贷款占总贷款的平均比例仅为1 9．03％，最高的1993年也
不过20．98％。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可以从非国有部门那里借入大量的金融剩
余，从而使政府在较低的通胀下，能够提供足以满足国有企业需要的资金。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经济货币化中过程中的货币发行收益
与金融剩余是国家实行信贷双轨安排的经济前提，从而使计划轨对国有经济的
补贴成为可能。
1．3．2经济货币化进程与国有金融控制的收益成本分析
以上的讨论说明了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货币发行收益与金
融剩余，国家为了动员并配置这笔金融资源以实施信贷计划轨，自然会产生金
融控制的内在激励。但是国家的金融控制在获得上述收益的同时也会付出一定
的成本。因此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随着经济货币化过程的推进，国家
金融控制的激励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
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金融控制的收益成本结构。这里首先遇到的
困难是国家控制金融收益与成本因素的筛定，其次是相应数据的取得。初步指
定的国家控制金融的收益因素有：(1)货币发行收入；(2)国有金融的税收贡献；
(3)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相比之下前二项直接收益的数据容易获取，而第三
项间接的数据则无法直接取得，在此仅用国有银行为公共部门赤字的融资额近
似表示。
国家控制金融的成本有：(】)国有金融机构的经营费用；(2)国有金融机构
的存款利息支出；(3)中央银行的监督成本(近似以中央银行的经营成本表示)；
(4)国有银行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损失。前三项数据来源比较直接，第四项姑且
用国有银行不良债权来表示。尽管数据并不够精确，但也尚能满足展示国家金
融控制收益成本变化趋势的要求。
从表1—6可以看出，1979—1991年间，国家金融控制的总收益一直大于总
成本，此间国家获取的净收益为6939．59元。改革一开始，国家之所以要迅速扩
展其金融产权垄断加强金融控制，其原因即在于此。从1992年开始，国家控制金
①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1997年版。
融的成本迅速超过控制收益，1992--1996年间，国家支付的净成本达16570．92。
既然如此国家为何仍要保持国有金融的垄断控制?这就是我们下面所要研究的
问题。
表1—6 国家金融控制的收益与成本
Rm
年份SE BT FS 合计MC SC SI BD 合计
1 979 54．61 6．15 118．97 179．73 4．32 11．13 28．12 43．57
1980 74．06 1．89 249．28 325．23 5．25 21．57 78．72 105．54
1981 48．83 2．17 210．31 261．31 7．62 28．28 18．29 S4．19
1 982 42．1 23．67 218．51 284．28 10．25 38．90 44．40 93．55
1983 89．36 25．62 217．56 332．54 11．66 51．41 19．43 82．50
1984 255．16 】】5．29 264．1 6 634．6l 17．78 69．97 2．03 89．78
1 985 1064．25 250．74 308．69 1623．68 20．71 11．45 110．99 12．86 156．01
1986 443．40 301．14 484．15 1228．69 36．56 19．24 161．11 90．27 307．18
1987 279．59 341．17 949．79 1570．55 51．35 24．47 221．28 850．00 11 47．10
1 988 725．74 336．30 1140．0l 220Z．05 70．32 38．16 328．45 1110．00 1546．93
1989 713．07 193．56 1423．79 2330．42 76．52 44．68 583．66 1560．OO 2264．86
1990 1 322．23 390．15 1821．17 3533．55 81．12 51．90 607．75 1 740．00 2480．77
1991 1360．54 289．21 1880．75 3530．50 98．91 66．00 698．66 1862．00 2725．57
I 992 1299．81 248．28 2184．32 3732．41 132．49 88．36 888．90 3000．00 4109．75
1993 2473．5 362．60 3394．17 6230．27 167．42 131．42 1669．34 6500．00 8468．06
1 994 2793．76 135．79 2657．70 5587．25 322．09 234．19 2362．76 7000．00 9919．04
l 995 21 51．57 309．10 3320．85 5781．52 416．46 282．34 3256．92 8000．00 11955．72
1 996 6201．7 375．03 4067．70 10644．43 509．01 376．44 3208．78 10000．0 14094．23
资料来源：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
注：表中sE为货币发行收入，BT为国有银行的税收贡献，Fs为国有银行的金融支持，
MC为国有银行韵经营费用，SC为中央银行的监督费用，Sl为国有银行的利息支出，BD为
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
1．3．3经济货币化进程与信贷双轨制的变迁
(一)货币化与国家效用函数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货币化对国家效用函数具有重要影响。为了使问题的
讨论不失一般性，我们不妨建立一个包含货币化因素的国家控制金融的效用函
数。若以R表示国家控制金融的收益，c表示国家控制金融的成本，则国家控制
金融的效用函数可表示为：U=U(R，c)。由于R—R(mi)C—c(mi)，其中mi
表示不同阶段的货币化水平，因此U—u[R(mi)，C(mi)]说明货币化因素通过
影响国家控制金融的收益与成本来最终影响国家效用的实际水平。
根据已有的讨论，在货币化进程开始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经济中存在丰厚
的货币化收益(包括货币发行收入与金融剩余)，因此R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如
】978—1986年间)的增长速度要比C快，也正因为此，国家才具有主动推进货币
化进程并扩展其国有金融产权的激励。但当经济货币化达到一定水平(如1986
年)时，国家对货币化收益的获取就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松，而需要支付更大的成
本，这就意味着C的边际增长速度将超过R，尽管后者的绝对数仍大于前者。但
这时由于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增长已对国家的金融控制形成剐性依赖，因
此国家就不得不支付越来越多的成本来维持金融控制。
下图表示了在货币化进程中国家控制金融的收益成本变化的理论趋势。图
中，横轴表示货币化进程，纵轴表示国家控制金融的收益成本和净收益。图中的
三条曲线分别为国家控制金融的收益曲线、成本曲线和净收益曲线。我们姑且
确认M。对应于1979年。经过一段货币化过程达到M，(1985年)在这一点dR／
dM。一dC／dM，，即边际控制收益等于边际控制成本，也就是这时净收益NR最
大，即dNR／dMl=0d2NR／d 2M。<o。而由前面的数据可知，这一年的金融控制
净收益为历年来最大1467．67亿元。有意思的是，随后c曲线比R曲线更陡峭，
表明控制成本的增长速度要比控制收益的增长速度快，当货币化进程推进到M。
(1992年)时，c曲线与R曲线首次交，Ⅱ曲线穿过横轴。由此国家步入了以更大
的净成本付出来维持金融控制的时期。
图1—3国家的金融控制与退让
Rm
Mi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二)国家退让的条件
从理论上讲，当国家控制金融的成本大于收益时，国家便不再具有继续控
制金融的内在激励，或者说，这时国家将由实施金融控制转而选择金融退让。不
过事实上在中国的货币化过程中，国家似乎并没有按照理论上的“清规戒律”行
事，根据表1—6在1992年控制成本首次超过控制收益之后，一直到1996年国
家支付的净成本高达16，570．92亿元，可仍未见国家有退让的倾向。
以上情形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国家金融退让的条件。事实上，前面提
及的C(mi)一R(mD一0只是国家做出金融退让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
在制度变迁理论看来，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并不意味着就会发生制度变迁，
只有当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净值达到最大时，制度变迁才会出现(张杰，
1998)。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货币化进程超过M。点后，国家之所以仍要继续
控制金融，就是因为控制成本与控制收益之差还未达到最大。如果考虑到国家
退让本身也需要支付成本比如产权界定成本，那么在净收益小于退让成本之
前，国家金融控制本身仍“有利可图”，国家也就不会轻易做出退让选择。尽管实
践中国家并未按成本收益原则选择实质上的金融退让，但我们仍可从中感受到
国家的控制成本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隐约地感受到了一点信贷双
轨制变迁的意味。
本节主要分析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与信贷双轨制变迁的内在联系。(1)经济
货币化过程中产生的货币发行收入与金融剩余是实行信贷计划轨的经济前提，
国家只有通过金融控制掌握了这部分金融资源，才能保证计划轨金融补贴的稳
定资金来源。(2)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国家在金融控制中获得的收益递
减付出的成本递增，由此推出国家的理性选择应是收缩金融控制，部分放弃信
贷资金计划轨分配。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信贷双轨安排的制度变迁意味。
本章小结：
国家是制度的最终供给者，因此本章实际上是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研究渐进
改革中信贷双轨制的变迁。首先我们从国家效用函数和经济体制结构两个侧面
研究了国有银行信贷双轨制在渐进改革中的历史作用，从而得出结论：仅仅从
经济绩效角度来评判信贷双轨制，无疑忽视了其在整个转轨中的渐进改革意
义，并点明这就是国家实行信贷双轨制的实质所在。接下来分析了国家实行信
贷双轨安排的经济基础是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货币发行收益与金融剩余，这种
收益的获得又是以国家金融控制为前提的。但随着货币化过程的深入，国家金
融控制的收益成本结构发生了变化，由此国家的理性选择应是放弃资金计划轨
的分配，这便带有了制度变迁的意味。因此本章的最后实质上从国家角度分析
了信贷资金双轨制未来变迁的必然性。
：里互璺生皇笪笪立堑垫竺芏堑皇些堡．，，：：!：!：坚1
2 国有银行与信贷市场轨的扩张与收缩
改革就是不断创造利益需求者的过程。国家设立国有银行的初衷是其成为
财政的替代者，为国有企业融资，因此从理论上讲，国有银行的效用函数应与国
家效用函数一致。但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进程，国有银行也在改革中构造自
身的效用函数。在改革中，国有银行的利益将主要来自于市场。日益壮大的非国
有部门形成并扩大了市场，国有银行市场轨的扩展就主要与非国有部门发生联
系。显然，这个过程导致了某种意义上的制度变迁。可是，当国有银行的行为超
越了国家设定的初始信贷边界，并严重影响国家最起码的效用时，国家就不再
容忍这种行为的继续发生，而需要用经济、非经济的手段清理收缩扩大了的边
界。不容置疑，这将在国家与国有银行之间展开一场关于信贷市场轨的金融博
弈。
2．1 国有银行信贷边界扩展的理论分析
渐进转轨的成功得益于国有银行的信贷计划轨支持，这是国家实施金融控
制的必然结果。如果国家的控制是完全的，国家也有能力支付高昂的控制成本，
则国有银行的信贷边界将严格地限定于国家偏好选择集内。但事实上，伴随着
地方分权化改革的推进和所谓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迅速上升的控制成本使
得国家对国有银行的控制越来越不能奏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银行有
机会提供一些符合自身利益的市场信贷。
2．1．】国有银行信贷边界的内涵
信贷双轨制的实行，对于银行而言就是其信贷边界的扩展，也即信贷资金
由国有经济向非国有经济的信贷转移。因此这里我们首先提出国有银行的信贷
边界的概念。
关于国有银行的信贷边界，有的学者认为是指：国有银行作为国家配置资
金的工具，按照国家的偏好提供低利率信贷支持的范围；而有的学者则将其界
定为国有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向。比较而言，前者仅指低利率信贷资金的流向，而
后者则泛指所有信贷资金的流向，既包括低利率信贷资金的流向也包括按市场
利率发放的信贷资金的流向。在此我们选用后一个概念，因为在以后的分析中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我们将会看到，国有银行扩展其信贷边界发展市场轨时，流向非国有部门信贷
资金是按市场利率定价的，而不是以低利率发放的。
2．1．2信贷边界的扩展与约束
改革前，国有化消灭了私有企业，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全部配置给了国有
部门，国有银行的金融功能被剔除，不存在资金会不会流向非国有部门的问题，
因此这时信贷边界仅限于国有经济。改革后，国有银行的金融功能得到超常规
释放。在这个过程中，国有银行的信贷边界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为国有部
门提供大量政策性贷款，保证国有部门稳定转轨，并以不良账款的形式承担高
昂的补贴成本；另一方面，随着非国有部门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国家
也允许国有银行向其提供一些贷款，这说明国有银行信贷边界已由国有经济扩
展到了非国有经济，即发生了信贷转移。
从国有银行的角度来分析这一调整，原因就在于商业化改革为其提供了激
励。改革后国有银行效用目标越来越趋向利润集中，国有银行的信贷决策越来
越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争取更有效益的贷款成为市场化分权过程中无法逆转的
潜在需求。也就是说，国有银行的逐利行为会冲破反映国家偏好的刚性信贷边
界，将信贷边界扩展至市场轨上的非国有部门。与国有银行向国有部门提供贷
款不同的是，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信贷建立在市场交易的基础之上，
因而市场交易所倡导的灵活性、适应性和硬约束性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因
此，反映实际资金稀缺程度的利率会在较高的水平出清市场。从非国有部门的
角度看，这一边界调整也有其必然性。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使内源融资和原有的
外源融资已不适应其发展，因此迫切需要扩展外源融资。但是，逐利的国有银行
不能只执行单一的市场轨信贷。因为国有银行首先是国家理性选择的结果，国
家一直保持着对国有银行较为有效的控制，国有银行的自利行为依然要在国家
的控制之下展开，国有银行从事谋求利益的信贷行为必须遵从国家的信贷约
束。国家控制了国有银行产权，国有银行就必须遵循国家的偏好向优先部门提
供条件优惠的信贷，以支持国有部门的转轨。这样，国有银行就只能在信贷资金
总量范围内适当地调整信贷边界。因此说计划轨的信贷边界刚性是对国有银行
市场轨扩张的一种硬约束。
2．2 国有银行信贷转移的途径与效应
转轨经济决定了信息是不完全也是不对称的，因而国家的金融控制是不全
面的，国有银行能够在信贷资金范围内将信贷资金转移到非国有经济部门，信
贷转移影响了资金配置效率及宏观经济运行。
：里立堡j三耋笪墓壶塑塾些芏塑兰鉴熊一，，：；姿
2．2．1 国有银行信贷转移的途径
表面上看，国有银行对非国有部门的信贷支持在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那
里反映得不多，实际上非国有部门得到的支持远不止这些，奥妙就在于国有银
行与非国有部门很多情况下并不直接发生联系。这里信托公司实际上充当了它
们之间的桥梁，倍托公司通过其资金的来源与运用客观上实现了国有银行与非
国有经济部门之间的金融沟通。
首先，从资金来源来看，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
吸收信托存款。由于信托公司的设立主体为银行、地方政府及各部委等，因此其
信誉状况要NX,f小于国有银行，其吸收的信托存款利率就要大于国有银行的利
率，如1993年国有银行存款利率为lo．98％。而辽宁某信托公司的利率却高达
15％。这说明如果信托公司以此作为资金主要来源，必将会影响其到利润状况；
另一种融资方式是同业拆借，1986年同业拆借面临正式启动后，拆借初期交易
主要发生在国有银行之间，后来演变为国有银行与信托公司之间，当年全国信
托公司从国有银行拆入的资金净额就达20亿元，国有银行净拆出增长迅速，从
1990年的56．82亿增加到1995年的838．23亿，年平均增长145．76％，1993年
为1105亿，创历史记录，而1993年恰恰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最热的～年。④根
据1 995年的一次典型调查，在信托公司的负债总额中，国有银行占信托公司拆
入资金的50％一70％。很明显，从资金来源的角度分析，国有银行资金是信托公
司主要的资金来源。
其次，从资金运用来看，信托公司产生的经济背景决定了其资金运用的市
场取向。信托公司的产生，从当时的金融制度背景来看，主要原因有：(1)在国家
信贷政策的控制下，许多市场化的贷款需求无法满足，客观上需要一种变通方
式；(2)随着地方政府自主权的扩大及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预算外资金增加，
各地方政府当然希望能自主运用这些资金，这种要求也存在于各部委，于是各
地方政府和各部委都具有成立自己的金融机构的愿望。而且信托公司的设立只
是对国有集中控制的金融制度如何适应市场化压力的一种尝试和调整②。以上
因素决定了信托公司的市场取向与盈利属性，这样，非国有经济就自然成为其
资金运用的主要对象。
信托公司与拆借市场无疑缓解了中国僵硬的以国有部门为主要对象的资
金分配机制的矛盾，非国有部门借此从国有银行那里获得了信贷。毫无疑问，信
托公司与拆借市场是国有银行信贷资金向非国有部门转移的一种隐藏途径，相
对于国有银行直接信贷，它也许是不正式的，但正是来自与底层的非正式行动
①李扬、何德旭，《经济转型中的中国金融市场》，1999年版．
②熊伟，《我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信托投资公司’，‘经济研究)，1998年。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恰恰更具有制度变迁的意义。
这让我们陷入了一个制度悖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规范的制度框
架，但规范性行为又会在某种程度上遏制非正规力量(指非国有部门)的成长，
而正是非正规部门的成长才是推进改革的支持力量。这种悖论一直要贯穿于改
革的始终，因为我们的制度变迁沿循的是渐进方式。
2．2．2国有银行信贷转移的实证分析：以乡镇企业为例
国有银行的信贷转移与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是相联系的，非
国有部门的产出增加吸收了国有银行转移过来的信贷资金。因此，对于国有银
行向非国有部门转移的信贷总额，我们可以从对非国有部门产出总额的考察中
略见一斑。以乡镇企业为例，它们的产出由1979年的548．41亿元增至1996年
的76000亿元。与此同时，从国有银行的帐面数据来看，乡镇企业从国有银行获
得的贷款占国有银行总贷款的比重从1979年的2．11％增加至1984年的5．
71％、1 991年的7．63％以及1997年的8．79％。尽管乡镇企业的发展还得益于
其它资金来源，但从数据的对比上，我们显然低估了国有银行对乡镇企业的信
货支持力度。
国有银行帐面上对非国有部门信贷支持不足以反映事实的全部，通过同业
拆借、其它资产项目转移过来的资金，或许能反映我们尚未完全察觉的另外一
部分。我们可以通过间接的方法大致估测这类“信贷”支持到底有多少。金融资
源实际动用总量的一个大致尺度是当年流动资金总量和固定资本的增加，即实
物资源的增加。肖耿(1996)已经做出了1978年至1 991年该项数据的测算，证实
了乡镇企业的确从其他的途径获得了国有银行的支持。顺着这种思路，我们将
1 991年至1996年的相关数据补全，发现这种趋势更为明显。
通过表2—1的数据对比，我们可以得出下几个重要结论：
1．乡镇企业的产值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国有企业的产值增长速度。1979—
1997年、1991--1996年前者平均增长分别为33．63％、45．58％，同一时期后者
平均增长分别为12．71％、22．56％。这说明，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非国有部门具有
更强的增长能力。
2．九十年代以前，乡镇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信贷的增长速度比国有企业
高。1979—1984年国有银行对乡镇企业信贷年平均增长46．05％，而对国有部门
信贷年平均增长仅为18．5％。但是自1991年以后，乡镇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的
信贷仅增长0．17％。这主要是因为，九十年代以后国有银行风险约束加强，地方
政府的权力受到削弱，对国有银行信贷的影响力相对减弱。
3．乡镇企业实际占用资金总额的增长速度高于国有企业。1979—1984年、
1984—1 991年、1991--I 996年乡镇企业实际占用资金总额的增长分别为22．
13％、31．29％，而同期国有部门仅增长5．14％、10．83％。这表明乡镇企业比国
2国有银行与信贷市场轨的扩张与收缩2l
有企业更有竞争优势，国有银行的大量信贷资金流向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增
长显然得到了隐蔽的信贷支持。
表2—1 1 979—1 996年多镇企业和国有部门
金融与实物资产增长情况(％)
乡镇企业国有部门
乡镇企业国有银行国有银行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国有部门
乡镇企业
年份与国有企对乡镇企对国有部与国有部资金占用资金占用
与国有部
产值产值门资金占
业产值比业贷款门贷款、1贷款比额额
用比
l 979—
28．24 13．98 11．32 46．05 18．5 23．35 22．1 3 5．14 16．16
1 984
l 984一
31．49 18．73 8．97 26．44 20．94 4．54 31．19 10．83 1 6．73
1991
1991—
45．58 22．56 47．25 0．1 7 21．33 ～3．87 28．22 30 —1．64
1996
1979—
33．65 12．71 1 9．8l 22．72 20．33 7．08 27．66 16．85 10．84
199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金融年鉴)(1996--1999年各卷)
2．2．3信贷转移与租金再分配
前面我们曾从国家角度论述过信贷双轨制与租金分配之间的关系，这里我
们将从国有银行角度进～步探讨信贷转移后的租金分配问题。从微观角度讲，
信贷转移使资金从低效率部门流出，致使国有部门资金减少，产出下降；另一方
面，信贷转移满足了非国有部门在正式途径难以获得的资金需求，支持了更有
效率的产出增长和就业增加。宏观地看，信贷转移改善了资金宏观配置效率，提
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租金在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
之间进行了再分配。
改革后，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及面临的约束逐渐硬化，国有部门无法进一步
承受高于计划水平r。的利率。另外，由于国有部门得到的资金总量较多，在边际
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国有部门叫出的资金边际价格会逐渐降低。相反，非国
有部门的资金需求一直难以得到满足，其对资金的边际估价要高，因而熊够叫
出高于r5的利率，并进一步承受利率波动所带来的风险。显然，在信贷市场上非
国有部I'1比国有部门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竞争优势。
图2—1显示了信贷需求与信贷供给的情况。(A)图表示的是信贷市场的总
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B)图与(C)图分别表示国有部门s与非国有部门FI的
信贷需求。需求曲线的斜率表示了不同部门对资金的不同边际估价。国有部门
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弱于非国有部门，因此，D5比D。更陡峭。在信贷转移没有
发生的情况下，国有部门可以按r。的利率得到它所需的信贷L，5，而非国有部门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只能得到剩余部分L。“，也即由国家分配的那一部分。信贷转移使租金分配发生
了变化。当非国有部门叫出更有吸引力的利率(略高于r即可)时，国有银行的理
性反应是减少对国有部门的信贷而增加对非国有部门的信贷。如图(c)，非国有
部门以r5的利率得到了新增资金△，资金总额扩大至L。”。相应的，给国有部门
资金提供的信贷减少△个单位，仅得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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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国有银行信贷双轨与租金分配
阴影表示租金的分布情况。由于国有部门的信贷资金从L。5减少到I，。。，国
有部门的租金损失为面积B，非国有部门获得面积为(c+E+G)的租金增加。因
为曲线Ds的弹性低于D。的弹性，故B<(c+E+G)。经济含义是，非国有部门
增加△的资金，其提供的产出增加和就业远远大于国有部门因减少△的资金所
导致的产出下降和失业增加。
实际上，国有银行逃避国家控制需要花费较高的成本，也就是说，信贷转移
是有交易成本的。当然，这笔费用必须由非国有部门来承担。因此，国有银行向
非国有部门提供的信贷由曲线S—L；与D。确定，在图2—1中即为L：．，相应的
利率为r。。此时，非国有部门获得的租金减少为C，E部分由国有银行分享，G部
分为国家控制所造成的损失，可以理解为国有银行与国家之间的博弈成本。
国有银行减少对国有部门的信贷最终要为国家察觉，国家就会向国有银行
麓加压力，要求其将差额补上。迫于压力，国有银行向国有部门增加信贷，国有
部门重新获得B面积的租金。但是，B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信贷转移后，非
国有部门得到更多资金支持，对国有部门的市场竞争优势大大增强，从而国有
部门的产品更加卖不出去，失业下岗人员增多。也就是说，B实际上是虚的，它没
能为国有部门提供实实在在的益处。另一方面，国有部门的偿债能力进一步下
降，新增贷款基本上要成为国有银行新的不良呆帐。因此，从整个社会来讲，B部
分是租金损失，加上G部分，总损失就是(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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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国家对国有银行信贷市场轨的清理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不均衡为人们获取新的收益提供了机会，但只有当
人们结成一个具有共同或近似利益的团体，并采取针对现存制度的集体行动，
改变既有利益集团的成本收益结构的时候，旧的制度结构才能被突破，新的制
度安排才能合乎逻辑地形成。市场化改革意味着一个利益集团的退出和另一个
利益集团的进入，从这种意义上讲，制度变迁实际上也是利益博弈的过程。非国
有部门作为一个新兴利益集团，其制度需求不断地对国家施加潜在压力。与此
同时，面对国有银行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国家控制越来越被动，逐渐被逼入困
境。走出困境不能靠重新加强控制，而必须寻求改革。基于这种分析，国家走出
信贷困境的理想选择是解除对非国有部门的信贷约束并改革国有银行。
遗憾的是，国家并没有寻求制度创新与改革，相反，选择的是一条重新加强
控制的道路。集中的表现就是国家对国有银行展开的所谓“清轨”行动。
2．3．1 国家对国有银行市场轨的清理：简单描述
自1984年以来，中央银行对国有银行的清轨行动前后历经五次。总的特点
是，每一次创新和放松都导致国有银行市场轨的扩张和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中央银行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包含了清理国有银行市场轨的内容。
1 984年二级银行体制建立，】985年中央银行以1984年底实际数为基数分
配信贷规模，刺激了各地年底突击放款，计划外固定资产投资放款迅速增加，导
致1 985年前半年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通过紧缩规模治理通胀，不允许各国有
银行发放计划外贷款。这是第一个周期。l 986—1 988年探索着放松对国有银行
的管制，允许国有银行开展信托业务，但是新一轮通胀导致了上述放松管制的
努力的终止，信托投资公司被认为是通胀的根源。1988年9月之后，中央银行开
始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同时撤消融资中心，禁止它们发放贷款拆出资金。
1990年3月整顿金融公司，6月进行利率大检查。国有银行市场轨再次受到遏
翩。
九十年代初期以来，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重新可以在规定的幅度内，根
据企业的不同自主确定贷款利率。1 992年国有银行通过拆借给非银行金融机构
的方式支撑了新一轮货币的高增长，信托投资公司贷款增长迅速。大量的拆借
降低了国有银行的备付金率，个别地方出现了支付危机。1993年9月以后，国家
出台“l 6条”，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软着陆”。紧缩措施使全
国信托投资公司数量迅速减少，国有银行的市场轨再次遭受打击。1995年，伴随
者“两大法”的实施，中央银行再次整顿规范同业拆借秩序，要求国有银行撒消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其所办的同业拆借中介机构，信托投资公司重新登记并与主管国有银行脱钩。
1996年统一的拆借市场建立，中央银行的控制更为有效。1999年为了化解金融
风险，中央银行继续重点查处、撤消国有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大多数国有银行
办的信托投资公司都与国有银行脱了钩。
表面上看，清轨是国家继续巩固国有银行对国有部门提供廉价资金的信贷
结构的行动。可是，由于市场轨的资金借贷主要发生在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部分
之间，中央银行的清轨行为实际上是国家对非国有部门的清轨，是对非国有部
I'3占用的“租”的收回。因此，从本质上讲，国家的清轨行为无非是要收回非国有
部门的租金占用权，重新分配给国有部门。在理论上，从政治角度而言，具有暴
力潜能的国家收回非国有部门的租金占用权重新分配给国有部门，没有任何困
难。可是，由于国有银行也追求自身利益，只有与非国有部门建立信贷关系，才
有可能获得一些收益，如果清理得以成功，将无任何收益可言。因此，对于国家
的清理行为，国有银行并不会将市场轨拱手相让，它将与非国有部门达成合谋
共同对付国家。也就是说，国有银行在国家实施清轨行动时，不会采取积极的行
动响应国家意志，相反，它会以消极的行动隐藏其市场轨，极力袒护非国有部
门。这样，国家清轨行动将变得寸步难行，因为它在信息上得不到国有银行的有
效合作。
国有银行自身利益的凸现，肇始于成千上万相对独立的分支机构。因此，我
们有必要将整个国有银行分开来，着重考察国有银行各个分支机构的行为，以
及与此相联系的信贷转移。从制度上讲，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都必须无条件地
为国有部门提供信贷，但是，由于经济条件各地迥异，制度环境也宽松有别，国
有银行各个分支机构的行为体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有的实力强，善于钻营，有的
实力弱，过于保守。因此，针对国家的清理活动采取对策性行动时各有千秋。那
些善于钻营的银行，往往能避开国家的清轨行动。这样，在众多的分支机构当
中，如果哪一家能够顶往国家的压力保住市场轨，这家的行长就能得到一致的
拥护。事实表明，计划外贷款多，大家的效益工资和福利增长就有来源。从这层
意义上讲，国家的清轨行动一开始就不得人心，尤其是有效益的非国有部门得
不到贷款，而半死不活的国有部门却能有求必贷，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情
理上都说不过去。当这样的银行足够多，多到能够形成集体行动，展开无止境的
谈判的时候，国家的清轨成本会合乎逻辑地大到最后国家采取妥协与让步，结
束博弈。
2．3．2国家的清轨行动与策略选择
国家效用函数决定了国家既要关注稳定，也要经济高速增长，而恰恰在后
者，非国有部门做得比国有部门要好。因此．国家要在其特定的效用函数内，权
衡利弊，做到讲究分寸，轨不能不清，因为的确有部分国有部门的信贷需求难以
2国有银行与信贷市场轨的扩张与收缩25
得到满足，增加信贷叉会引起通货膨胀，但也不能清得太过，因为非国有部门提
供了经济增长的主要份额，如果真得全部清死，经济增长就要受影响。显然，国
家的清轨行动停止于清轨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那一点。
显然，清轨成本或收益会因分支机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国家对不同类型
的分支机构就要采取不同清轨策略。我们首先分析对在市场轨亏损的银行(简
称“亏损银行”，后面如无特殊说明，均指此义)清轨的情形。我们知道，国有银行
的资本所有者是国家，在这种所有权结构和资本结构条件下，国家对“亏损银
行”的清轨意味着国家必须注销市场轨产生的不良资产，等量核销资本金。为了
维持银行的运转，国家需要重新注入资本金，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支
付不起清轨成本。从短期来看，国家肯定不会选择对“亏损银行”清轨。
可是，从短期来看，国家对“盈利银行”(专指在市场轨盈利的银行)的清轨
却很积极。显而易见，“盈利银行”之所以盈利，是因为非国有部门较高的资本产
出和资本利润能够支付得起国有银行开出的市场利率。国家选择清理“盈利银
行”，出于如下考虑：如果清轨是和缓的，国有银行就能逐渐的收回给非国有部
门的贷款，而不会严重的伤害非国有部门的资金循环。相对而言，因为非国有部
门的资金来源渠道多，国有银行的信贷不是主要来源。如果清轨顺利，收回的信
贷资金就可以重新分配给国有部门，暂时缓解国有部门的就业压力，通货膨胀
也能得到短暂的减缓。短期来看，这也许有效。然而，一旦问题长期化，不良后果
就会接踵而至。首先，国家行为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种短期化的政治利益冲动，对
“盈利银行”采取清轨行动，国家并不会仔细权衡这种关系，即减少对非国有部
门的信贷而导致的产出减少，能否被国有部门得到信贷支持而增加的产出所弥
补。其次，急刹车式的治理整顿会给非国有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震荡。如
果国家采取疾风暴雨式的清理方法，国有银行就会骤然(被动地)抽走对非国有
部门的信贷，导致非国有部门停工停产、工人失业；另一方面，抽走的信贷资金
并不能马上在国有部门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经济增长会骤然停止，甚至
出现倒退，失业的问题更为严峻。
可以理解，国家经常算政治帐而不是经济帐。因此，国家对盈利银行的清理
行动会继续下去。权衡利弊，对“盈利银行”进行清轨不是最优但是次优的策略。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国家的清轨策略是：对“亏损银行”，不清轨，对“盈利银行”，
清轨。如果信息是完全的，并且国家的清轨威胁是可置信的，国家与国有银行的
清轨博弈将存在两个纳什均衡：(1)对“亏损银行”：(不清轨，不收缩)；(2)对“盈
利银行”(清轨，收缩)。
特别地，如果国家对风险极度厌恶，对“亏损银行”的策略就会有所调整。毋
需赘言，假如“亏损银行”的亏损程度很大，以至于严重影响到它的流动性，甚至
出现支付危机的时候，国家就会断然对它实施清理，以防信任危机在整个银行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体系内扩散，引起银行系统危机。因此，国家的清轨策略将是唯一的，即对所有
银行进行清理，那么纳什纳衡只有一个：(清轨，收缩)。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与国有银行就市场轨进行博弈的结果是：国家对
市场轨进行清理，市场轨收缩，国有银行的信贷边界随之收缩。
本章小结：
在制度结构中，银行是连接上层国家与下层公众的中间层组织，本章就从
这一中间层来研究信贷双轨制的变迁。国有银行在商业化改革中自身利益不断
凸现，因而其通过信托公司和拆借市场不断拓展信贷市场轨，但过度扩张又会
引起国家对市场轨的清理。银行与国家之间的金融博弈导致了市场轨扩张与收
缩的循环，这为非国有经济提供了不稳定的预期，阻碍了其经济增长，同时也影
响到银行与国家的长期效用。
3 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与融资困境
第一章曾提到，中国的渐进改革所选择的双轨制，就是在不从根本上触动
旧体制的前提下发展新体制。樊纲特别强调，尤其重要的是新体制的发展，这关
系到改革的成败。改革中我国的非国有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其增长
却主要依靠的是劳动投入和内源融资。这种投入结构显然不能支撑其进一步增
长，而其外源融资又受到信贷双轨安排的严重制约，非国有经济陷入尴尬的融
资困境。
3．1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
3．1．1非国有部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说明了在转轨条件下，保持体制内产出持续增长的
特殊金融制度安排问题，但若从整体制度变迁与渐进改革的角度看，仅说明这
一点仍是不够的。在改革初期，保持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对渐进改革的顺利
推行意义重大。原因很简单，在这一时期，体制内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较高。不
过若从长期的转轨过程考虑，更为重要的是体制外产出能否获得迅速增长。
进一步地，保持体制内产出平稳增长的基本意义在于使总体改革导入渐进
路径。与渐进改革相伴随的制度变迁函数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容易为各种利益集
团所接受和认可。可是，这种渐进的制度变迁并不是免费的，有时费用还十分昂
贵。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金融补贴本身就包含着金融资源的大量低效配置。据世
界银行(1996)统计，1 994年国有企业以占工业投资总额73．5％的投入仅生产出
34％的产出，国有工业企业每单位产出的资本占用量高出非国有工业企业两倍
以上。事实上，中国既有改革的渐进绩效正是以金融资源的低效配置为代价换
来的。可以想象，如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去，而体制外产出又不能迅速增长，
替代体制内产出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那么制度变迁函数的连续性将难
以维持。道理很简单，金融补贴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因为与金融补贴相伴随的
是国有银行不良债权的巨额增加以及金融风险的迅速积累。因此从整个改革过
程来看，非国有经济增长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保证制度变迁函数连续性的根本条
件。
28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3．1．2非国有部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比较一直是人们关注和争论
的问题之一。通常认为国有部门的效率较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但也常有
人能够举出一些例证说明国有部门的效率不一定低。因此，对这一问题的争论
往往缺乏某种有说服力的根据。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经常局限于一时一地的事
物，而无法考察整体，因而往往以某个局部来代表整体或否定其他人的局部。
在此我们试图从一个国家整体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非国有经济的增长
可以用很多指标反映，如占GDP比重、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提供就业机会比
重等。下面的表3—1较好地反映了非国有企业增长趋势。通过此表，可以看出
在改革过程中，非国有经济的产出获得了迅速增长，其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
的比重从1978年的22．37％上升到1996年69％，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家
维持体制内产出增长的社会压力。尤其是随着体制外产出比重的上升，体制内
产出份额下降的风险也相应地减小了。
表3—1 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结构变化(％)
固定资产工业总产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城镇从业
年份投资比重值比重比重零售总额比重人员比重
国有非国有国有非国有国有非国有国有非国有国有非国有
1978 77．6 22．4 87 13 54．6 45．4 78．3 21．7
1980 81．9 18．1 76 24 86．8 13．2 51．4 48．6 76．2 23．8
1985 66．1 33．9 64．9 35．1 77．6 22．4 40．4 59．6 70．2 29．8
1986 65．5 34．5 62．3 37．7 78．3 21．7 39．4 60．6 70．2 29．8
1987 64．6 35．4 59．7 40．3 73．6 26．4 38．6 61．4 70 30
1988 63．5 36．5 56．8 43．2 71．5 28．5 39．5 60．5 70 30
1989 63．7 36．3 56．1 43．9 70．4 29．6 39．1 60．9 70．2 29．8
1990 66．1 33．9 54．6 45．4 71．3 28．7 39．6 60．4 62．3 37．7
1991 66．4 33．6 52．9 47．1 71．3 28．7 40．2 59．8 62．8 37．2
1992 68．1 31．9 48 52 71．3 28．7 41．3 58．7 63．2 36．8
1993 60．6 39．4 43．1 56．9 71．3 28．7 37．5 62．5 62．1 37．9
1994 56．4 43．6 37．3 62．7 71．6 28．4 31．9 68．1 60．9 39．1
1995 54．4 45．6 34 66 71．4 28．6 29．8 70．2 59 41
1996 52．4 47．6 28．5 71．5 71．2 28．8 27．2 72．8 56．7 43．3
1 997 52．5 47．5 25．5 74．5 24．3 75．7 54．7 45．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有关数据计算
非国有经济产出比重增长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在于不同
产权形式所产生的效率差异。由1995年全国工业企业普查结果可知，国有企业
在全部测定的行业中平均效率最低，联营个体企业效率最高，大约为国有企业
3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与融资困境29
平均效率的2 5倍，其次为三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其平均效率大约为国有企
业的1—2倍。
以上分析证实了，80一90年代．正是由于非国有企业相对效率高于国有企
业，所以其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贡献大于国有经济。这一事实对于具有不同偏见
和不同角度的人来说，感觉可能不一致。因此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证实这一事
实是必需和十分重要的。
3．2非国有经济增长的融资困境
3．2．1 劳动力还能维持多久
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要素的积累以及
一定比例的投入来实现，如果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不存在障碍，资本多一点
或者劳动多一些并不影响总产出。立足于中国资本要素严重短缺的现实，中国
的非国有部门回避了资本约束，选择了劳动要素密集推动的增长策略。以乡镇
企业为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取得的增长奇迹，关键就在于遵从了比较优势原
理，充分利用了当地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对国有部门的竞
争优势，迅速填补了短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缺口。但是当乡镇企业过度进入后，
相近市场上类似企业过多，对劳动要素的争夺就不可免，推动了工资成本上升，
从而使乡镇企业对国有部门的互补优势和低成本优势逐步被乡镇企业内部的
竞争劣势和高成本劣势所取代。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乡镇
企业增长乏力与这不无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短缺的市场条件下，只要有成本
低廉的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乡镇企业低的技术就可以满足生产的迅速扩
大。总之，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增长是过去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总体上讲，
它们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由制度变迁引起的农村劳动的重新配置，以及产品
市场的极度短缺(王小鲁，1997)，但很明显，它们在向高效企业转型的过程中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直接的就是融资问题。
3．2．2非国有经济发展初期的内源融资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从理论上讲经济产出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投入与
资本投入。对于劳动投入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对于资本投入我们可以将其分
为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很显然，在信贷资金已由国家垄断金融将大部分配置
给国有经济的前提下，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内源融资的支持。
因此说，非国有部门的产出建立在一种十分特殊的资本投入结构之上，其没有
与亟需金融支持的国有部门争夺金融资源。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事实表明，以乡镇企业崛起为代表的非国有经济产出在不与国有经济争夺
资源的条件下，获得了高速发展。由表1—4和表3—1可知，1985--1996年问，
在非国有经济产出份额迅速上升的同时，非国有经济获得的金融(贷款)支持占
全部贷款的比重平均只有1 9．03％，最高的1993年也不过仅有20．98％。
非国有经济发展初期的这种融资形式与其劳动与资本的特殊投入结构密
切相关。非国有经济发展初期更偏重于劳动支持，因为劳动力支持更容易获得，
成本也更低(具体原因前面已分析过)。这样我们便可以合理地推论出：非国有
经济产出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劳动密集型的投入结构，而这种投入结构所需的配
套资本又相对低下，一般可以通过自筹得到解决，或者说，内源融资正好与这种
投入结构的低资本需求相适应。这样，非国有经济对外部金融支持的需求自然
就十分有限。正是由于在非国有产出的特殊投入结构中，劳动和土她的投入具
有十分有利的成本条件，才使体制外产出的平均成本远低于国有经济，内源融
资又节约了利息支出，因此这种竞争优势为其生产扩展和更快速的产出增长提
供了激励。而且，由此推动的经济货币化进程中储蓄存款的增长，除了使体制外
部门能为自己融资外，也为国有经济巨大的金融补贴需求提供了融资方便。
3．2．3分割的资本市场
以上我们对非国有经济产出的特殊投入结构的分析只是一种初始情形，当
更多的非国有企业受非国有经济初始发展示范与激励开始大量进入时，每个非
国有企业原有的生产函数与投入结构便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从理论上讲，
大量同类企业在非国有经济市场的进入，事实上提高了那里的生产成本，使体
制外企业面I临一条较高的边际成本衄线。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取更高的边际收
益，就得提高生产过程的技术含量，从而使产品得以升级换代，即以新的设计与
工艺水平赢得消费者和市场份额。提高技术含量本身自然需要提高人力(劳动)
资本的技术水准，但我们知道，劳动的边际产出将会随着劳动投入量的增加而
减少，因此这里更重要的是增加金融资本的投入。然而不幸的是，非国有部门面
临着一个分割的资本市场。
麦金农(1 975)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住户面临着资本、劳动等要素严
重被分割的市场，严重分割的市场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便利。中国低水平的
改革初始条件无疑满足发展中国家的一切特征，因此中国也不例外地面临着分
割的市场。除上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状况使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难以如愿
外，制度性障碍也将非国有部门拒于千里之外。在双轨制的信贷资金安排下，国
有部门是金融支持的对象，非国有部门的绝大部分因为不属于国家效用选择集
而被剔除在金融支持外。因此说，信贷双轨制的安排使资本市场的分割性更加
严重。我们假定，非国有部门要获得最大效用，其短期决策将取决于如下三个部
分的完善结合：(1)拥有独立的生产要素并能进行自主配甓；(2)独立地捕捉市
3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与融资困境
场机会并进行投资；(3)在自我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能获得外部放款或长期借款
的市场机会。但中国分割的资本市场使这三个条件无法满足，因此非国有部门
很难获得最大效用，增长必然受阻。由于积累缓慢和不能获得借款，非国有部门
的投资支出是非连续的，而这种形式的投资，甚至无法进行最简单的技术创新，
以至于非国有部门陷入一个低水平的均衡陷阱。
总之，在信贷资金双轨制的安排下，非国有部门面临的是一个分割的资本
市场，这就决定了其发展的支撑不足，只能陷于一个低水平的均衡。
3．2．4非国有经济的融资困境
非国有经济低水平的均衡，使其利润最大化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其必然具
有突破这种均衡的逐利冲动，会力图去寻找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外部融资对
于技术创新如此重要”(麦金农1 975)，富于进取的非国有部门总是力图找到与
外源融资建立关联的途径。在双轨制的信贷资金安排下，国有借贷资金很显然
不会为非国有部门提供太多的金融支持，因此国有金融已被剔除在非国有部门
的外源融资选择集外。还有什么其它的选择项呢?按照一般逻辑，在正规金融不
愿涉及的地方，必定有民间(乡村)非正规金融的繁荣。但在我国远非如此，这可
以从制度上找到合理的解释。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国家控制通过人民公社贯彻
到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依托于现有行政序列与国家控制，国有金融深入了农
村．并控制了当地的金融活动。农村信用社一直作为国有金融在乡村的延伸，从
农村抽取储蓄并转移给城市工业使用。①从这个角度讲，民间金融生存的空间极
为有限，加上国家接二连三的整顿治理，要站住脚似乎更为困难。退一步讲，即
使民间金融采取了实物形式，它也是以消费为主要内容的，与生产投资的联系
非常少。很难想象，非国有部门能够从民间得到与其增长速度相适应的金融支
持。这就导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既然非国有部门不可能从现存国有金融
的信贷资金安排那里得到支持，也不可能从民间获得实质性的融资，那么，它的
增长应该从哪里来呢?我们并不反对劳动支持的说法，但如果没有适当的资本
将这些要素粘合起来，是无法形成生产力的。显然在非国有经济发展初期，充当
这种“粘合剂”的是内源融资，但面对技术创新对金融支持的需求，内源融资是
如此渺小；扩张的市场轨也曾为其提供过一定的资金，但市场轨的收缩也给其
带来了巨大震荡，市场轨信贷资金是一种不稳定的资金来源。因此，在向高水平
均衡过渡的过程中，非国有经济要求有某种稳定的信贷资金安排形式来满足其
资本需求。
①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本章小结：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非国有经济的增长使信贷资金由完全的计划分配转
向双轨制的安排，同理可推，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会产生再一次的信贷安
排变迁，即由双轨制安排转为效率导向的市场化安排。实际上，在整个信贷制度
的变迁过程中，正是非国有经济的增长及其在特定融资制度安排下的融资困境
才引发了新的制度变迁。因此，本章主要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双轨制未来的制
度变迁。
4 国有金融组织规模的过剩与收缩
前渐进改革的侧重点是“渐进”——即稳定，后渐进改革的侧重点则是增
长。改革目标重点的转移，要求过渡时期的制度安排也应作相应调整。尽管双轨
制的信贷资金安排在前渐进改革中功不可没，但在后渐进改革中面对非国有经
济增长与融资困境，我们却不得不对信贷资金双轨制的未来认真思索。
前渐进过渡改革需要信贷计划轨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收入分配格局的
变化使国家财政与国有银行都无力支付这笔巨额的补贴成本，补贴资金唯一可
能的来源就是社会公众，为此国家要寻找能迅速积聚这笔分散的金融资源的有
效途径。在国有金融垄断产权的前提下，银行组织规模的扩张无疑成为一种最
佳选择。但金融组织规模毕竟是经济活动规模的函数①，在后渐进改革中，是否
还需要如此规模的银行组织呢?
4．1 国有金融组织规模的过剩
4．1．1 信贷资金计划轨与金融组织扩展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曾讨论过。前渐进过渡时期国家更关注双轨制中的计戈n
轨，因为计划轨对国有经济的支持作用，更符合前渐进改革中国家效用函数目
标。因此国家从其自身效用出发，会尽一切力量保证计划轨顺利执行。信贷资金
计划轨安排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的计划轨的经济基础。计划轨
的实质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金融补贴，在弱财政的改革初始条件下，这部分巨
额补贴资金一方面来源于货币发行收益，另一方面则来源于非国有经济部门和
居民手中的大量金融剩余。如果我们简单地将前者看成是国家的一种单方面行
为，那么后者就显得复杂些，它涉及到居民的储蓄意愿以及国家的储蓄动员能
力。改革初期，受制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银行存款是居民最主要的投资形式，
毫无疑问，这时居民具有较强的储蓄愿望。这样补贴资金规模就取决于国家储
蓄动员能力的强弱。在国家垄断金融产权的前提下，国家扩展储蓄最简便的方
式就是银行分支机构的增设。作为金融制度框架的构成要素，金融组织体系的
①诸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4年。
34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建立要比金融配置规则的形成来得快捷，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背景下，着眼
于金融组织体系的方案实施起来更为顺利，也更易控制。因此国家的首先选择
便是在可能由非国有金融机构进入的地区增设国有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控制
该地区的金融资源。同时银行作为国家动员储蓄的直接工具，其主动吸储的行
为更进一步扩展了储蓄动员水平。国家对利率的控制使得银行面临一条较低的
边际成本曲线，这样，银行便有了寻求新的存款来源以扩大收益的激励，在原本
不愿设立分支机构的地区设立机构以充分地动员那里的储蓄。这就造成了金融
组织规模的扩张。因此说，金融组织规模的扩张是信贷计划轨对储蓄规模需求
的必然结果。能够通过迅速的组织规模扩展来动员储蓄从而为计划轨提供足够
的金融支持是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①。
显而易见，储蓄扩展与组织扩张是同一事物的双重内涵，而且前者以后者
为条件。这一逻辑关系也正预示着，当金融制度变迁到一定阶段，通过国有银行
吸收的储蓄存单不再重要，或在走向竞争性的金融制度安排中，没有那么多的
储蓄存款可以被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来吸收时，便会出现国有金融组织的相对
过剩。
表4一l 中国国有金融组织的过度扩张：国际比较
从业人数分支机构存款总额人均存款
每个机构
存款
(人) (个) (亿美元) (万美元)
(亿美元)
中国工商银行561887 37039 1500 27 0．0405
中国农业银行552709 63816 680 12 0．0107
中国银行187074 12630 813 43 0．0644
中国建设银行342855 33979 721 2l 0．0212
四大国有银行平均41113I 36866 929 26 0．0342
世界十大商业银行平均307i6 753 1483 1293 3．9025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8年．
4．1．2金融组织规模的均衡与过剩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计划轨金融支持所需的储蓄规模依赖于金融组织规模
的扩展，问题在于，以上讨论只说明了计划轨资金需求推动了金融组织规模的
扩展，但并没说明金融组织规模扩展到何种水平才能满足储蓄动员的需要，才
足以形成金融支持，也就是说，既然储蓄规模是组织规模的函数，那么与计划轨
资金需求相对应的金融组织规模应是怎样的呢?我们引用下面模型进行说明：
①张杰，《中国国有金融体制变迁分析》，1998年版．
组织j{{!模或储蓄规模一。图4—1金融组织均衡规模的确定
推动水平
我们的一个基本假定是，金融组织的均衡规模由边际组织扩展曲线与边际
储蓄曲线共同决定。图中横轴表示推动组织规模或储蓄规模扩展的各因素的综
合水平，纵轴表示组织规模或储蓄规模的扩展水平，oo曲线代表边际组织扩展
水平，其下凸形状表明金融组织规模随推动因素的增强而递增走势；OD表示边
际储蓄扩展水平，上凸形状表示随推动因素的增强边际储蓄递减，因为在特定
时期内储蓄资源的量是一定的，当递增的金融组织追逐一定的储蓄资源时，金
融组织在边际上的每一步扩展都将只能获得越来越少的储蓄动员。显然，理想
的均衡金融组织规模由00和OD交点E决定，这里的E点是竞争的金融市场
中金融组织的均衡规模。但根据前面的分析，国有银行的低成本优势以及银行
间的内部竞争会刺激其进一步扩展储蓄规模，因此国家实际的储蓄动员规模要
远大于竞争条件下的储蓄规模，即转轨经济中国家的储蓄规模D，要高于均衡规
模D’。相应的组织规模曲线上的点为0。，远高于均衡组织规模O‘。进一步地，
基于边际组织扩展曲线与边际储蓄曲线的不同性质，组织扩展对储蓄扩展的推
动作用是递减的，因此相对于D，的储蓄动员来讲，0。的组织规模就显得尤其过
剩，反映在图上就是O一远高于D，。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中国渐进改革的总体来看，组
织过剩是垄断金融产权下信贷资金双轨制安排的一个内生和必然的情形，或者
说正是由于组织过剩，保证了计划轨金融支持所需的储蓄规模；但当改革重点
由前渐进中的稳定转向后渐进中的增长、信贷资金的侧重点由计划轨功能转向
市场轨功能时，组织规模过剩引起的巨大成本付出和资金配置低效与增长目标
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凸现。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4．2国有金融组织规模的收缩
4．2．1 国有金融组织规模与国家控制绩效
随着国有金融组织规模的扩展，储蓄规模也相应地得到扩展。但问题是，改
革中国有金融组织自身利益函数的介入，无疑促使了国家控制金融资源能力的
下降。结果许多表面上中国有金融组织吸收的储蓄资源实际上并不能由国家行
使控制权，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由国有金融组织自己支配了，国家控制的份额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与国有金融组织之间的博弈，而不再取决于金融组织
规模的扩展。国家控制份额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控制能力，而国家控制能
力本身又与国家支付的控制成本紧密相关。这就意味着，在国有金融组织利益
目标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家需要在金融资源的控制份额与所支付的控制
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基于以上讨论，由于每一个国有金融组织在总体规模扩展
后，都有双重利益结构(自身效用于国家效用的结合)，因此就国家来说，它自然
要把国有金融组织的利益目标单一化(符合国家效用函数)，而国家的这一努力
则要受到国家金融控制成本的约束。由于随着国有金融组织的扩展，国家从中
得到的边际绩效递减，所以可能的情况往往是，即使国家付出了巨大的控制成
本，仍得不到较大的控制权。因此问题的解决最终将集中于通过国有金融组织
规模的收缩来节约控制成本并由此增加金融控制的绩效。
储蓄增长或国家控制绩效S
国有金融组织的扩展规模
圈4—2国家控制国有金融组织的绩效
我们试图通过一个图形来解释这种情形发生的机理与逻辑。图中ss线为
4国有金融组织规模的过剩与收缩37
储蓄增长线，其向右上方倾斜表示随着金融组织的扩展储蓄规模呈上升态势，
CC线为国家控制绩效线，其右下方倾斜表明随着国有金融组织的扩展，国家的
金融控制绩效呈递减趋势，这样从理论上讲，国有金融组织规模可由ss线与
CC线的交点决定。
我们首先假定所有金融组织都追求纯粹的国家效用最大化(即对国有经济
提供尽可能多的金融支持)，这样在图中国家便以zISCE的控制成本付出得到
OSEO面积的储蓄资源支配收益。可实际上，根据上面的讨论，任何一个国有金
融组织都有双重利益追求，因此国家即使付出了△SCE面积的成本，也未必能
得到OSEO面积的储蓄支配收益。当国有银行自身的利益目标介入后，国家控
制线就会下降为CC’，表明国家的控制绩效会有所下降，即国家以△SCE面积
的控制成本付出仅得到OSE’O’面积的储蓄支配收益。因此，若想提高金融控制
绩效，可能的选择就是收缩国有金融组织规模，因为国家控制成本是金融组织
规模的增函数。
组织规模的收缩虽然会影响到储蓄规模的增长，但并不影响国家实际所能
支配的储蓄资源的规模，减少的实际上是原来由国有银行用于自身利益即市场
轨的那部分，国有金融组织规模收缩的本身对计划轨金融支持所需要的储蓄规
模将不会有显著影响。更何况，随着改革的推进体制内产出占比在逐步下降，国
家金融支持的压力也在相应减轻。
4．2．2 国有金融组织规模的收缩路径
这里对于国有金融组织规模收缩路径的探讨，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说，仍
需进一步论证与检验。
在此我们将用国有金融组织规模与国家控制模型及国有金融组织扩展的
收益与成本模型结合在一起(如下图)。根据前面的分析，一开始国家为了获得
储蓄资源，具有扩展国有金融组织规模的冲动。国家控制成本线与储蓄动员线
交于E形成均衡国有金融组织规模。相对应地国家控制金融的收益成本线交于
Mn。假设这里Mn是现在的时点，O是现时的国有金融组织规模，C、R是现时
的控制成本与收益。在O点国家控制成本明显超过控制收益，因此国家有收缩
金融组织规模的压力，在这一规模上，国家付出A+B的控制成本，仅获得
OSE’O’面积的储蓄支配权，这种组织过剩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
低效。因此说金融制度变迁从组织角度来讲，就是如何实现组织规模的收缩。也
就是说从现在的时点Mn继续发展M。¨⋯-．M。+。，金融组织应从0向O’规模
收缩。这样对应较小的金融规模时，R、C曲线也会星逆向发展，控制成本下降、
控制收益上升，理论上组织规模应收缩到MR—MC时的M。+。点。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图(A)
R、C
图(B)
Mo
S
有银行组勰弋
国有银行组织规模扩展过程国有银行组织规模收缩过程
(C)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国有金融组织从。收缩到o’的过程中充满着
国家与国有银行之间的利益冲突，相对于前期的组织扩展，这一过程非常艰难。
因为前期的组织扩展过程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有关各方都可从中获益，而组
织收缩的过程则要触及到已有各方的利益结构。因此不难推断，从Mn到M。+。
所花费的时间要比从M，到M。长得多。
耐人寻味的是，将图中的各分图进行“机械”的对照，不难发现，组织规模的
变迁路径似乎是一种简单的重复。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国有金融组织收缩这一
逆向过程中，其变迁内涵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起初的扩展是由国家自上而下
确定的，而后来的收缩则是一系列利益冲突而引发的制度变迁结果。事实上，这
种收缩过程已经从局部展开，比如1996年四大国有银行就已撒并分支结构
6000多个(中国人民银行，1997)。这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思考国有金融制度在中
国渐进改革中的特殊角色与改革归宿。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曾反复强调一个基本观点，中国既有的渐进改革的成
功取决于持续而有力的计划轨金融支持，这种金融支持的获得则以国家有效动
员与支配储蓄资源为前提，而储蓄资源的动员与支配又需要一个国家控制之下
(D)
4国有金融组织规模的过剩与收缩39
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国有金融体制的存在。简而言之，国有金融组织得以扩展是
中国已有渐进改革成功的一个关键。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说中国渐进
改革在Mn之前(可称为前渐进改革)的成功得益于国有金融组织的扩展，那么，
渐进改革在Mn之后(可称为后渐进改革)的推进则取决于国有金融组织规模能
否顺利收缩，而后者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由于在国有金融组织身上已经凝聚了
太多的改革风险压力，如果它仍一直扩展下去而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收缩，或
者说一旦国有金融这根弦拉得过紧甚至拉断，那就意味着渐进改革将功亏一
篑，经济会立即经历一次激进式震荡。如此看来，现在说中国的渐进改革已经取
得成功还为时尚早，我们只能说既有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
4．2．3国有金融组织收缩的条件
在国有金融组织规模收缩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博弈的双方分别是国家和
国有金融组织。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正是由于国有金融组织自身利益函数的
介入，使国家金融控制成本增高，才会引发国家收缩过剩的金融组织。相应地，
讨论收缩的条件也就应分别从双方出发。因此国有金融组织收缩需具备两个条
件：第一，收缩过程中国家控制的逐步减弱。国有金融组织收缩并不意味着国家
放弃对金融的控制，而是国家控制的范围在金融改革中逐步缩小。在此过程中
国家必须有效地控制收缩的日程安排，否则迅速收缩的结果将一方面符合国有
金融组织自身利益的市场轨迅速扩张，迫使计划轨迅速收缩，无法继续保证体
制内产出对计划轨资金的需求．而体制内产出对计划轨支持的需求将是逐步而
不是迅速下降的，从而引起经济的动荡；另一方面，国有金融组织规模的迅速收
缩，会使国有银行存单持有者产生一种风险不确定性预期，一旦人们对国有银
行储蓄存单的需求减少或大量提取存款，渐进改革将失去起码的社会政治基
础。普通百姓对国有银行的信任是中国保持高储蓄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
一点也正构成了中国前渐进改革的一个基础条件。无疑地，在一个足够长的时
期内，维持国有银行的稳定(但并不等于组织规模不变)与人ffJg,J-储蓄存单的信
心是后渐进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一个关键因素。只要国有银行在改革中不是突
然地而是逐步地退出，那么．改革的渐进性也就能够保持下去。由此可以看出，
如同国有银行规模在前渐进改革中的扩展主要依赖于国家的控制能力一样，在
国有银行组织规模收缩的过程中，国家无疑也会产生同等重要的作用。第二个
条件是国有银行自身利益因素的成长。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国家之所以要做
收缩金融组织规模的努力，是因为国有银行自身利益函数的进入导致了国家金
融控制的成本与收益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就规模收缩进程而言，国有银行自
①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 1997年版。
40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身利益函数的冲击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具体来说，国有银行自身利益对国
家的金融控制构成某种压力，从而使国家时刻感受到收缩国有金融组织规模的
迫切性并具内在激励。可以说这种压力越大，国家控制金融的成本就越高，收缩
的努力就会越积极。
本章小结：
承接上文，在粗放经营的背景下，国家获得计划轨所需的巨额金融补贴最
简单的方式就是扩展国有银行的组织规模，而国有银行自身利益函数的导入使
得银行组织规模的扩展必然会引起金融控制收益成本结构的不利变化。显然，
从组织角度来分析，改善这种不利的收益成本结构的最佳路径选择就是国有金
融组织规模的收缩。因此本章既是承接前文从组织角度对问题进行进一步分
析，同时又提出相应的路径选择，为后文埋下伏笔。
i笪茎翌垫型些主坚兽鐾皇童童耋窒二：：：!!!!!!!；二
5 信贷双轨制的产权困境与未来选择
前一章我们分析了信贷双轨制与国家金融组织规模的联系，指出了国有金
融组织的扩展是前渐进改革中计划轨金融支持必然结果，而国有金融组织的收
缩则是后渐进改革中市场轨的内在需求。但我们知道组织毕竟只是一种产权结
合的具体形式，即组织只是产权的载体。因此，在金融组织扩展与收缩的背后，
实质是金融产权的扩展与收缩。
5．1 信贷双轨制的产权困境
5．1．1信贷双轨制的产权基础
建国初期，中国的金融业虽然已逐步由国家控制，但金融产权形式仍是多
元化的格局。除国家控制的人民银行外，还有私有性质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
公私合营性质的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此外还有汇丰、渣打等外
资银行，以及众多的私人钱庄。多元的金融产权形式在1952年后被迅速整合为
国家垄断的单一金融产权形式，到1956年底，国家实际控制了所有金融业，从此
人民银行成为国家垄断金融产权的唯一代表。
这种国家垄断的金融产权正是信贷双轨制安排的初始产权基础。事实上，
这种垄断的金融产权非常适合渐进改革的需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政府
出面维持一种垄断性的制度框架将比竞争性的制度框架更有利于吸收储蓄”
(Stiglitz)。原因就在于：
信贷计划轨的实施是以大规模储蓄为基础的，而垄断金融产权在扩展储蓄
规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助于下图5—1说明：图中，横
轴表示储蓄存单的供给量(也可表示储蓄动员水平、储蓄规模)，纵轴表示储蓄
动员的边际成本或边际收益。AB为储蓄存单供给的边际成本曲线。CD为储蓄
存单供给的边际收益曲线。如果在改革一开始，国家就放松金融控制，那么就会
迅速形成一个竞争性的金融制度结构，在竞争性的金融制度结构中，储蓄存单
的供给量取决于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比较。如图，一个竞争性的金融制度结
构所能提供的储蓄存单规模仅为OD，“，从理论上讲，这显然无法满足转轨经济
对储蓄总额的需求。这里我们不妨将该图与前面的图卜一2加以对照，OD-6的储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蓄存单提供量仅能用以支持“一个固定比例体制内产出函数”中相当于OL。3的
贷款规模与较低的体制内产出水平G。，这意味着，OD。“的储蓄存单提供量无法
支持经济的渐进转轨。然而在国家垄断的金融制度框架中，储蓄存单所遵循的
不是“边际原则”而是总成本等于总收益的“总量原则”。如图，在储蓄动员水平
为OD。6时，总收益面积OCDD。“等于总成本面积OABD：“。再与图l一2对照可
以发现，OD。“的储蓄存单提供规模正好对应于国家比例体制内产出函数中的贷
款提供水平OL。。与更高的体制内产出水平G：，这样图中的GD“(即D}一Db)便
是转轨条件下垄断性金融制度安排在储蓄动员方面的比较优势。
边际收益，边际成本
C
A
储蓄存·p．挺供舰模
囝5—1垄断性金融制度在储蓄动员方面的比较优势
虽然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竞争性的金融产权形式在配置金融资
源方面是如何有效率。但就中国的渐进改革路径而言，竞争性的金融制度安排
只有滞后于这种低效率的国有垄断金融安排才是符合逻辑的。问题的要害在
于，中国的渐进改革对储蓄资源的渴求不可能等待那个有效率的竞争性制度的
成长。制度变迁过程制度的选择是讲究实际效用的。基于此，在理论上更有效的
制度往往会被理论上次优但适用的制度所替代。对渐进改革过程而言，首要的
问题是“有多少金融资源可用于金融支持”，而不是“如何更有效地使用金融资
源”。因此竞争性的制度安排只有在总体制度演进更需要资源配置效率时才会
被列入制度选择菜单。
5．1。2信贷双轨制的变迁困境
尽管名义上国家拥有对银行的垄断产权，但实际上国家对银行的信贷行为
并未达到完全控制，银行的信贷行为越来越受自身偏好的支配。这样银行的国
家垄断产权结构就与银行日益扩大的信贷支配权之间产生了严重冲突。从理论
上讲，解决冲突的最好方法就是分设两种不同产权为基础的组织。但在产权分
割的实践中，我们却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障碍——银行呆帐，从而陷入了信贷双
i笪茎翌塾型塑：坚里辇皇童塞塞窒二：!!!!!竺!!!兰圣
轨制的变迁困境。
现存国有银行若想进行产权分离，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来自银行呆帐。因为
我们知道产权分割的基本前提是所有者权益完整，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银行呆帐的巨增已经严重侵蚀了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国有银行的净资本比率从
1 990年的6．4】％已下降为1 996年的一5．48％①，说明国有银行的实际资本已
为负数。因此若进行产权分割，必须先将现存国有银行的资本补足，达到8％的
国际标准。据世界银行估计，这需要国家注资4000亿--5000亿。显然国家不可
能在短期内拿出这么多的资本。这样，呆帐问题的解决便是国有银行产权分割
的前提，而国有银行产权分割又是信贷双轨制下一步变迁的前提。因此，研究信
贷双轨安排的变迁问题时，我们不仅要讨论信贷双轨制的产权基础，更要分析
这一产权基础在信贷双轨安排的发展过程中怎样引发进一步变迁的困境。以此
说明若要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困境，只有从引发困境的产权根源入手，进行产权
变革。
我国银行的呆帐从形成机制来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政策性呆帐，另一种
是商业性呆帐。具体地讲，在国有银行提供的信贷供给总量中，有一部分是作为
政府的金融代理人为配合经济平稳转轨需求提供的，这部分信贷产生呆帐的可
能性非常大。由于这部分信贷供给的决定因素是外生的，即取决于国家的经济
纲领及其实施方式以及各级政府对此的具体化程度(谢平，俞乔1996)，因此其
呆帐的产生显然无法用国有银行自身的信贷行为来解释。此类货款一般是无抵
押的，除了国家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外，国有银行无法单方面减少或收回贷款。我
们姑且把这种呆帐称为外生性呆帐或政策性呆帐。从总体上讲，通过计划轨信
贷资金分配形成的呆帐，具有很大程度的强迫性、故意性与事先可知性。因此
说，它原本就属于国有银行产权结构所允许的合理效率损失，当然对国家来讲，
这种效率损失的另一面却是渐进过渡与金融支持的收益。
由表5—1可以看出，1985年一1995年间政策性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一
直在30％一37％之间，可见政策性贷款比重非常大，而政策性贷款的呆帐发生
率又相对较高，因此国有垄断产权决定了国有银行本身不可避免地会拥有巨额
呆帐。但如果国家能够对国有银行的行为完全控制。使其全部信贷都纳入国家
指定用途，则国有银行的全部呆帐都应属于政策性呆帐。可问题恰恰在于，国家
对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并未达到完全控制，而且随着改革的推进，国家对其控
制的程度反而在逐步下降。这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呆帐还会有其它形式，比如
商业形式。作为受政府保护的超级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存在着严重的软性贷款
约束，国有银行依托于公有金融产权优势，其风险可以外在化，信贷行为不受贷
①易纲，《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
表5一l 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贷歉
政策性贷款总额国有银行贷款总额政策性贷款比重％
1 979 11．85 2040 0．60
1980 333．60 2414 13．82
1981 432．26 2765 15．63
1982 525．37 3052 17．21
1983 569．2Z 3431 16．59
1984 1266．21 4420 28．65
1985 1857．70 5906 31．45
1986 2340．36 7590 30．83
1987 2776．83 9032 30．74
1988 3282．82 10245．70 3Z．08
1989 4251．21 12064 35．24
l 990 5459．21 14759．80 36．99
1991 6781．70 17594．80 38．54
l 992 7410．90 21081．70 35．15
1993 9322．60 25869．70 36．04
1994 11485．20 32441．20 35．40
1995 141 59．70 39249．60 36．08
1996 164440．1 47434．70 34．66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展望》，t中国金融年鉴》．
配给(标准意义上)①的内在约束，很容易被单方面的高利率与获利机会所诱使，
从而造成大量的商业性呆帐。这里问题的要害就在于国有银行的名义产权结构
与其自身日益扩大的信贷支配权之间发生着根本性的冲突。国家垄断的名义产
权要求风险与收益均内在于国家，而国有银行私人利益的凸现与信贷支配权的
扩大却使这种内部化出现了外部性，即风险外部化而收益内部化。在不改变公
有金融产权的情况下，国有银行的信贷自越主产生商业性呆帐的概率就越高。
因此说造成这种风险与收益相隔离的国有垄断产权结构是产生国有银行商业
性呆帐的根本原因。
上面我们从产权角度分别解释了两类呆帐的形成，但真正核心的问题在于
两类呆帐的联系。在垄断产权下，风险外部化、收益内在化使得政策性呆帐反而
成为其商业性呆帐的掩护，它们总是想方设法把商业性呆帐损失计在政策性呆
帐的帐上。比如，国有银行的利润减少了，银行可以说是政策性贷款过多或国有
企业欠息不还；国有银行本身的效率低下一般都可算在政府干预、国企改革等
①概念解决见5．3．1中的“信贷配给均衡模型”。
外生变量上(吴晓灵，1997)。而更可能出现的状况则是国有银行把国家指定的
政策性贷款资金投向其他领域，迫使中央银行不断追加信贷，从而使政策性呆
帐与商业性呆帐同步上升。如1992年--1993年间，银行系统大规模同业拆借将
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使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农副产品收购资
金严重缺乏，中央银行因此不得不追加政策性贷款。
可见，国有银行垄断的产权基础不仅导致了两类不同性质呆帐的产生，而
且使这两类呆帐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由此更加恶化了信贷双轨制变迁的困
境。
5．2信贷双轨制的未来选择
5．2．1理论探讨
在渐进改革初期，国家拥有银行的完全垄断产权，并对银行拥有较强的控
制力，因此能将银行所积聚的金融资源的绝大部分按照国家效用函数分配给国
有经济部门，满足国有经济部门在过渡改革期间的巨额金融需求，避免国有部
门迅速下滑；并且能适时地为非国有经济提供少量贷款，以充分利用其经济增
长补充国家实力。因此这一时期的信贷双轨制，在适当兼顾增长的同时，主要保
证了改革的稳定，尽管这种稳定是以金融资源的低效配置为代价的。但前渐进
改革的要旨就在于变迁的稳定性，因此从整个改革进程来说，这一时期信贷双
轨制的作用仍是积极的。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银行的商业化进程使得银行自身的利益函数与国家效
用函数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分歧，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国有银行有变革双轨制的
动机；而且计划轨巨大的储蓄动员需求，造成金融组织规模的扩张，从而使国家
对银行的控制成本不断提高的同时，对银行的控制绩效却在不断下降，因此国
家有调整信贷资金双轨安排的愿望；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增长，也对市场轨产生
了巨大需求。种种迹象表明，信贷双轨制安排在后渐进改革中已不适应改革的
客观环境，必须对其自身进行变革。双轨制变迁的结果，必须既能满足制度供给
方——国家的效用，又能满足制度需求方——非国有经济的效用。国家与非国
有经济效用的差异决定了信贷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只能是金融功能的分解。这
就涉及到金融功能的分解。
实际上从世界范围来看，不管在理论上是否已做出充分的解释，金融功能
在现实中早已被分解成两层次：市场引导功能和政策倾斜功能。金融资源也按
以上功能分别流向不同渠道。与此对应，各国普遍存在着并行不悖的两种金融
体系：商业性的与政策性的。经验表明，与金融功能分解相伴随的金融资源分流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和金融组织分设，是形成一个稳定而富有效率的金融制度结构的重要条件。
由此看来，变迁的可能路径就是分设两类金融组织，一类执行计划轨职能，
满足国家效用，一类执行市场轨职能，满足银行和非国有经济的需求。前者当然
要由国家出面设立，因为其职能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和公共性，而后者因为其市
场潜在盈利性，可由市场主体设立。
5．2．2模型验证
信贷计划轨实际上是国家分配其政策性贷款的一种渠道，因此计划轨职能
应由政策性银行来执行。也就是说国家作为产权主体设立的银行只能是政策性
银行，而不能兼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于一身，否则便又会产生现在的金融
制度变迁困境。关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通过下列数学方式论证。
假设国有银行的信贷总量L由两部分组成，即政策性贷款L‘和自主性贷
款(商业性贷款)L“，而且在一定时期内L为一定的量，即：
L—aL“+(1一n)LI(o≤口≤1) (式1)
a的值取决于国有银行的自主信贷能力。此fil'X、于国有银行而言，政策性贷款
按价格R‘提供，而自主性贷款则倾向于按价格R“提供，且Rn>R‘如果忽略掉
筹资成本则：
Ⅱ(L“，L‘)一aL“·R“十(1一d)L‘·R‘ (式2)
其中”为国有银行收益，从式1中得到L“、L．，再分别代入式2，可得：
nL“一L·R‘+aL“(R“一R‘)
nL。一L·R“+(1一n)L‘(R．一R“) (式3)
当国有银行的自身收益达到最大化时应满足下面一阶条件；
一L“=a(R“一R‘)一0 即R‘一R“ (式4)
将式4代入式3得： MAXnL-一L·R“
由此表明，对国有银行而言，其收益最大化的条件是：把全部信贷都按市场
利率来提供。依据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得到国家的国有银行收益最大化的等
式：
MAXⅡL6一L·R8
也就是说，对国家而言，在渐进过渡时期，通过国有银行实现收益最大化的
条件是：让国有银行不折不扣的按照中央银行指定的利率与用途提供贷款。
5．3信贷计划轨的未来选择
关于信贷计划轨的未来，前面在设想双轨制的未来时曾有所涉及，本节拟
通过银行信贷均衡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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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经济学中的信贷均衡模型
从现有的经济学文献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三种信贷均衡模型。
第一种是新古典信贷均衡模型。该模型中信贷供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完全
取决于市场供求。
第二种是政府干预的信贷均衡模型。政府为了推行某种信贷倾斜政策，把
利率上限人为地压在较低的水平，由此形成一种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的情
形，尽管这时存在AD的过量信贷需求，但银行能够提供的信贷量只有Ls。该模
型有两个十分关键的假定：
第一，利率上限一旦放松，它就不会停留于Lo，而会自动趋向于L’。第二，
政府对信贷的管制是完全的，这时银行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
r
—
O
图5—2新古典信贷均衡模型图5—3政府干预的信贷均衡模型
第三种是信贷配给均衡模型。这个模型实际上是在放松新古典信贷均衡模
型所坚持的完全信息假定的条件下得出的。这是斯蒂格利茨和温斯(Stiglitz&
Weiss，1981)的贡献。他们认为，即使不存在政府干预，由于借款人方面存在的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信贷配给也将作为一种均衡现象长期存在。因此，信贷配
给的根源是缺乏信息，不管贷款人如何审慎，总会有一定量的遗漏信息。也就是
说信贷配给模型是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对新古典均衡模型的修正。
该模型中，供给曲线后弯的原因在于贷款人信贷的供给量取决于信贷平均
收益．而不仅仅是贷款价格。这里信贷的平均收益(“)是贷款价格(R)与贷款风
险的共同函数。高价格(R)的同时，风险也较高，因而收益未必就高，超过一定量
后，收益是价格的减函数，因此，银行宁愿选择在相对低的利率水平上拒绝一部
分贷款需求，而不愿意在高利率水平上满足所有借款人的申请(stiglitz)。
：彗!：，：，：!一．一笪茎罂垫型箜型茎塞垂里耋
”(r)／
I ， 斧弋。j『＼＼
：It+ ( L+R L+
图5—4信贷配给均衡模型
5．3．2国有银行信贷计划轨的均衡模型
以上三种模型都无法单独解释计划轨的信贷均衡情形，但却有助于我们在
此基础上构建新的信贷均衡模型。
首先考察新古典信贷均衡模型和信贷配给均衡模型。前者的信贷量由利率
决定，后者的信贷量则由平均收益决定。中国计划轨承担着为体制内产出提供
信贷支持的任务。因此，决定国有银行信贷供给的因素既不是利率水平也不是
平均收益，而是经济渐进转轨对信贷的实际需要水平。因此我们新的模型与这
二者不同，计划轨的信贷供给曲线是一条与横轴平行的曲线s(r。)由于存在金
融约束，这条曲线在市场利率r’的下方。
图5—5国有银行信贷计划轨的均衡模型
其次考察政府干预的信贷均衡模型。典型意义上的政府干预信贷均衡点为
E’，与此相对的信贷提供量为N，利率水平为较低的rt。可是在中国，由于国有
生产部门对信贷的需求是刚性的，而信贷计划轨又具有提供这部分金融支持的
义务。因此与典型的政府干预模型不同，计划轨的信贷均衡点由S(r。)与Ib的交
点P决定，也即只有砩的信贷供给水平才能保证体制内产出的平衡增长。
有意思的是，第一，相比之下，在典型的政府干预模型中，信贷供给遵循的
是短边规则(贷方规则)，而在计划轨信贷均衡模型中，信贷量遵循长边规则(借
方规则)。第二，在计划轨的均衡点上，信贷供给水平要比其它三种模型的供给
水平都大，即L；>L。>U>H。
这表明计划轨所需的资金，不能由自由竞争的金融组织来提供，因为从理
论上来讲，按市场规则运行的商业银行提供信贷应遵循信贷配给模型。所以说
渐进改革中用于金融支持的计划轨信贷不能由商业银行承担，而只能由政策性
银行承担。
本段分析的政策含义是，计划轨应集中由政策银行执行，而不应由所谓的
国有商业银行执行。
实现上述命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政策性银行必须能够担负起
这么重的任务。其实国家早已意识到由商业银行经营计划轨贷款的弊端。1994
年设立的三家政策性银行便是例证，也足可见国家解决问题决心之大。但是从
表5一l的统计数据来看，】994年三家政策银行的成立后，四大国有银行仍承担
着大量的政策性贷款。1995年政策性贷款比重为36．08％，1996年为34．66％，
而且1985年以后政策性贷款比例一直高于30％，可见政策性银行并没有真正
承担多少政策性贷款。这与政策银行本身的实力有很大关系，而政策银行的实
力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国家财政的实力。
首先，政策银行的“政策性”决定了其资本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这里的“国
家”不仅指财政，在银行国有的前提下还包括国有银行。开发银行注册资本金
500亿分四年由财政拨付，而到1998年为止财政应拨付的资本金仍有近100亿
元的缺口；进出口银行注册资本金33．8亿元，分五年由财政拨付；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注册资本金200亿，其中农行划转70亿，工行划转30亿，央行拨款10亿，
财政退税90亿，但实际上到1998年初为止，其实收资本仅为135亿，财政退税
部分基本未到位。可见，财政虚弱决定了政策性银行资本金的缺位，似乎注定了
政策性银行的“先天不足”。
其次，尽管国家对政策性银行的经营要求是“保本微利”，但实际上三家政
策性银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率倒挂问题。如进出口银行】994年发行金融债
券3年期的利率为12．5％，5年期的利率为14％，而出口卖方信贷的贷款利率
无论限期长短，统一年息为9．5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粮棉油收购贷款及扶贫
等贷款实行优惠利率，而向中央银行借款却与商业银行执行同一利率，1997年
lo月23日调整贷款利率后，收购贷款负利率扩大为1．35个百分点。由于这些
银行贷款的政策性，国家对这一负利率差都予认可，并承诺由财政进行拨补，但
是贴息资金视财政能力而定，往往难以全部到位。
可见，在政策性银行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财政支持乏力，不仅未能祢补其先
50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天不足，反而后天更加体弱多病。软弱的财政是无法支撑起～个有力的政策性
银行的。因此，计划轨信贷能否顺利收缩于政策性银行，从根本上讲取决于相关
改革的顺利进行与财政实力的提高，而这一进程显然是相当曲折的。可见，国有
金融产权收缩的进程是何其艰难。
5．4市场轨的未来选择
信贷计划轨职能由政策性银行执行，也即国有金融垄断产权收缩至政策性
银行，只完成信贷双轨制变迁的一个侧面，双轨制的另一轨——市场轨的变迁
又是怎样的呢?
前面我们用经济计量模型推出了银行收益最大化等式：max n。=L·r4，即
收益最大化条件是：银行的全部信贷都按市场利率提供(r。=r，)。从产权角度
看，这就要求执行市场轨职能的金融组织的产权所有者必须是以市场规则为指
导的市场主体。这里并不排除国家作为所有者的可能，只要国家不是唯一的垄
断所有者即可。因为我们知道国家的效用函数中除了增长之外还有稳定，如果
国家拥有一个金融组织loo％的股权，就难免会将该金融组织作为其稳定政策
的工具，而再次陷入我们目前的金融改革困境。
根据我们前一章的分析，从本质上讲市场轨的未来取决于执行市场轨职能
的金融组织的产权状况，所以市场轨变迁的关键就是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
组织的产权变革。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执行市场轨的金融组织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建
立，一种是存量变革，即改革现存四大国有银行的产权，实现所有者由国家向市
场主体的转变；另一种是增量变革，即由市场竞争主体新创建以市场为导向的
金融组织。下面我们分别进行考察。
5．4．1存量变革
我们这里指的存量变革是指对现存四大国有银行的产权主体进行变革，实
现由国家垄断转向多元主体的转化。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计划轨应划归国有政策性银行，这样现存四大国有
银行的一大部分业务就被划走。接下来如果不对其产权进行变革的话，就会出
现国家垄断产权的金融组织执行市场轨的局面，这与我们前面的经济模型推导
是相悖的。根据我们前面模型的结论：就国家而言，通过国有银行实现收益最大
化的条件是让国有银行完全按中央银行指定的利率与用途提供贷款，即垄断金
融产权对应的是不折不扣的计划轨。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变革四大国
有银行的的产权结构。关于这一点，理论界早在银行体系改革初期就提出了“殷
份制”道路，但直至今日仍未见成效。障碍之一，就在于我们前面曾经讨论过的
银行呆帐。
(一)国有金融产权边界的分割与国家担保的不可分性
在银行的大量呆帐已将银行资本冲减(如果真的冲减资本的话)为负的情
况下，国有银行仍能继续生存，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所提供的担保。这里担保是
一种虚假注资，在弱财政的条件下，它实际代替了财政对银行的真实注资。具体
而言，担保引起的虚置资本现象是指作为出资人与所有者的国家并不直接对国
有银行注入真实资本，而是以其暴力潜能这一比较优势充当资本份额，国有银
行随后依赖这种特殊的资本份额来安排真实资本结构①
如果对银行进行多元投资主体的改造，进行产权分割，则银行相应的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都应进行分割。但问题在于在分割过程中，资产、负债都是真
实存在的，都可以进行分割。只有所有者权益会发生危机。因为所有者权益不全
是国家财政的真实出资，而有很大比例的担保注资，而且随着改革的推进，国家
以担保形式进行注资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假设银行进行产权分割，那么国家就
不可能对其它产权所有者的债务提供担保。而国家担保一经撤出，则已经分割
出去的那部分所有者权益中原本用担保注资的那一块资本将不复存在，由此造
成该部分金融资本结构严重失衡，产权失衡也就不可能进行。
因此，基于中国渐进改革的逻辑，在存在大量银行呆帐的情况下，由于国家
担保的不可分割性，通过简单的产权分割实行银行多元化主体的改革以实现信
贷市场轨的制度变迁，显然不具有可行性。
可见，银行呆帐的处置、银行资本结构的修复是实现信贷市场轨变迁的前
提条件。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之所以长期以来未见成效，与此有很大关系。
(二)真实注资求解
既然国家担保(即兑付承诺)具有不可分性，国有银行产权分割所面l晦的实
质问题就是如何使国家担保下的虚置资本还原为真实资本。
作为出资人，由国家出面解决上述问题，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似乎是财政直
接注资冲抵呆帐、修复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达到8％的国际标准。这里姑且不论
注资解决方式会促成怎样的产权后果，先看国家在渐进改革中有没有能力用注
资的方式来求解这一道改革方程。我们不妨粗略估算一下国家注资求解的成
本。实际上在前面章节中我们已经涉及到了国家注资求解的代价问题。有关数
据展示了国家的注资规模，以1996年为例，国家应冲销的呆帐值为3794．8亿元
(按官方5％～6％的呆帐比率计算)。同时，要使国有银行资本比率达到8％，国
家得拿出6394．2亿元。但事实上要清理的呆帐值会更大。吴敬琏曾按国有企业
①张杰， 《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的资产损失和资金挂帐估算，为6696．7亿元。根据张杰的估算方程，解决国有银
行不良资产与资本缺口的总代价为9422．4亿元，而且这还假定从此往后资本缺
口与不良债权不再派生，国家不必再追加注资，也就是说这只是一个静态注资
规模。
然而从整个国有经济的角度看，这仅仅是国家所要拿出的资金的一小部
分。由于国有银行的问题根本上是缘起于国有企业，因此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
这两个问题就不能分开解决，看来国家要解的是一个联立方程。吴敬琏就此做
过一笔粗略的估计，如果国家给国有企业注资使其平均负债率由1995年底的
60．28％降至50％(财务标准比率)，国家需拿出1．8万亿元的资金。这就是注资
求解方式国家要付出的直接成本。
那么国家能不能支付得起这些成本呢?随着货币化进程的推进，国民收入
分配与储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据估计1978年社会总储蓄的96．6％来自国
家部门，而199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0％(易纲、李剑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
以利用的筹资手段不外乎：(1)税收；但从既有的改革过程看这一方式受制于税
基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奏效。(2)增加货币发行f但随着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
高，国家获取货币化收益的区间越来越小，而且渐进改革越是往前推进，国家能
力与国家信誉因素越重要，为了使人们保持对改革的良好预期与对国家的信
心，国家也不会轻易使用货币扩张与通货膨胀的方法来筹资。国家的这种倾向
可从199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绩效以及货币发行收缩过程得到证明。(3)举债筹
资；尽管目前我国的债务比率不算高，1995年国债余额仅占GDP的6％，远低于
发展中国家50％左右的水平(World Bank，1985)。直观地看，举债筹资有很大余
地，但举债能力要受制于利率、汇率与经济增长水平等多种因素(高培勇)。肖耿
曾做过一项模拟分析，假定经济增长率为8％，若用举债方式弥补国有体制赤字
的l／3(即占GNP的6％)，那么债务规模占GNP的比率将增加到2000年的
63％，并将伴随12％的通胀率。肖耿的估算所依赖的国家注资额仅占GNP的
18％，而根据我们前面的估算，1996年国家的注资额为GDP的39．71％，据此推
算，国家依靠举债注资的可能性就更小。而且，即使国家可以消除某一时点上的
静态呆帐、修复破损的资本结构，但如果产权边界不收缩，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
呆帐再生的产权基础。则注资所引起的，只是免费资本比例的增加，最根本的问
题依然没有得到触动与解决(张春霖，1996)。事实上在国家作为最后风险承担
者的情况下，单方面追求资本充足率没有任何意义。
以上讨论表明，试图通过财政直接注资修复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并在此
基础上通过产权分割，重新赋予信贷市场轨活力和效率的改革路径显然是很难
走通的。
(三)产权交易求解
5信贷双轨制的产权困境与未来选择53
既然面对信贷市场轨的变迁困境，国家无力用简单产权分割的方式来求
解，那么剩下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通过产权交易求解。在产权经济框架中包含
着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只要产权是可交易的，不管产权初始边界如何，总可以通
过产权交易达到资源配置有效率状态。前面我们讨论简单产权分割路径时，注
意到该路径的前提条件是将担保注资还原为真实注资，从而修复国有银行的资
本结构。进～步分析又知，国家无力注资求解，因此简单产权分割的条件不满
足，该路径不通。这就提醒我们关注产权交易路径的前提条件能否得到满足，这
样问题就集中到如何使国有金融产权具有可交易性上了。
从理论上讲，国家不会自动让其产权在市场上公平交易，因为那样国家的
效用函数将会服从于市场的一般规则，而无法实现其效用最大化。一般来说，国
家往往要自己确定交易规则以使其收益最大，尤其是在国家垄断的产权结构中
更是如此。因此在使国家效用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有效率的体制之间存在着持
久的冲突。信贷双轨制安排也正体现了这种冲突。
按照诺恩的研究框架，国家对国有银行产权结构的维护，一方面是基于竞
争约束。国有金融部门是一种有势力的选民与利益集团，它们又是国家追求租
金最大化目标的初始依托(改革初期国有企业提供着80％左右的国家财政收
入)。另一方面则基于交易费用约束。打破现有产权结构尽管会有助于从总体上
增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扩大国家收益(如税收)，但是国有产权结构从打破到
重组则存在一个时滞，在这段时间里，与计划轨相对应的信贷资金如果找不到
相应来源，改革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国家也就不具有将国有金融产权
进行交易的激励。
不过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国家维护国有垄断金融产权结构的态度与偏好
要受维护成本与收益结构的内在影响。产权结构的长期低效率必然会引起经济
衰退、财政收入枯竭和社会福利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会力图通过产权
交易来提高产权结构效率，增加社会总产出水平以及自身效用①。
可见，通过产权交易方式求解信贷市场轨变迁的前提是国家具有放弃垄断
金融产权的意愿。通过前面对国家金融控制成本结构的分析，说明后渐进过渡
时期由于产权维护成本大于维护收益，因此国家具有退出的愿望。这就解决了
产权交易前提这一障碍。
接下来的便是金融产权交易的具体问题。从理论上讲，理想的产权交易应
在卖方效用函数线与买方效用线相交的那一点成交，均衡成交价格为P。。但有
一部分国有产权只能按低于P’的价格出售，当然也有一部分国有产权会按高于
P’的价格出售。如果以低价出售，显然国家补偿在所难免，但与直接注资相比，
①扬瑞龙， 《论制度供给，， ‘经济研究》， 1 996年
54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国家的筹资压力仍小得多。可以极端地讲，只要国有产权的折扣率大于0，国家
多少可以得到一笔卖出产权的收益，就比国家直接注资划算。
由此我们可以从制度变迁角度重新审视资产管理公司的历史作用与意义。
资产管理公司与银行的产权同属国家，只不过是商业银行受制于《商业银行法》
不能经营投资银行业务，才需要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在这里我们不妨假设资产
管理公司仍是商业银行的一部分。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实际上就是通过各种经
营形式提高不良资产价值，以使产权交易时这部分资产的折扣率能有所提高，
从而减少国家在未来金融产权交易中的损失，加速金融产权交易进程。这便是
国家设立资产管理公司的要旨所在。
通过以上产权交易过程，我们解除了困扰信贷市场轨变革的产权根源，从
根本上保证了信贷市场轨的顺利变迁。
5．4．2增量变革
吴敬琏曾指出，渐进改革的实质在于“不咬住国有这一块不放，而是绕过
它，到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这一块去寻找新的生长点”。既有的信贷资金安排
的变革遵循了双轨渐进的路径，因此根据路径依赖观点，市场轨的进一步变迁
必然要沿着渐进这一路径继续走下去，不仅要不断促进原有体制产权变革，更
要培育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兴金融组织。
(一)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功效
制度变迁必然会引起资源重新分配与利益冲突，用新的制度安排代替旧的
制度安排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构成了改革收益，利益冲突构成了改革
的成本，制度变迁的收益与成本是改革的动机和阻力。改革成本(transitional
cost)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①实施成本包括改革过程开始后一切由体制决
定的信息不完全、制度预期不稳定所造成的效率损失；摩擦成本是指因社会上
某些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触和反对引起的损失。
改革成本的存在，使人们对改革方式的选择尤为关注。寻求成本最低的改
革路径或方式，是体制变迁过程中公共选择的结果。从改革成本角度比较，存量
改革意味着要减少政策性贷款，摆脱政府行政干预，这会触动多方面的利益，为
此要付出高昂的谈判费用；二要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又要支付谈判成本；三要
转变经营机制，废除旧的制度，又要支付巨额的转换成本。此外，还需承担较大
的改革风险成本。总之，现存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等其它改革
相互交织，改革阻力大，矛盾与摩擦多，常陷入“瓶颈”状态。相对于此，非国有商
业银行制度的创立与发展，不受制于历史包袱，约束条件少，改革成本低。银行
①樊纲，《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
产权改革越是推进，建立非国有商业银行的成本优势就越能显现。另一方面，再
从改革收益来看，后者显然又要大于前者。因为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一能成为
国有商业银行的补充，支持国民经济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从而能够推动
经济总量增长；二能通过强化信贷约束，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质
量与效率；三能增强中央银行的宏观金融调控效果；四能通过开展银行业的竞
争，推动国家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并通过探索银行发展道路为国有商业银
行改革与发展提供经验；五能满足一些地方利益，促进这些地方的经济较快发
展。当然，推进国家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一旦成功，亦能有上述某些方面的收
益。而且甚至会有更大的收益。但问题是，这种制度变革相比于另一种制度创
新，见效太慢。因此，综合考虑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两种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
益，优先选取制度创新是正确的。
实践证明，非国有商业银行10多年的发展，功效显著：第一，非国有商业银
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规模日益壮大。至1998年末，10家跨区域的股份制商业
银行资产已达11413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资产的13％。有2家银行还连续几
年在世界1000家大银行中上榜。第二，在业务迅速发展的同时，经营效益良好。
1997年股份制商业银行实现的利润几乎与4家国有商业银行持平。据统计，
1998年股份制商业银行实现利润1】5亿元，平均资本利润率16．8％，人均利润
13．2万元以上，其资产规模和资产收益率均在全球1000家大银行中榜上有名。
第三，在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在促进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为企
业、居民提供了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推动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银行服务质量的
提高。第四，在探索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方面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主要是
法人产权制度、组织机构制度、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制度、收入分配制
度、人事管理制度等，为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借鉴和示范。
可见，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功效体现在二方面：一是在传统国有银
行制度之外成功地创立了新型非国有商业银行制度；二是通过非国有商业银行
的制度创新成功地推进了国家专业银行制度向商业银行的转轨。
因此相对于国有银行产权变革的变迁方式而言，非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安排
具有低成本的变迁优势。而且非国有商业银行的良好发展，将为社会起到一种
示范作用，有助于弱化存量改革的阻力，从而实现制度结构上的替代效应。
(二)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缺陷
首先，在经营管理制度方面，由于不少银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形同虚设，
所以仍然形成不了民主科学的决策制度，甚至不少时候摆脱不了来自各方面的
行政干预，从而影响了商业银行“三性”原则的贯彻和执行。再如人事制度，非国
有商业银行的高级领导人员不是经董事会选定，而仍然是行政任命。相应地，其
中层干部也套用各行政级别。尤其是，不少银行的领导人大多从“老银行”转过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来，较少熟悉商业银行的体制和经营，因而出现“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又如
收入分配制度，由于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不正宗”，所以在收入分配上难以实
现收益、贡献彻底挂钩，仍存在着一定的平均主义倾向。
其次，国家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推行，使本来就有点先天不足的非国有
商业银行后天失宠。非国有商业银行在刚刚发展之初，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倾
斜颇多使得发展迅速，但到一定程度以后，原先的倾斜和支持更多地被代之以
管理和规范，特别是非国有商业银行完成了她的重要使命——推动了国家专业
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之后，其地位随着与国有商业银行制度上的差距缩小而有所
降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能享受象国有银行那样的同等待遇(如中央银行再
贷款)。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国家专业银行一旦向商业银行转化后，非国有
商业银行的制度优势大大减弱，原先从这一制度所能获得的收益将更多地从国
有商业银行制度得到补偿。因此，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缺少后发的制度激励。
(三)非国有商业银行发展的约束
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创立与发展，尽管在理论上有制度替代的功效，但这一
功效的发挥，在改革过程中却又要受到存量改革的约束：
(1)现行国有银行制度存量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单一的产权形式和行政
垄断格局不彻底打破，增量改革的制度替代效应有多大?
(2)不彻底打破现有的银行体制框架和利益格局，“体制外”制度创新能否
带动存量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3)制度存量如果不发生实质性变化，增量改革能否使每一步增量改革离
效率最优的制度选择目标更近而不是更远?
因此，这里便隐藏着这样一个潜在事实，在国有银行制度不发生根本性变
化的情况下，单纯着眼于“体制外”增量创新可能会偏离效率最优的制度选择目
标，作为增量改革成果的非国有商业银行可能被异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国有银行
而成为继续改革的对象。
总之，通过增量方式建立的非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银行的关系应是功能互
补、分工协作，而不是拾遗补缺，这样才能最终从产权这一根本点保证信贷双轨
制的顺利变迁。
本章小节：
承接前文，组织收缩的实质是国有金融产权的收缩，因此从产权角度考察，
信贷双轨制的未来变迁路径应是计划轨收缩于国有产权的政策性银行，市场轨
扩展到多元主体的商业性银行，但值得注意的是计划轨的收缩受银行巨额呆帐
的约束进程缓慢，由此严重限制了市场轨的扩张，总之，已有的改革既决定了现
时产权变迁的路径选择．同时更注定了这一变迁的艰难性。
结语
本文从不同的视角对信贷双轨制的演进过程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描述与分
析，并揭示了其中的制度变迁含义。为了集中与清晰起见，本章将作进一步的归
纳与引申。
一、信贷双轨制及其困境
从国家角度来讲，国有银行给谁贷款取决于国家能否从中获得效用增加以
及效用增加的程度。银行信贷双轨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国有部门是一个具有
一定势力的选民集团和利益集团，国家为了获得以稳定为内容的义理性支持，
必须向它持续地提供信贷。另一方面，非国有部门迅速成长并开始提供更大份
额的增长，国家从其增长效用考虑，也要向非国有部门提供信贷。从租金分配角
度讲，国家有选择地向非国有部门分配了部分租金。事实上国家越来越难以控
制国有银行，大量的信贷资金违背了国家意愿投向非国有部门，这是因为具有
自身利益函数的银行具有扩展市场轨的内在激励。从而引起国家金融控制收益
成本结构的变化。而非国有经济在向高水平均衡过渡的过程中又遇到严重的融
资问题。因此说在后渐进过渡时期，信贷双轨制已不能满足相关利益方的效用
需求，信贷制度变迁必然发生。
二、未来选择
渐进改革需要适宜而不是最优的改革序列，信贷双轨似乎也遵循了这个逻
辑。但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信贷双轨暴露出来的问题却越来越多。事实表明，
信贷制度所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具体操做的问题，深层次原因来自于国家垄断
金融产权的过分扩张。因此收缩国家垄断金融产权于政策性银行，并在对国有
银行进行多元化主体改造的同时大力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显然是信贷制度变
迁最根本的路径选择。这就涉及到制度重建这样一个根本命题，而这将取决于
国家的合作态度。
58 信贷双轨制的制度变迁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D．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
2．麦金农(1973)：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8
3．麦金农(1993)： 《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
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G·罗兰德： 《东欧所有制转型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见：青木昌彦、钱颖一
《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
社，1 995年。
5．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6．凯文·多德：《金融与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北京腾图出版社，2000
7．樊纲： 《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8．樊纲：《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9．樊纲： 《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一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
《经济研究》，2000，(1)
10
1l
12
13
14
赫尔曼·穆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1997)： 《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
架》，见：青木昌彦等《1998．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北京：中国经济
出版社
王广谦： 《经济发展中金融的贡献与效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华民： 《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
姜长云： 《乡镇企业资金来源与融资结构的动态变化：分析与思考》，《经济
研究》，2000，(2)
15．李扬，何德旭：《经济转型中的中国金融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6．史晋川等： 《市场深化中民间金融的兴起——以浙江路桥城市信用社为
例》，《经济研究》，1997，(12)
17．吴晓灵、谢平： 《中国国有经济债务重组研究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18．熊伟： 《我国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信托投资公司》，《经济研究》，1998，
(8)
19．杨瑞龙： 《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
研究》，1994，(5)
20．杨瑞龙：《论制度供给》，《经济研究》，1993，(8)
21．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22．张杰： 《中国国有金融体制变迁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l 998
23．张杰： 《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次序》，《经济研究》，2000，(1)
24．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三联书店、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7
25．张曙光：《投资、周期性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经济研究》，1999，(3)
26．郑海航：《国有企业亏损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27．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 《中国经济的“软着陆”》，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
28．周业安： 《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77，《经济研究》，2000，(5)
29．刘小玄：《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经济研究》，
2000，(2)
30．江春：《论金融的实质及制度前提》，《经济研究》，1999，(7)
31．刘海虹：《商业银行资产配置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32．瞿强： 《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金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3．《中国金融年鉴》，历年
34．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金融展望》，历年
35．《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60 后记
后记
荏苒春秋，回眸间在东财园六年半的时光匆匆而过。回想当年选择经济学
纯属是一个偶然，记得有人说经济学使人精明，由对经济学懵懂无知到对产生
浓厚兴趣，我发现经济学不仅仅是教人如何精明。接近经济学，从一个假定开
始，你可以领略价格曲线那优美的舞蹈，领略制度发展那史诗般的变迁；你可以
聆听马歇尔平和的气息，也可以玩味弗里德曼雄才的辩驳，甚至你可以沉醉在
诺思的历史路径里，自由自在的遐想。
感谢我尊敬的师长们，正是他们把我领到经济学这个神圣而又亲近的殿堂
之边。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恩师艾洪德教授。导师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
学态度、乐观平易的处世作风深深地影响着我；他对经济学执著的追求和对中
国金融改革开创性的感悟更让我敬重不已。对我的毕业论文，从整体框架到词
章修辞，艾老师都倾注了相当大的心血。正因如此，我无论是为人还是治学都不
敢有丝毫的松懈。此外，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金融系所有对我传道、授业、解惑
的老师以及研究生部的老师这些年来对我的爱护与培养。
也谨以此文献给辛勤操劳一生的父母亲，以告慰他们二十几年的养育之
恩!
毕业论文付梓之际，我并没有丝毫如释重负之感。问题研究得越深入，也越
深感自己的才疏学浅、力不从心。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以此为鞭策，发愤图强，
刻苦钻研，外修风范，内修善心，上下而求索。
徐凯
2000年12月i0日于东财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