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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2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证分析

Y 951953
後算大学
硕上学位论文
学校代码: 10246
学号032哪j008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证分析
院系:
专业:
姓名:
指导教师:
完成同期:
经济半院
政治。济学
张鹏
张晖明教授
2006年4月15日
中文摘要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研究主要遵循两大思路来展开:一是对
外直接投资理论中的区位分析,二是对区位理论中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
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呈现出集中于东部地区的不均衡分布的特
征,并在近年来一直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变化趋势。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与多个区位因素有关。同时,这些因素也是导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不均衡分布的
重要原因。通过对200多个城市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集聚经济、市场容量
和融资,信息成本是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最重要的因素。相反,传统的成本
因素、地区市场发育程度、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在影响外商在华投资区位选
择中的贡献有限。政策优惠、劳动力成本对个别地区的引资影响显著,但就全国
范围来讲,表现并不显著。
关键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59
ABSTRCT
Abstract:Economists study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long two pathways:the former pathway is to find the relevant
content about location analysis among the theory of FDI:the latter
pathway is to study the location factors which are relevant to FDl within
location theory.The FDI in china concentrate on the east of china without
equilibria and keep its status during these years.There exist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 in china and several
location factors.The factors which are relevant to FDI’s location choice
in china have resulted in the state of equilibria of FDI in china.Based
upon the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data about 200 above cities in chins
this study sets forth that there exist several key factors which infect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 in china including agglomeratial economies,
market space,the cost of finance and information.On the contrary,the
traditional cost factor,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market,industry
structure and degree of outward open make l imited contribution to FDI’s
location in china.Some factors are obvious within given area in china,
but they are not obvious in other area of china.
Key Words:MuItinational Company;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Factor Analysis.
2
第1章导论
,.1选题及研究意义
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一个以全球化为显著
特征的新时期。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全球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
日益扩大,作为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载体的跨国公司的发展异常迅猛。对外直接投
资作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与增强综合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已经成为获取全
球控制能力的关键。
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国际化程
度大幅提高,连续多年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一位和世界第二位吸引外资最多的国
家。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
增长的强大动力之一。在本文中,将其他经济体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称为外商
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已经引起了诸多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
题的关注。但是,由于投资者的多元化、投资者复杂的投资动机和战略,以及具
有不同特点的东道国的存在,很难将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纳入到一个理
论体系中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用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
区位选择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于总结、拓展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研究,分析中国近
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特征及其变化,指导各区域引进外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
1.2研究框架
本文在创新性地运用两大思路对前人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进行综
述的基础上,结合大量的数据分析,阐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特征及其变迁,
探讨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试图建立一个分析外商在华直
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理论框架。最后,通过对2003年大陆各地级市的样本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对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理论框架进行检验和
修正,并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思路框架如图1-1所示。
3
结合
区位
——衍、
接投
的理
在分
图1-1全文思路框架
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
理论框架内,选择变量
并构建模型进行分析。
同时,对理论框架进行
检验和修正,并提出政
策建议。
4
第四章
以城市为视角的外商在华直接
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
1.3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基于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综述,本文创新性地认为,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外学
术界对FDI区位选择问题的理论研究,主要是沿着两条路线展开的。一是在现有
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寻找涉及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理论和流派,这条思路侧重
于对投资国国别选择的研究;二是以区位理论为视角,通过对区位因素的分析,
探讨东道国国内的区位特征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这条思路侧重于分
析外商如何在东道国国内进行区位选择。这两条思路中,前者一般属于国际经济
学的研究范畴,后者则属于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实际上,这两条思路,首先是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这一问题的本质特性
相符合的。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一个双向的问题。问题的一方面在于意图进行对外
投资的企业内部,即企业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什么样的地
区是企业中意的投资地。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投资地,即投资地需要具备何种条
件才能满足企业的投资意愿。
与问题的双向性相对应的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前一条思路
是在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寻找涉及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理论和流派。现有
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站在企业或者投资来源国的角度,分析企业在什么条
件下会进行对外投资,意愿投资地是哪些。后一条思路是以区位理论为视角,通
过对区位因素的分析,阐述具备何种因素的地区才会成为外资所青睐的区域。可
见,两条不同的思路,实际上是对应着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这一问题的两个方
面。
其次,这两条思路,也是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策过程相一致的。同
其他直接投资一样,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之一在于选择投资区位。但是,对外直
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策过程不同于在同一经济体范围内的直接投资。在大多数情
况下,对外直接投资者首先要选择投资的经济体(国家或地区),即国别选择;
然后再具体确定在东道国内的建厂地区和厂址(魏后凯,1998),即东道国国内
的区位选择。可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两条思路,也是与对外直
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过程的特殊性相伴随的。
另外,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集聚经济、市场容量、融资成本是影响外商
在华直接投资的最为重要的三大因素;市场发育程度、对外开放度、商业服务水
平等因素均没有显著影响到三大地带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劳动力成本显著
影响到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外商优惠政策对中、西部引资的促进
效果显著,但对东部地区来说,作用并不明显。
但是,应该看到,学者们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比较系统的研究对外直接投
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理论体系,特别是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
不均衡性,学者们很难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实践中提炼出一套既符合现代经济
学理论范式,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体系。
本文虽然尝试在这一方面进行探索,试图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来修正
现有的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理论框架,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不足
之处。尤其是囿于时间、精力、学识等方面,本文没能从投资来源国、投资行业
等角度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进行分类,并加以进一步的研究,以发现一些更深层
面上的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显著因素。这也是未来本人的研究方向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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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理论综述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对外直接投资是“直接投资者进行投资的公
司型或非公司型企业,直接投资者是其它经济体的居民,拥有(公司型企业)百
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以上的变通股或投票权,或拥有(非公司型企业)相应的股权
或投票权。”投资者在其他经济体创办企业或与当地资本合营企业,涉及诸如资
本、货品、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直接卷入,投资者对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使
用和生产过程的管理拥有直接控制的权力。通常,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是通过母公
司向新的附属者转移资金、或从母国贷款者借款、或母公司在投资国借款,以及
以上方式的任何组合来融通资金。
同其他直接投资一样,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之一在于投资的区位选择。但是,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过程不同于在同一经济体范围内的直接投资。在大多数
情况下,投资者首先要选择投资的经济体(国家或地区),然后再具体确定在东
道国内的建厂地区和厂址(魏后凯,1998)。
这样,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
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选择;二是在东道国国内的区位选择。前者一般属于国际经
济学的研究范畴,后者则属于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本章首先简要介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主要流派f然后创新性地通过两大思
路来对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进行梳理;最后侧重于对FDI区位选择
理论的实证研究进行简要的综述。
2.1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主要流派
在重点对FDI区位选择理论进行综述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对外直接
投资理论。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是以解释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机
制为目的的理论。
在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之后的近100年里,经济理论界一直没有对其进行系统
的研究,更没有形成独立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以
前,一些西方学者运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主要用于解释国际间接投资的国际
资本流动理论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传统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认为,各国的
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是完全的;各国资本的充裕程度不同,资本从“资本过剩”
的国家流向“资本短缺”的国家,国际资本流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之间的利率
差异。由此可见,这时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并没有突破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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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框架,其假设仍然是以市场完全竞争为前提的,只不过是以货币资本代替了实
物商品。现实经济生活表明,国际市场是不完全的,正是这种不完全,导致了国
际直接投资的产生与发展。由此可见,传统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难以对国际直接
投资实践做出科学的解释。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间直接投资规模的日益扩大,对国
际直接投资的研究日益深入,形成了许多理论流派。
从学术渊源或其基础来看,这些理论流派大体上可分为两大体系:一是以产
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体系;另一个是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的体系。前者是微观
分析,即从企业层次出发进行分析,其重要假设是不完全竞争,研究的基本问题
是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和条件,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的
市场内部化理论是其典型代表;后者是动态的宏观分析,即从国民经济的角度进
行分析,其重要假设之一是完全竞争,强调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和发展的决定因素,
以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为代表。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
期,上述两类理论呈现出融合趋势,经济学家将垄断优势、内部化等理论结合,
并且引入区位理论,形成了综合性的学说,此即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2.1.1以产业组织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两者的融合
一、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1、垄断优势理论
美国学者S.H.海默(S.H.Hymer,1960)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国内企业的
国际化经营——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开创性
的研究,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Monopolistic Advantage Theory),首次论
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外国金融资产投资,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海默认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跨国公司具有公
司特定优势,从而可以克服在国外经营的种种劣势;(2)这些优势的买方市场是
不完全市场,从而使这些优势成为“垄断优势”。在与当地企业的竞争中,虽然
跨国公司在运输、通讯成本以及对当地环境和法规的了解上处于劣势,但是,垄
断优势可以完全或部分抵消这种劣势。
2、寡头垄断行为理论
美国学者F.T.尼克博克(F.T.Knickerbocker,1973)在垄断优势论的基础上,
从垄断企业战略竞争角度出发,提出了寡头垄断行为理论(Follow—the—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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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亦称寡占反应理论(Oligopolistic Reaction Theory),对垄断优势
论作了重要补充。【2】
尼克博克研究发现,战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两大特点:(1)美国对外投
资是由一些具有垄断地位的跨国公司进行的;(2)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具有集
体行动的特点,即几家同行业公司同时或先后向同一地方投资。为此,他将美国
的对外直接投资分为进攻性投资和防御性投资两类。前者指具有垄断优势地位的
跨国公司对外扩张,占领海外市场;后者指其他公司为保住自己的海外市场份额,
不得不随着垄断公司的对外扩张而相应地扩张。
尼克博克认为,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垄断企业模仿领头企
业的竞争战略。为了与领头企业瓜分市场,在领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刺激下,
其他竞争企业也会模仿其战略相继到同一市场上进行直接投资。
3、市场内部化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克利、卡森和拉格曼等人(Buckley&Casson,1976:
Buckley,1988;Casson,1985,1987;Rugman,1980,1981,1987)从产业组
织角度,强调了市场不完全性是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并由此提出了“市
场内部化理论”(Internalization Theory)。【3】
这个理论依赖于两个原则:(1)公司的每一经济活动都选择成本最低的区位;
(2)公司通过市场内部化扩大经济规模,从而使内部化收益超过成本。所谓市
场内部化是指外部市场机制的不完全性造成了中间产品的不确定,为了提高产品
交易效率,跨国公司通过行政结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Buckley,1988)。
拉格曼认为,市场内部化是指“将市场建立在公司内部的过程,以内部市场
取代原来固定的外部市场,公司内部的调拨价格起着润滑内部市场的作用,使它
能像固定的外部市场一样有效地发挥作用”。实行市场内部化已成为当代大型跨
国公司的重要经营策略。
巴克利和卡森认为,只要内部化成本小于市场交易的成本,内部化就可以实
现。由此可见,避免市场交易成本是企业建立内部市场的根本动因,也是跨国公
司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二、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I、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侧重于静态分析,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引入了动
态分析方法,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动态模型。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弗农(Vernon,
1966,1974,1979)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 Cycle Theory)。[41后
9
来,弗农又对该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该理论将产品的周期划为3个阶段:新产品创新(New Product)阶段、产
品成熟(Maturing Product)阶段和产品标准化(Standardized Product)阶
段。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公司在产品周期运动中,因生产条件、竞争条件
等区位因素发生变动后所作的理性选择。这表明在国际生产中,任何产品的生产
地点,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产品处于生命周期中的哪一个阶段。
2、比较优势理论
除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外,日本学者小岛清(Kojima,1973,1978)根据对日
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同
该理论的核心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
产业——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该理论否定了垄断优势因素在境外直接投资
中的决定作用,强调运用与东道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标准化技术来拓展国外市
场。
该理论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边际产业开始。边际产业是本国
已经处于或趋于比较劣势的,而对东道国来说是具有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
产业。从边际产业开始对外投资,可以使东道国由于缺乏技术或者生产经验等原
因未能显现出来的比较优势显现出来,而投资国也能够通过产业的转移实现产业
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可以说,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区位含义与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的区位
含义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都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与本国存在一
定产业梯度的区位进行投资,而这些区位往往处于本国产业的下游梯度。
三、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
巴克利和英国经济学家J.HI邓宁(J.H.Dunning,1977)教授借鉴了海默以来
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将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巴克利和卡森等人的内部化
理论结合起来,并引入了区位理论,采用折衷的方法和体系加以综合,形成了“国
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61西方
经济学界将其视为迄今为止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大综合,被冠以“通论”之美称。
就解释力而言,该理论也是迄今为止解释能力最强的一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邓宁继承了冉默的垄断优势的观点,吸收了巴克利和卡森等人的内部化理论
的内涵,又引入了区位理论,增加了区位优势一项,构成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
核心——三优势范式(OLI Paradigm)。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从事对外投
资活动的企业必须能满足以下三个条件:(a)一国企业在参与市场时,拥有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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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这类优势主要采取无形资产的形式,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为该企业所独有或垄断;(b)如果条件a得到满足,则企业将其所拥有的优势加
以内部化比向外出让可能更为有利,即企业通过自身活动的延伸将其所拥有的优
势加以内部化,而不是将其拥有的优势出售给其他企业使用,也就是将优势的使
用外部化;(c)如果条件a和条件b得到满足,企业将其拥有的优势与东道国当
地的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结合比在本国运用可能更为有利。否则,只有通
过出口贸易满足国外市场的需要,而国内市场则要由国内生产来满足。上述三个
假定条件可以概括为三组基本变量:O一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I
一市场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以及L一区位优势(Location
Advantage)。
所有权优势的核心为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的别园企业所没有或无法获
得的特定优势,主要包括技术优势、企业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金融和货币
优势等。市场内部化优势是指为避免不完全市场给企业带来的不良影响,而保持
的组织管理上的优势。也就是说,企业为避开外部市场机制的不完全性,通过境
外直接投资方式,把所有权优势经过内部市场转移给国外子公司,从而取得更多
收益。区位优势指跨国公司在投资区位上具有的选择优势,即国外的生产要素对
企业对外投资的吸引力,包含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低
廉的生产要素成本、吸引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等。三组变量相互关联,其中所有
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区位优势为充分条件,不
同的组合将决定国际经济活动的不同选择方式,如表2-1:
表2.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下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
国际经济活动方式所有权优势市场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
非股权安排具有不具有不具有
产品出口具有具有不具有
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具有具有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当厂商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市场内部化优势时,是否
具有区位优势决定了厂商对东道国是进行直接投资还是出口贸易。可见,区位优
势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邓宁比较全面地总结了能够吸引
外国投资的区位优势因素,其中包括:自然和人造资源及其空间分布,投入品的
价格、质量以及生产效率(劳动力、原材料、能源、零部件和半成品等),市场
规模及其发展潜力,贸易壁垒,国家外资政策,基本设施保障,跨国『日J意识形态、
语言、文化、商业惯例以及政治差异,研究和开发,生产和营销集中所带来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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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性,经济体制和政府战略,资源分配的制度框架等宏观经济环境。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三项因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紧
密联系的。与外国企业相比,本国企业拥有的所有权优势越大,将资产内部化使
用的可能性也越大,从而在国外利用其资产比在国内可能更为有利,越有可能发
展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一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
可以解释一国企业对参与国际经济方式的选择,亦即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对外
贸易和对外技术转让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2.1.2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主要进展
一、竞争优势理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转向了对
投资国内部条件的分析。波特(Porter,1990)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在全球竞争
中战胜对手,国内需要有更激烈的竞争。国内的竞争可以促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川因此,在国际市场上成功
的企业往往是那些成功地将在国内拥有的优势扩展到国际市场的企业。
按照波特的观点,一个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选择合适的投资区
位固然重要,但是,在国内拥有的优势更加重要。在此基础上,波特提出了“竞
争优势理论”(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ory)或称“菱形结构”.波特认为,
竞争优势由四个部分组成,即要素供给、产品需求、公司战略以及相关和支持性
产业。处于有利的“菱形结构”的国家将增强其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二、国际市场进入选择折衷理论
跨国公司决定进入一个外国市场,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市场进入方式来组织
和管理其经济活动。选择何种方式进入最有利?希尔、王和金(Hill,Hwang&
Kim,1990)以及贝尔(Bell,1996)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国
际市场进入选择折衷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Choice of International
Market Entry)。
根据贝尔(Bell,1996)的研究,跨国公司进入外国市场的方式取决于四组
变量,即战略变量(Strategic Variables)、区位变量(Locatlonal Variables)、
交易变量(Transaction Variables)以及企业所有权优势变量
(Ownership—specific Variables)。这四组变量分别源于战略行为理论
(Strategic behavior approach)、内部化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economics)以及资源基础理论。贝尔认为,战略变量包括全球战略、竞争程度
以及产业增长;区位变量包括文化差异、东道国风险、东道国政府政策以及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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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交易变量包括资产专用性和公司声誉;所有权优势变量包括国际商业经验、
在东道国经商的经验、对各种进入方式的经验、产品生产销售经验以及公司规模。
在此基础上,他作出了一系列推论:(1)公司的全球性战略减少合资的可能
性;(2)强烈的产业竞争水平增加合资的可能性:(3)产业的高速增长促进合资
企业的建立;(4)丰富的国际投资经验降低合资的可能性;(5)东道国经验的积
累降低合资的可能性;(6)公司趋向于采取自己熟悉的进入方式;(7)丰富的产
品生产和销售经验降低合资的可能性;(8)较大规模的投资通常采取合资方式;
(9)特定资产的转移倾向于避免合资;(10)声誉好的企业倾向于建立独资企业;
(11)巨大的文化差异有利于建立合资企业;(12)东道国风险不利于建立独资;
(13)限制性的政府政策不利于独资;(14)东道国的福利水平有利于合资。
2.1.3综合述评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远远没有满足实践的要求,距离成熟的理论
体系尚存相当长的距离(崔新建,2001)。当前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在特定范围、
特定时期、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某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但普遍适用于世
界范围、合理解释和预测所有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理论尚未形成。在研究
我国外商投资问题时,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或许不是最适宜的,但起码是可以借
鉴和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的。事实上,这些分析框架即使在分析西方发达国家之间
的跨国投资时,也并不见得十分贴切,理论本身也仍然在发展与变化过程中,适
宜总是相对的(江小涓、杜玲,2001)。因此,借鉴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中
国问题,对于理解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行为和提高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学术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
2.2梳理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两条主要思路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是现代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
但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的差异,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难以圆满地解释对外
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需要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区位理论的结合
(Bagchisen&Wheeler。1989)。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出现了不少研究文
献。这些研究吸收了工业区位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跨国公司理论和产业组
织理论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不同学派。
近年来,随着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
资额的迅速增长,我国国内一些学者也根据西方的区位选择理论对我国外商直接
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
丛毽直的硒窒盛墨塞置:奎塞剑堑鲑地丛盘:重三三土生塞:国内处堂苤
墨盟婴!匡僮建叠回壁丝堡途珏塞:主要是澄羞匦筮堕线屋珏的!
一是在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寻找涉及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理论和流
派,这条思路侧重于对投资国国别选择的研究;二是以区位理论为视角,通过对
区位因素的分析,探讨东道国国内的区位特征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这条思路侧重于分析外商如何在东道国国内进行区位选择。这两条思路中,前者
一般属于国际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后者则属于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
要领域。
实际上,这两条思路,首先是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这一问题的本质特性
相符合的。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一个双向的问题。问题的一方面在于意图进行对外
投资的企业内部,即企业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什么样的地
区是企业中意的投资地。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投资地,即投资地需要具备何种条
件才能满足企业的投资意愿。
与问题的双向性相对应的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前一条思路
是在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寻找涉及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理论和流派。现有
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站在企业或者投资来源国的角度,分析企业在什么条
件下会进行对外投资,意愿投资地是哪些。后一条思路是以区位理论为视角,通
过对区位因素的分析,阐述具备何种因素的地区才会成为外资所青睐的区域。可
见,两条不同的思路,实际上是对应着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这一问题的两个方
面。
其次,这两条思路,也是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策过程相一致的。同
其他直接投资一样,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之一在于选择投资区位。但是,对外直
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策过程不同于在同一经济体范围内的直接投资。在大多数情
况下,对外直接投资者首先要选择投资的经济体(国家或地区),即国别选择;
然后再具体确定在东道国内的建厂地区和厂址(魏后凯,1998),即东道国国内
的区位选择。可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两条思路,也是与对外直
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过程的特殊性相伴随的。
本节按照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逻辑过程,即先进行国别选择,再进行东
道国国内区位选择,对FDI区位选择理论进行综述。然后,介绍伴随着对这一问
题的理论研究经常采用的两种实证研究的方法,为第四章的实证分析做一个铺
垫。本节综述的逻辑思路示意图见图2-1。
14
图2—1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
对外直接
投资理论
中的区位
分析

‘夕
企业调查
分析法
区位理论
中影响对
外直接投
资的区位
因素
区域指标
计量分析

2.2.1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的区位分析——国别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的区位分析是在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寻找涉及
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理论和流派。这种思路侧重于对投资国国别选择的研究,对
如何进一步地在投资国国内进行区位选择,涉及不多。
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邓宁(Dunning,1973,1977,1988,1998)、弗农
(Vernon,1974)和帕里(Parry,1975)等都曾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国际投资区位选择
问题。
在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OLI模型中,邓宁把区位优势看成是国际投资
在何处发生的关键因素(Dunning,1977)。在《国际生产的决定》一文中。邓宁
(Dunning,1973)把区位因素归为四类:(1)市场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市场增长、
同顾客密切联系的程度、现有市场布局;(2)贸易壁垒,包括贸易壁垒程度(关
税高低)、当地顾客喜爱本国产品的程度;(3)成本因素,包括接近供应来源、
劳动力成本、原料成本、运输成本;(4)投资环境,包括东道国的政策法规和政
局稳定程度。随后,邓宁(Dunning,1988)把区位特征变量进一步归纳为:自然
和人造资源禀赋及市场的空间分布;劳动力、能源、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等
投入的价格、质量和生产率;国际交通和通信成本;投资刺激和投资障碍;对货
物贸易的人为障碍,如进口控制等;商业、法律、教育、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
条件;心理距离,如语言、文化、习惯等的差异;R&O、生产和销售的集中化经
济;经济体制、政府政策以及资源配置的制度框架等。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实际上也是一个国际生产区位转移的理论。按照他
早期的观点,新产品、新技术的扩散,将从最初生产该产品的发达国家,依次向
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转移(Vernon,1966)。
很明显,随着新产品、新技术的扩散,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区位也将逐步发生转
移。后来,弗农(Vernon,1979)对上述模式又进行了较大修正,认为新产品的开
发、研制应完全限于母国的母公司内部,而所有海外子公司的经营完全实行分权
化。在《经济活动区位》一文中,弗农(Vernon,1974)还详细探讨了创新导向寡
头(Innovation—based 01igopolies)、成熟期寡头(Mature 01igopolies)和
衰老期寡头(Senescent Oligopolies)经济活动的国际区位问题。此外,帕里
(Parry,1975)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也系统地探讨了跨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生产
区位问题。
2.2.2区位理论中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东道国内的区位选择
对区位理论中的涉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进行研究,是研究对外直接投
资区位选择理论的另一重要思路。这种方法是以区位理论为视角,通过对区位因
16
素的分析,探讨东道国国内的区位特征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它侧重
于分析外商如何在东道国国内进行区位选择。
在区位理论从以杜能(1986)和韦伯(1997)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发展到
当代区位理论的过程中,成本、市场等因素始终是区位理论中重要的因素,并在
此基础上形成了区位理论中的不同学派。这些因素中,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相关的因素有自然禀赋、成本、市场、集聚经济、制度等因素。
一、自然禀赋因素
自然禀赋因素主要包括与其生产和经营活动相关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气
候条件等非人为的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相关的自然因素主要包括东道
国区域的地理位置、区域面积、人口规模及其分布、地形、地质、水文气象及自
然资源状况等。当然,这些因素对于不同类型和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说,其重
要程度是不同的。
二、成本因素
成本因素作为区位理论中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
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以杜能(1986)和韦伯(1997)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把成本最小化作为
区位选择的标准嘲。根据克利克曼和伍德(Clickman&Wood,1988)的研究,
成本最小化仍然是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
一般而言,东道国区域生产成本与投资输出区域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大于东
道国区域商品价值与国际价值的差额,这是跨国公司可以接受的,进行对外直接
投资的成本最高限。所谓成本,是企业投资和经营过程中所有费用和支出的总和。
相对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决策而言,可以将其分为风险成本和经营成本两类。
风险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经营损失,包括政治动
乱、战争、治安恶化、天灾、国有化、金融动荡、经济危机、市场秩序混乱等。
其特点是突发性和难以预测性。
如果一个区域内的风险大,投资者便会避而远之;相反,则该区域能够吸引
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风险成本产生的原因既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但是,在风险发生前后,
人为能控制的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个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是否完善、其宏观管理水
平和公共事务管理水平的高低。因此,一个区域或国家的政法制度完善程度、宏
观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水平高低是决定风险成本高低的关键的人为可控制的因素,
也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
17
因就是这些国家和区域政局稳定、政策明确、管理机制成熟,特别是实行的投资
自由化政策,减少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大大降低了风险成本。
另一大成本是经营成本。经营成本是指企业在投资经营成本过程中、在正常
经营条件下所耗费的生产经营的费用总和。在其他条件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跨
国公司自然会选择经营成本低廉的区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一个区域的经营成本
越低,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越大。
经营成本主要包括物流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税收政策、资本市场发育程
度、资源状况、土地价格、折旧和费用提取规定等。
在成本研究方面,除了传统的经营成本和风险成本外,近年来的重要进展就
是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到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析中。如威廉森(Williamson,
1985)认为,商品交换中较高的交易成本将促使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凯维斯
(Caves,1971)发现,在寻找原材料和服务、搜寻商品市场、雇佣劳动力、谈
判合同等成本高时,外商直接投资将转移到交易成本低的地区。信息成本的高低
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Mariotti&Piscitello,1995)。
三、市场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所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市场规模、潜力大小等
市场因素。关于市场因素的重要作用,早在克里斯塔勒(1998)和勒斯(1995)
的著作中就得到了特别强调,并由此形成了市场学派【9】。
一个区域的市场因素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决定的,其中,包括该区域的
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的多寡、贸易壁垒和货币的可兑换性等等。
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中,十分强调市场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其增长潜力对外商
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接近市场意味着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以及相关的市场搜
寻成本,招聘到合适的熟练工人和经营管理人员,听取和反馈消费者的意见。较
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外商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吸引力。一个
庞大的市场还意味着存在许多的生产者、竞争者以及合作者。在这里,外商更容
易找到合作伙伴,也更容易找到投资机会,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弗
里德曼等(Friedman et al,1992)发现,接近市场对外商在美国的投资区位决
策有着重要的正的影响。同样,一些具有较好市场邻接性的欧洲国家,同样从美
国吸引了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Devereux&Griffith,1998)。在中国,接近市
场的程度也部分解释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城际差异(Gong,1995)。
四、集聚经济
除了上述这些传统的区位因素之外,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强调集聚经济的
重要性。
广义上讲,集聚经济是指由于经济活动和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
正外部性以及规模和范围经济(Smith&Florida,1994)。埃利森和格莱泽
(Ellison&Glaeser,1997)认为,一个产业的空间集聚将会形成产业特定的
溢出效应(Industry—specific spillovers)和自然优势。产业特定的溢出效应
对企业来说是外部经济,而对区域产业簇(Industry cluster)来说则是内部经
济。
集聚经济的存在需要有大量的劳动力的供给,发育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市场,
以及众多的投资者相互竞争和学习的环境。集聚经济的存在也意味着节约成本,
既包括传统成本的节约,也意味着交易和信息成本的节约。
一般认为,与东道国企业相比,外国投资者在所处的投资环境中处于一种“外
来身份”的劣势,在原材料购买、识别和发现市场机会、熟练劳动力的来源、管
理等许多不可预见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方面比东道国企业有着更高的信息成本,这
使得外资企业往往做出风险回避型的区位选择(Caves,1971)。由于较高的信息
成本和在外国管理企业的困难,对一个风险回避的企业来说,它往往投资于那些
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市场大而稳定、具有各种集聚经济效应,且为人们所熟悉的
地区(Clickman&Wood,1988),这样不仅可以获取集聚经济效益,而且可以降
低投资风险。
按照波特(Porter,1990)的观点,一个区域之所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吸引
力,是因为它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可以得到特定的服务设施和熟练劳动力,具
有好的区域形象以及大量产业的集中等。
根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虽然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不断
扩大,但是,其分布是极不均衡的。30个最大的东道国吸收了全世界对外直接
投资资本额的9996,而且这些国际投资表现出自觉的、有序的、明显的产业集聚
和空间集聚特征。
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集聚经济对FDI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卢格
尔和谢蒂(Luger&Shetty,1985)通过对三位数产业(标准产业分类)的研究,
证实了集聚经济对外国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利用这些部门的总就业数据,
一些学者为区位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对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
策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Oh Uallachian,1996)。惠勒和莫迪(Wheeler&
Mody,1992)发现,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非常重视集聚经济的
存在。利用1974~1990年瑞典单个跨国企业以及他们在18个国家的制造工厂的
数据,布劳纳耶尔姆和斯文森(Braunerhjelm&Svenson,1996)同样证实了集
聚经济吸引了瑞典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此外,许多研究
19
还发现,外国投资通常被吸引到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在这些地区,由于产业
配套条件较好,外国公司在这里投资,可以较好地解决产业配套问题,并便于开
展专业化分工协作。龚(Gong,1995)及黑德和里斯(Head i Ries,1996)认
为,集聚经济的存在对外商在中国城市的投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五、制度因素
一个地区的政策、文化、发展战略等制度因素也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影
响。这些制度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两大方面。
政策因素是指东道国或区域的税收政策、产业政策、宏观调控政策等涉及投
资与企业经营的由政府决定的因素。各个国家、区域的政策不同,直接影响到投
资项目的财务收益和分配。一些区域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地方经济的发
展,对某些行业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给予特别的优惠政策,无疑对于外商直接投资
的区位选择有着非常大的影响。Lall和Siddharthan(1982)发现外资企业在
美国的经营活动与有效保护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Agodo(1978)发现地方政
府发展规划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呈正相关关系,他认为并不是规划本身,而是
发展规划创造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对外商有吸引力。
东道国或区域的社会人文因素对FDI区位选择决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
些因素具体包括语言、民族、宗教、风俗、传统价值观、道德准则、教育水平、
人口素质和卫生条件等方面。东道国区域的文化背景决定了该区域普遍的社会态
度、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这些都影响着外商投资者与当地政府、组织和个人的
交往方式和途径。Veuglers(1991)采用语言变量代表文化相关性,发现该变量
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内部分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
对外直接投资中,投资者的行为也要符合投资所在地居民的习惯和规范,甚至于
为了适应投资所在地特定的人文环境要求,投资者要随时调整企业的经营战略、
组织结构、管理方法和企业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几种因素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叉、综合作用
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策过程的。
2.3关于对FDI区位选择问题实证研究的综述
伴随者对FDI区位选择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学者经常采用两种实证研究的
方法。一是采用企业实地调查的方法,探讨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决策过程、影响
因素及其空间组织行为:二是根据现代区位理论的基本原理,并采用各种经济计
量方法,探讨国内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或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这两种方法实际上也是对应了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两个方面。企业
20
调查分析法侧重于对意愿进行投资的企业进行研究;区域指标计量分析法是侧重
于对投资地进行研究,即分析一个地区的各项地理、经济指标在达到什么水平时
可能会成为投资企业选择的对象。
2.3.1企业调查分析法
这种方法采用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实地调查的方法,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选择的决策过程、影响因素及其空间组织行为,是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研
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这种方法从微观的企业角度出发,着重就企业投资区位决策
进行研究,包括投资国别选择和东道国国内建厂地区选择等。
一般说来,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投资区位决策时,一般都要进行详细的商情
调查和多方案比较。然而,各个公司由于具体情况不同,投资决策时所考虑的区
位因素通常具有较大差异。这样,要揭示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一般规律性,就需
要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这种大规模的区位调查往往需要耗费大量
人力和资金,因而常常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布劳纳耶尔姆和斯文森(Braunerhjelm&Svensson,1996)采取企业调查
分析的方法,搜集到了1974~1990年瑞典单个跨国企业及其在瑞典以外18个国
家的生产工厂的数据,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区位化经济是吸引瑞典对
外直接投资,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首要因素。
近年来,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对外商在华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李小建(1996,1999)对香港在大陆的55家公司的投资动机进行了调查。这55
家公司主要集中在电子、纺织和服装行业。对这些公司投资动机的调查结果表明,
其中的46家公司将“降低生产成本”作为在大陆投资的最主要动机;8家公司
将“打入大陆市场”作为最主要动机。同时,这些公司在大陆初始投资时,主要
考虑“接近香港”、“廉价劳动力”、“良好运输条件”以及“优惠政策”等因素,
而新建工厂主要考虑“廉价劳动力”、“有技术劳动力”、“个人关系”、“较好工业
关系”、“更优惠政策”等。这些因素均直接或间接地与降低生产成本有关。
李小建(1996)通过实地调查考察了香港企业在大陆工业直接投资的区位选
择问题。他认为,1989年之前香港企业增加投资集中于中国南部和沿海地区,
之后出现“北上”和“内进”,然而这种趋势对工业直接投资而言并不明显。同
时,他还发现,香港企业投资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为廉价劳动力和接近香港或有
个人关系。由于香港对大陆的投资主要为中小型投资,其在投资时对环境的熟悉
程度(如熟人好办事)充分说明了对中小企业而言信息成本的重要性。
1998年,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对欧盟在华投资企业进行了一次大型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影响欧盟在华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首先是产品市场(占
47%),然后依次是政府政策(16%)、原料市场和劳动力素质(各占13%),最后
才是基础设施(996)和政府办事效率(2%)。这说明,欧盟企业在选择在华投资
区位时,主要考虑当地是否是其产品的主要市场,或者当地是否离其产品的主要
市场很近(王洛林,2000)。这与香港企业主要考虑生产成本因素具有很大的不
同。
北京大学的李国平、杨开忠(2000)结合企业调查,分析了外商在华直接投
资的资料与数据,认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受劳动等生产要素成本
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要素成本在不同区域之间的相对变化,是决定外商对华直
接投资空间转移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随着我国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技术
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获取市场份额为动机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日益增加,与此
同时,投资区位也出现了从沿海向内地推移的趋势。
魏后凯、贺灿飞、王新(2001)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对河北省秦皇岛市
135个外商投资企业来华投资动机及其区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影
响外商在秦皇岛市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可归纳为城市经济文化环境因素、交易成
本因素、生产投入供应因素、市场因素以及投入成本因素。
近年来,国内的不少学者通过企业调查的方法,对不同投资来源国(地区)
的在华企业区位选择模式进行了对比研究。通过比较分析发现,香港和中国台湾
地区的投资大部分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美国投资集中在江苏、广东、北京、天
津和上海一带;日本投资集中在东北和环渤海湾地区;而欧洲投资则主要集中在
上海和广东等地(Leung 1990;Sun&Tipton,1998)。日韩在华制造业投资比
较强调对本国的出口,而欧美投资则比较看重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拓。张文忠
(2000)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了日本和韩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区位行为差异。
他通过对上海和大连57家日资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有61%的日资企业在华投
资是为了开拓中国市场,43%的企业是为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41%的企业是
利用产业内的国际分工把下游产品向中国转移,32%的企业是想把中国作为日本
的一个新的出口基地。从总体上看,日本企业在华投资所考虑的区位因素主要包
括:潜在的市场、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地理位置的接近性、中国政府对外资企
业投资的优惠政策、正在逐步完善的投资环境、便宜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等。很明
显,中国潜在的市场容量和廉价的劳动力等比较优势是日资企业由东南亚转向中
国的主要原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外资的优惠条件和较优越的投资环境则促使
日资企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中。韩资企业在华投资行为与日资企业具有类似性。
2.3.2区域指标计量分析法
区域指标计量分析法是采用系统的数据和经济计量方法,如多元回归模型、
条件逻辑模型(Conditional Logic Model,简称CLM)、因子或因子分析法等,
通过对各个区域的地理、经济指标进行计量分析,来考察一个地区在具备何种条
件时可能会成为投资企业选择的对象。
区域指标计量分析法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视为一个整体,以东
道国已经形成的大量直接投资群体为样本,舍弃了个别投资者的决策过程来进行
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建立在一系列的有关假设和推理基础之上,一般假定所
分析的地域单元(如省、城市、县)是同质的,根据规范的假设来发现影响其分
布的相关因素,然后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评价。从所
选择的地域单元来看,这类研究主要包括省际比较、城际比较和省内县际比较研
究。
1、省际比较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江苏、福建、上海、
山东,辽宁、北京、天津等省市。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省际分布的
这种不平衡性与其区域特征密切相关。陈(Chen,1996)利用1987~1991年30
个省区外资企业就业数据,并采用条件逻辑模型,考察了市场扩张潜力和交通运
输联系等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发现资源配
置效率对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区位在统计上有着负的影响,R&D人员对东部和中部
地区外商投资区位也有着同样的负的影响。
鲁明泓(1997)利用1988~1995年29个省区外商投资数据,分析了投资环
境对外商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城镇人口比重、特殊经济政策优惠程度和地区经济外向度与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
资成正相关,而地区劳动力成本和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与外商直接投资成负相关。
同时,采用偏差系数的方法,他还计算了各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其投资环
境之间存在的偏差,认为广西、陕西、江苏、海南、贵州、甘肃、天津等省区属
于外商过度投资地区,而新疆、福建、河南、河北、内蒙古、广东、青海、山西
则属于外商投资不足地区。
此后,有许多学者采用对数线性回归模型或多元回归模型的方法,对中国外
商直接投资省际差异的决定进行了深入研究(Broadman&Sun,1997;Chen,1997a;
贺灿飞和梁进社,1999;Wei et a1.,1999;冯毅和张晖,1999;Coughlin et a1.,
2000;Cheng et a1.,2000)。结果表明,地理区位、市场容量及其增长、基础
设施、对外开放程度、政府优惠政策、集聚经济和劳动生产效率等因素对外商投
资区位选择有着正的影响,而工资水平、信息成本、成人文盲率和环境污染状况
等对吸引外商投资有着负的影响。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无论是采用名义的职工
平均工资还是采用实际的效率工资指标,其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均有着负的影
响。
需要指出的是,贺灿飞、梁进社(1999)用弹性系数分析方法对中国外商直
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分
布变化的区域竞争优势模型。通过实证分析,他们认为:(1)中国外商直接投资
及其投资类型的区域差异是空间经济不平衡规律在中国区域上的体现;(2)信息
成本、市场容量与风险因素是解释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投资类型区域模式的最
重要因素;(3)由于关键因素相对贡献的变化而导致的区域竞争优势的变化是外
商直接投资区域模式演变的内在动因;(4)合资、合作和独资的区域模式的差异
取决于它们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对区域投资环境的响应;(5)外商直接投资的“区
域性自我累积机制”使得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模式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本
质性的改观;(6)90年代以来,外商对中国的投资由试探性阶段走向成熟阶段,
投资战略由投机型、追求短期的高资本回报率转向立足全球战略的市场导向型投
资。
2、城际比较
除了省际比较分析外,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外商投资的城际差异进行了
实证研究(Leung,1990;Gong,1995,Head&Ries,1996,Qu&Green,1997)。
龙志能(Leung,1990)择非农业人口、工业总产值、交通设施和地理区位等因
素作为自变量,对1979~1985年中国324个城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进行了实
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非常相似,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经济中心。同时,由于投资来源国的不
同、所投资产业的差异以及中国政府最初采取的地域性限制政策,中国外商投资
分布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集聚性。
龚(Gong,1995)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中国1980~1989年外商直接投资的
城市分布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那些具有良好的电力供应、
濒临海港、水路交通方便、通讯便捷以及拥有特殊政策优惠刺激的城市是外商投
资的主要区域。同时,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外商在华投资的发展趋势,认为在近
期内仍将集中于沿海三角洲地区。内陆省会城市是外商投资的意愿地区。
王新(1999)采用1992和1996年的城市数据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进行了研究,认为市场规模、资金配套能力、市场
化程度、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优惠政策、地理位置、经济开放度、工资成
本等因素对地区吸引外资的作用依次递减。同时,通过对两个年份的结果进行比
较分析,发现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其中市场规模、基础
设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力在不断加强,其他因素则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减弱。
此外,黑德和里斯(Head&Ries,1996)采用条件逻辑回归模型,考察了
集聚因素和交通设施对1984~1991年中国54个城市合资企业区位的影响。曲涛
和格林(Qu&Green,199))则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1985~1993年外资
企业在大陆lOO个城市中的区位选择。结果发现,城市规模及其中心优势、经验
积累、集聚因素,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和政策工具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有着正的
影响,而离来源国的社会和地理距离因素则有着负的影响。
3、省内县际比较
中国的外商投资分布不仅在省区之间极不平衡,而且在一个省区内部也往往
集中在少数地区。以广东省作为案例,许学强、李胜学(1995)对中国外商投资
的省内地域差异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其基本方法是选取广东省95个县(市)
作为基本地理单元,选用1979年以来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和反映各区域自然、
经济、人文特征的22个指标作为分析变量,并借助于因子分析(五个主因素,
包括经济发展动力、区域规模、区位条件、农业地位、非农产业集聚度)等定量
方法来检验各因素与利用外资地域差异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利用外资的地域
差异是受各地投资环境和国际资本流动规律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地的投资环境则
又是受自然、政治、经济、历史等因素长期影响而形成的。
2.4综合述评
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方面,虽然目前已有不少理论和实证研究,但至今
为止,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各种理论和实证研究由于采
用方法和数据的不同,也难以形成一致的结论。正因为如此,目前越来越多的学
者加入到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的行列之中。中国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
来进展较快,尤其是在实证研究方面。这无疑有助于丰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理论,缩小我国在理论研究领域与国外的差距。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关
中国外商投资区位的研究成果,有许多都是中国学者的“海外兵团”完成的,而
国内这方面的高水平的中文研究成果屈指可数。
第3章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特征及其变迁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比较热门的研究课题。外
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理论上对这些因素进
行综合分析和考察,有助于认识和理解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特征及其变迁,
有助于结合中国实际丰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并且为建立科学的实证分
析模型奠定理论基础。
本章首先简要介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发展特点;随后阐述了外商在
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特征及其变迁;最后结合上一章中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理论的综述,重点根据区位理论中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探讨影响外商
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试图建立一个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
择问题的理论框架,为第四章的实证分析打下理论基础。
3.I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发展特点
在下文阐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特征及其变迁之前,有必要对外商在华
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发展特点进行简单的描述。
自1978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已经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截止2004年年底,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已达到7,453.45亿美元。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发展特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规模的增长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迅速增长。相关数据见表3-1。
表3—1中国主要年份实际利用外资额统计(1979~2004)
单位: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商直#其他累计实际
年份槲合资辅合作埔独资
外资额接投资投资利用外资
1979-1982 130.6 17.69 O.98 5.32 O.4 6.01 130.6
1983 22.61 9.16 O.74 2.27 o.43 2.8 153.21
1984 28.66 14.19 2.55 4.65 0.15 1.6l 181.87
1985 47.6 19.56 5.8 5.85 0.13 2.98 229.47
1989 ioo.6 33.93 20.37 7.52 3.71 3.8l 593.13
1990 102.89 34.87 18.86 6.74 6.83 2.68 696.02
1995 481.33 375.21 190.78 75.36 103.17 2.85 2306.65
1998 548.05 417.26 207.55 81.09 126.06 4.1 2854.7
1997 644.08 452.57 194.95 89.3 161.88 71.3 3498.98
1998 585.57 454.63 183.48 97.19 164.7 20.94 4084.35
1999 526.59 403.19 158.27 82.34 155.45 21.28 4610.94
2000 593.55 407.15 143.43 65.96 192.64 86.41 5204.5
2001 496.72 468.78 157.39 62.12 238.73 27.94 570i.22
2002 550.II 527.43 149。92 50。58 317.25 22.68 6251.33
2003 561.4 535.05 153.92 38.36 333.84 26 35 6812.73
2004 640.72 606.3 163.86 31.12 402.22 34.42 7453.45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年鉴》(2005)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以及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实际利
用外资额中,外商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其变化趋势如图3—1所示。
图3-I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比重(1983年~2004年)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年鉴》(2005)
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国内资金供应十分短缺,加上国家政策的限制,外
商在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采取合作的方式。1979~1982年,在中国实际利用的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合作形式的资金额占到88.2%。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外合资经营方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90年
代中期以后,外商独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大,并在2000年之
后,开始占据支配地位。相关变化趋势见图3—2。
图3-2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1 998~2004)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年鉴》(2005)
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来源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港澳、美
国、日本和英国等少数国家和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来自中国港澳地
区、日本和美国的直接投资仍占很大的比重,但随着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新加
坡以及欧美其他国家投资的增加,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已经出现了多元化
的趋势。
截止2004年,中国大陆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分布见图3—3。
28
图3-3中国大陆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分布(截止2004年)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年鉴》(2005)
四、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产业构成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尤其是房地产、
公用服务业以及商业、饮食服务业。在1979~1987年外商协议直接投资额中,
第一产业占3.5%,第二产业占32.5%,第三产业占64.0%。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以及投资环境的
逐步改善,外商在华制造业投资日益增多,投资产业结构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截止2004年,中国大陆地区合同利用外资额中,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比例
已达到1.91%:67.01%:31.08%。
3.2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特征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由沿海地区逐步向内陆地区推进的。正
是由于这种梯度推进式的对外开放政策,再加上经济地理区位和软硬投资环境的
差异,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东部沿海

地区。近年来,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在区位选择上出现了由南至北、由东向西逐步
推进的趋势,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性自我累积机制”使得20世纪80年
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模式至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3.2.1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及其类型的区域差异是中国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的又一
体现。本文以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为划分区域的标准,对外商直接投资在华的
区域分布及变化趋势进行描述。
从三大地带分布来看,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2003年,
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全国的85.73%,而中、西部地区分别仅占11.02%和
3.25%。白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基本保持不
变,在85%~87%之间小幅波动;中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比重稳中有升,从1994
年的7.73%上升到2003年的11.02%。但是,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却在
逐步下降,从1994年的6.82%下降到2003年的3.25%。这说明,在国家政策的
有力推动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呈现出向中部地区扩散的趋势,虽然从统计数据
上来看,这种趋势并不十分显著。相关数据和变化趋势见表3-2和图3-4。
表3-2三大地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1994年~2004年)
单位:万美元
1994 1996 1998 20∞ 2001 2003
东部2,827,215 3,588,197 3,860,399 3,488,649 4,034,361 4,538,622
中部255,927 385,231 432,940 359,434 410,120 583,146
西部225,689 173,579 235,039 185,206 192,039 172,260
图3-4三大地带外商直接投资比重(1994年~2004年)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5—2004年)
三大地带之间人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相差也十分悬殊。见表3—3。
表3—3三大地带人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人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美元) 相对差距(倍)
东部中部西部东部/中部东部/西部
1994 59.71 6.13 5.25 9.7 11.4
1996 73.13 9.05 3.60 8.1 20.3
1998 81.46 10.18 4.82 8.0 16.9
2000 75.40 8.57 5.59 8.8 13.5
2001 86.71 9.72 5.38 8.9 16.1
2003 95.20 13.85 5.08 6.9 18.7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5-2004年)、(1979—1991年中国对外经济统
计大全》、‘中国统计年鉴》(1984-2004年)。
从变动趋势来看,1994~2003年近十年的时间里,东部与中部地区问人均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距趋于稳定,总体上呈缩小趋势。而东部与西部地区间的
差距则波动较大,总体上呈扩大趋势。
3.2.2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集中状况
为了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集中状况,本文引入了锡尔熵指数(Theil
Entropy Index)。该指数最早由锡尔(Theil,1967)提出,其推广应用则归功
于霍罗威茨(Horowitz,1970)、斯波莱德(Sporleder,1974)等人的工作。其
计算公式为:
H(s)-罗s。log:F
7=I
式中,墨为第i个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份额,n为地区个数。日O)为地理
集中的变量,其数值的变化范围为:0 s日(s)‘l092n。日p)值越大,表示熵越
大,或者越分散f反之,ⅣO)值越小,则表示地理分布越集中。
由于HO)的取值范围受地区个数的影响,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因此,引入
相对熵指数的概念。其计算公式为:
R(。).掣
l092,l
这是一个衡量实际分散程度相对于最大分散水平的集中指数。如果经济活动
完全集中在一个地区,RO)将等于0;如果经济活动完全均匀地分布,RO)将等
31
于1。·
经过计算,1994~2003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分布的H指数和R指数如
表3-4所示。
表3-4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理集中指数
年份1983 1984 1985 1987 1989 1992
H指数1.80 1.74 2.92 3.17 3.21 3.32
R指数0.37 O.36 O.6 O.65 0.65 O.68
年份1994 1996 1998 2000 2001 2003
H指数3.65 3.65 3.70 3.59 3.63 3.71
R指数0.75 0.75 O.77 0.75 0.75 0.76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5-2004年)、(1979—1991年中国对外经济统
计大全》、‘中国统计年鉴》(1984-2004年)。
R指数的变动情况如图3—5所示。
图3-5 R指数变化(1983~2003年)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5—2004年)、(1979—1991年中国对外经济统
计大全》、《中国统计年鉴》(1984—2004年)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H指数和R指数都较小,说明
当时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高度集中。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个
指数均出现较大程度的提高,这说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外商在华直接
投资的地域分布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势。然而,自1998年开始,两个指数均出现
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投资的地区集中程度又有所提高。
相比而言,目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仍然是高度集中的。2003
年,国内生产总值地区分布的H指数为4.52,R指数为0.91。若以地区生产总
值的地区分布为参照系,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理分布的R指数要达到0.9以上才
可算是相对均衡分布。
3.3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这里根据区位理论中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探讨影响外商在华直接
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试图建立起一个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
的理论框架。
3.3.1要素禀赋因素
地区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一般说来,地区要素禀赋主要包括地区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赋存的
数量和质量。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曾经对外商在
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外商直接投
资产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管理水平、当地资本供应和工业配套程度等因
素显得越来越重要,成为外商考虑的重要因素。
就自然禀赋来看,中国各地区自然资源呈现出由东至西优势递增的梯度分布
特征。对能源、矿产资源、耕地和气候资源进行综合测算,结果表明,我国自然
资源综合优势度居于全国前10位的省区依此是: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
贵州、湖北、黑龙江、湖南、山西、安徽。地区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度较小的地区
是:天津、上海、北京、浙江、福建、江苏等。很明显,从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在
华的区域分布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与自然禀赋之间大体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
自然资源禀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明显。
劳动力资源是衡量地区要素禀赋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它不仅包括劳动力数
量,而且也包括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口
密度远远高于西部地区。目前,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省区主要集中在东、中部
地区。从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来看,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地区居于全国前
列。虽然西部地区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较低,但是,由于其劳动生产效率也较低,
其效率工资水平往往较高。综合这几方面的因素,可以认为,东中部地区的劳动
力资源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3.3.2成本因素
古典区位理论认为成本最小化是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其中最重要
的是生产成本中的劳动力工资成本。目前,对大多数外商投资者来说,他们更关
心的不是名义工资率,而是实际工资率。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正是由于珠江三
角洲和广东各地劳动力成本低廉,大量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装配业、制造业从香
港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及广东各地,使粤港地区形成前店后厂的产业格局。近年来,
伴随着产业类型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外商投资对劳动者素
质的要求也日渐提高,外商投资主要是流向工资水平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尽
管那里的名义工资水平较高,但实际工资水平并不算太高,甚至还低于其他地区。
1987年在广州设立的耐克中国总部就是由于人力资源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
期迁往上海,曾在广州短暂停留的汉高、高露洁、雀巢也将把总部迁往上海、北
京,这些都是明显的例证。
在成本研究方面,除了传统的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外,近年来的重要进展就
是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外商投资区位分析中。在寻找原材料和服务、搜寻商品市
场、雇佣劳动力、谈判合同成本高时,外商直接投资将趋向于成本低的地方。我
国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发展较早较快,市场体系较中西部地区完善,政府的工
作效率较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始终保持较高的外资增长率的重要原
因。
近年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许多研究又指出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是外商出于降低信息成本动机的一种理性选择。信息成本的高低对外商投资区位
选择有重要影响。与国内投资者相比,外商缺乏对东道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
的足够了解,因此外商十分关注选择特定区位以降低信息成本。外商投资于我国
沿海沿边地区,正是由于它们是国际交往的必经之路,外商易于了解当地的民风
民情和政治经济特点,有助于减少其信息费用。
3.3.3市场因素
关于市场因素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早在克里斯塔勒(1998)
和勒斯(1995)的著作中就得到了特别的强调。近年来兴起的外商投资区位选择
研究,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十分强调市场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对外
商投资区位的影响。Woodward(1992)的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以及相
对于其他地区的位置,与该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成正相关;Swedenborg(1979)、
Dunning(1980)的研究也表明,跨国公司活动与东道国市场规模之问存在着正
的相关关系。用这些理论可以来解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东多西少的格局,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第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市场容量大,外资的增长也较快;
第二,外商利用我国政策倾斜较多的东部沿海地区作为生产基地,将市场辐射到
我国中西部地区和周边国家和地区;第三,港澳台地区、欧美国家的一些中小资
本,在国内失去竞争优势,转移到我国东部经济基础较好、市场容量较大的地区
以支撑其生存;第四,外商通过对我国东部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活动,减少市场搜
寻成本和信息成本,同时根据市场反馈信息随时调整产品设计,使其产品生产“本
地化”。
3.3.4集聚经济
中国实行的渐进性对外开放政策使得先开放的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
投资在这些地区集聚,在外资的刺激下,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先开放的地区
逐渐形成了本土产业的集聚。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共同集聚在这些地区,彼此之
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了集聚经济。这种集聚经济伴随着渐进性对外开放政策
所固有的二元性,形成了这些地区的在非均衡发展模式下的自我强化力量,并进
一步巩固、发展了这些地区的集聚经济和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实际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多集中在沿海开放城市和内地的一些区域性经济
中心城市。这些地区已经聚集了一定数量的外资企业。新的外商投资者在这里会
比较容易地寻找到之前在国际市场曾经与之合作过的比较熟悉的伙伴企业。同
时,沿海开放城市和内地的一些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大多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
以本土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例如,长春、上海、湖北等汽车工业比较集中的
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汽车及配件制造商的直接投资。
相反,伴随着集聚经济的不明显或尚未形成,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以外的外
商直接投资相对较少。
3.3.5政策因素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这一特点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
的时空特性: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地域结构上明显地表现为层次性的变化,即点、
线、面的层次性推进。在这一层次性推进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对各地区吸收外商
直接投资的政策优惠程度和开放时序是不同的。
从1979年开始,我国首先在实行特殊、灵活政策的广东和福建省进行试点,
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四个经济特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和吸收外商直
接投资的“窗口”。毫无疑问,当时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20世纪
8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又先后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长江、珠江三角洲和
闽南“金三角”地区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诸多城市和地区。20世纪90年
代以后,中央进一步开放了沿边地区、长江沿岸地区和内陆省会(首府)城市,
由点及线至面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这其中无不包含着政策因素。
因此,可以认为,当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域分布格局的形成,与国家对外
开放政策的地域推进密切相关。
3.3.6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形成了要素投入与产出的
良性循环累积因果机制,“高投资率——高回报率——高储蓄率——高投资率”
的良性循环机制基本上成为了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东部
沿海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已由1990年的23.7:50.0:26.3发展到2002
年的10.1:49.0:40.9,而同年中部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8.0:45.5:
36.5,西部地区为20.1:41.2:38.6。目前,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已基
本达到钱纳里等人(1995,中译本)所划分的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而中部和
西部地区农业仍然占用较大的比重,至今还分别处于工业化的中前期和初期阶段
(黄速建、魏后凯,2001)。
这种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决定了东部沿海地区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处于比
较有利的位置。按照小岛清(1987)的国际赢接投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国际直
接投资往往发生在投资国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对东道国而言仍然具有
比较优势。由此可以推论,边际产业的转移需要东道国具有比较适合的产业结构
条件,而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变与这种国际产业转移进程具有较强的吻合性,
中西部地区则不然。
3.3.7地区间市场化进程的差异
中国转型经济的过渡性特点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着重要影响。
正是由于这种过渡性特点,中国现行的各种经济体制和政策措施至今仍处于不断
改变和完善之中。一方面,由中央政府直接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贯穿了一种
由点及面、由东及西的思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享有行政性分权,其经济管理
权限不断扩大,各地区对中央政策的反应灵敏度也不尽一致。这使得中国在经济
转型过程中,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之间表现出了巨大差异。
一般来说,外商投资者出于资本风险的顾虑,往往更加注重地区经济市场化
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大小(在各种投资环境评价方法中,市场化和开放程度是反映
市场因子的主要指标)。因此,站在理论分析的角度,可以认为各地区市场化进
程之间的巨大差异,成为了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之一。
第4章以城市为视角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
本章在前一章试图建立起来的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理论
框架内,选择若干变量,采取因子分析法,以城市为视角,按照东、中、西部的
区域划分标准将中国城市划分三大地带,运用同一模型,分别选择东、中、西部
城市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显然,影响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的
显著因素在三大地带各自的因子分析中是存在差异的。通过对比分析,从这些差
异中找出解释区位选择的显著变量,考察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分析中
国城市利用外资的基本特征和影响外商在华选择投资城市的显著因素并给出政
策建议。同时,对前一章试图建立起来的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
理论框架进行修正。
4.1研究样本的选择
中国城市是本研究的基本单元。
在相关的研究文献中,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通
常以省区为地域单元,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以忽略省内外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性为
前提的。事实上,由于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突出的城乡差异,在各省区内,
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上都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特别是当把全部外商在
华直接投资作为一个群体进行分析时,其分布的省区差异往往掩盖了影响投资区
位选择的各个因素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例如,如果以省级地域单元进行衡量,四川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数量还
是比重,在全国来说都非常小。然而,若以城市作为分析的地域单元,由于外商
直接投资相对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成都市,其地位和比重就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
另一种情况恰恰相反。例如,将江苏省作为一个整体分析时,无论其外商投
资的数量和比重,在全国都居于领先地位。但是,外商在江苏省的投资多集中在
苏南地区。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时,以城市作为
基本的地域单元。为进一步排除城乡差异因素对实证分析的影响,本文选择市辖
区的统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时效性,本文选择2003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
析。
本研究使用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lol
4.2实证分析模型的构建
4.2.1模型的假设
在建立模型之前,假定:(1)外商的投资行为是理性的,某地区之所以被选
择成为外商投资的目的地,必须满足外商进行直接投资所需要的条件,如拥有足
够的适应素质的劳动力、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足够的市场容量和资金配套能力
等;(2)将所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视为一个整体,忽略行业与来源国差异;(3)
各种不同投资方式(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等)的经济行为一致,忽略
由于不同投资方式导致的风险和回报的差异;(4)外商在不同区域之间拥有充分
选择的权利,外商投资会流向投资条件更为优越的地区。
4.2.2模型的框架
×一L(X,)
zi-(zh,盖A,⋯,工月)
式中:y表示第i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标准化指标;
z.为第i个地区可观察的标准化之后的特征向量;
工。表示第i个地区第j个影响因素。
为研究被解释变量Y与解释变量x之间的定量关系,本文运用SPSS 11.5软
件,采取因子分析法进行定量分析,以求发现影响Y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显著因素。
关于因子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说明如下。111l
因子分析是从研究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出发,把众多关系复杂的观测变
量进行结构化处理,并最终归结为少数几个主因子(不相关)的高效统计分析方
法。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
高,不同组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这个基本结构
称为公共因子或主因子。
设P个可观测的指标为“-’A,⋯⋯”“,,m个不可观测的因子为
,-,,z,..⋯’,,一。则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可表示为:
38
其中:m‘P,
F,(户l,2,⋯,腰)是公共因子,且两两之间正交。
毛(I"--1,2,⋯,P)是特殊因子,只对z。起作用。
“V是公共因子的荷载,是第i个指标在第J个因子上的荷载,或者说是相
关系数。荷载较大,说明第i个指标与第J个因子的关系越密切;荷载较小,则
说明第i个指标与第J个因子的关系越疏远。
因子分析的目标就是要求能够控制原始指标的因子变量』1,,让其尽可能多
地包含原始指标的信息,从而达到明确观测内容、简化观测系统的目的,从而来
克服传统评价分析中存在的指标相关性和人为赋权等缺陷。
4.2.3变量选择
本模型选择各个城市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被解释变量。
根据前文第三章中建立起来的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框架
和前人的实证研究,本文选择以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容易量化的主要
变量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试图在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
位选择的理论框架下阐释各个变量,但是,实际上,有些变量同时与多个因素有
关,例如,一个地区现有的外资规模同时体现了该地区的集聚经济水平和信息成
本。因此,以下划分更多的是出于维护理论框架完整性的角度来考虑的。‘
一、与成本因素有关的变量
1、劳动力成本(WAGE)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投资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外商会倾向
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来降低企业生产的成本。但是,另
一方面,某一地区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意味着该地区积累着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本,
可以转化为外商投资企业的人才优势。劳动力成本对不同行业、不同来源国的外
商投资产生的影响可能恰恰相反。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外商可能会选择劳动力



















成本较高的地区,投资于服装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商往往倾向于劳动力成
本低廉的地区。因此,在不考虑投资行业、来源国的差异,将一个国家内的外商
直接投资视为一个整体的实证分析往往对劳动力成本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中的影响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在中国,一些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地区不
利于吸引外资(Coughlin&Segev,2000),而另外一些研究则发现,劳动力成
本在外商投资区决策中的影响并不显著(Broadman&Sun,1997;then,1996;
Head&Ries,1996)。
本文用工资率(元/人)来衡量劳动力成本(WAGE)。由于本文的实证分析将
投资来源国和投资行业的差异因素排除在外,因此,在对模型进行分析之前对劳
动力水平没有提出假设。
2、地区可达性(CO删)
许多研究表明,发达的基础设施可以降低该地区的投资成本,增强对外来投
资的吸引力。在基础设施中,最为重要的是交通、通信设施。前文已经提到,交
通、通信设施是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Gong,1995;Chert,
1996:Broadman&Sun,1997,贺灿飞、梁进社,1999)。交通密度通常被用来
衡量一个地区的交通发达程度。因此,本文以一个城市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长度
(Co删ROAD)和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数量(C0删TEL)作为衡量地区可达性(C0删)
的指标。
3、地方资金配套能力指标
一个地方的资金配套能力指标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又一重要因素。较强的
资金配套能力意味着外来投资者可以方便地在该地进行融资,同时也意味着较低
的融资成本。同时,较强的资金配套能力,特别是当地政府宽裕的财政支出,可
以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成本的降低提供一定的保证。本文以一个城市年末地
方预算内财政支出(60V)和年末储蓄存款余额(SAVE)两个指标来反映地方资
金配套能力指标。
二、与信息成本有关的变量
现有的外资规模(PFD)
一个城市现有的外资规模(PFD)对于进行区位决策的外商有两方面的参考
意义。一方面,现有的外资规模(PFD)可以反映信息成本(Marlottl&Plsitello,
1995)。过去的直接投资积累了许多关于当地经济和投资环境的信息,通过商业
联系,新的投资者可以从过去的投资者那里得到关于该区域的投资环境、政策法
40
规以及相关程序的信息,从而大大降低了信息的搜寻成本。特别是防御性对外直
接投资,通常会模仿前面投资者的区位选择并趋向于在同一个区位投资
(Knickerbocker,1973)。
另一方面,一个城市现有的外资规模(PFD)也可以测量该地区的集聚经济
水平,特别是外资集聚水平(Wheeler&Mody,1992;Head&Ries,1996)。外
商在华投资前需要面对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不确定性将导致生产的集中
(Webber,1972)。为了减少风险和利用外在经济,新的投资者往往会趋向于接
近过去的投资者。特别是在中国,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一种自
我积累的机制,即新的外商直接投资趋向于过去的重点投资区域。
本文采用一个城市前三年(2000、2001、2002年)累计外商直接投资协议
项目数来表示该城市现有的外资规模(PFD),并期望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
关系。
三、与市场因素有关的变量
1、市场容量(枷cT)
市场容量代表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市场因素中最为重要的
因素之一。一个庞大的市场还意味着存在许多的生产者、竞争者以及合作者。在
这里,外商更容易找到合作伙伴,也更容易找到投资机会,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
和信息成本。本文以一个城市当年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来对市场容量(MI(T)指
标加以衡量。在对模型进行分析之前,期望市场容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有正相关关
系。
2、国内生产总值(GDP)
从市场需求角度来讲,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着市场潜力。较大的国内生产总值
总量往往是一个地区市场潜力较大的体现。对于市场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一个
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大,该区域就越有吸引力(Broadman&Sun,1997)。
从市场供给角度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着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经济规模
越大,意味着市场上的经济主体越多,从而有助于投资者寻找合作伙伴和各种生
产要素。
3、市场发育程度(INDEX)
众所周知,外商直接投资需要一个较好的市场环境来减少市场风险。市场发
育程度较高的区域往往拥有比较良好的市场环境。因此,市场发育程度是影响外
商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41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这种转轨的过程在空间上是存在差异的。开放地
区有较高的市场发育程度,非国有经济比重也较高,而有些地区国有经济的比重
较大,计划的因素较大,市场体系还不完善。
本文采用市场化指数(INDEX)来衡量市场发育程度。这里的市场化指数参
照了《中国市场化指数一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4年度报告》(樊纲、王小
鲁,2004)中的相关数据。
在对模型进行分析之前,假设INDEX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的相关关
系。
4、对外开放度(OPEN)
一个市场的对外开放度是衡量该市场可接近性的重要指标。较高的对外开放
度意味着外来投资者可以比较方便的接近该市场,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以及相关的
市场搜寻成本。同时,较高的对外开放度也体现了该市场与外界之间的较低的贸
易壁垒。
本文以一个城市所在省区的外贸依存度表示该城市的对外开放度(OPEN)。
在对模型进行分析之前,假设OPEN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的相关关系。
四、与集聚经济有关的变量
l、工业企业数(INDUS)
工业生产活动的存在意味着拥有比较充裕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其
他相关基础设施。实证分析表示,新的企业倾向于建立在存在大量生产活动的地
区(Wheeler&Mody,1992;Woodward,1992;Coughlin et a1.,1991)。在对
模型进行分析前,假设INDUS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商业服务水平(THIRD)
商业服务设施的集聚程度对吸引外商投资也是极为重要的。对葡萄牙国内的
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表明,商业服务集聚对外商在葡萄牙国内的投资区位选择发
挥了重要作用(Gulmaraes et a1.,2000)。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用
城市中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来衡量商业服务水平,同时,该指标也反映了一个地
区的产业结构状况。在对模型进行分析前,假设该变量于外商直接投资成正相关
关系。
3、城市人口密度(DEN)
城市人口密度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人口密度意味着该
城市可以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服务设施,也意味着该城市有可能存在规
模经济和范围经济(Smith&Florida,1994)。但是,另一方面,过高的人口密
度也意味着较高的土地价格,反而不利于吸引外资。考虑到在发展中国家,城市
的集聚经济往往会超过集聚不经济,因此,本文假设城市人口密度(DEN)与外
商直接投资成正相关关系。
四、与制度因素有关的变量
外商优惠政策(POLI)
在经济转型中的中国,投资优惠政策无疑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重要的。然
而,中国的这种投资优惠政策是区域性的。中国政府先后建立了5个经济特区,
开放了沿海14个港口城市以及大量的内陆省会(首府)城市、长江沿岸城市和
边境城市,并设立了一大批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和边
境经济合作区。所有的这些开放区域都享有一定的投资优惠政策,比如税收减免、
土地价格优惠、免征设备进口关税等。研究表明,这种优惠政策有助于吸引外资
(Head&Ries,1996;Wei et a1.,1999)。本文采用虚拟变量来表示一个城市
有无这种投资优惠政策,如果享有这种优惠政策,则赋值为1;如果没有这种优
惠政策,则赋值为0。简化起见,在这里,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江开放
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省会(自治区首府)、计划单列市为1,其他地级城市为0。
表4-1开放城市一览表
经济特区城市海口、三亚、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
沿海开放城市
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威海市区
沿江开放城市芜湖、九江、武汉、岳阳、重庆、宜昌,万县、涪陵、黄石
黑河、绥芬河、满州里、珲春、二连浩特、东兴、凭详、伊宁、塔城、
沿边开放城市
博乐、瑞丽、畹町、河口
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
综上所述,本文模型变量如表4-2所示。
表4-2模型变量的定义及假设
与被解释
因素类型模型变量代码衡量指标变量的预
期影响
当年协议利用外商直接投
外商直接投资FDI
资额
劳动力成本WAGE 工资率(元/人)
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长度
地区可达性Cm雌
(Km//On2),CO.ROAD:
+
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数量,
传统成本因素
COMMTEL。
年末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
地方资金配套
GOV、SAVE (GOV)和年末金融机构储+
能力
蓄存款余额(SAvE)
现有的外资规一个城市前三年累计外商
信息成本因素PFD +
模直接投资协议项目数
市场容量胍T 当年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
国内生产总值GDP 国内生产总值+
市场因素市场发育程度INDEx 市场化指数+
城市所在省区的外贸依存
对外开放度OPEN +

工业企业数INDUS 工业企业数+
城市中第三产业的就业比
集聚经济因素商业服务水平171IRD +

城市人口密度DEN 城区每平方公里人口数+
制度因素外商优惠政策POLI 虚拟变量0,1赋值
4.2.4构建模型
将所选变量放入模型框架内,得本文模型为:
FDI一,(置)
j。-WAGE,COMMTEL,COMMROAD,GOV,SAVE,PFD,
MKT,GDP,INDEX,oPEN,INDUS。THIRD,DEN。PoLI.
4.3城市数据的因子分析

4.3.1东部城市数据的因子分析
本文首先对东部城市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并对分析的过程加以比较详细的描
述。之后的中部、西部城市数据的因子分析与此类似,因此,在表述上稍为简略。
本文的分析中,东部地区城市的样本空间共包含101个城市样本。详细的原
始数据见附表1。运用SPSSll.5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1、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
具体方法为:
利用公式西=(劫一X—j)/厕,(i_1,2,⋯.⋯j_1,
2,⋯⋯,13),对经过预处理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中,
;吲荟嘞)/n,乒而:荟‰一x—j)/(n-1)’(j_l’2,⋯.,
p)。
2、检验能否对样本进行因子分析
从表4-3可以看出,14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这样各变量所
反映的信息就有很大的重叠。
表4-3 CorreIation Matr ix
眦GE ∞l●ITEL CO_RoAD ∞V s^VE PFD M GDP lNDEX OPEN INDUS T⋯RD 畦N POLI
E 1.00 0.63 —0 Ol 0.60 0.61 0 64 0.65 0 68 0.45 0.33 0.鹤一O.16 -0.16 0.37
NTEL 0.63 1.00 0.11 0.39 0.39 O 58 0.40 0.46 0.25 0.29 0.36 —0.22 _0.1l 0.35
NROAD -0.01 0.13 1.00 o.15 0.12 0 09 0.14 0 20 一O.21 -0.13 0.13 O.09 0.鹄0.06
0.60 0.39 O.15 l 00 O 96 0.72 0.94 0 92 0.07 0.25 0.8l _0.02 0.01 0.44
E 0.6l 0.39 0.12 0.96 1.00 0.66 0.94 0.87 0.08 0.26 0.74 0.01 0.00 0.45
0.63 0.58 O∞ 0.72 O.66 1.00 0.70 0.76 0 23 0 34 0.75 _o.22 —0.06 0.38
0.65 0.40 0.14 O.95 O 95 0.70 1.00 0.96 0.10 0.25 0 84 —0.05 O.Ol O.53
0.68 0 46 0.20 0.92 0.87 0.76 0.96 l 00 0.09 0.19 0.90 -0.14 O.02 0.50
F_X 0.45 O.25 _0.21 0.07 0.08 0.23 0.10 0.09 1.00 O.85 0 22 O.06 _0.14 —0.0l
H 0.33 O 28 —0.13 0.25 0.Z6 0.34 0.25 0.19 O.85 1.00 0.22 0.08 —0.12 0.07
US 0.鹋O.36 O.13 0.81 0.74 0.75 0.84 0.90 0.22 O.22 1.00 -0.13 _0.01 0.40
RO -0.16 -0.22 0.09 -0.02 0.0l 一0.22 -0.05 —0 14 0.06 0.08 -0.13 1.00 0.00 一0.06
-0.16 —0.11 O.∞ 0.0l 0 00 —0.06 0.01 0.02 -0.14 _o.12 -o.01 0.oo 1.00 —0.03
1 0.37 0.35 0.06 0.44 0.45 0 38 O 53 0.50 —0.Ol 0.07 0.40 -0.06 -0.03 1.00
对14个解释变量的样本数据进行酬O统计量和Bartlet’s球形检验,得表
4—4。
KMO统计量用于探查变量间的偏相关性,它比较的是各变量间的简单相关和
偏相关的大小,取值范围在O~1之间。如果各变量间存在内在联系,则由于计
算偏相关时控制其他因素就会同时控制潜在变量,导致偏相关系数远远小于简单
相关系数,此时,KMO统计量接近1,做因子分析的效果好。一般认为,当KMO
大于0.7时适宜进行因子分析。
Bartlett’s球形检验用于检验相关阵是否是单位阵,即各变量是否各自独
立。
从表4-4可以看出,本样本中,KMO检验值和Bartlett’s检验值符合检验
要求,因此,可以对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析。
表4-4 KHO&Bartlett’s Test
Kaiser—Meyer-0lkin Measure of
.764
Samphng Adequacy.
Bartlett’s Test of Approx.
1527.921
Spherzcity Chz—Square
df 91
SIg. .000
此外,公因子方差比(Comunalities)指的是提取公因子后,各变量中信
息分别被提取出的比例。从表4-5可以看到,提取公因子后,各个解释变量中信
息被提取的比例较高,都接近于1。这进一步验证了使用因子分析法对样本数据
进行分析的可行性。
表4_5 CommunaI ities
Initial Extract iOR
WAGE l O.74
COMMTEL 1 0.80
COMMRO^D l O.86
G0v l 0.94
SAVE 1 0.90
PFD 1 0.75
MKT 1 0.96
GDP 1 O.96
lNDEX 1 0.93
OPEN 1 O.87
INDUS l O.84
THlRD l 0.89
DEN 1 O.85
POLI l 0.74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3、从解释变量中提取因子
特征根(Eigenvalues):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示因子影响力度大小
的指标。一般可以用特征根大于l作为因子的纳入标准。
因子的累积贡献率:一般来说,提取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到85%以上就比较
满意了,可以此决定需要提取多少个因子。
表4-6中,“Total”一列表示各因子的特征根,“Cumulative%”一列表示
累积贡献率。表中,前5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到85.864%,包含了解释变量的
大部分信息。并且,前5个因子各自的特征根都接近于l。可见,14个解释变量
中可以提取第1、2、3、4、5共五个因子。
47
表4—6 TotaI Vat iance Explained
InitIaI EIgenvaIue$ Extract I on Sums of Squared Load i ngs
Oon单onant %of %of
TotaI CumuIative% TotaI CumuIativo%
Variante Varianca
1 6.459 46.137 46.137 6.459 46.137 46.137
2 2.158 15.416 61.553 2.158 15.416 61.553
3 1.429 10.209 71.762 1.429 lO.209 71.762
4 1.179 8.420 80.182 1.179 8.420 80.182
5 .796 5.682 85.864 .796 5.682 85 864
6 .630 4.500 90.364
7 .429 3.064 93.427
8 .345 2.463 95.890
9 .261 1.865 97.755
10 .156 1.116 98.871
11 .059 .42l 99.292
12 .049 .352 99.644
13 .038 .268 99.912
14 .012 .088 100.000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4、寻找显著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子
由表4—7因子得分系数矩阵(Component Score Coefficient Matrix)可以
将所有因子表示成为各个解释变量的线性组合,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出被提取的5
个因子的值。
表4-7 Component Score CoeSfi ci ent Matt i X
Component
l 2 3 4 5
WAGE .123 一.121 .005 一.159 .108
c0MMTEL .092 一.091 .012 一.416 .511
COMMROAD .020 .307 .416 一.169 .152
GOV .142 .082 一.030 .190 一.155
S^VE .139 .071 一.030 .208 一.096
PFD .130 一.027 一.014 一.161 一.094
MKT .146 .078 一.040 .165 --.080
GDP .147 .090 一.046 .045 一.120
INDEX .042 一.364 .341 一.025 一.067
OPEN .058 一.319 .348 .059 一.056
INDUS .137 .038 一.016 .042 一.272
THIRD 一.020 .002 .241 .671 .453
DEN 一.006 .284 .454 一.175 一.113
POLl .085 。060 一.139 一.003 .774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将被提取的5个因子与被解释变量(FDI)联合起来,采用皮尔森矩阵
(Pearson Matrix)进行相关分析。取显著水平0.01进行双侧检验,得到的相
关系数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4_8所示。
表4-8皮尔森矩阵(Pearson Matt ix)
因子l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因子5
外商合同投
Pearson
.762(料) .092 一.100 一.130 一.110
Correlation
资额FDI
Sig.(2-tazled) .000 .362 .320 .195 .275
}$Correlatxon is slgnifzcant at the 0.01 level(2-tai led)
从表4—8可以看出,只有因子1是影响被解释变量外商合同投资额(FDI)
的显著因子。
5、寻找在因子1中贡献较大的解释变量
因子负荷矩阵用来反映因子中各个变量的信息被提取的充分程度,亦即各个
变量在构成因子时的贡献程度。
表4-9因子1负荷矩阵
因子1
WAGE .793
c0MMTEL .594
C洲MRoAD .128
GOV .918
SAVE .898
PFD .840
MKT .942
GDP .951
lNDEX .274
OPEN .375
INDUS .885
T川RD 一.131
DEN 一.042
POLI .548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从表4啕中可以看出,解释变量WAGE、GOV、SAVE、PFD、MKT、GDP、INDUS
对因子1的构成贡献较大,是构成因子I的主要变量。
6、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WAGE、GOV、SAVE、PFD、MKT、GDP、INDUS等7个变
量是显著影响被解释变量外商合同投资额(FDI)的解释变量。
将WAGE、GOV、SAVE、PFD、MKT、GDP、INDUS等7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外商合同投资额(FDI)联合起来,采用皮尔森矩阵(Pearson Matrix)进行相
关分析。取显著水平0.Ol进行双侧检验,得到的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
表4-10所示。
表4-10皮尔森矩阵(Pearson Matr ix)(东部)
与FDI的相关程度
相关系数排名
PFD 0.810 1
QDP 0.801 2
lNDUS 0.752 3
G0v 0.673 4
MKT 0.671 5
S^vE O.584 6
■AGE 0.558 7
可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7个主要变量按照影
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此排列为:现有的外资规模(PFD)、国内生产总值(GDP)、工
业企业数(INDUS)、年末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Gov)、市场容量(MKT)、年末金
融机构储蓄存款总额(SA\,E)、劳动力成本(wAGE)。
对东部城市数据因子分析结论的经济学分析如下。
一、集聚经济是影响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首要因素
从表4-10来看,影响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7个主要变量中,
与集聚经济因素相关的变量为现有的外资规模(PFD)和工业企业数(INDUS)两
个变量,并且,分别在相关程度排序中处以第一和第三的位置。可见,集聚经济
是影响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首要因素。
这里的集聚经济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含义。
l、跨国公司的集聚经济
在模型中,变量现有的外资规模(PFD)反映了跨国公司的集聚经济。跨国
公司的集聚经济是指跨国公司因集聚生存而导致的群体竞争优势的增强。集聚生
存是跨国公司之间基于各自核心竞争优势,为获取合作伙伴的互补性资产,以扩
大企业利用外部资源的边界,增强彼此的市场竞争地位而形成的一种事实上的相
互依赖、互为客户或以联盟为基础的生存战略。德鲁克认为跨国公司之问的这种
集聚关系如同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物种之间生存发展的关系一样,均是一种生态关
系。
跨国公司的集聚经济是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之源。跨国公司的投资也是一种
群体迁移的过程,追随客户的原则使各公司在全球均面对一种标准化的经营环
境,降低了跨国公司进入新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跨国公司整个群体也因此降
低了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获取了更大的竞争优势。
例如,追随瑞典宜家(IKEA)进入中国东部地区的全球最大的物流服务商一
—丹麦马士基集团(A.P.Moiler—Maersk),承揽着宜家在全球29个国家、2000
多家供应商、164家专卖店、10,000多种家具材料的物流任务。联合包裹公司
(UPS)是追随IBM、戴尔、耐克、3EOM、思科、通用、大众及惠普等跨国公司
进入我国市场的,UPS承揽着这些公司的全球物流任务。而UPS本身也有一大批
为自己提供服务的跨国公司伙伴。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集聚经济作为影响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
首要因素,说明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上呈现出一种自我累积的机制,即
新的外商直接投资趋向于过去的投资重点区域。
2、本土企业的集聚经济
本模型中,工业企业数(INDUS)是反映本土企业集聚经济的变量。一个地
区较多的工业企业为跨国公司在该地区寻找选择合作伙伴,开展经营提供了有利
条件。本土企业的大量集聚,意味着外国公司可以在此获得外部经济,分享集聚
效应。
由此可见,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的集聚,都构成了影响东部地区外
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首要因素。
但是,同样反映集聚经济因素的商业服务水平(THIRD)和城市人口密度(DEN)
两个变量却在模型分析中表现为统计不显著。
一个地区较高的商业服务集聚水平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并不显著。对
此,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就整个东部地区来看,当前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主要集
中于制造业,对商业服务的需求主要限于与之一起跟进的外资企业提供的物流、
咨询等服务,本地商业服务的内容和形式与当地跨国公司需求之间的相关程度并
不大。
至于城市人口密度(DEN),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我国东部地区人口普遍稠密,
该变量的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较小,不足以对被解释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
二、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是影响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从表4—10来看,影响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7个主要变量中,
市场容量(MKT)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韵者反映了当前
市场的规模,后者则刻画了市场潜力。较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往往是一个地区市场
潜力较大的体现。
由此可见,在东部地区,较大的市场容量和快速的市场增长潜力是吸引外商
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相当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是瞄准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而来
的。
三、信息成本、融资成本对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较大影响
现有的外资规模(PFD)这一变量在刻画集聚经济因素的同时,也反映了信
息成本因素。过去的直接投资积累了许多关于当地经济和投资环境的信息,通过
商业联系,新的投资者可以从过去的投资者那里得到关于该区域的投资环境、政
策法规以及相关程序的信息,从而大大降低了信息的搜寻成本。面临极其复杂的
中国市场,较低的信息成本便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地方资金配套能力(GOV、SAVE)反映了外商在当地融资的成本。该变量在
统计上的显著,一方面表明,成熟的资本市场是我国东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表明,外商在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已经开始倾向于在当地
融资。外商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初,会将国外的一笔资金注入中国,但是,之后企
业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金,主要还是依赖于从当地融资。
较之于其他显著变量,传统的劳动力成本(wAGE)对于影响东部地区外商直
接投资区位选择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与前文中的假设基本吻合。一方面,外商
会倾向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来降低企业生产的成本。但
是,另一方面,某一地区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意味着该地区积累着较高素质的人力
资本,可以转化为外商投资企业的人才优势。
但是,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与外商直接投资在统计上仍然表现为正相关。
这反映出,吸ql#F商在东部地区投资的一个因素是东部地区较高素质的人力资
本,而非低廉的劳动力。这与近年来外商在东部地区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有关。
四、优惠政策、基础设施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并不显著
外商优惠政策(POLI)变量与地区可达性(C0眦TEL、COⅢRoAD)变量在统
计上不显著。这说明了,单纯依靠给予外商以优惠政策、改善基础设施对吸引外
资的作用有限。这从侧面上印证了给予外资以国民待遇的可行性。
4 3.2中部城市数据的因子分析
本文的分析中,中部地区城市的样本空间共包含100个城市样本。详细的原
始数据见附表2。运用SPSSll.5对数掘进行处理、分析。
中部城市数据分析的方法与东部城市数据的分析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通过分析,可得POLI、GOV、SAVE、PFD、MKT、GDP、INDUS等7个变量是显
著影响被解释变量外商合同投资额(FDI)的解释变量。
将POLI、GOV,SAVE、PFD、MKT、GDP、INDUS等7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外商合同投资额(FDI)联合起来,采用皮尔森矩阵(Pearson Matrix)进行相
关分析。取显著水平O.01进行双侧检验,得到的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
表4-11所示。
表4-11皮尔森矩阵(Pearson Matrix)(中部)
与FDI的相关程度
相关系数排名
PFD 0.823 1
MKT 0.792 2
S^VE 0.776 3
GOV 0.693 4
GDP O.68 5
INDUS 0 623 6
POLl 0.519 7
可见,影响中部地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7个主要变量按照影响程
度从大到小依此排列为:现有的外资规模(PFD)、市场容量(Ⅷ(T)、年末金融机
构储蓄存款总额(SAVE)、年末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GOV)、国内生产总值(GDP)、
工业企业数(INDUS)、外商优惠政策(POLI)。
对中部城市数据因子分析结论的经济学分析如下。
影响我国东、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是基本一致的。除外商
优惠政策(POLI)变量以外,影响中部地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其余6
个主要变量都与东部地区的基本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外商优惠政策(POLI)是显著影响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显著因
素之一。这表明,优惠的政策仍然可以作为中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途
径。利用政策上的优惠来吸引外资,在中部地区要比东部地区更为有效。
中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WAGE)与FDI之间的相关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一
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为: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尚处于由利用廉价劳动
力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向利用较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
业、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前后两种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组合在一起,因
此,与劳动力成本(WAGE)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朗。
4.3.3西部城市数据的因子分析
本文的分析中,西部地区城市的样本空间共包含61个城市样本。详细的原
始数据见附表3。运用SPSSII.5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西部城市数据分析的方法与东、中部城市数据的分析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通过分析,可得PoLI、GOV、SAVE、PFD、MKT、GDP、INDUS、DEN、COMMROAD
等9个解释变量是显著影响被解释变量外商合同投资额(FDI)的解释变量。
将POLI、GOV、SAVE、PFD、MI(T、GDP、INDUS、DEN、C0删ROAD等9个解释
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外商合同投资额(FDI)联合起来,采用皮尔森矩阵(Pearson
Matrix)进行相关分析。取显著水平0.Ol进行双侧检验,得到的相关系数和显
著性检验结果如表4-12所示。
表4-12皮尔森矩阵(Pearson Matr ix)(西部)
与FDI的相关程度
相关系数排名
S^VE 0.876 1
GDP 0.783 2
PFD 0.759 3
MKT 0.751 4
INDUs 0.719 5
G0v 0.636 6
POLl 0.621 7
COMMR0^D 0.537 8
DEN 0.469 9
可见,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9个主要变量按照影响程
度从大到小依此排列为:年末金融机构储蓄存款总额(SAVE)、国内生产总值
(GDP)、现有的外资规模(PFD)、市场容量(Ⅶ(T)、工业企业数(INDUS)、年末
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GOV)、外商优惠政策(POLI)、地区可达性(CO删ROAD)、
城市人口密度(DEN)。
对西部城市数据因子分析结论的经济学分析如下。
除地区可达性(CO删ROAD)、城市人口密度(DEN)等两个变量以外,影响西
部地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其余7个主要变量都与东、中部地区的基本
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地区可达性(CO栅RoAD)变量是显著影响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
变量。我国西部相当一部分地区交通不便,制约当地经济发展。那些交通相对便
利,地区可达性较好的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吸引力。
城市人口密度(DEN)是刻画市场容量的变量之一,也是显著影响西部地区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变量之一。可见,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
人口稠密的区域中心城市,那些人口较多、市场容量较大的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
有着显著的吸引力。
4.3.4对三大地带城市数据因子分析结论的对比分析
一、共性分析
现有的外资规模(PFD)、国内生产总值(GDP)、工业企业数(INDUS),年末
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GOV)、市场容量(Ml(T)、年末金融机构储蓄存款总额(SAVE)
等六个变量是共同显著影响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变量。
可见,集聚经济、市场容量、融资成本是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最为重要
的三大因素。
另一方面,市场发育程度(INDEX)、每百人拥有电话数量(C0删TEL)、对外
开放度(0PEN)、商业服务水平(THIRD)等四个变量均没有显著影响到三大地带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反映地区开放水平的指标——外贸依存度(OPEN)在统计上不显著,即对外
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显著。联系市场容量、潜力对外商在华直接投
资区位选择的显著影响,外贸依存度(OPEN)在统计上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
揭示了外商投资者对中国市场占领型的进入。外商来华投资,主要意图在于占领
中国市场,而非增加对投资国的出口。
反映市场化进程的变量——市场发育程度(INDEX)在统计上不显著,即对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第三章中关于
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异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华区域分布的因素之一的理论判
断。这可以看作是实证对理论的修正。究其原因,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那些
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可能会因为本地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降低对外资
企业的吸引力。
反映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的指标——城市中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THIRD)
在统计上不显著,即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显著。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否定了第三章中关于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华区域
分布的因素之一的理论判断。这同样可以看作是实证对理论的修正。一个比较合
理的解释是,近年来,东、中、西部的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比
较接近,例如,2003年,东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为38.096,中部地区为33.8%,西
部地区为36.2%。较小的差异不足以对外商直接投资在统计上产生足够的扰动。
可见,随着三大地带之间产业结构差异的臼益减少,产业结构的差异将不再成为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显著因素。
二、个性分析
在六个共同显著变量以外,显著影响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变量
是劳动力成本(wAGE),并且与外商直接投资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前文已经
讲到,吸引外商在东部地区投资的一个因素是东部地区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而
非低廉的劳动力。这与近年来外商在东部地区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有关。
在六个共同显著变量以外,显著影响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
变量是外商优惠政策(POLI)变量,这表明,中、西部地区仍然需要优惠政策来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一点上,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
异。
与东、中部地区不同的是,地区可达性(CO删ROAD)变量和城市人口密度(DEN)
变量仍然是显著影响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变量。一个合理的解释
是:经过十几年的改革,我国东、中部地区的交通条件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并且大多数地区都拥有比较稠密的人口。相比之下,西部地区交通的发展与东、
中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并且,西部地区内的交通发展状况也不均衡。这使
得可达性(C0瑚RoAD)指标在西部地区各城市之间的差异对被解释变量产生了显
著的影响。同样,西部地区的人口多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内,广大边疆地区人烟
稀少,使得城市人口密度(DEN)指标在西部地区各城市之间的差异对被解释变
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同样是共同影响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六个显著变
量,在不同地区之间,其相关程度也存在差异。如表4—13、图4—1所示。
57
表4-13三大地带共同显著变量影响程度对比表
相关系数
东部中部西部
PFD 0.810 0.823 0.759
INDUS 0.752 0.623 0.719
MKT O.67l 0.792 O.751
GDP 0.801 0.68 0.783
G0v O.673 0.693 0.636
S^VE 0.584 0.776 O.876
图4-1三大地带共同显著变量影响程度对比图
从表4一13、图4_l可以看出,集聚经济(包括变量PFD、INDUS)、市场容量
与潜力(包括MKT、GDP)等两大因素在影响三大地带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
程度方面差别甚少。
年末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SAVE)在影响三大地带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的程度方面差别较大,对西部地区影响较大,其次是中部地区,对东部地区影响
较小。这说明,成熟的资本市场,便捷的融资渠道对于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
58
资来讲更为重要。
从个性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各个变量
的影响程度在东、中、西部不同的根本原因,也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不
均衡的主要因素之一。
4.4政策建议
本节将结合之前的实证分析,对我国三大地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出一些政
策建议。
4.4.1充分发挥集聚经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
通过前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到,集聚经济是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最为
重要的因素之一。三大地带集聚经济的实现程度不同,直接决定了三大地带外商
直接投资规模的差异。因此,集聚经济是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不同地区间非
均衡分布的重要原因。
鉴于此,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要顺应跨国公司产业集
聚的趋势,有意识的采取产业集聚战略,在当地形成集聚经济效应。一方面要采
取本地企业集聚的战略,一方面要通过招商引资,培育外资企业集聚,并且将外
资产业集群和本地企业集群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外资和本地产业之间的前后向
联系。
例如,政府可以鼓励本地企业为外资配套加工,可用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来进
行激励,为外资企业做配套的关系企业可以享受与外资同等的待遇。政府还可以
积极培育一些市场中间组织和非政府机构,促进在华外国投资者之间及与本土企
业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4.4.2增强地方资金配套能力,降低融资成本,增加融资渠道
前文的实证分析显示,外资企业倾向于在东道国当地进行融资。一个地区较
强的资金配套能力,较低的融资成本和便捷的融资渠道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着
显著的作用。
因此,为了充分吸引利用外资,地方政府应增强地方资金的配套能力,为外
商投资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同时,可以给予外商以优惠的贷款利率和政策,降
低融资成本,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增加外商的融资渠道。
4.4 3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实证表明,我国特别是东部地区,劳动力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额之间存
在正的相关关系,是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显著因素之一。由于外商
直接投资者战略意图的改变,其在进行直接投资时不再仅仅追求成本的最小化,
而是注重对高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注重对投资国市场的战略性进
入,因此,低成本劳动力因素在区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为了充分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一个地区应当顺应外商直接投资战略的
转变和投资产业层次的提升,着力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强化基础教育和
各种职业培训,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4.4.4区域性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
实证分析表明,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并没有对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区
位选择产生显著的影响,优惠政策与投资额之间并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的相
关关系。相反,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仍然会显著影响
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投资规模。
因此,我国政府可以在东部地区,特别是外商投资规模较大、经济比较发达
的地区,有步骤地减少或取消外商享有的优惠政策,给予外商以国民待遇。这对
于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和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为国内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增加国家税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国家应将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进行区域性的转移和调整,将东部地
区外资企业原先享受的优惠政策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帮助中、西部地区吸引外
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
注释
[1]Hymer,S.H.,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IT Press,1976.
[2]Kmckerbocker,R T.。Oligopolistic Rea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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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unning,J.H.,Trade,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删E:a Search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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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德]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m].中译本.jb京:商务印书
馆。1998,P21一P48.
[10]本文统计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是对统计年鉴中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的,例
如,COm[ROAD(城市单位平方公里内公路面积)是由城市城区道路面积和城市土地面积两个指
标相除而来的.
[11]张文彤.SPSsll统计分析教程[M].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2002,P190-P21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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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时近两年的文献搜集和阅读,三个月时问的集中写作和一个月时间的集中
修改,这篇硕士学位论文终于完成了。
这篇文章的选题缘起我在研究生一年级时选修了经济学院张纪康教授的跨
国公司理论研究一课。之后我对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在此,对张纪康教授表示深切的怀念。
漫长的写作过程,既是对本人学识的积累,也是对个人学术能力的一次考验
和升华,更是对我在复旦这七年来所学所思的一次检阅和总结。
论文的完成,离不开我的导师张晖明教授的谆谆教诲。不知有多少次,张老
师为我们指点学术研究直到深夜,之后他还要长途驱车赶回浦东的家里;也不知
有多少次,张老师对我提出了希望和批评。关于为学和做人,张老师给予了我很
多指导和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本文的写作还得到了我的同门钟开屏、蒋雪琴、崔慧等同学的帮助,是他们
与我分享了研究心得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本文中的统计分析,得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统计学系蒋瑛同学的指导,她的帮
助使我从一个数据分析的fl#l"汉变成了一个能够使用统计分析工具的熟练工。
还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我的未婚妻周海燕女士,是他们给予了我无微不至
的关心和照顾,帮助我集中精力完成了学位论文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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