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与政治转型
姓名：贺振华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政治经济学
指导教师：石磊
20070327
内容摘要：
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早已被广泛关注，而对政治制度的决定因素，尤
其是经济上的因素的研究直到最近才开始成为热点。在研究政治转型的文献中，
收入差距常常被作为影响政治转型最重要的一个变量。本文首先从“谁推动了民
主转型”这个问题出发，综述了收入不平等对政治转型的影响。也就是说，本文
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基于不同集团之间的博弈，总结了不同理论和模型的分析
思路。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已有的理论进行了拓展。将经济增长放入到人
们的决策函数之中，从而能够同时分析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对政治决策的影响。
我们认为，第一，巩固的民主制度必定使得民众更多的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作为推广，如果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增长扩大，制度就必定不会巩固。第二，在人
均收入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考虑到经济增长，穷人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增强，从
而各种制度都更加巩固。第三，从长期看，独裁制度必定是不稳固的。第四，只
要能兼顾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问题，左翼制度就能长期存在，如果不能，则必
定进行改革，适当扩大收入差距。
我们还讨论了中国的可持续增长问题，我们认为：
第一、就我国目前而情况而言，增长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绝对收入还很有
限，人们对收入分配并不是特别看重。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增强了穷人对收入
差距扩大的容忍力。所以，只要我国依然能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就能维持社
会的稳定，哪怕收入差距已经比较大(普遍认为基尼系数至少已经超过了O．4)。
从这个角度来说，收入差距扩大之所以在我国没有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原因并不
在于社会分割(比如收入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被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吸收了，从
而同一地区内部的差距比较小，因此不足以产生社会问题)，而在于经济增长的
维系作用。反过来，这也就意味着，一旦经济增长遇到问题，收入差距扩大就很
可能会造成社会问题。所以，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固然需要保持经济快速增
长的势头，但是也必须趁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好时机”抓紧对收入差距的调整，
为日后的持续发展做好准备。
第二、经济的持久增长和社会的持久稳定要求从现在开始重视收入差距扩
大，因为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扩大意味着制度必定是不稳定的。目前，收入差距
扩大已经引起了学界和决策者的高度重视，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缩小收
入差距。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如果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那么，一旦
经济增长变缓，或者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比如到了更重视收入
相对收入的程度)，社会冲突就会严重。由于此时收入差距很大，社会冲突很难
调和，容易导致政治和社会的持续混乱。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终究不能持续。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政治转型，中位选民假说，绝对收入，相对收入
【中图分类号】：F061．3
Ⅱ
The Effect ofIncome Inequality On Political Transition
Abstract．-
11le effect of political regime on economic掣'owth has been studied for a long
time，but the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regime did not get the researchers’
attention until the past twenty years．In the related literatums,income inequality
WCI'e consider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affecting f∽tor of political transition．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se theoretic and empirical insights and proposed a hypothesis．
When the income is lower than the threshold，income is heavier weighted than relative
income，while income is excel the threshold,relative income Was heavier weighted．
Thc tradcofr betwecn income and rela：tive income determin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regime．
Based on existed literatures．11his paper analyzed the effect of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on political wansition by putting economic growth into
participants’util酊function．This paper argued that,fwst,a consolidated democracy
should make the poor benefit more from economic growth；second,the regime can not
last if income inequality widen when economic grow；third,the poor will be more
tolerant with income inequality when economic growth i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right-wing dictatorship can not last for long in the long run；lel＆-wing regime can
persist if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rc tolerant,however,reform is
necessary if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Can not realized together．The
paper also analyzed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ese economy,the point of the paper i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unsustainable if income inequal时c锄not be
controlled properly．
Key Words：income inequality,political transition,median voter hypothesis,
absolute income，relative income
Classifieation Namber：F061．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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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签名： 导导师师签签名名：：—尘√!堕垄竺一一f=fj=j期期：：兰兰!!￡Z：：：!：：!
为仟么有些国家实现了比较成功的政治转型‘(democratic transition)，比如
西方发达国家2；而另一些国家则在实行所谓的转型之后陷入混乱之中昵?比如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阿根廷：或者不停地在所谓地民主与军事独裁之间摇摆，
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和部分非洲国家；或者在进行了所谓的民主
转型之后，国家依IEt动荡不安，直到发生所谓“颜色革命”，比如部分前苏联和
东欧国家．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会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呢?
比较一下近期的美国和泰国发生的两件事情同样具有启发性。美国2000年
的总统选举毫无疑问充满争议，最后依靠最高法院的裁决才定出了总统。但是，
尽管存在争议，却不存在因此带来的游行示威和街头抗议或者暴乱。最高法院裁
决之后，布什总统的竞争对手戈尔也祝贺对手当选，美国政局并没有因为争议而
陷入混乱。而在亚洲的泰国，情况恰恰相反。总理他信能轻易选举(是否存在舞
弊行为我们不考虑，因为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却不能因此换来国家政治的安定。
委内瑞拉可能是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总统查维斯总是能够轻松赢得胜利(而且
并不存在舞弊行为，西方国家也承认这一点)，却不能消除反对派制造的暴力抗
议甚至政变。尽管少数党只能赢得少数富有阶层者的选票，但是却能制造街头抗
议、示威和暴乱，并使得整个国家处于混乱当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鲜明的反差
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助于我们解释民主的巩固这个问题。联想到去年发生在
几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颜色革命事件，比如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赢得了多数选
票，却最终不敌无休止的抗议和暴乱而出走俄罗斯’。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怀疑，
在这些国家，民主选举的结果是什么时候是有效的?如果有效的含义是“对自己
有利”，那么，民主只会带来无穷的争议和混乱。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所谓的程序上的民主一定那么重要吗?“生存优先”
是几乎所有人都会承认的一个原则。换言之，如果民主不能带来经济增长，人们
是否会偏好民主?我们观察到，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在经济危机时期容易产生军
事独裁，民主制度崩溃，原因在于关键时期，人们相信独裁制度能够把他们带出
困境。回想大萧条时期的德国，希特勒的上台也是借助于广泛的经济危机，人们
同样相信希特勒类型的强权人物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和物质上的丰裕。即便在美
国，大萧条也导致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空前强化。按照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
生存需求是第一位的。只有满足了生存需求之后，人们才会有进一步的需求。也
正因为如此，所谓的民主，在低收入国家，可能是富人的游戏，而不是大部分人
所偏好的。即便在一些高收入国家，人们对民主的态度也值得怀疑。比如被大部
分西方研究者称为不民主的“新加坡”，在经济发展上却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
也没有发现新加坡的人们对民主的狂热追求以及对现有制度和政府的抗议。
尽管此类研究在国内还比较少见，我们却丝毫不能忽视其意义。中国在1998
年推出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农村推行民主选举制度。此后中央出台很多
文件，意在推行草根民主，推进农村民主建设．但是，民主选举在农促的推行异
常艰难，这里不仅存在基层政府的问题，也存在民主选举本身的问题。比如，富
裕地区的很多富人花大价钱竞选，获得胜利后便滥用职权，牟取私利。所以，选
举结果通常是富人当选，极端情况下4穷人似乎根本不能从选举中获益，相反，
却得承担由此带来得后果。南京大学“新农村调查”联合项目组的一项调查表明
5，乡村实行的民主自治制度的实施程度难如人意．他们的调查表明，符合选举
程序的选举仅仅占56．7％，村民对选举不够积极，对海选的作用存疑。比如说，
某村群众评议倒数第一的村支书，常常在党内选举中高票当选。36．9％的农民对
干部以权谋私问题回答“管不了，任他继续下去”，选择向乡政府反应的为18．2％，
选择向更上一级政府反映问题的只占6．2％。这些问题让我们警醒：是不是应该
对民主选举有更严格的研究和评估?事实上，尽管我们一直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
有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对制度本身的决定因素的研究却还不够。不过，
这一类的研究近20年来大幅增加，本文试图从收入差距的角度出发，综述已有
的研究成果，并且提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政治转型的历程，总结政治转型成功
或者失败的原因。
2
第一章文献综述
第一节什么是民主?
关于什么是民主，存在很多争论。民主最初是用于选举政体的重要领导以及
规范政府官员的一种方法。所以．民主最初只是一个程序(procedurally)上的定
义，没有涉及政府的本质，按照这种定义，一个国家，如果其政府是通过自由和
公正的选举产生的，并且尊重民众自由和法治(rule oflaw)，它就是民主的。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经济权贵和占统治地位的种族在选举中有着天生
的优势，对民主的纯粹“程序”定义是不恰当的。在很多“民主国家”，比如拉
丁美洲的众多国家、印度和很多非洲国家虽然有着看似成熟的选举民主，但是，
这些国家却有着非常大的收入差距，民主并没有能消除贫困，很多人并没有享有
经济上的“民主”。因此，批评者提出了另外一个民主的定义，根据政府政策是
否提高了本国的生活质量，尤其是穷人的生活质量，而不是选举和法律程序来判
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尤其如此)．
198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区分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有时候也称为经济
民主)。后者包括了收入平等和针对穷人的福利计划等政策目标。有时候，对社
会正义目标的追求与对政治民主的追求同样强烈。但是，学者们现在一般从程序
上理解政治民主，所以，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更高程度的经济民主，而印
度等国家却有更好的政治民主。
总结起来，民主政治使得民众免受随意拘捕或者其他的政府暴力之苦，而其
他国家(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则使得人们免受营养不良、文盲和疾病之苦。
但是，普遍的观点认为，即便以社会正义为己任的政府，也可能因为意识形态等
因素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不过，考虑到生存需求的重要性，很多时候。经
济民主可能比政治民主更有吸引力。比如说，新加坡人对生活和政府的满意度就
要远远高于某些所谓动荡不安的民主国家的人民对其生活和政府的满意度。
一、民主是一种制度类型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民主与其他政治制度最基本的区分在于，民主使人们
能够应付各种权力关系，从而能够有效控制监督统治者(Shapiro，2001)。作为
一种管理权力关系的机制，民主最少应该满足两个条件， “包含性”
(inclusiveness)和公共竞争(public contestation)。前者指的是政治参与程度，
或者说所有成年人都能参与选举或者被选举。后者指的是反对者的权利需要得到
保护，那些被政府损害的人，或者对政府不满的人有表达反对意见的渠道和权力。
只有当竞争性和参与性结合起来，才能限制独裁，这样的制度才能称为民主的。
二、民主是一种治理方式
王绍光(2004)提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类型，更是一种治理方式。正如
Bagehot(1949：3-4)指出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必须拥有并且使用权威，换言
之，“权威首先必须存在，然后才受限制”(Huntington，1968：8)．。如果一个政府
不能实施基本的国家职能，则民主没有任何价值，比如很多非洲国家，陷入割据
状态，民主就没有任何意义，甚至远不如一个独裁却能使政令能够得到强有力推
行的政权，今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总是重于
政治制度”(Pr挫worski，1995：13)。没有有效的国家(state)，民主就是没有意
义的mi皿&Stepan，1996：17)。
制度和国家的分离使得我们能够把民主定义为民主制度和国家制度的结合
(Rose&Shin，2001)。前者指的是民主的四个阶段：选举前、选举中、选举后和
内部选举(inter-election)(Shapiro，2001)。具体说来，民主制度包括确定选举
人或者被选举人、组织方法，选举制度、分权和监督权力等等。民主制度的核心
在于限制权力(Przeworski，1995)。至于国家制度，其目的是保证政府拥有权威
并且利用权威对全国进行有效管理。
在很多文献中，民主化常常被理解为制度变化的过程，包括制度化的选举竞
争的出现，政治参与权扩大。将民主定义为制度和治理方式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
解民主化的含义。民主化包括两个相互独立的阶段，从不民主的制度转向更民主
的制度；国家的建立或者重建。同样，民主的巩固也有类似含义。所以，国家的
建立(重建)是民主化及其巩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上看，任何危
害国家(state)的行为必然威胁到民主，没有有效国家制度的国家不可能有真正
的民主6．
三、实证研究中民主的衡量
在过去的研究中，民主的衡量方式有两种，一是考虑民众的自由，考虑的因
素包括：言论和结社自由；独立的司法体系，法制力量，产权保护，个人自主，
社会(性别、种族)平等。这种方法衡量法律和宪法对个人及其产权的保护力度；
第二种衡量民主的方式是政治自由，包括：公开和公正的选举，独立的立法，政
治组织的权利，反对者的存在，不同团体的自决和自治(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但是，这些变量在实证研究中显然不适用。为了在实证研究中对民主进行有效衡
量，很多机构和学者建立了不同的数据库。
从1972年开始，fl'∞dom house开始分别根据以上两种不同的民主的概念对
4
世界各国的民主状况进行评分，每年一次，分数从1到7，分数越低表示越民主。
与freedom house提供的数据库类似，Marshall&Jaggers。(2002)建立的POLITY IV
则是另外一个著名的数据库，以0代表独裁；lO代表完全的民主。这两个数据
库都是对民主制度进行主观评分。这一特点保证了民主类型的延续性，有利于展
开实证研究．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这种评价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比方说，得
分3和得分4的差别怎么得来的?真的有差别吗77
Gasiorowski(1995)批评了以往的这种衡量民主的方式，建立了Political
Regime Change Dataset(PRCD)来衡量各国民主情况，并逐渐称为最常用的数据库
之一，这个数据库把政治制度分为民主，不民主和半民主三种情况。
第二节民主成功和稳定的条件
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民主制度，这与拉丁美洲国家完全不同。
尽管拉丁美洲国家从19世纪后期就开始了民主化进程，但是几乎在整个20世纪，
军事政变成了这些国家的常态。因此，在分析稳定的民主(stable democracy)的
决定因素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分析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实行民主制度呢?如果按照
MVH(中位选民假设)那样，民主化只会导致更高的收入转移力度，那么，精
英阶层毫无必要实行民主化，只需要进行收入转移即可。那么，为什么还会导致
民主化的产生呢，Gasiorowski的解释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
增强了。但是，按照通常的政治经济模型，投票权的分散会稀释精英阶层的权力，
并最终减少他们的利益所得。因此，在精英阶层掌握各种权力的情况下，他们完
全没有必要民主化。DaronA∞moglu and James Robinson(2000)o基于博弈论进
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西方国家，比如英国，之所以不断扩大投票者的范围，使
很多原来不具备投票权的人能够参与政策决策，而不是简单的在原有的制度下加
大收入转移的力度，其原因是现在的收入转移并不能保证将来的收入转移，因此
并不能防止社会动乱，为了防止社会动乱和革命，统治者必须扩大投票权，以此
作为一种保证将来收入分配的承诺。同时，由于收入再分配的关系，收入差距逐
步缩小。
Boix and Garocano(2002)’进一步发展T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2000)的模型，他们加入了(不对称)信息结构，和资产流动性(或者反过来
称资产专有性)，得出了与以往的研究不大一样的结论，比如，他们的模型认为，
收入差距很大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民主制度，这与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2000)的结论是相反的。当然，我们认为，Boix and Garocano(2002)
最突出的贡献是恰当的加入了资产流动性的概念，这是以往的所有研究未曾考虑
到的。显然，资产流动性越高，在民主制度下再分配比例就很小(否则就会转移
到国外)，因此，民主制度下，高收入差距与高资产流动性是相容的。
在实证上，在几个西方国家，Kuznets曲线的顶峰(也就是收入差距最大的
时候)正好是西方国家扩大选举权的时候，这与一般的看法是一致的：收入差距
扩大导致社会动乱和革命的威胁增加，这又会导致民主化，民主化则导致更多的
收入转移和教育大众化，进而减少收入差距。也就是说，基于Kuznets曲线，西
方民主制度成功的原因在于社会动乱威胁所导致的再分配力度加强，还在于资本
跨国流动性不足。
但是根据英国的历史，AlessandroLizzeri andNicolaPersicom(2004)认为，
至少英国当时扩大选举权时并没有遭受社会动乱或者革命的威胁，或者说，革命
的威胁本身并不足以严重到使得精英阶层扩大选举权。那么，为什么当时的选举
权确实扩大了呢?在作者的解释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问解释：精英阶层分
为不同的团体，比如商人团体，市民团体以及和他们相对立的地主团体(1anded
class)“。基于献金政治(patronage)的原有制度不能解决因为城市化带来的公
共品提供不足的问题，这导致精英阶层的部分团体对原有制度感到不满，精英阶
层内部的竞争最终导致了投票权的扩散。(由于在精英基层内部存在竞争，为了
在竞争中取胜，新兴的商人团体和市民团体要求扩大选举权，从而在接下来的选
举竞争中获得优势)。英国当时的情况是：伴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出现了l，公
共品价值提高；2，公共支出更多指向公共品(而不是警察)：3，收入转移没有
扩大；4，精英阶层大部分人偏好的政策方向转变了。为了综合解释这些现象，
作者提出了一个在提供公共品和再分配政治之间存在竞争(tension)的政治竞争
模型。
Daron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2000)与Alessandro Lizzeri and Nicola
Persico(2004)这两篇文章体现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区别，也是模型基础的区别。
那就是，前者认为民主是精英阶层(他们控制着政权)与平民阶层博弈的结果，
很多研究都采取这一方式；后者则认为民主是精英阶层内部不同集团之间博弈的
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这一区别体现了理论改进的可能．对现实的不同理
解会使得人们对推动民主的力量有不同的认识，从而导致不同的理论模型。我们
在后文还将对此进行专门分析。
毫无疑问，高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缩小，完善的法治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共同
的特征，尽管我们不知道它们与民主之间的因果关系，却还是有助于我们比较准
确的预测哪些国家可能更能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
6
=、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的经验与教训
一个基本的观察是，以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和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菲
律宾和泰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实行了所谓“民主制度”后，就经常性的陷入
了政治动荡，国家经常在“革命”和“军事政变”之间摇摆。当第三次民主化的
浪潮汹涌而至时，很多人对于世界范围的民主革命充满信心，然后二十年过去了，
我们发现，很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崩溃了，没有崩溃的民主制度也没有得以巩固，
政治动荡，进而经济衰退成了这些国家的常态。
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表现出了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情形?而且，发展中国
家内部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以亚洲为例，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政治民主制
度逐步建立并且慢慢稳固下来，与此相伴随的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相对比较小的
收入分配；而印尼和菲律宾完全相反，经济停顿，收入差距非常大，政治和社会
混乱。
研究者疑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巩固民主制度呢?或者说如何才能实现成功
的民主转型?已有的研究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多智慧。Lipset(1959)，
B鲫q1999)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对民主制度的巩固影响巨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民主越稳定；而政治学家则更多的从公民社会和政治参与的文化等角度来论证巩
固民主的关键(Putnam，1993；Almond&Verba 1963，Diamond，1999)，但是，在
经济学家看来，这些因素多少有些主观，而且应该存在更深层次的经济解释，无
论如何，很多实证研究都将文化因素纳入其中，比如将宗教(属于基督教还是伊
斯兰教或者佛教)，传统文化(是不是属于孔子文化)，背景(是否曾经是英国殖
民地)，等等。但是，实证研究大都表明，这些因素对民主制度并没有太大影响。
王绍光(2004)则认为，尽管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公民社会是稳定的民主
制度成功的关键因素，发达国家都具备以上特征，政治上动荡的国家都不具备上
述特征，但是，政治上动荡的转型国家缺乏的不仅仅是上述三个特征，相反，他
认为，缺乏一个有效的国家制度是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无法巩固的关键原因。王
绍光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国家治理的一种形式，而任何政治
制度都必须拥有并且运用权威(authority)，用Huntington(1968)的话来说，权
威首先应该存在，然后才被限制。如果政府不能实行基本的国家功能，则民主制
度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意味着，国家效率也是决定民主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那么，什么原因影响了国家的效率呢?王绍光指出了以下一些影响因素：建
国时间的长短、转型过程是否顺利、社会的异质性、国家规模、政治制度和国家
职能是否区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差距是构成社会异质性的重要原因。尽
管在社会学家的眼里，收入差距与民族、宗教等因素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经济学
家却更多的关注“收入差距”这一因素，因为这一因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最容
7
易衡量．
Glaeser,Scheinkman and Shleifet(2002)”观察到1900年左右(这一时期被称
为GildedAge)的美国与1990年代的俄罗斯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收入差距都
非常大，并且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是美国此后逐渐克服
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混乱局面，而俄罗斯则在这种困境中徘徊。他们的研究指出，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原因在于美国有很强的法律制度，从而不平等不是一个大问题，而俄罗斯由于制
度不够顽强，导致了制度崩溃和投资无效分配，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缓慢。作者
提出了一个不平等对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可能的负面影响：权势阶层对法律、规制
和政治制度的颠覆。作者最后指出，不平等和不公正互为因果，最初的不平等导
致制度颠覆，而弱制度则只能让那些能保护他们自己的人(即那些权势人物)变
得富有。
第三节收入差距，经济危机与政治转型
一、收入差距与政治转壁
从西方发达国家政治转型的历程来看，随着收入差距缩小，民主更容易建立。
Williamson(1991)”报告了一系列的数据，这些数据说明，英国的不平等程度在
19世纪中期达到顶峰，当时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占总财富的62．3％，到1891年
降低到57．5％，然后再接下来的20年快速降低，到1910年时稳定在35％左右。
随后在1918年，所有男性都取得了选举权，相似的，在丹麦，收入最高的10％的
人群占有的财富从1870年的50％降低到1903年的38％，在挪威，则从1890年的41％
降低到19lOg的28％tgnus 1981)“。与英国一样，丹麦在1906年首次出现了民
主的内阁，挪威则在1897年扩大了选举权。西班牙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更加典
型。因为他同时包括了1936年的民主崩溃和1970年以来非常成功的政治转型。到
1955年为止，地区间的差距(以地区人均收入的标准差来衡量)，在0．37左右．
此后由于196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大量移民迁往城市，地区f司差距在1975(政
治转型前期)年的时候已经缩小至0．24(Perezetal．1996)“。总之，收入差距的变
化既解释了1936-1939年的内战也解释了1970年代民主制度的建立。
收入差距之所以会影响民主的形成和稳定，是因为它体现了集团之间的区
别，而集团之间的博弈是民主制度形成的基本动因。那么，收入差距如何影响人
们的行为，如何影响不同集团之问的博弈?
要说明这个问题，逻辑上我们首先分析清楚民主制度会给不同的人和不同的
集团带来什么影响。民主制度带来的后果主要有两个：第一，通常的看法是，由
3
于民主制度给了更贫困的阶层更大的决策权，民主制度会导致再分配的增加，这
就意味着对富有的人征更多的税，然后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教育、建立
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甚至直接的收入转移等手段向更贫困的人进行收入转移。
第二，由于民主制度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收入再分配冲突，从而可能导致投资减少，
阻碍经济增长；当然，民主制度也可能由于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改善促进经济增
长。
那么，民主制度是否必然导致税收政策的改变，或者导致收入再分配?Kevin
Sylwester(2002)”使用收入差距的变化(change in income inequal畸)而不是收入
差距水平作为因变量来检验民主对于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同时使用freedom
house提供的民主数据对49个国家进行了回归分析。他的计量结果认为，民主
制度减少了收入差距．
Edward Muller(1988)"运用跨国数据检验了两个命题：1，一国实行民主
制度的年数和收入不平等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2，收入差距和民主的稳定之
间是否存在关系?作者的计量结果表明，民主经验的长度对收入不平等有显著的
负影响，意味着民主时间的增长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同时，收入不平等与制
度稳定性之间也有显著的负相关，并且与经济发展水平无关”，也就是说，收入
差距越小，制度越稳定，但是并不是经济越发达，制度就越稳定。1995年，Edward
Muller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首先观察到，1960到1970年代，中等收入国家
的民主减少了，他认为，理论基础是这样的：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中等更有助于民
主的形成，但是收入不平等却不利于民主的形成，由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与
较大的收入差距联系在一起(库兹聂兹曲线)，因此，收入差距扩大是造成这一
现象的主要原因，作者运用58个国家和地区1965到1980年的数据检验并证实
了这一理论假说。
但是，Kenneth&Jackman(1985)憎的实证研究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政治
民主对收入不平等有直接影响，反过来同样如此．但是，经济增长则对二者都有
影响。Alessandro Lizzeri and Nicola Persico(2004)利用英国的历史再一次说明，
在英国从1800一1900年扩大民主的时间里，虽然选举权明显扩大，法律也赋予
了工会合法性，但是，并没有出现从富人到穷人的收入转移。在发展中国家尤其
如此，正如Howard Handleman(2004)”所指出的，民主制度根本就没有能够
解决发展中国家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相反，拉丁美洲国家在1970年代广泛引
入民主制度之后，收入分布状况日趋恶化，在阿根廷，基尼系数达到了惊人的
0．59：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犯罪率大幅上升。
那么，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问又有什么关系呢?Barro(1996)”的一项
研究运用100个国家从1960到1990年的数据，分析指出，在其他因素(法治的
9
维护，自由市场，政府消费，人力资本，人均GDP)不变的情况下，民主制度(巴
罗的研究中民主使用的变量依然是主观的指标，从0到lO，而不是三个离散的
状态：民主，半民主和不民主，这也是为了计量的方便)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略
微的负相关。同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在民主程度很低的时候，民主
促进增长，当民主程度中等以后，民主抑制经济增长。同时，人均GDP提高，健
康状况改善和教育水平提高都能显著改善政治自由的可能。
=、经济危机与政治转型
古今中外，我们都能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当发生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时，总
是容易产生各种暴动、起义，并且容易发生制度变更或者王朝更迭。中国古代如
此，近代英国如此，现代的德国也是如此。为此，在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危机通
常被纳入为影响政治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经济危机会改变人们的约束条
件，从而引发革命或者军事政变。那么，经济危机对政治转型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经济危机对不同的个人和阶层会产生什么不同
的影响?
Ana Corbacho，Mercedes Garcia-Escribano,and Gabriela Inchauste(2002：)22，
对阿根廷在1999年一2002年问经济危机中受到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首先观
察到，贫困率和收入差距在这期间显著扩大，尤其时2001年lO月到2002年5
月之间。根据我们前文的分析，这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博弈。他们
的研究表明，第一，家长为男性，受教育程度低、受雇于建筑部门的人面对经济
危机更加脆弱，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收入水平下降更多，相反，在公共部门工作的
人则很少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第二，最贫困阶层的收入下降最多，在2001年
10月到2002年5月之问，最贫困人群的收入下降了4l％，这说明最贫困基层在
危机的高峰时期更加脆弱。同时，公共支出更多的省份，面对经济危机越脆弱，
尤其是工资支出高而资本支出低的地区。他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经济危机到个
人的传导机制更多的是通过就业(失业)，在经济危机时期失业率明显上升，教
育程度低，受雇于私人部门的人群更容易失业，所以收入下降最多。最后，他们
还发现，很多家庭根本就不具备平滑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尤其是贫困人群。这
就意味着在遭受经济危机时，很容易发生社会冲突和政治上的动乱。
经济危机会导致政治变化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不过，经济危机对政治转型的
影响是双面的：既可能促进政治转型，也可能导致民主崩溃，建立军事独裁。这
种演变在20世纪的阿根廷特别明显。
那么，经济危机什么时候导致政治转型，什么时候导致民主崩溃呢?
Gasiorowski(1995)对此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证研究。他把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和通货膨胀分开处理，他文章中的经济危机更多的指经济衰退。他的计量
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在1980年代以前造成了民主崩溃，而此后则造成了民主转
型；经济衰退则一直造成民主崩溃．对这个市政结果还缺乏更多的支持，也没有
什么好的解释。Ac2monglu&Robinson(200D则在理论上说明了经济危机可能对
政治转型造成双向的影响。
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人们一方面更希望在一个民主的制度中生活，因为
这样有更多的选择权，也更能保护自己的产权；同时另一方面，也更希望在一个
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社会中生活。那么，民主制度与收入分配之间是否存在关
系?如果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就意味着二者不可兼得，必须在二者之间选
择一个最佳平衡点；如果二者是正相关的，就意味着人们可以追求到尽可能满意
的生活。但是，事情可能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这当中没有考虑到收入的绝对水
平，或者说没有考虑到经济增长。一个民主的、收入分配平均的社会，如果其收
入水平非常低，比如原始社会，估计人们不会偏好它。
因此，收入差距对政治转型的影响，必然牵涉到经济增长。Kenneth&
Jackman(1985)的实证研究说明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和政治民主都有直接影响。
我们认为，收入差距会通过经济增长影响政治制度。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经
济增长部分的分配比例与以往相同，就意味着收入分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此时，
由于所有人的收入水平提高，政治制度可能趋于稳定(根据Acemonglu&
Robinson，2001的研究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也可能趋于不稳定，如果收入水平
提高意味着人们的民主期望提高的话。如果经济增长部分的分配比例与以往不
同，这就意味着收入差距会发生变化：如果分配偏向富人，收入差距扩大，并且
很可能使得穷人的收入状况更加恶化，此时，革命的威胁增加，但是民主化的成
本也随之提高，此时往往伴随独裁制度(这意味着有实行民主制度的压力，但是
损失也可能很大)；如果分配偏向穷人，收入差距缩小，革命的威胁减少，但是，
民主化的成本也随之降低(也就是说，实行民主制度也无妨)。
如果经济衰退了，并且所有人按照原有的比例承担经济衰退带来的损失，那
么收入差距没有扩大，但是人们的绝对收入减少了。此时，任何一种使得经济恢
复的制度都能获得支持。如果经济衰退的同时，富人承担了更多经济衰退的损失，
收入差距就会缩小，人们没有改变原有制度的欲望。如果穷人承担了更多的损失，
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则意味着穷人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上遭遇双重损失，原有
制度很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在独裁制度下，人们的革命动力增加，有可能实行
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下，再分配政策的力度加大，可能导致军事政变。
第四节谁推动了民主进程?
尽管对于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布等变量之问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但是很多实证研究只是直接进行计量检验，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当然，也
有部分研究试图为政治转型提供理论上的解释，而且。近期此类研究明显增多。
无论是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收入差距，其对政治转型的影响最终要
还原到阶层与阶层、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博弈中来。因为最终推动政治转型的是不
同人之间的斗争与妥协。正是因为如此，收入差距才会被认为影响政治转型的最
重要的因素，因为收入分配本身就是划分社会群体最重要的标准，收入不平等的
程度就反映了不同的阶层和团体之闻对立和冲突的程度。所以，我们必须提出这
样一个问题，谁推动了民主的进程，谁在主导政治转型?这个问题的答案将直接
决定理论解释，尤其是建模的基础。
回顾一下英国民主制度的建立过程。英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始于“光荣革命”，
由新兴的商人阶层和工业资本阶层组成的议会对皇权予以了严格限制，并逐渐进
入了君主立宪时期。不过，议会的选举范围非常狭窄，也就是说，议会这个决策
体本身就不是民主的。此后，在1832年，1867年，1884年，1919年和1928年五次
对选举权进行了大幅扩大，逐渐进入了民主时期。但是，前四次次选举权扩大的
背后，是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工人暴乱和整个欧洲的工人暴乱(尤其是法国的
七月革命)。民主形成的过程涉及了多个不同的阶层：皇权、地主、工业资产阶
级、商业资产阶级、一般市民(很多时候被理解为小资产阶级)、工人(劳动阶
级)o。马克思认为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推动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但
是这种民主是有限的，因为将大量的工人阶层捧除在外；此后的M00∞(1966)“则
把重点放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冲突上。Lipsct(1959)25则将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列为推动民主的核心力量(这种观点是目前的大部分研究的基础)；
Rueschemeyer,Stephens and Stephens(1992)。则把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劳动
阶级)理解为推动民主的主要力量。由于模型简洁的需要，在数学模型中一般不
会同时包括这么多个阶层。一般情况下，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推动了民主转型，那
么，政治转型就是富人阶层内部博弈的结果(比如说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如
果认为劳动阶级推动了民主，那么，政治转型就是统治阶级和劳动阶级博弈的结
果，等等。从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博弈是建模的主要方向。
有关政治转型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中，有两篇论文尤其值得注意。Darorl
Acemonglu&James Robinson(2001)“与Yi Feng and Paul Zak(1999)“虽然表面上
看起来有些相似，它们的建模思想却代表了两个主要的不同方向。Acemonglu&
Robinson从典型的MVH(median voter hypothesis，中位选民模型(假说))出发，
假定社会中只有两个不同的阶层：富人和穷人。富人是统治者，占少数，民主化
以后，由于众位选民必定是穷人，因此肯定会针对富人阶层征收更高的税，向穷
人实施转移，从而在相互对立的富人阶层和穷人之问形成一个博弈关系。显然，
收入差距越大，中位选民就越贫困，从而民主化以后的收入转移力度就越大。考
虑到这一点，精英阶层就会实施一定的收入转移以避免民主化。同时，民主化以
后，考虑到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民众也会设定一个相对温和的收入转移力度。经
过这种动态博弈，双方最后可能达成一个均衡。在经济危机时期，由于革命或者
军事政变的成本降低，就更加可能发生政治变化。而Yi Feng and Paul Zak(1999)
的文章则放弃了MVH假设，而是设定统治者是征税者，但是，这个统治者又比
较特殊，征税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维持经济发展；一个是维持警察和军队。
然后，富有的民众会力图实现民主(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民主意识增强)，其他
的民众则无所谓(他们更需要的生存，或者说提高生活水平)。原因是随着收入
水平提高，人们对民主的渴望增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定，当然，这个假定
也有理论基础，因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就有保护其产权的要求。Yi Fang and
Paul zak认为，收入水平低于某一个值时，人们并不希望民主；高于某一个值的
时候，则渴望民主。
这两个模型的建模方法是不同的，但是都有一些问题。
Acemonglu&Robinson的问题在于，l，收入水平是模型外生的，人均收入
水平只能通过影响人们的决策成本而发挥作用，从而，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政治
转型就越稳定，但是，按照这个逻辑，只要人均收入水平足够高，无论民主还是
独裁制度应该都是稳定的，可是现实情况却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民主化月来越
普及，比如发达国家、韩国、台湾的例子；当然，也不绝对，比如新加坡；2，
民主化以后应该存在明显的收入转移，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尽管民主化的确
在很多地区导致了经济衰退，可是经济衰退并不是由于收入转移打击投资积极性
所导致的，应该还有更多的原因，这也只得探讨，尤其是最近几年阿根廷的例子；
3，经济危机容易导致政治转型，可是Yi Fang and Paul Zak(1999)的研究却表明，
经济危机容易导致民主崩溃而不是民主建立(这与Yi Fang and Paul Zak的模型
是一致的，因为在他的模型里，收入水平提高导致的民主思想的普及是导致民主
的原因，经济危机意味着收入水平下降，此时，独裁就有了土壤)；4，民主制度
能够有效遏制腐败，否则不会有顺利的收入转移，但是，导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
证明这一点，即便没有腐败，根据政府俘获理论，民主化可能导致政府被俘获，
从而不会产生收入转移。
另外，这类政治经济模型都基于MVI-I，恰恰MVH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中
位选民模型(MVH)是基准的政治经济学模型，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文
献都会用到该假设，尤其是近年来得出的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模型，
都是从(MVH)中推导得来的．在研究收入差距与政治转型得文章中同样常常
用到．不过，(MVH)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Philip Nei(2005)8指出，中位选民假设(MvH)对是民主制度的影响的
误导，MVH低估了权力集中的后果和霸权(hegemony)的影响，并且过于简单
的家丁中位选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投票者。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决定性的投
票者属于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他们从竞争性选举、财政再分配和经济自由化中获
得了最大的利益。再分配并不自动随着民主和经济自由化而产生。他的实证研究
表明：l，MVH所认为的民主化与中位选民所得(sharegain)成正比不能得到证
实；2，相反，无论用哪一种衡量民主的办法，二者都是显著负相关的，同样，
与穷人的所得也是负相关的。3，富人所得(20％)则与民主化正相关。
Milanovic(2000)指出，福利转移并不想MVH所设想的那样，税收转移并
不偏向中位选民，相反，中位选民更多的是缴税者。另外一项研究也表明”，在
民主制度下，确实存在收入向穷人转移，但是，中间阶层(中位选民)反而受损，
因此，他也认为MVH并表面上看起来不成立。不过由于存在向穷人的收入转移，
作者猜测：1)这种收入转移可能是中间阶层作为一种长期保险机制，以防自己
在日后失业或者出现其他困境而陷入贫困时能够获得保障，从这个角度来说，
MVH是成立的；2)由于民主制度多采取代议制民主而不是直接民主的方式(瑞
士可能是唯一一个在很多领域的决策中都采取直接民主的国家)，MVH模型则应
用的是直接民主。
Yi Feng and Paul zalc(1999)的问题则在于，他们假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
们会更加偏好民主，但是缺乏更加坚固的理论基础，还有就是统治者明显过于“社
会最优”了。
14
第二章MVH、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31
——考察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导论
政治经济学最常用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中位选民假说(MⅧ)，也就是说，在
民主决策下，政策最后由中位选民决定。尽管对MVH是否成立存在很多争议，
但是，就理论建模而言，这一抽象还是得到了普遍承认，成为绝大部分政治经济
学模型的基本假定。基于这个假定，在一个由富人和穷人构成的社会中，由于穷
人占大多数，中位选民必定是穷人，从而政策由穷人决定。
Gradstein。Milanovic and Ying(2001)”为了考虑了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历
史传统对平等的偏好对政治转型的影响，把人们对不平等的厌恶直接纳入了人们
的效用函数，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他们得分析表明，不同的文化和传统下收入
再分配力度，进而政治冲突是不同的。他们认为，更偏好平等的国家，比如孔子
文化的国家，民主化以后由于再分配的力度较小，从而民主一旦开始后更容易巩
固。
Gradstein,Milanovic and Ying模型的问题在于，作者没有考虑经济增长的情
况，同时，外生假定了一个偏好参数，来表征人们对不平等的厌恶程度。这个外
生偏好是由社会文化和传统等决定。但是，我们认为，人们的偏好远不是社会传
统所能解释的。结合前文对相对收入的讨论，我们认为，人们对不平等(相对收
入)的偏好是与对绝对经济增长(绝对收入)的偏好统一的：随着收入水平提高，
人们越来越偏好平等。这也是目前我们所观察到的：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越
来越偏好民主(Yi Feng and Paul Zak，1999)”．
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尝试对Gradstem,Milanovic and Y．mg模型进行扩展，
讨论人们的偏好随经济增长而变化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下面的模型有一个非
常重要的隐含假定：社会流动性是有限的，也就是说社会阶层之间的转换非常困
难，富人一直是富人，而穷人则一直是穷人的可能性非常大。
第二节模型
假定穷人第一期的收入为％。在民主制度下，政策由穷人决定，这些政策
可以包括税收、补贴或者其他，按照一般的习惯，我们假定穷人制定税率t。征
税必然导致效率损失，我们假定效率损失为t2／2．除了因为征税而带来转移收
入之外，穷人还有一块收入来自于经济增长所导致的收入提高。显然，税率越高，
政策扭曲越大，产生的负激励效应就越大，从而经济增长越慢，所以设定经济增
长为p(t)，∥(f)≤0，卢。(f)s0．从而，在不考虑时间贴现的情况下，穷人在第
二期的收入应该为0一t)yo+卜．t2／2+鼻够)。
穷人同时需要经济增长和平均分配，但是二者可能不可兼得。为此，穷人必
须对二者进行权衡。假定穷人对绝对收入和收入差距各赋予一定的权重，设为，，
和1一，，，则对经济增长的越偏好，对收入差距则越漠视；当很重视收入平等时，
对经济增长的偏好就弱了许多。承前文所述，对经济增长的偏好是第一期收入水
平的函数，=r(vo)，并且满足，，’00)≤0，，。(蜘)≥0。收入差距表示为，，由于
税率越高，收入差距越小，税率越低，收入差距越高，，可以表示为税率的函数，
并且满足J’s0，J。≥0。
综上所述，穷人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r(O—f)蜘+t--t2／2+历-(1一力J。
穷人决定t，对上式求导，我们有：，(—儿+l-t+∥)=(1一力，’，整理可得：
儿：l—t+∥一—O-y—)1' 整继理续可对得上：式(就1一Yo矿求+尊旦璺，堕粤芝：)一善l：+∥一粤?≮一哇莩(，-yT+(1-y)I't')y-(1-y)I'y' ，‘
显然，由于l-∥+旦型管缝大于扩所以当的符号完全取决于
一l+掣。根据一1+珲，我而可以得到一个临界值死，磐蜘<死时，随着Yo增
加，税收反而降低；当Yo}Yo时，随着％增加，税收增加。而且，我们还可以
发现，人们的偏好对绝对收入(yo)越敏感，％增加越容易导致税收增加。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考虑到人们对收入水平增加和收入不平等的偏好变化，人们越是偏好平等，
随着经济增长税收就越容易提高。因此，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扩大越来越影
响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第三节对社会流动性的讨论
在流动性很差的社会中，如果人们普遍偏好不平等，那么，经济持续增长的
能力就会受到限制，相反，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的经济持续增长能力更强。因此，
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由于社会不平等情况非常严重，而
且受历史因素影响，社会流动性比较差。社会政治局面一直非常混乱，在民主选
举、军事政变与民众暴动之间徘徊，这也直接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投资，
进而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反，更加平等社会中，经济发展的可持
续能力似乎要强得多，比如台湾地区和韩国。
那么，在一个社会流动性更高的社会中，情况又会怎样呢?在考虑收入结构
16
对人们平等意愿的影响时，必须考虑到策略的影响。如果一个穷人害怕以后自己
富裕以后也被剥夺，那么，他处于对将来的考虑，就会做出策略性的决策：支持
可能导致不平等的经济政策。社会阶层流动性对人们的策略性行为有显著的影
响．社会阶层流动性指的是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相互流动的可能性，即穷人变成富
人、富人变成穷人的可能性。社会阶层流动性高的好处在于，那些潜在(可能所
有的人都是潜在)的富人(其收入高于平均收入的人)，可能不愿意一种更加平
均的收入分配。从而使得大部分都不喜欢平均主义的政策。由于一个制度越僵化
的社会，社会流动性越差，从这个角度看，一个社会的就业制度僵化和长期失业
越多，人们可能更加偏好平均主义的政策。
整合到我们的模型中，在一个没有流动性的社会中，假定初始状态(第0期)，
富人的收入是8，穷人的收入为4。假定“收入门槛”为2，即收入为2就已经
足够维持基本甚至一般的生活水平了。如果富人继续投资，第l期真实收入变成
了11，穷人变成了5，由于收入差距扩大，从2到了2．2。穷人不愿意支持这样
的经济政策，反而愿意支持对投资征重税的经济政策，从而富人不能投资，从而
双方的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都维持不变。现在假定社会具有高度流动性，比如说
穷人有30％的概率变成富人，富人也有20％的概率变成穷人，那么，第1期穷
人的期望收入是5．2，富人的期望收入为7．2，那么，第2期穷人的期望收入是
6．8，富人的期望收入为9．8。期望收入差距也从1．38扩大到了1．44。在不考虑社
会流动性的情况下，收入差距扩大了1．1倍，而在考虑了社会流动性后，收入差
距只扩大了1．04倍。为了谨慎起见，让我们考虑一种更为普遍的情况：穷人有a
的概率变成富人，富人也有b的概率变成穷人。经过计算我们可以知道，在正常
情况下。存在社会流动的情况总是比没有考虑社会流动性时的情况更好。尤其是
在a大于等于b时，社会流动性使得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能力增强，因为期望收入差
距扩大的程度更小“．
本文的模型分析中假定社会的流动性很差，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提高社会
的流动性将有助于富人与穷人达成一致，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比如，通过对穷
人进行教育投资、建立良好的金融体系就能有力的提高穷人向富人转化的能力。
第四节平等偏好的影响因素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将按照对平等的偏好程度对社会进行了分类。尽管经
济学假定人都是自私的理性人，但是，这并不排除不同的人对平等有着不同的看
法和偏好。比如，我们通常认为，北欧福利国家、韩国、新加坡等深受孔子文化
影响的国家的民众更加偏好平等。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了人们的偏好呢?
17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人们会希望自己的相对收入更高呢?毫无疑问，
如果在一定的收入下，物质享受的重要性下降，相对收入很高会提高自身的效用。
比如更高的社会地位，更高的声望等等。所有这些，毫无疑问，与整个社会的文
化和传统有关．如果一个社会对富人很崇拜，富人拥有更高的地位，也能获得更
多异性的爱慕(门当户对、灰姑娘的故事莫不说明，相对收入对爱情和婚姻具有
多大的影响力)，获得更好的寻找满意伙伴的机会，或者说，如果金钱能够买到
更多的东西，那么，人们就会希望自己的相对收入更高。如果相对收入更高并不
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加获得尊重、享受更好的服务，那么，相对收入更高
就没有什么意义。想象一个极端社会，相对收入更高的人会受到孤立、甚至受到
社会歧视、批判和打击，那就不会有人追求更高的相对收入。因此，人们对相对
收入(也就是平等)的偏好就决定于更高的相对收入能够获得更高的物质和精神
享受的程度。我们认为，以下因素影响了人们的偏好。
l、收入结构。中国有句古话，“聊胜于无”，意思是说，有一点总比没有好。
一次，在有一点和完全没有之间，人们总会选择有。这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经济学
是一样的。比如说，给定一个机制：给A、B两人共100元，A先提议，B后
决定是否接受提议，如果A的提议B同意，就按照A的提议分钱，如果B不同
意A的提议，则两人都没有钱。按照理性人的行为，A可以提议给B一个无穷
小的数目，我们在此放宽假设，设定为l元，A自己得到99元。此时，B应该
接受，因为l大于0。但是，如果按照合作博弈的框架来理解。则A的提议应该
是各得50元，即最大化纳什积。很多人会宁愿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会
希望得到一个更为平等的分配。纳什积之所以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对于
100元钱而言，由于两个人的初始状态一样(即如果这100元钱，两人都只能获
得0收益)，平均的分配可能是人们所期望的。但是，如果初始状态是不对称的，
富有的人是否偏好平均就是值得怀疑的。也就是说，初始收入状态影响了人们的
偏好。越平等的初始状态导致越平等的经济政策和分配政策。
如果政策的平等取决于谈判力量的话，那么，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下，政策
的平等程度就取决于收入结构。收入高的富人可能觉得不应该有任何偏向平等的
政策，穷人则恰恰相反。最后的结果取决于收入结构。如果收入差距非常大，大
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赞同更加平等的政策(此处不考
虑富人可能具有更强的影响力)。但是，如果中位数收入大于平均收入，则意味
着很穷的人只占少数，此时只有少数人愿意实施平等倾向的政策。
2、文化与传统。文化与传统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决定了人们对一种制度的
偏好，意识形态的变化也逐渐导致制度发生变化。受孔予文化影响的国家历来就
注重所谓的“平均”。但是，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强调门当户对，个
人以为需要再强调一次，在中国，相对收入更高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更满意的
爱情和婚姻35。而在西方发达国家，比如法国和北欧国家情况要好很多，比方说，
他们对待富人的心态可能更加平和，而且，在获得爱情方面也是如此，门当户对
可能并不重要。
3、政治形势。政治腐败的社会一般偏好不平等，因为相对收入高就可以获
得“寻租”或者“腐败”机会，从而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社会地位和社会
资源．而且政治腐败的社会，其流动性通常也差，所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差。
反之，政治清明的社会，由于收入的高低跟政治的关联较少，尽管收入高的人更
有可能成为政治领导者，但是政治领导着“寻租”的可能性也很小，相对收入高
所获得各种收益自然也就更小。
第五节各国经验之比较
我们的模型分析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对平等偏好程度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和收入差距三者相结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第一，偏好平等的社
会，经济增长越容易持续；第二，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收入差距
过大阻碍经济持续增长，当经济发展水平小于一定限度的时候，收入差距扩大不
妨碍经济增长．一项研究指出，共产主义国家、佛教、孔子文化类型的国家对平
等更加珍视，而混合宗教型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都平等不怎么重视。按照我们的
理论，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应该更小，经济增长更有持续性。为了验证这一结论，
我们对各国经济发展进行比较．(这里插入表1)
l、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基尼系数虽然不高，只有O．32，却有23．4％
的人出于贫困线之下。印度尼西亚的宗教组成比较复杂，以伊斯兰教为主，属于
不珍视平等的类型。政府对腐败的控制能力非常差，而腐败是扩大收入差距的重
要因素。印度尼西亚在80年代以前也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当收入增
长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均1000美元)，印度尼西亚陷入了政治上的混乱，社会冲
突异常严重，经济增长自然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
2、菲律宾。菲律宾的基尼系数高达O．4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更是达到
39．4％。菲律宾的民族组成同样比较复杂，宗教信仰属于混合型(没有哪一种宗
教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也属于不珍视平等的类型，政府对腐败的控制能力也非
常差。与印度尼西亚一样，菲律宾也在80年代以前经历了经济的告诉增长，但
是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菲律宾同样陷入了政治上的混乱，社会冲突严
重，经济增长也缓慢下来。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为我们提供了两个经济增长不可
持续的样本。
3、韩国。韩国的基尼系数为O．32，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仅仅为7A％，与此同
时，政府的支出占GDP的比例高达21％，体现了政府强大的控制能力和收入转
移能力。韩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是受孔子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对平
等历来比较珍视。政府对腐败的控制能力相对比较强，这也有利于缓解收入差距．
正因为如此，韩国的经济增长体现了良好的持续性。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韩国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增长依然强劲。
4、台湾。台湾地区是另外一个成功地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样本。基尼系
数0．33，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为O．6％。台湾地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保存最完
好的地区之一，深受孔子文化的影响，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政府对腐败的控制
能力同样相对比较强，有利于缓解收入差距。同样，台湾也实现了经济的持续稳
定增长。
另外，新加坡是另外一个在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同时保持了收入分配比较平
均的样本，新加坡同样也是世界上最为廉洁的国家之一。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则
是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被打断，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大都在0．5以上，同
样，这些国家的腐败情况普遍非常严重。所有这些案例都证明了收入差距对政治
选择，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
第三章模型扩展：不同制度类型下的博弈
——考察不同制度之间的转换
第一节引言
关心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士都注意到，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相应
的政治改革显得越来越必要和重要。中国政府在农村实行的政治改革和党内实行
的政治改革是明显的信号。但是，关于政治改革的方向和模式，人们并无比较一
致的认识。倒是很多人同时担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会变成另一个印尼吗?由于
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政治改革会显得尤其复杂，从而最这个问题的
研究显得尤其重要。但是，从目前来看，在我国对政治转型的研究还非常少见。
思考政治改革，我们至少必须知道以下这些问题：1，哪些因素会影响政治转型?
2，成功的政治转型应该具备哪些特征?3，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二者如何影响政
治转型?如果不理解这些问题而就政治改革而思考政治改革，我们必定走入盲
区。
有一个问题同样耐人寻味，英国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收入差距也非常大，
甚至大于推进民主选举时期的阿根廷。但是，英国和阿根廷的民主进程却大相径
庭。在推广选举权以后，英国的精英阶层并没有失去权力，他们依然控制着议会，
从而使得任何的收入转移和政治改革都是渐进的，精英阶层可以接受的。因此，
英国的改革，虽然有工人暴动和革命的推动，却始终处于精英阶层的控制之下。
阿根廷在推广民主制度以后，代表贫困阶层的激进派马上掌权，然后推行激烈的
改革措施，最终导致军事政变。为什么英国和阿根廷的改革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呢?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是，在英国推广民主制度的同时，经济在快速增长，并且
快速向外殖民扩张，而阿根廷则没有。因此，一个可能的猜想是经济增长扮演了
重要作用。换言之，英国的政治转型是在经济增长中完成的，而阿根廷的政治转
型则是在经济衰退中完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转型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
主动的，在经济增长中实现的政治转型；另一种是被动的，在经济衰退或者经济
危机中实现的政治转型。两种不同的政治转行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主动的政
治转型容易巩固，而被动的政治转型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所以不容易稳固。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已有的理论进行了扩展。我们同时在模型中考
虑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对政治转型的影响。人们一方面希望自己的生活水平能
够获得绝对提高，另一方面也希望收入分配更加平均。如果这二者冲突的话，人
们就必须在二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因此，在结合了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后，
21
我们会发现人们的战略性行为与已有文献所揭示的有所不同。考虑到经济增长，
当收入水平还比较低的时候，适当的收入差距是可以容忍的，因此，右翼独裁制
度也是可以容忍的；当收入水平很高之后，收入差距就是不可容忍的，因此，右
翼独裁制度必定是不能持久的．一个逐渐巩固的民主制度必然满足这样的条件：
穷人分享更多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第二节文献评述
一个普遍的观察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变迁多种多样，Acemonglu
and Robinson(2005)36提出了代表了不同的政治转型的四个国家：英国、阿根廷、
新加坡和南非。英国是民主转型非常成功的国家的代表，阿根廷则代表了在民主
与独裁之间摇摆不定的国家；新加坡代表了稳定、增长的独裁，南非则代表了暴
力和不稳定的独裁。为什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转型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事
实上，这个问题一直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热点话题。而且近些年以来，
随着博弈论工具的广泛使用和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对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关注也
越来越多。
现在，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政治转型是不同集团之问斗争的结果，不同的政
治转型结果意味着不同国家的博弈结构是不同的。刻画博弈结构的变量包括，种
族、民族、宗教信仰、阶级、收入差距等等，经济学更多的考虑收入差距所刻画
的博弈结构(当然，经济学家也考虑其他的刻画变量，尤其是在实证研究中)．
也就是说，收入差距导致了社会的分化和冲突，这一冲突导致政治制度的变化。
经济学家对收入差距这一变量的偏好是与经济学的基本理念一致的，即人们追求
效用的最大化，而收入是刻画效用最重要的变量。也正是因为收入的重要性，经
济学家在研究收入差距的同时，都会加入收入水平(经济增长)这一变量。不过，
到目前为止，收入水平并没有内生在模型当中，而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以从经
济学的角度研究政治转型的经典文献Acemonglu and Robinson(2001)37为例，在
他们的模型中，收入水平并没有纳入到模型当中，而是外生给定的。收入水平对
政治转型的影响也是因为“收入水平提高，意味着军事政变或者革命的成本提高，
从而会民主会产生并且稳固”。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我们发现，尽管经济增长对政治转型的影响已经得
到公认，却没有研究将其很好的纳入模型之中进行分析．与GI-ddstein．Milanovic
and Ying(2001)--样，我们把收入差距直接纳入行为人的效用函数。从而，我们
可以在模型中很好的模拟人们对“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权衡：在收入平等和
经济增长不能兼得的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组合最合适呢?那么，人们对收入差
距和经济增长是怎样权衡的昵?这就必然牵涉到人们的偏好变动问题：人们更偏
好收入平等还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水平)。虽然Yi Feng and
Paul Zak也认识到，人们偏好随收入水平变动，但是没有进行更好的理论解释，
而不仅仅简单认定收入水平提高之后必然偏好民主。尽管在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
的研究中，意识形态，或者说对民主制度天生的偏好，是影响民主转型的重要因
素。但是，正如Acemoglu and Robinson(2005)所指出的，我们应该从某一制度带
来的后果来判断人们偏好该制度的原因。这就意味着，经济因素(比意识形态因
素)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
比如说，我们就能观察到新加坡这个非民主国家有更强的收入转移，也有更
平等的收入分配，也没有看见这个国家的人们更偏好民主制度。我们还可以观察
到，民主制度未必意味着更多的收入转移，非民主制度也未必意味着更少的收入
转移。比如说，阿根廷在2000年到2001年发生了很大的经济危机，经济增长一
5％，通货膨胀率4l％，在这一次经济危机中，穷人遭受的损失比富人大得多；
而在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属于所谓的非民主之列，
但是收入转移力度和收入平等程度却要高得多。
因此，从某一制度带来的后果来判断人们偏好该制度的原因也是不恰当的，
因为我们甚至无法准确知道制度带来了哪些后果。相反，人们的一些基本偏好已
经得到证实，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基本偏好出发来演绎人们对制度的偏好。我们
认为，人们的偏好总结起来有两个：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绝对收入解决基本的
生存问题，衣食住行。相对收入解决人们的精神追求，社会地位、尊严等。人们
首先有满足生存的需要，也就是说人们首先需要满足自己的“绝对收入”，当绝
对收入达到某个值之后，人们会有追求“相对收入”的需要。
因此，无论是民主制度还是非民主制度，如果能同时满足人们绝对收入提高
和相对收入提高的双重需要，就能受到欢迎；如果不能同时满足，则必须在二者
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在本文中，我们还考虑了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的问题，人
们偏好的是相对收入．准确的说，人们的偏好包括两个部分：相对收入和绝对收
入，当绝对收入很低时，人们的效用函数中绝对收入被赋予的权重更大；当绝对
收入到达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效用函数中相对收入被赋予更高的权重。相对收入
其实就是“收入均等”，那么，怎么实现收入均等呢?独裁可以，民主也可以。
但是民主更可靠。因为独裁进行的是一期博弈，无法对未来做出承诺，而民主本
身就是对未来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承诺。正因为如此，人们原意追求民主。但是，
如果独裁也能实现收入均等，并且让人们相信以后也会如此，那么，人们就不会
对这种独裁感到不满，尤其是这种独裁还能提供更好的经济增长(绝对收入)和
更平等的收入分配(相对收入)时。
为什么我们要引入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这一组概念来刻画民众的偏好呢?
首先，相对地位的重要性也有生物学上的解释。Frank(1999，p145)38总结道，
。对相对地位的关注是人类本性中根深蒂固、难以根除的因素”。从经济学的角
度出发，人们最终的目的是获得效用(快乐)。而这种效用归根结底来自于绝对
收入与相对收入．已有的很多研究，尤其是福利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显示了相对收
入对提高人们效用的极端重要性。Veblen(1899)39和Duesenberry40(1949)开始关
注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等相对地位的重要性。最近的研究对相对收入(对比绝对
收入)的重大意义、范围和重要性的揭示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有研究者发现，
虽然绝对收入对快乐的影响很小，但相对收入对快乐的影响却很大．而且，与一
般的见解不同的是，wilkinson(1997)证明，即使在保健领域，相对地位也比绝
对标准重要。一个相对贫穷的人即使有较高的绝对收入和保健水平，其健康状态
也要比绝对贫穷但是相对富有的人低得多。相对收入对死亡率的影响也要大于绝
对收入(Deaton，2003)41。另外，Oark(2000)迸一步证明，某人的快乐水平会
随着：1，自己收入的增长而增长；2，随着其他人平均收入的增长而下降；3，
与反映其他人收入分配的变量密切相关，他人广泛的收入分配范围通常会增加某
人的快乐。Alesina等人(2001)42发现，在欧洲，不平等对快乐产生了负面影响，
但是在美国并非如此，因为美国社会的流动性较高43。此外，Ball等人(2001)还
证明，即使是纯粹人为的或者随机授予的身份或地位也可以使人在市场交易中获
得优势，也就是说相对收入的提高能够获得很多优势。
第三节模型
一、模型基本设定和说明
在我们的模型中，我们同时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纳入其中。依照现有文献的
惯例，我们假定一个社会有穷人和富人两个群体，穷人占比“，富人占比1一吩，
“，’“‘。下标表示时间，为方便起见，并且不影响文章的结论，我们设定富人
与穷人的比例一直固定不变。社会总财富为“，，初始财富中，富人的财富为“o，
穷人财富为“o，“o+“；=“o，把总初始财富标准化为l，则富人占财富比为
搿／蜀2％，穷人为掰／Ko。鳐。则K表示收入差距。假定富人内部和穷人内
部的财富分配是平均的，则考虑到单个人的财富，富人的财富为‘o八1一。oJ，穷
人的财富为％”o。为便于分析，假定人口比例始终不变，从而将80简化为d。
基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我们假定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但是，考虑
到富人在投资中的重要作用(比如更高的文化、管理和技术水平等)，我们认为
投资的收益决定于富人，即经济增长为肚，标准化后为p。
再分配一般都不涉及初始财富的再分配，比如土地，房屋等等，这是由于初
始财富的再分配很容易导致精英阶层的抵制(Acemonglu and Robinson，2005)，
很少国家或者地区采取分配初始财富的方式来进行再分配或者收入转移44。因
此，我们假定再分配是对经济增长部分的再分配，在博弈的第一阶段并不存在再
分配。假定再分配中穷人占的比例为，，则穷人新获得矿，富人获得(1一r)P。
二、制度类型
综合已有的文献和现实情况，我们把制度分为三种类型：左翼非民主制度，
即穷人控制的非民主制度，比如共产主义国家；右翼非民主制度，由富人控制的
非民主制度，比如最初的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制度。这样分类的优势在于我们能
区分三种不同制度对于相对收入，或者说收入分配的偏好。左翼非民主制度往往
强烈偏好民主，常常以国家的力量重新分配财产，最终达到收入均等；右翼非民
主则偏好不平等，希望保持这种收入差距，以便于富人阶层继续掌握政权；民主
制度则没有特别偏好，但是，穷人的确有更大的决策权，从而可能产生更平均的
收入分配。
I、初始状态是左翼非民主制度。由于收入分配不会威胁该制度，唯一会影
响该制度的是绝对收入，或者说经济增长。如果在该制度下，收入均等和经济增
长是不可兼得的，比如我们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所观察到的，该制度就不能生存，
因为在绝对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绝对收入在人们的效用函数中被赋予了更大的
权重。此时，该制度可能向右翼非民主制度和民主制度转变．如果收入均等与经
济增长兼得，比如新加坡，则这种制度是稳固的，当然，此时，这种制度向民主
制度转变也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民主制度不会给任何群体带来大的冲击。
2、初始状态是右翼非民主制度。在该制度下，收入分配时一个重要的影响
因素。考虑不同的经济增长和分配情况：(1)、经济增长，富人群体享受经济增
长更大的份额，但是穷人也分享到经济增长，此时，该制度在绝对收入很低的情
况下是稳定的。但是，随着绝对收入提高，相对收入被赋予越来越高的权重，人
们必然要求越来越平等分配。如果此时收入差距已经累积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数
值，民主制度下必然要求相当大的收入转移力度，从而富人阶层会竭力阻止民主
转型。与此同时，由于收入差距非常大，穷人会强烈要求民主制度。在这种情况
下，该制度会在独裁与民主制度之间摇摆。(2)、经济增长，富人与穷人均分经
济增长的成果。收入差距不变，但是，随着穷人绝对收入的提高，可能依然会要
求一定的收入转移，从而在富人与穷人之间依然会发生冲突，该政治制度仍然面
临动荡的可能。(3)、经济增长并且穷人分享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此时，
穷人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提高，没有必要反对该制度。但是，由于收入差距很
小，政治转型，或者说建立民主制度的成本也很小，从而很可能趋向民主制度．
3、初始状态是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下，穷人必然要求一定程度的收入转
移。考虑到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穷人会要求更多的收入转移，而这又必将与
富人的利益相违背，因此，稳定的民主制度下不大可能有很大的收入差距。如果
民主制度伴随着很大的收入差距，则该民主制度必然是不稳定的。民主制度意味
着经济增长的成果会被穷人和富人较为平均的分享，但是，民主制度是否必然导
致经济增长呢?如果不能，在绝对收入很低的情况下，人们就不会选择民主制度，
也就是说，当绝对收入很低时，即便收入差距很小，民主制度依然是不稳定的。
特别的，考虑经济危机对制度转型的影响。在遭受经济危机冲击时，由于穷人更
容易遭受损失，意味着穷人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在下降。由于此时民主制度
既不能提高绝对收入，还使得相对收入恶化，民主制度很容易崩溃。左翼非民主
制度往往会受到欢迎，因为左翼非民主制度至少能够使得穷人的绝对收入和相对
收入减少不多。而右翼非民主制度也同样会使穷人在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上遭受
双重损失。但是，考虑到民主制度下，在遭遇经济危机时穷人会力图建立左翼非
民主制度，富人有动力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右翼非民主制度。因此，改善经济危
机期间穷人在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同时下降的局面，将有助于民主制度的巩固。
三、博弈顺序
不同的初始制度下，博弈的顺序是不同的。如果初始制度为左翼独裁制度，
由于富人阶层被剥夺从而没有任何反抗力量，从而不存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博
弈，但是，穷人内部仍然存在一个权衡：经济竞争和收入分配。如果经济增长缓
慢，则决定是否改革，适当扩大收入差距以刺激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增长很快，
则意味着收入均等与经济增长是一致的。
当初始制度是民主制度的时候，博弈顺序如下；
l，穷人决定再分配比例，，．
2，富人决定是否政变。如果不政变，接受原来的制度，直接进入第4阶段；
如果政变并且成功，建立右翼独裁制度，政变失败则所有财产被剥夺，
建立左翼独裁制度．
3，穷人决定是否革命。如果不革命，没有任何再分配，进入右翼独裁制度；
如果革命并且成功，剥夺富人所有财产，建立左翼独裁制度；如果革命
不成功，进入右翼独裁制度；
4，如果富人未政变，富人决定经济增长，即口。如果富人政变并且获得成
功，富人决定口和Y(Y=0)。
所以民主制度可能向三个方向变化：巩固民主制度，左翼独裁制度，右翼独
裁制度。
如果初始制度是右翼独裁制度，燃博弈颓序为：
l，富人同时决定经济增长p和再分配比例，．
2，穷人决定是否革命，如果革命成功，建立左翼独裁；如果不革命，结果
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y非常高，相当于向民主制度转变；另一种是y
非常低，继续右翼独裁；如果革命失败，继续右翼独裁制度。
3，富人决定是否政变。
右翼独裁制度可能向民主制度、左翼民主、右翼独转变．
四、巩固的民主制度下的财富分配与经济增长
在民主制度下，初始收入差距为K，给定经济增长为p，再分配比例为，，
富人第二期所得为：K，l一％+(1一力卢，(1一口)一c(历，穷人第二期所得为
W la+妒／a-$(1)。c(历为富人付出努力的成本函数，为递增的凸函数；V(O
表示穷人对收入差距的厌恶，J表示收入差距。
在稳定的民主制度下，穷人需要在经济增长与平均分配之间进行权衡。由于
穷人首先决定分配比例，然后富人再根据这个分配比例来决定经济增长，因此，
我们使用逆推法来求解这个简单的博弈。首先分析富人的投资(经济增长)决策。
富人的收益是K／(i一∞+(1一力∥／(1一∞一c(励，设定c(历=÷，富人最大化其
收益要求满足卢=÷_上。
然后分析穷人的分配决策，穷人的收益为W，口+矿，d一孑(D，设定万U)的形式为孑(D：6／，艿为对不平等的厌恶参数，第二期的收入差距为鱼±；掣，
从而穷人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
(妒+ko')／a-研笪型型刍
为简单起见，并且榭响结论，设艿=1。将卢=导代入上式，对，求一阶
条件，我们可以发现要得到y的具体表达式非常困难，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得
到一个大致的范围。一阶条件可以得到这样的表达式：
(1—2，，X2一，-a)2=(口一口2)【(1一口)—K一(1一，)2—2(I—rXI一口)】，
上式求解非常困难，设此方程解出的y=Yo。但是将‰=1／2代入上式，我
们发现，由于112<K‘l，并且口卜1／2，所以，‰=1／2使得上式无法成立，
此时左边等于0，而右边则小于0。进一步，我们对上式的左边部分针对厂求导
数，得到其导数小于0；对右边部分求偏导，得到其倒数大于0。左边与右边朝
相反方向运动意味着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有解。综合起来，随着％增大，右边越
来越大，而左边越来越小，由于‰=1时左边部分小于0，右边部分大于0，所
27
以，=l过大了。总结起来，我们可以得到1卜％：)-112。
将上述论点加以总结，得到以下结论。
巍埝k在巩固的民主钠麦-F．大部分瓤增收益分配给穷人．也就是说穷人
更大程度地享受经济增长的杼处。经济增长速凌取决于分配比钢和收入群体的比
锄．分配绘富人韵收A越少．富入的数量越多．经济增长趣缓慢，
五、民主制度下的博弈
由于政变会对经济增长和财富存量造成损失，产生一个成本文力。p表示
政变的难度，取决于革命者的力量和富人的力量对比，成本函数依然是递增的凸
函数。战争同样会产生成本，设为万(国，口表示战争的破坏性，不过，战争的成
本同时由穷人和富人承担，成本函数依然是递增的凸函数。我们采用逆推法进行
分析。
第四阶段，如果富人没有政变(从而穷人也没有革命)，则最终的结果为D
情况所展示的。如果富人政变成功，经济增长为p=#上，满足，=0；如果富
人政变失败，穷人建立左翼独裁制度，经济增长由穷人决定，设为尾。
第三阶段，穷人首先考虑是否革命。如果革命成功，剥夺富人的所有资产，
收益为lla+见／a一万(口)，革命失败则一无所有，收益为0。革命成功的概率为
1一P。不革命则收益为”，口一田，也就是说不革命，穷人第二期不能获得任何
再分配，不能享受经济增长的任何好处。则农民革命的条件为：
O-力[1／a+以／a-石(O)】≥Wla-81，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临界值P，．如果
P<P．，农民就革命。给定P，我们还能得到：
若尾≥面+兰—兰=一1成立，一旦富人政变，农民就革命，从而战争爆发。
第二阶段，雷人决定是否政变。如果不政变，则收益为
％／0-∞+(1一力卢／(1一∞一c(历；政变成功并且没有导致穷人革命的收益为
K／(1-a)+fl／(1一∞一文力，而且∥=÷；政变导致革命，但是政变最终成功
的收益为％／1-a+p／(1-a)-Z(p)一及口)，声=÷。政变导致革命，并且政
变最终失败，则收益为0。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富人在这个阶段决定
进行政变的期望收益为
Pl【K，l口+∥／(1一口)一文力】+研K／1-a-t．fI／O-a)一0(力一万(D】，因此富人
政变的条件是：
Pl【(K-I-历／(1—4)一文力】+冰K 4-历／(1一口)一议力一烈力】≥
聒／(1一口)+(1一r)∥／O-∞一c(历，此时我们可以得到第二个临界值P：。
进一步的，给定P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求得y的临界值为： ^：一(1-a)[(p,+p)d+p石-c]-(Pl+P-1)(ko+,f1)，p：导二＆。当，≤^时，
富人不政变，民主制度巩固。
第一阶段，穷人决定，。结合情形D，没有政变威胁的时候，穷人选择，=‰；
但是存在政变威胁的时候，只要战争的期望成本足够大(包括战争发生的概率，
战争本身的成本，战争失利的概率)，穷人就不愿意发生战争，从而选择，=^。
因此，最简单的情况是，总存在一个，，E(^，to)，民主制度得到巩固。当然，如
果^≥‰，则民主制度总是巩固的，并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
瓷迦k如果队卜P。．鼬p卜P、霹．均衡结果是室人政变．穷人不革命；当
P。tP‘P。霹．均衡为富人政变．穷人革命．政变或功最终导致右翼独裁；当
P1'P豫．富人不政变．民i银l度巩固。
如果p、‘P。，鼬p．‘P。踺，均衡结果是富人不政变．穷人不革命．民主翻’
凌巩固；当P。．‘P‘P1时．均餐为富人不政变，穷人革命(我们设定．R妥富
人不政变．穷人就不革命．因为穷人掌握7再分配的权翻。所以勘除该均衡)；
当P卜P1耐．富人政变．穷人不革命．独裁韵麦建立。
瓷论k j，2露+坠二竺一1意味善．革命成功的概率越大(、一p越大)．
对不平等t 5)的厌恶程麦趣离．不平等程麦l越高。农民革命的司能往更高．
动力更是：革命或本越高．革命动力越小；但是．穷人眈锄s革命司能健不存在
必然联系．体现7大集函行动的困难。
瓷论4；分配比饲的大小与收入差距和阶层结构(穷人与富人2比)的关系
是不确定的，
绻论瓢如果分配比锣!I合适。比如满足y Eb、．to)．民主锄蠹就会巩固。这
意味着由于经济增长的存在．民主巷4麦的巩固更蕊容易。
六、右翼独裁制度
右翼独裁制度下，富人同时决定y与夕，然后穷人决定是否起义，最后富人
决定是否镇压。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y增加本身就蕴涵了推进民主的概念(增
加了再分配的比例，就相当于穷人有了更大的决策权)。由于穷人起义的目的不
是推行民主，而是彻底剥夺富人的财富，因此，一旦穷人决定起义，富人就必定
进行镇压，从而爆发战争。战争的结果如果是富人赢，则富人的收益为
O+历／(1-a)-“历一-(毋，富人赢得战争的概率为P。
穷人革命并且成功的收益为(14-历／a-万(0)，成功的概率为l—P。不革命的
收益为(硌+y筘)／a—cU)。
因此，穷人不革命的条件为：
(醪4-rfl)／a—eft)2(1一P)【(14-历／a一万@'】
可以解得：
，>a(c-c--)+(1-。pXl+f1)-kop．，设该临界值为，：乃．
接下来富人决定厂与卢， 盲人的目标函数为：
K／(1—4)+(1一r)P／O一口)一“历。该目标函数的解为卢=#上，如果富人不愿意
引起革命，则，，：儿：a(c-c--)+(1-p)(1+／3)-kg．，显然?i黄要该收益大于政变
的期望收益p【(1+历／(1-a)-c(,O)一暑(p)】，富人就会选择该策略，解得临界值为：
，：^：l一旦2丛尘』堑±雩L卫坐土堕二笪。如果，s^，富人不愿意引
起战争．
／3
总结起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有：如果乃>．^，战争不可避免；如果乃s几，
右翼独裁制度继续，并且富人选择分配比例，=儿。当
2ko"≤l+c一面一(p一印xc+刁时，乃卜^，换言之，当穷人所占的收入份额足
够小(也就是收入差距足够大)的时候，战争不可避免，这与历史上的经验是一
致的，极度的收入不均总是容易引发战争；富人对经济增长需要付出的成本越高，
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富人越不愿意穷人分享其收益：战争的成本越低，
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越高。反之则反是。对^进行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镰论缸y。睫B增大孺增大．这意味着扶长期看．右翼独裁锄度必定是不稳
固的，
七、左翼独裁制度
在左翼独裁制度下，富人被彻底剥夺，毫无反抗的可能。因此，经济增长与
分配决策完全由穷人做出。如果公平与增长完全一致，即分配越公平，经济增长
越快，那么，左翼独裁制度将能够持续下去。但是，如果二者在一定范围内不可
兼得，就必须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公平之间进行权衡。人们一方面希望绝对收入更
高，另外一方面希望分配更平均，遵循相对收入的文献，我们假定，当绝对收入
低于某个阀值的时候，人们更希望绝对收入的增长(不愿意共同贫穷)，当绝对
收入大于某个阀值的时候，人们更希望相对收入的增长(即分配更加平均)。
考虑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有着巨大影响，我们设定绝对收入为觑，)，收
入差距为I。尽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论，但
是，过大的收入差距和过小的收入差距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却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
观点，我们也能从现实世界中观察到，收入差距太大的国家，比如部分拉丁美洲
国家，民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经济增长非常缓慢，与此同时，基本没有收入差距
的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增长形式也不好。因此，我们认为收入差距不应该大于某一
个外生的阀值厶。人们对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分别赋予一定的权重，表示重视程
度，设绝对收入权重为’I’，相对收入权重为1一W，w是绝对收入的递减函数，
绝对收入越高，w越小。从而人们的效用函数为：“历烈，)一0一以历)，，在满
足二阶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解得w’即+w∥一(卜w)+w’卢7=0，从而
，=生2=：：；手!丝，从而最终选择min瓴，上2三：：；≠旦丝)。
第四节经验证据
从已经有的研究来看，对此类问题进行验证的方法有两类。一类是案例式的
研究，比如Wang(2004)45|一类是计量式的研究，比如Gradstein，Milanovic and
Ying(2001)；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比如Boix and Garicaro(2002)。总的来说，与
案例式的研究相比，计量研究的结论更具普遍性，但是其中很多变量的衡量存在
问题。比如，怎么衡量民主，用所谓的连续数据(对民主从0到10或者0到100
连续赋值，表示民主程度)还是离散数据(把制度分为民主、半民主和不民主三
种)?数据的质量和搜集也成问题，对于国内研究而言，要搜集如此多的数据几
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本文运用案例来验证模型的结论。我们将运用比较的方式
进行分析。
我们的模型得到了以下可以验证的结论：1，巩固的民主制度，其收入差距
必定随经济增长缩小，至少维持不变：2，作为l的推广，如果收入差距随着经
济增长扩大，该民主制度就必定不会巩固；3，在人均收入还比较低的情况下，
考虑到经济增长，穷人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增强，从而各种制度都更加巩固；4，
从长期看，右翼独裁制度必定是不稳固的；5，只要能兼顾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
的问题，左翼独裁制度就能长期存在，如果不能，则必定进行改革，适当放开收
入差距。我们借助英国、韩国、巴西、印尼、新加坡和阿根廷等国家的例子来检
验上述5个结论。
作为对第l和第2两个结论的检验。我们比较英国、巴西和印度的收入差距
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英国是民主制度巩固的典型例子．Williamson(1991)“报告
了一系列的数据，可以用以佐证我们的理论分析。英国的不平等程度在19世纪
中期达到顶峰，当时收入最高的100,6的人口占总财富的62．3％，到1891年降低
到57．5％，然后再接下来的20年快速降低，到1910年时稳定在35％左右。随
后在1918年，所有男性都取得了选举权。在收入缩小扩大的同时，在两次经济
革命的刺激下，英国的经济在50多年里翻了两倍。因此，英国的经济增长伴随
着的是收入差距缩小，也就是说，普通民众从经济增长分享到了更多的好处。而
巴西和阿根廷恰恰可以作为两个个相反的例子。根据Bertola,Castelnovo，Reis and
Willibald(2006)”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从19世纪末期开始，虽然巴西的经济依
然在增长，但是基尼系数却迅速扩大，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工资率差距
在扩大，不同技能的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同时，地区差距也在迅速扩
大。在巴西，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是收入差距扩大。当1853年阿根廷初步引入民
主制度的时候，恰好是结束了长期战乱的阿根廷经济开始腾飞的时候，这次经济
增长持续到了1930年代。但是，阿根廷的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是农业和出口
业，从而经济增长的利益主要为这两个部分的少部分人所分享。巴西和阿根廷的
经济增长由于伴随了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长的好处更多的被少部分人分享，由
此导致的结果是，巴西和阿根廷的政治长期陷入混乱。代表大部分民众的激进派
上台后通常采取比较激进的措施，然后精英阶层发动军事政变，从而政治在独裁
与民主之间摇摆不定。政治上的混乱最终传导到经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也在取
得了快速增长之后与20世纪早起陷入了停滞。
作为对第3个结论的检验，我们依然考虑巴西的例子。按照目前已经有的数
据，巴西的收入差距在1870年的时候达到最高，然后收入差距下滑，到19世纪
末期的时候收入差距再度迅速扩大．而在19世纪末期以前，巴西的政治局面相
对稳定，没有受到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收入水平还很低，此
时，人们更看重收入的增加而不是收入差距缩小。但是，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
之后，人们对收入差距更加关心，此时，政局就容易混乱。阿根廷也是如此。1853
年以后，阿根廷的经济迅速增长，增长势头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并且被认为
是当时最有希望的国家之～。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但
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1930年之前，阿根廷的政治和社会非常稳定，阿根廷
的政治混乱是在此之后”。也就是说，只有当收入水平增长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收入差距问题才显得非常重要。因此，总结起来，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时候，
只要经济是增长的，社会和政治就是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增长是最重要的。
作为对第4个结论的检验，我们可以考察一遍所有的右翼独裁制度。这里先
需要说明一下，独裁制度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程序上的，一种是经济上的。比如
左翼独裁国家一般而言程序上可能是西方学界所称的独裁，但是经济上绝对是民
主的。而一些国家，比如右翼独裁国家则在政治程序和经济上都是不民主的。已
有的右翼独裁制度，包括巴西、阿根廷、印尼、南非，这些国家的一大特点就是
虽然经济在增长，但是收入差距扩大，而且一部分的情况绝对上恶化了，比如印
尼，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所有这些右翼独
裁制度，最终都失败了。要么转变成左翼国家，比如中国；要么变成民主制度。
变成民主制度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成为巩固的民主制度，比如英国，这是我
们所归纳的精英阶层主动增强在分配力度，让普通民众享受更多经济增长的好
处。另外一种是成为不巩固的民主制度，并且在独裁与民主之间摇摆不定，比如
巴西，阿根廷和印尼，这些民主是我们讨论的被动式的民主转型，精英阶层并不
愿意主动改善收入差距，而且。一旦民众采取激进措施进行再分配，就很容易导
致军事政变。
作为对第5个结论的检验，考虑新加坡和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新加坡是西
方学者最为关注的国家。这个国家没有他们所认为的所谓政治程序民主，但是具
有很好的经济民主，属于典型的左翼民主制度。但是，与共产主义国家不同，新
加坡的并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有一定的收入差距。新加坡自独立以后，经济上
快速发展，收入分配也一直保持在比较合理的水平。正因为在收入差距和经济增
长上同时保持了不错的态势，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稳定。但是，我们能有
必要主义，新加坡此类国家，由于收入差距比较小，从而即便转变成政治程序上
的民主制度，也不会导致收入再分配政策的重大调整，从而也不会导致社会冲突。
这就意味着，这类国家向程序民主制度转移是非常容易的。比如韩国和我国台湾
地区就是如此，收入差距比较小，经济持续增长，政治制度转型相对就比较平稳。
而共产主义国家，由于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没有能够解决经济增长问题，
最后不得不走向改革之路，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问寻求平衡。
第四章总结和对中国问题的讨论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放入到人们的决策函数之中，从而能
够在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内生地考虑经济增长对政治决策的影响。我们得出了一
些可供验证的结论，并且运用有限的资料进行了验证。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
还希望本文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分析中国的情况。
第一节中国的收入差距与流动性
收入差距问题是目前中国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之一。一方面，尽管中国的经济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取得了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与此同时，日
益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也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由于中国采取了渐
进式的改革方法，一般认为，改革初期的各项措施使得所有人都得益了，这种帕
累托改进式的改革赢得广泛支持。近几年来，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矛盾
逐渐凸现，改革不再是帕累托改进的，相反，在一些人受益的同时，另外一些人
正为改革承担代价。
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了中国社会面临的最重要也最具挑战性的社会
问题。对于经济学家而言，他们越来越担心这种不平等会影响经济增长；而对于
普通民众和决策者而言，他们担心的是对社会正义和社会稳定的损害。本文从社
会选择的角度对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我们的观点是，中国的
富人还没有到追求平等的相对收入的程度，但是，穷人也没有到更关注相对收入
的程度，因此，此时收入差距并不会妨碍经济增长。但是，我们预言，随着居民
绝对收入的继续提高，中国的社会矛盾会更加严重，经济增长会遇到严重问题。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有赖于社会平等的改进。而且，中国的问题还在于，在
经济增长的同时，部分人的收入提高了，而另外一部分的收入减少了，这种经济
增长毫无疑问是不可持续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制度以及相伴随的政治决策模式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
响。以中国和印度为例。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越高于印度，但有越
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怀疑这种状况在将来是否可以持续。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的一
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的决策成本更低，无须经过复杂的讨价还价，所以更
能抓住各种发展机会，也能够以更低的代价吸引到大量的外国投资，印度则恰恰
相反，任何一个决策都必须经过民主的讨价还价，从而决策成本非常高昂。但是，
正如I茎I洛克(2005)所指出的，民主决策虽然有很大的讨价还价成本，却只有很
小的外部成本；集中决策虽然没有什么讨价还价成本，却有着极大的外部成本。
也就是说，在集中决策下，更可能出现一项政策的收益由少部分人占有的情况。
因此，收入差距甚至可能因此拉大．
以目前中国政府的决策模式而言，本文所讨论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
一旦决策模式开始改变，情况就可能变得更加糟糕．正如Acemoglu&
Robinson(2001)所指出的，由于民主决策很大程度上具有再分配性质，因此，必
将对原有的精英阶层产生冲击，而精英阶层自然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比如军事
政变、独裁)，从而不可能形成稳定的民主制度，经济增长自然也就不可能持续。
正如拉丁美洲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一样，由于穷人占多数，从而在民主制
度下，穷人的选择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而投资和经济增长。我们在本文中
说明了，穷人的选择必将是抑制投资的，从而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政
治局面也不能稳定。
正如我们对社会流动性的讨论中所表明，社会流动性高将有助于经济增长。
那么，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如何昵?一项最近的研究比较了1990-1995年间的中国
和1993．1998年间的美国，结果发现，中国社会比美国社会体现出更高的收入流
动性(Khor,2005)。当与Kerm(2004)-报告的美国、西德和比利时同期的收入分布
的变动相比较的时候，中国的收入流动程度剧烈。这些较新的研究得出了比较乐
观的结果，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有着与美国几乎相同的统计上的
收入差距，同时，中国与美国一样并没有因为收入差距而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
但是，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在市场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原有的政
治和社会结构下的Power49嵌入到新生的市场机制当中，Power的拥有者在这个扭
曲的市场机制中追逐收入并迸一步追逐Power，那么，政治和社会资本的回报可
能会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中国的收入流动性可能出现下降趋势，而这
一趋势在王海港(2005)的研究中已经呈现。这提醒我们，目前中国的高收入流
动性也许并不值得我们乐观。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会进一
步降低社会流动性。
第二节讨论
l、就我国目前而情况而言，增长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绝对收入还很有限，
人们对收入分配并不是特别看重。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增强了穷人对收入差距
扩大的容忍力。所以，只要我国依然能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就能维持社会的
稳定，哪怕收入差距已经比较大(普遍认为基尼系数至少已经超过了0．4)。从这
个角度来说，收入差距扩大之所以在我国没有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原因并不在于
社会分割(比如收入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被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吸收了，从而同
一地区内部的差距比较小，因此不足以产生社会问题)，而在于经济增长的维系
作用。反过来，这也就意味着，一旦经济增长遇到问题，收入差距扩大就很可能
会造成社会问题。所以，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固然需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
势头，但是也必须趁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好时机”抓紧对收入差距的调整，为日
后的持续发展做好准备。
2、经济的持久增长和社会的持久稳定要求从现在开始重视收入差距扩大，
因为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扩大意味着制度必定是不稳定的。目前，收入差距扩大
已经引起了学界和决策者的高度重视，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缩小收入差
距。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如果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那么，一旦经济
增长变缓，或者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比如到了更重视收入相对
收入的程度)，社会冲突就会严重。由于此时收入差距很大，社会冲突很难调和，
容易导致政治和社会的持续混乱。
3、从传统文化上看，我国民众对不平等一项比较厌恶，“宁患寡，不患不均”
的古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而我们的模型分析表明，民众对不平等越厌恶，对不
平等的容忍度就越低，社会就不稳定。从这一点出发，我国对收入差距的调整已
经到了很关键的时刻。一个合适的收入差距将是我国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
关键。
4、我国农村地区从1998年起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和实施，开
始走向村民自治的道路。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这一过程并不顺畅。如果
说农村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村民自治的话，我们就有必要考虑收入差距和经济
增长的影响。目前很多农村的治理实行的是“精英治村”，即所谓的“能人治村”，
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如果能人的确能够带来高速经济增长，“能人治村”当
然也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并且还伴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农村
社会就会陷入严重的冲突。因此，如何探索良好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
有赖于我们对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充分研究。
表1，一些国家的基本指标
lndonesia Philippines Thailand South Taiwan OECDl
Korea
1．民族分化指数O．75 0．84 0．57 Oml 0．04 N／A
2．政府总支出17．2 19．5 15．2 21．O 26．6 N／A
／GDP,2000
3．政治稳定指数， ．1．56 ．O．21 0．2l O．50 0．70 1．24
2001
4．法治指数，2001 ．O．87 -o．49 O．44 0．55 0．75 1．55
5．腐败控制指数， ．1．Ol -0．49 -0．46 O．37 O．53 1．63
2001
6．基尼系数O．32 OA5(2000) 0．44 O．32 o．33 O．3l
(19哟(2000) (2000) (1999)
7．贫困人口比例23．4 39．4(2000) 12．9 7．4 O．6
(％) (1999) 0995) (1995) 0998)
资料来源，Shaoguang Wang,State Effectiveness and Democracy：Asia Cases,打印稿
注释：
1。政治转型(political transition)”这个词在相关研究文献中是指从非民主制度转向民主制
度的过程，从民主制度转向非民主制度的过程称为political breakdown。
2，虽然西方的学者认为他们的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政治转型还不够彻底，但总体上看还是比
较成功的。
’尽管可能存在所谓的贿选事件，但是，这更多的是个借口。今年的白俄罗斯选举再度出现
此类争议，但是我不认为存在广泛监督情况下贿选能够造成90％以上的支持率。我同样不
相信颜色革命以后的选举不存在此类问题。
4《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提供一些活生生的例子。
’《南方周末》，2006．7．6，A6版《农民对“新农村”有何期待》。
。关于民主的定义，很多地方直接引用了王绍光(2004)的论述。
’参见Gasiorowski(1995)对这种衡量方式的批评。
。DaronAcemoglu,JamesA．Robinson，WhyDidtheWestExtendtheFrenchise?Democracy,
Inequality,and Growth in Hiswrical Perspective， QuarterlyJournal ofEconomics,V01．1 15．No．
4。(Nov．，2000)，PP．1 167一l 199
’Boix and Garocaoo,Democracy,lnequality and count：y-specific wealth，2002，打印稿。IO^le‘‘岫IAzzen antiNicolaPd咖o，why删“ElitesExtmdtheSufhf神阳no∞卿end她sc叩eOfGevemntmt,withi^刚碰叫
协晰螂。^pOraefea"Ql_懈hJo帕■0fE∞nodc帅2004,Ⅷ119,No．2，P·0*707-765-
“结合Kenneth Boll end Robert Jackmen(1995)对Muller(1995)的评论．我们知道，Lizzeri
endPersieo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推动了民主?他们开始考虑到阶层结构(class
structure)对于民主进程的影响。事实上，对阶层结构的考虑，这也是很多相关研究模型最
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区别。
“Glaeser,Scheinkmen and Shleifer，2002，“The Iajusrice oflnequality”。打印稿。
”Williamson．Je_rey G．1991．“Britsih Inequality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Accounting
for the Ku∞ets Curve，”in Y．S．Brenner,Hartmut Kaelble and Mark Thomar，eds．Income
D．．istribution
in Historical Pempeaive．New York：Cambddge University Press．Pages 57—75．
H
Klaas．Franz．1981．“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Income lnequality inWestem Europ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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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endAmerica．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Books． ⋯P erez,Francisco et a1．1996．Capitalizaci’on Y crecimiento en Espa'na v螂regions 1955．1995
Bilban：Fundaei’on BB v．，此处转引自Boix and Garieano(2002)．
”Kevin Sylwester(2002)，Democracy and Change in Inequality,InternationalJournal ofBusiness
a。ndeconomics,V01．1，No．2，ppl67-t78
1。Edward Muller,Democracy,Eennomie Development e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SociologicalReview,V01．53。No．1，F曲．。1988。pp50-68
”Muller的观点在他随后的研究中(Muller，1994，1995)得到了迸一步阐发。但是，他的
研究也受到严厉批评，认为他的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或者理论基础与实证研究结合不
紧密，比如实证研究中完全忽略了社会结构这个因素：计量结果与他的研究样本之外的事实
严重违背，比如说，Muller观察到的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很多中等收入国家的民主崩溃，
但是事实上，197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纷纷重新建立；并且把公平(equality)与
公正(equity)弄混淆了。具体参看，Kenneth Boll end Robert Jackraen，“Income Inequality end
Democratization Revisited：Comment on Muller"，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5，V01．60，
D．。ecember,PP，983—989
"Kenneth＆Jackman．“Polirical Democracy end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Incom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01．50，Aug．，1985，No．4pp．438-457
删Howard Hendlemen．“The Secudty end Insecurities ofDemocracy in The Third World"Global
S．．tudies Perspective,V01．12，Number l，Sep．2004
“Robert Bah'o,Democracy and growth，Journal ofEconomic Growth,V01．1。No．，l，March
粤96，ppl-27
“Ana Corbacho，Mercedes Garcia-Eseribano,end Gabriela lnchanste，“Argentina：
Mamocconomie crisis end Household Vulnerability"．IMF Working Paper,2002．WP|03|毫9．
38
”农民阶级则由于工业革命的冲击逐渐衰弱。
抖Mcore．Barrington．1966．Social Origins of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the ModemW州d．Boston：Beacon Press．
口Lipset，Seymour M．1959．“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v．"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69-105．
埘Rueschemeyer,Dietrich．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Stephens．1992．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Daron Acemonglu&James A．Robinson，“A Theory ofPolitical Transition"．Th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l,NO．4(Sep．,2001)．pp938-963．
‘’ⅥFengandPaulZak,“TheDeterminants ofDemocraticTransition"．刀kJournalofConflict
Resolution,V01．43，NO．2．April，1999，PP．162-177
dPhilipNel．‘‘DemocratizationandDynamics ofincomeDistributioninLowandMiddleincome
countries。1985．1995”，May,2005，打印稿。
”BrankMilanovic，，2004．“Themedianvoterhypothesis，incomeinequality andincome
redistribution：an empiricaltestwiththe required data”，ManasCTipL
”本节的完整版曾经在第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武汉)上宣读过，感谢与会者的评论和建
议文责自负。
“Gradstein，Milenovic andY'mg,Democracy and Income Inequality：An EmpiricalAnalysis．
200l，打印稿。
∞Yi FengandPaulZak,"TheDeterminantsofDemocraticTransition"．TheJournalofConflict
Resolution,V01．43．No．2。April 1999，PP．162-177 34经过化简，我们只需要比较号妻耥与1．1的大小即可·显然，当口≥6时，前
者肯定更大。当a<b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得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b越机满足岩器引．1的a值更小·比如当b钏．5时，a只需要大于o．18即可。
因此，如果要使得社会流动性提高恶化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偏好，除非富人变成穷人的可能性
极大，而穷人变成富人的可能性极小。而在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一般情况下，富人变成的
可能性更小。所以，社会流动性提高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王永钦(2005)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讲座中强调了这一点。具体可以参见《中国社会变迁
中身份、价值与认同》，htlp：／／loming．essre．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lD=186。但是，
这一观点依然容易引起争议，因为欧洲有时候似乎很重视所谓的“血统纯正”，但是这似乎
只有在王室才会出现，而且，即便是王室，现在也大不一样了，我们认为，英国查尔斯王储
与卡米拉的最终结合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不过，虽然并不存在明确的数据来证实这一点，
但出国的老师和同事回来后经常向我们谈起这一点，我们从媒体上获得的报道似乎也能够支
持这一点。
”Acemoglu and Robinson·The odgin of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刘Daron Acemonglu＆James A．Robinson．“A Theory ofPolitical Transition"．Th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01．9l，No．“Sep．，2001)，pp938·963
”此处转引自黄有光，《社会福祉和经济政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
wilkinson(1997)，Clurl“2000)和Ball(2001)均直接转引自此书。
胛Veblen，Thorstein。1899。The Theory ofthe Leisure Class．An Ex,onolnic Study of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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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senberry,James S．。1949．Income,Saying，and the Theory ofCon$onlef Behavior(Harv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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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on，Angus，2003，‘‘Measuring poverty in a growing world(or measuring growth in a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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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sina,Glaeser and Sacerdote．why doesn’t United States have a European．style welfare stat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Activity,V01．200l，No．2(2001)，PP．187-254
”很多劳动经济学家们在研究收入差距时认为，美国社会虽然收入差距较大，但是社会却
比较安定，原因就在于美国社会的流动性非常高(陆铭，2002)。因此，穷人有很大的机会
变成富人。也正因为如此，尽管英美两国的收入差距高于欧洲其他国家，但是经济增长的表
现却更好。换言之．当我们考虑收入差距大小时．必须考虑到社会流动性。高的社会流动性
相当于降低了收入差距(至少降低了期望收入差距)，反之则反是。
“韩国和台湾采取财富再分配的方式，即土地再分配。但是这与韩国和台湾面临的形势密
切相关。台湾当时受大陆土改的影响，农民阶层当中的“共产主义”倾向很强烈．社会极不
稳定，而国民党再台湾并没有太多的既得利益，军事独裁又使得土地改革得推行相当容易；
韩国面临得情况与台湾非常类似。共产主义国家也采取了财富再分配得方式。而其他国家都
没有对初始财富进行再分配，而是对经济增长那部分进行再分配，也就是让穷人分享更多经
济增长的好处。
”ShmguangW∞g,Suite Effectiveness and Democracy：Asia Cases,打印稿
4646Williamson,Je reyG．1991．t·BritsihInequalityDudn2theIndustrialRevolution：Accounting
for the Ktmaets Curve，”in Y．S．Brenner,Hartmut Kaelble and Mark Thomas，eds．Income
Distrib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ages 57-75．
”Bertola,Castelnovo．Reis and Willibald，An Exploratio—n into Dis们bution ofIncome in Brazil
1839-1939，proceedingtoXIVInternationalEconomicHistoryCongressHelsinki,Finland,
叁ugIlst,2006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阿根廷在1853年里便已经初步引入了民主选举，但是直到1912
年才算正式实施。
”参见陆铭等人的文章，‘中国社会变迁中的身份，价值与认同》，可以登陆
http：／／luming．essrc．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lD=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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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5．
[29】YiFeng andPaulzak,"TheDeterminantsofDemocraticTramitinn',TheJournalofCo明ia
Resolutiog V01．43，No．2，April,1999,PP．162—177
【3I∞黄有光，‘社会福祉和经济政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后记
我本来野心勃勃地想把这篇毕业论文写成博士毕业论文，因为这个题目实在
太吸引人了。在我看来，要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必须首先了解政治。事实上，
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存在非常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
用也是至关重要的，而政策说到底就是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博弈的过程。所以，我
一直非常关注政治问题的经济分析。
在目前流行的经济研究中，我们习惯于假设行为人的理性，这本是不错的。
但是，其中一些对理性的拓展，在我看来是不合适的。比如说，我们通常会认为，
聊胜于无，比如说分蛋糕，有A和B两个人，如果由A率先出价，B不能还价，
只能决定是否接受，如果接受，就按照既定的方案进行，如果不接受，则双方都
没有。那么，A得到99％，B得到l％就是一个均衡的结果。但是，实际上，我
相信大部分人会拒绝A的这个提议，也就是所谓的损人不利己。
除此之外，有人说，所谓幸福，就是自己做一样工作，月薪5000，别人做
同样的工作只拿到3000；相反，如果自己拿6000，而做同样工作的人拿了8000，
就会感觉不幸福了。也就是说，相对收入对于个人决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政治上，“情绪”而不是理性的算计有时候是决定性的。比如说，大部分
群体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无关群众在发泄情绪。人们对贪污腐败官员的痛恨也
是如此，很多贪污腐败行为可能与个人并没有紧密的关系。但是，人们情绪上的
波动足以决定其行为。几乎在所有国家，政府都必须重视民众的情绪，否则就会
遭受损失，甚至是灭顶之灾。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永远是不能仅仅用经济学来
解释的，但是，政治却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台湾政坛的事情也是一个例子，陆铭
副教授曾经在一次报告中说，台湾的知识分析绝大部分都是反对台湾独立的，我
们可以把这看成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是，台湾的选举结果却说明，这个理性的
结果并没有被大众选择。因此，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才是理性?
也许争论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但是，我坚持认为，只有明白了这其中的奥妙，
才能理解政策的出台和经济的增长，如果我们承认政策对经济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的话。
这里又引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经济和政治(政策)到底是什么关系?如
果政治是内生的，那么，理解政治就首先必须理解经济，这又回到了经济理性优
先。如果经济决定于政治，那么政治又是怎么决定的呢?情绪?或者更准确的理
解是，二者互相作用，相互决定?
在国际上，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当流行，而国内，此类研究也正在增加。
不但学术界如此，一般的为投资服务的研究机构也是如此。我毕业以后即将加入
一家金融研究机构，也将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希望自己能够用新政治经济学的
方法理解并预测政策的形成及其影响，从而真正服务于投资者和大众。
当然，就这篇毕业论文而言，还有很多的不完善之处，事实上，我后期基本
没有做过修改，因为没有时间，我要为我的工作做准备了。如果这篇论文能够起
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论文的第一部分曾经投稿给《世界经济文汇》，陆铭老师和匿名审稿人给出
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我却到现在也没有修改好，其后陆老师催了几次，也没有完
成，甚感抱歉。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导师石磊教授给了我足够的自由和指
导，他是任何一个学生都希望遇到的导师。寇宗来教授、王永钦博士和王学斌博
士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和合作者，他们给了我很多指导。杨展和佟
郡同学也在论文写作中给了我很大帮助。还有，再一次感谢陆铭教授，他是我遇
到的虽好的老师之一，是他对我进行了最初的经济学启蒙教育，我至今仍然记得
他讲授的《劳动经济学》，尽管我也逃过几次课。
当然，徐敏霞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她让我度过了充实的研究生生活。我和
她已经结婚，论文是献给她的第一份结婚礼物，尽管这份礼物似乎太小。
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与政治转型
作者： 贺振华
学位授予单位： 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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